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党阴谋制造了皖南事变，重庆的进步人士也感到了围绕在四周的阴暗的气氛。
　　胡风那时在复旦大学教书，住在学校附近一个叫做东洋镇的地方。我去看他时，总看见有特务在附近梭巡，有时还在市集上跟踪出来买菜的梅志和叶绍钧夫人。有一次我听到两个似乎是在交接班的特务，指点着她们的背影在介绍情况，接班的特务还走到叶绍钧夫人身旁去问她鱼多少钱一斤。还有一个穿绸衫，含着烟嘴的特务一再盘问我是不是复旦大学的，我否认了。
　　《新华日报》发表皖南事变消息的同时，刊登了周恩来同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题词。我看了报后匆匆赶到胡风家里，见面就问他看到报纸没有，他说看了。沉默了一会儿，他告诉我，复旦大学的学生中间这几天特务活动得很凶。党的地下工作者通知大家说，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加强活动，配合皖南事变造成白色恐怖的气氛。他烦恼地抽着烟，在屋里徘徊着。沉默了很久后他坐下来说：时局的变化使他很难在这里呆下去，但他却很希望能留下，因为他舍不得放弃《七月》。但看来，《七月》是难于再办下去了。
　　我知道，胡风是把自己的全部精神都放在办《七月》上了。他们夫妇为发稿、校对、交涉书店甚至给国民党的审查官送礼而到处奔波，事务繁忙，负荷沉重，但每一期刊物的出版却使他感到极大的愉快，有着辛劳得到报偿的慰藉。他几次问我周围有些什么人，在复旦大学认得哪些学生，他们对刊物的反应怎样？当听说反响很好时，他便沉静地沉思着，有时笑一笑，有时也叹口气。现在时局紧张了，但他仍眷恋着他的刊物，很想能在重庆继续发行下去。他说，他倒要试试看……。接下来他又告诉我，复旦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其中有几个大约是地下党员，有时还和他有着联系，有时也来他家里坐上一阵，谈论文学和时局，所以他的处境可能会有些麻烦。而更麻烦的是他的《七月》杂志陆续在好几期中发表了寄自延安或由党转来的作品。
　　我注意到他对《七月》的深刻的眷恋之情，和因《七月》而来的沉重的负荷，但他甘愿承担这负荷。他说，刊物刚刚几期，发表延安的作品也有重要的意义。但特务已来过几次了，一次只在屋子里转了一圈；一次是要查看抽屉里和桌子上的物件，还从书架上抽出《七月》翻看一番，望着杂志上面发表的来自延安的作品，特务们发出了狞笑。近些日子，特务们更嚣张了。再来的时候，就直接问他是如何认得延安这些人的。他回答说他在上海时认识了女作家丁玲，而她现在正在延安。特务们虽没有再追问，但临走时又冲着他发出了一声狞笑。
　　说起办刊物，他曾说过，抗战武汉大时代是他的新阶段，在那里，他开始了除写诗文和做文学批评工作以外的编刊物工作。他想在党的领导下，利用刊物组织文学力量，来发扬鲁迅的传统。编刊物成了他醉心的事业，他选择了这一“炼狱”，时刻希望民主环境好一些，能到达“净土”。虽然这是一种空想，但他承担了这个任务，和恶劣的环境拚斗着。从武汉到重庆的时候，为了他箱子里的书和在武汉时出版的《七月》杂志，他在重庆码头上被特务扣留检查盘问了两个钟点。他还曾在城里的书店里遭到特务的检查，特务指着他编的《七月》问，为什么有这些“共区”的文学作品能在他的刊物里发表。
　　他提到在编刊物的过程中，受到进步学生、其中有地下党员的信任和照顾。他们常告诉他特务活动的情况，并分析民主运动的形势。一些爱好文艺、爱读《七月》的青年更是积极地支持他，建议他把编辑的范围再放宽些，更多地发表延安的作品，这些都使他非常感动。他对我说，特务是很猖狂的，但他也有奋斗的决心，必要时也有坐牢的准备。怎样奋斗呢？就是“坚持我的刊物，办下去！”他说：“我一个人——胡风，或者连她——梅志，一家人，教书、编刊物，看他特务能怎样！”
