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每个人的心上都盖着一个盖子,这里面装着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爱。虽然这个电影表现的是苦难,但我希望掀开盖子的时候,也就是每个人从电影院走出来的时候,心里都有一点温暖的感觉”。电影《唐山大地震》编剧苏小卫这样诠释她的作品
广电总局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副主任、金鸡奖最佳编剧、导演霍建起夫人……虽然身负众多非凡头衔,但苏小卫给人的第一印象中的普通,甚至到了有一点谦卑的程度。7月12日晚,在唐山市举行的《唐山大地震》万人首映礼上,众星熠熠之下难觅这个金牌编剧的身影。在巨幕下的一个角落,苏小卫抱着人家的小孩坐在观众群里,没有晚礼服,没有刻意的优雅姿态,一如普通的唐山平民。
2009年年初,在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的引荐下,导演冯小刚找到了苏小卫。随后苏小卫拿出的剧本第一稿,就让冯小刚、王中磊、张宏森,甚至唐山政府非常满意。“刚开始我很怕概念化的东西被小卫附加给人物,但她写得有感情,每一句台词都特别接地气,有烟火味。”冯小刚评价说。苏小卫自己很喜欢最后出来的片子,她认为,影片里有废墟,还有高楼,其实这就是在写生活是可以重建的,那么,心灵同样是可以重建的。
关于《唐山大地震》
《中国财富》:作为一个女性编剧,是什么吸引你去承担唐山大地震这种很硬很残酷的题材?
苏小卫:如果最初告诉我这只是一个灾难片,我可能就不接。因为我只对生活情感戏有信心,也不知道怎么写灾难片。冯小刚导演说服我说,他们要拍的不是灾难片,也不是所谓史诗,只是一段国人的心灵史。
我们好在有一个文学起点在那里——张翎女士的原著小说《余震》。它具有我们这个电影需要的悬念和冲突,能让这个电影冲出灾难本身。所以,我的工作不是展现灾难,而是告诉观众一个经历了灾难后的普通家庭是什么样。
《中国财富》:能不能用一个关键字来概括《唐山大地震》的灵魂?
苏小卫:家。唐山大地震毁灭了很多家庭,但是在所有幸存者的心里,那个已经在现实里消失了的家还是存在的。他们在之后三十年里的生活方式、内心需求和情感寄托都仍然跟灵魂深处的那个家联系着,不管这个家已经消失了多少年,他们都会想念曾经的家和亲人。
关于“主旋律”
《中国财富》:主流情感与主流价值观的准确性,是商业电影的生命线。尤其《唐山大地震》还是作为向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献礼的重要影片,在创作中你是如何去协调跟“主旋律”的关系的?
苏小卫:这个是必须考虑到的。虽然我们每个国民对社会的一些方面会有异见和不满足,可我们对好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是推崇的,饶曙光老师(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本刊注)有一句话特别好,他说主流的价值观一定是生活中最具体的选择,是绝大多数人内心愿意去追随、去信任的东西。《唐山大地震》最可贵的一点,就是它没有机关算尽地去迎合“主旋律”这个概念本身,它寻找的是与这个时代主流价值观的交点。
《中国财富》:说说你们探索主流价值观的过程。
苏小卫:小说《余震》的灵魂就是一个字“疼”。作为小说,那是有道理的:一个家庭,在地震中被砸得粉碎,他们内心如刀绞般的刺痛。天灾给人的心灵带来的伤害,是看不见的。但这种绝望和残酷用电影来表现,就太灰色。就好像电影结尾母女相认的情节,在现实中,可能这样的母女永远都不会相认。可能我们把故事设计得越残酷,艺术张力就越好,但我们不想那么残忍地对待观众。我们有最能导的导演,也有徐帆这样最会演的演员,可是我们在创作中都在收着。我们宁愿去设计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虽然这会被追求思想高度人批评为很傻。
《中国财富》:有评论会说这是一种迎合观众的行为。
苏小卫:那我就引用冯导的话。他说,很多艺术片的导演经常表示不想迎合观众,这种话一说出来就暴露出自己对观众的轻视,是认为观众不懂艺术。观众怎么就不可迎合了?
对我来说,李元妮(剧中母亲)这一家人承受的苦难已经太大了,所以我本意上还是希望最后可以看到他们的重逢、谅解。就是说,大家都会看完了流眼泪,但是哭完了还是对生活抱有一些希望。我就是本能地有这么一个愿望。
好比我们每个人的心上都盖着一个盖子,这里面装着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爱。虽然这个电影表现的是苦难,但我希望掀开盖子的时候,也就是每个人从电影院走出来的时候,心里都有一点温暖的感觉。
《中国财富》:你是否期待《唐山大地震》成为《建国大业》后的另一个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里程碑?
苏小卫:这个还为时尚早,我们还在探索。冯小刚导演曾经说过,不管电影画面和人物情绪有多么感人,让人回忆或难过,它最终要回归一种大温暖。
《唐山大地震》讲了从1976年到现在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的变化,我也是从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非常能够感同身受。这三十多年中国的变化非常大,但很多人更多的是把关注点放在事业、财富、个人成就的追求上,在情感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少,可这恰恰是我们最需要,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为什么能够一次一次劫后余生,一直走到今天?我觉得通过这部电影,观众就能明白。我们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我们对爱的理解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在这个电影里找到答案。
关于唐山人
《中国财富》:创作前期在唐山的采风中,有些什么打动到你的?
