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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陈金联，1925年1月出生于上海市普陀区梅园村。外婆是纱厂女工，生性倔强，当时的妇女五六岁时都要开始裹小脚，她不肯裹，每天晚上背着父母亲偷偷地解开裹脚布，白天再假装缠上，后来成了那个年代少有的大足女子。外婆不识字，但在纱厂里朦朦胧胧地接受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思想，她常对我母亲说，女人要读书，要自立，不靠男人养活，还把民族英雄岳飞和花木兰画像买回家挂在墙上。
母亲年幼时在外婆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性格坚强，喜欢读书。她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很快在姊妹中脱颖而出。外婆看出我母亲长大会有出息，决定全家人做工供我母亲一人读书。
“我长大了要为国出力”
母亲6岁时上了一所教会学校。家里穷，没有像样的衣服和鞋子，外婆就把自己的旧衣服改小，自己的旧布鞋后跟裁去一截给母亲穿着上学。可是，母亲人穷志不穷，学习成绩优秀。初小毕业那年，她参加了学校的演讲，题目是“我长大了要为国出力”。她的演讲获了奖。当时有一些同学笑话她说：“陈金联，你连条像样的裤子都没得穿，还为国出力呢！”可是，胸怀大志的母亲并不在乎。
母亲11岁那年，听说宁波有一所难童教养院可以读书，就跟着一群孩子乘船去了宁波，到了那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哪有书读。孩子们都被关在船上，母亲注意到管事的总是鬼鬼祟祟地和当地一些不认识的人窃窃私语，觉得不对头，就提出要回上海，可管事的不让她走。于是，她写了一封信给外婆。但外婆不识字，机灵的母亲在纸上画了一个笼子，笼子里画了一个人，托人捎给了外婆。外婆收到信后，立即找到当地的女青年会，女青年会很快派了一名女干事，专门到宁波把她接回了上海。
母亲没有上过高小。有一天，她听说爱国女中要举行智力测验，获奖者可以在那里直升初中，就参加了测验，结果成绩名列前茅，被爱国女中录取为免费生。上中学后，母亲的各门功课成绩优秀。上海静安寺愚园路上有一个书店，给没钱买书的学生提供板凳坐着免费看书，母亲放学路过那个书店时常去那里看书。母亲最喜欢读巴金的书，巴金的书让她懂得了自己要奋斗的道理。母亲还喜欢看高尔基的《我的大学》。
正当母亲如饥似渴地读书时，日本人打到了上海，爱国女中被迫停课，想继续读书的人只能集中到四川北路一所“难童中学”，那里的老师是各地流亡到上海的文化人，教书不得法，学生学不到什么东西。母亲很生气，心想：“这叫什么学校？我不在这里读书！”正懊恼时，有一位比她大三岁，名叫张琰瑛的同学问她：“金联，你想不想去打鬼子？”母亲想反正书也读不成了，就去打鬼子吧！于是说：“想！”张琰瑛说：“你回家拿几件衣服，我明天傍晚来接你。”母亲说：“我除了身上穿的，没有衣服。”当时，外婆不能在纱厂做工了，就带着我小姨回乡下种地去了。母亲去向在地主家做长工的外公辞行，并说：“我要去护士学校读书了，等有了工作，挣了钱，我回来养你。”为了保密，她没有告诉外公实情。外公把身上仅有的5毛钱给了母亲。
1940年12月的一天傍晚，母亲带着那5毛钱，跟着张琰瑛上了一艘小货轮，坐了一夜船，天亮时到达了江苏常熟东塘。新四军和地下党派人来接她们，从此母亲参加了新四军，投入到抗战的洪流，走上了报国之路。
塘马战斗失散后找部队
1941年11月下旬，新四军第6师16旅旅部在江苏溧阳塘马遭到日寇3000多人袭击，旅长罗忠毅和政委廖海涛壮烈牺牲，旅部向溧水方向转移，母亲所在的16旅卫生部第一休养所和旅部失去了联系。龚力所长带着他们和伤员乘小船到了一个不知名字的村庄，住了几天，觉得不对头，于是决定重返塘马寻找旅部。
那时已是初冬，天下着蒙蒙细雨，回到塘马时，母亲不觉惊呆了——天哪！小河边、田埂上、坟墓旁，到处都是牺牲的同志，有趴着的、蹲着的、跪着的、仰面躺着的，有的还怒睁着双眼，手里紧紧握着上了刺刀的枪，面颊和手脚都已经变成了紫色。母亲心里想，他们都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啊！看到这一切，悲愤的泪水不住地往下淌。休养所人员伏下身子，一点一点轻轻地擦拭每一位牺牲战友的脸和手脚上沾着的泥水，把他们一个一个安放好，小心翼翼地掩埋了那些牺牲的同志。随后，他们来到一位老妈妈家里，打听部队的去向。老妈妈一见他们，望着那片流淌着烈士鲜血的土地，老泪纵横。那一刻，大家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愤，都失声痛哭了起来。老人家用手指着磨盘山方向，告诉他们往那边去找部队。
他们告别了老妈妈后，立即往磨盘山方向出发，天渐渐地黑了下来，他们在山脚下的一个农户家买了地瓜充饥，蜷曲在农户家的一间空房子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们找到了交通站的同志，交通站的同志安排大家吃了早饭，要母亲和几位同志到茅山休养三所工作，龚力所长再回溧阳去。