　　我劝他避一避。皖南事变的当天和以后的几天内，我都到他家里去劝他，他仍不想走。他说，他不过是共产党的外围，没有什么关系，不走似乎也可以，哪里能不冒一点风险呢？他还想试着再出两期刊物。他设想着新文学队伍强大起来的情景，这使他感到鼓舞。他甚至想，必要时可以把《七月》转入地下或半地下，突击性地印刷发行。他还计划发行一个《七月》的大众版。
　　周围的空气更严峻、更阴暗了，而耿直的胡风的形象也更鲜明了，他怒骂国民党：“袭击新四军，混帐、无耻！”
　　国民党的确无耻，在皖南事变以前，他们就在蓄意压制民主力量。我去胡风家，常经过复旦的操场和码头，曾看到过特务殴打学生。特务们还袭击过邹荻帆、姚奔、史春放等编的《诗垦地》。我赶去告诉胡风时，他说，学生们已通知他了，特务们也已经来过了。有一次他忍无可忍，当特务们又来寻事时，他摆出教授的架子，拍着桌子，连声怒骂“滚出去”，将他们轰了出去。
　　皖南事变后，特务们自然更是变本加厉，因为我常出入胡风家，又向复旦大学同学会编的《中国学生导报》投过稿，特务竟然还到我住的山里煤矿区的房间里，查我写作的原稿。
　　胡风的处境更坏了，他告诉我，特务的黑名单上有他的名字，尽管他再三想留下来继续为编刊物而奋斗，但他也了解，“不能个人拚命，逞个人的意气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做易卜生剧本里的人物也是不必要的，所以还是避一避。……”他又小声说：“还是要依靠群体、依靠党……”
　　通过党组织的帮助，他去了香港。
　　到香港后，他依然念念不忘刊物，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他很留恋旧时的“摊子”，编刊物时的奋斗。而香港的书店市侩气很浓，他找不到同意编刊物的书店，但他还是想搞起来，想在国内成立几个“通讯联络站”，收集和转寄新结识的朋友的稿子，或者找机会编“丛刊”。我觉得这些似乎都很难办到，但他顽强地坚持着这些想法。
　　与这同时，他又来信嘱我去聂绀弩夫人周颖那里，取他存留下来的一批稿子，他过去是想让周颖也参加编刊物或“丛刊”的。我到了北温泉周颖的住处，她说，稿子保存着，但是编刊物看来是没办法了。
　　胡风让我处理这包稿子，我便将一些诗稿转给了当时编《诗垦地》的邹荻帆，其余的一些退回了作者。
　　在这批稿子里，我看到有延安来的稿件，和鲁迅墨笔写的“七月社”的信封，它们使我激动，也使我想了很多。这些稿子展现了国统区阴暗、窒息、困顿的景象，也表现出了我那时称做“北方”、“远方”的延安的人们在党的领导下的奋斗。来自延安的稿件，有的工工整整、细心抄写过，有的在劣质的纸上写着很小的字，显然是为了节省纸张，也有的字迹匆忙而凌乱……。但这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写的、是在边区的战斗间隙中写的，那里有与这里不同的旗帜，那里有中国的光明。
　　这包稿子给我以力量，我从它连想到国民党区域里特务横行的黑暗，也想到胡风对工作的热情，为《七月》的奋斗，他和梅志为刊物所付出的辛劳。时隔多年，我仍能回忆起胡风在复旦教书的情景，回忆起他为刊物的奋斗，回忆起他住处附近拥挤的市集、特务对他的搔扰和他与进步学生的往来，他坚持发表的延安文学作品，他被迫让《七月》停刊，远走香港，他想建立内地联络站的企图，他到香港后给我的表示要继续奋斗的信件……。
　　岁月易逝，胡风已去。我只能在这篇文章里，写出一点往事，作为对他的纪念。
　　
　　 一九八五、八、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