苏小卫:我在采风的时候,最想知道的就是在地震过后,唐山是不是真的像报告文学里说的那样——没有哭声。结果问了很多老人,他们告诉我,当时还真是没人哭,因为死的人太多了,哭不过来。这跟两个人打架一样,越有拉架的打得越厉害,没拉架的也许就悄悄散了。一样,那时候家家都有亡者,没有谁劝谁,大家都默默地在废墟上忙活着,自己挖东西,自己找饭吃,没有哭声让救援的军人都觉得奇怪。这种沉默在报道里被解释成坚强,但是那其实是一种心理疾病。
《中国财富》:是没有一个心灵的出口?
苏小卫:对。人在成长,社会也在成长,一个小伤口愈合比较快,大伤口就慢点,总是可以愈合的。这种愈合一是靠大家互相抚慰,一是自我疗伤,还有就是等待时间去弥合。这才是人真正的伟大和坚强。
《中国财富》:唐山被称作“悍马之城”,富人以敢消费闻名,这个你见识到一些没有?
苏小卫:有(笑)。他们真是敢花钱,有1000万元,就能拿出来500万元买车,这在温州等地方都是不可想象的。我觉得这就好像矿工一样,一从矿里上来,就把拿到手的工钱买肉喝酒去了,因为他们时刻面临生命危险,不想把钱攒起来。唐山人也有这个心态。
《中国财富》:这是否可以被视作一种稍欠理性的生活态度?
苏小卫:也不能这样简单下结论。在唐山期间,一个当地的朋友对我说:“大胆住高楼吧,大震千年不遇,咱们总赶上?如果再震,我即使没砸死,活着出来我也自杀,那老天也太不公平了!”这是唐山人的幽默,但给我一些思考:唐山人心理抗灾能力很强,往往生出逆反心理,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如其他地方认真、死板,他们非常豁达、开阔、灵活。
唐山人确实喜欢享乐、好面子。这是一个物化的时代,唐山人经历过“大难”,应该有后福。后福里有他们的汗水和信念,他们懂得创造,懂得生活,无论遭受怎样的打击、困难,都能容忍,都能奋争,都能保持昂扬向上的心境。我想如果唐山人在“衣、食、住、行”之“后福”享足了的时候,倘若能静下心来,用文化营养一下“穷”的心灵。这个凤凰城制造过一个个的梦,更能制造一个个的觉醒。
(责任编辑慕 霆)
广电总局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副主任、金鸡奖最佳编剧、导演霍建起夫人……虽然身负众多非凡头衔,但苏小卫给人的第一印象中的普通,甚至到了有一点谦卑的程度。7月12日晚,在唐山市举行的《唐山大地震》万人首映礼上,众星熠熠之下难觅这个金牌编剧的身影。在巨幕下的一个角落,苏小卫抱着人家的小孩坐在观众群里,没有晚礼服,没有刻意的优雅姿态,一如普通的唐山平民。
2009年年初,在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的引荐下,导演冯小刚找到了苏小卫。随后苏小卫拿出的剧本第一稿,就让冯小刚、王中磊、张宏森,甚至唐山政府非常满意。“刚开始我很怕概念化的东西被小卫附加给人物,但她写得有感情,每一句台词都特别接地气,有烟火味。”冯小刚评价说。苏小卫自己很喜欢最后出来的片子,她认为,影片里有废墟,还有高楼,其实这就是在写生活是可以重建的,那么,心灵同样是可以重建的。
关于《唐山大地震》
《中国财富》:作为一个女性编剧,是什么吸引你去承担唐山大地震这种很硬很残酷的题材?
苏小卫:如果最初告诉我这只是一个灾难片,我可能就不接。因为我只对生活情感戏有信心,也不知道怎么写灾难片。冯小刚导演说服我说,他们要拍的不是灾难片,也不是所谓史诗,只是一段国人的心灵史。
我们好在有一个文学起点在那里——张翎女士的原著小说《余震》。它具有我们这个电影需要的悬念和冲突,能让这个电影冲出灾难本身。所以,我的工作不是展现灾难,而是告诉观众一个经历了灾难后的普通家庭是什么样。
《中国财富》:能不能用一个关键字来概括《唐山大地震》的灵魂?
苏小卫:家。唐山大地震毁灭了很多家庭,但是在所有幸存者的心里,那个已经在现实里消失了的家还是存在的。他们在之后三十年里的生活方式、内心需求和情感寄托都仍然跟灵魂深处的那个家联系着,不管这个家已经消失了多少年,他们都会想念曾经的家和亲人。
关于“主旋律”
《中国财富》:主流情感与主流价值观的准确性,是商业电影的生命线。尤其《唐山大地震》还是作为向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献礼的重要影片,在创作中你是如何去协调跟“主旋律”的关系的?
苏小卫:这个是必须考虑到的。虽然我们每个国民对社会的一些方面会有异见和不满足,可我们对好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是推崇的,饶曙光老师(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本刊注)有一句话特别好,他说主流的价值观一定是生活中最具体的选择,是绝大多数人内心愿意去追随、去信任的东西。《唐山大地震》最可贵的一点,就是它没有机关算尽地去迎合“主旋律”这个概念本身,它寻找的是与这个时代主流价值观的交点。
《中国财富》:说说你们探索主流价值观的过程。
苏小卫:小说《余震》的灵魂就是一个字“疼”。作为小说,那是有道理的:一个家庭,在地震中被砸得粉碎,他们内心如刀绞般的刺痛。天灾给人的心灵带来的伤害,是看不见的。但这种绝望和残酷用电影来表现,就太灰色。就好像电影结尾母女相认的情节,在现实中,可能这样的母女永远都不会相认。可能我们把故事设计得越残酷,艺术张力就越好,但我们不想那么残忍地对待观众。我们有最能导的导演,也有徐帆这样最会演的演员,可是我们在创作中都在收着。我们宁愿去设计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虽然这会被追求思想高度人批评为很傻。
《中国财富》:有评论会说这是一种迎合观众的行为。
苏小卫:那我就引用冯导的话。他说,很多艺术片的导演经常表示不想迎合观众,这种话一说出来就暴露出自己对观众的轻视,是认为观众不懂艺术。观众怎么就不可迎合了?
对我来说,李元妮(剧中母亲)这一家人承受的苦难已经太大了,所以我本意上还是希望最后可以看到他们的重逢、谅解。就是说,大家都会看完了流眼泪,但是哭完了还是对生活抱有一些希望。我就是本能地有这么一个愿望。
好比我们每个人的心上都盖着一个盖子,这里面装着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爱。虽然这个电影表现的是苦难,但我希望掀开盖子的时候,也就是每个人从电影院走出来的时候,心里都有一点温暖的感觉。
《中国财富》:你是否期待《唐山大地震》成为《建国大业》后的另一个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里程碑?
苏小卫:这个还为时尚早,我们还在探索。冯小刚导演曾经说过,不管电影画面和人物情绪有多么感人,让人回忆或难过,它最终要回归一种大温暖。
《唐山大地震》讲了从1976年到现在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的变化,我也是从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非常能够感同身受。这三十多年中国的变化非常大,但很多人更多的是把关注点放在事业、财富、个人成就的追求上,在情感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少,可这恰恰是我们最需要,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为什么能够一次一次劫后余生,一直走到今天?我觉得通过这部电影,观众就能明白。我们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我们对爱的理解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在这个电影里找到答案。
关于唐山人
《中国财富》:创作前期在唐山的采风中,有些什么打动到你的?
苏小卫:我在采风的时候,最想知道的就是在地震过后,唐山是不是真的像报告文学里说的那样——没有哭声。结果问了很多老人,他们告诉我,当时还真是没人哭,因为死的人太多了,哭不过来。这跟两个人打架一样,越有拉架的打得越厉害,没拉架的也许就悄悄散了。一样,那时候家家都有亡者,没有谁劝谁,大家都默默地在废墟上忙活着,自己挖东西,自己找饭吃,没有哭声让救援的军人都觉得奇怪。这种沉默在报道里被解释成坚强,但是那其实是一种心理疾病。
《中国财富》:是没有一个心灵的出口?
苏小卫:对。人在成长,社会也在成长,一个小伤口愈合比较快,大伤口就慢点,总是可以愈合的。这种愈合一是靠大家互相抚慰,一是自我疗伤,还有就是等待时间去弥合。这才是人真正的伟大和坚强。
《中国财富》:唐山被称作“悍马之城”,富人以敢消费闻名,这个你见识到一些没有?
苏小卫:有(笑)。他们真是敢花钱,有1000万元,就能拿出来500万元买车,这在温州等地方都是不可想象的。我觉得这就好像矿工一样,一从矿里上来,就把拿到手的工钱买肉喝酒去了,因为他们时刻面临生命危险,不想把钱攒起来。唐山人也有这个心态。
《中国财富》:这是否可以被视作一种稍欠理性的生活态度?
苏小卫:也不能这样简单下结论。在唐山期间,一个当地的朋友对我说:“大胆住高楼吧,大震千年不遇,咱们总赶上?如果再震,我即使没砸死,活着出来我也自杀,那老天也太不公平了!”这是唐山人的幽默,但给我一些思考:唐山人心理抗灾能力很强,往往生出逆反心理,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如其他地方认真、死板,他们非常豁达、开阔、灵活。
唐山人确实喜欢享乐、好面子。这是一个物化的时代,唐山人经历过“大难”,应该有后福。后福里有他们的汗水和信念,他们懂得创造,懂得生活,无论遭受怎样的打击、困难,都能容忍,都能奋争,都能保持昂扬向上的心境。我想如果唐山人在“衣、食、住、行”之“后福”享足了的时候,倘若能静下心来,用文化营养一下“穷”的心灵。这个凤凰城制造过一个个的梦,更能制造一个个的觉醒。
(责任编辑慕 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