在那里，几位同志脚上的布鞋早已磨破了，满脚的冻疮又疼又痒，但是，谁也顾不上这些，大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找到部队！他们沿着磨盘山半山腰的通道往上走，到了老鹰山，路的两旁都是参天大树，沿着交通站同志指的路线，终于来到了茅山脚下，找到了建昌圩，那里是16旅卫生部第三休养所所在地，朱潮所长接待了他们，他们激动极了。朱所长安排母亲负责9个伤员的治疗护理工作。年仅16岁的母亲肩上有了担子。
在那里工作了4个月后，母亲和比她还小两三岁的男卫生员一起被调回了溧阳休养一所。
那天一早，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出发了。走到中午，三个人饿极了，到老乡那里买了一点儿地瓜充饥。到了下午3点，那两个男孩实在走不动了，看到路边有一间空草房，就提出在那里过-一夜，第二天再走。母亲当时也走不动了，但是，她坚决不同意，并说：“不能在这里停下，这里经常有土匪，又有鬼子来‘扫荡’，晚上还有狼，很危险。我们不能停留，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磨盘山交通站。”他俩听了我母亲的话，三人继续赶路。太阳渐渐落山了，我母亲对他们说：“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赶到交通站。”于是，三个人默默地加快步伐，终于走到了磨盘山。当他们找到交通站（交通站设在老百姓家里）时，三个人兴奋极了。交通站的同志用干饭、辣椒和咸菜招待了他们，他们又饿又累，美美地饱餐了一顿。那一夜，母亲算是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早上，他们听到老鹰山方向传来了枪声，交通站的同志告诉他们，鬼子又下山“扫荡”来了。他们心想“好险啊”！幸亏当时听了我母亲的话，否则，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接着，他们很快找到了在溧阳回峰山附近移动的第一休养所。分别了数月的龚力所长见到我母亲后，高兴得不得了，连连叫着“小鬼！小鬼！”我母亲也激动得直掉眼泪。
“陈家棚子事件”中脱险
1943年10月，母亲工作的休养所改成医疗队建制，队长叫徐友明，母亲已是队里的医务员，负责一个医疗小组。那年秋天，国民党顽固派步步逼占，医疗队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转移到离溧水县城仅十几公里的东屏乡陈家棚子、胡家棚子、天鹅湖一带。一天晚上，母亲到一家做拉面的人家去商量安排两名伤员的事情。一进门，看见两个陌生男人正坐在那里和女主人聊天。待那两个男人走后，母亲问女主人，那两个男人哪里来的？女主人说，从溧水城来做买卖的。母亲一听警觉了起来，立即派通信员向徐队长报告，请求转移，但没有得到答复。那天晚上，母亲一整夜没合眼，她和15岁的卫生员缪青、炊事员孙友龙一起值了一夜班，以防万一。直到第二天早上10点他们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吃了顿饭。饭后，母亲和缪青赶紧先去给轻伤员换药，再去给5个重伤员处理伤口，一直忙到下午3点多。正当她们提着篮子往回走时，天突然起风了，她们本能地往四周一看，突然发现四周的小山上有几个人正冲着他们直奔过来。母亲立即意识到是敌人。她对缪青说，“我们被包围了！快把篮子里的脏纱布扔到河里去”。母亲的右脚两个月前刚刚负过伤，提着篮子一瘸一拐地走着，缪青看她走得慢，一把接过篮子，飞快地跑回了房东家，从西门进去了。过了一会儿，母亲也赶到了房东家，当母亲靠近西门准备进屋时，只听里面一阵阵吼叫——“汉奸特务已经进屋了！”母亲屏住呼吸，侧耳细听，屋里突然响起了枪声，母亲只觉得自己受伤的右脚仿佛又被打了一枪，本能地向后一退，一下子滚到了房东西门外一堆很高的稻草垛后面，接着又掉进垛子后一条不到一米宽的深沟里。她蹲在沟里紧紧地抱着公文包，那里面有粮票，有她的日记和笔。她贴着沟的土坯壁，能清楚地听到屋里的声音。屋里乱哄哄一片，敌人好像在搜什么。敌人捣腾了半天，两次从西门探身出来张望，但又缩了回去。母亲默默地想：我不能当俘虏，我要随时准备牺牲。但是，敌人没有看见她。后来，她听到一阵枪声，接着是一阵吆喝声，敌人似乎从东门走了，一切又归于宁静。
太阳西斜了，房东薛建华大姐从沟里找到了母亲。她说：“女同志快走，鬼子、特务还要来的。”母亲这才沿着小路向另一户农家走去。那家女主人一见到她，立即让她换上自己的衣服。叮嘱说：“要是敌人查问，你就说是我家亲戚。”她让我母亲跟着她男人一起下地种麦子。母亲在麦田里看到山那边过来了一群敌人，在离田不远的路上走着。当晚，母亲在这位女主人家住下。第二天一早，徐友明队长来了，他告诉我母亲自己头一天被敌人追了6里多路。他让我母亲回16旅卫生部，其他事情由他处理。
母亲在敌人眼皮底下脱险了，但是，缪青和伤员都被敌人抓走了；孙友龙为了保护房东家的孩子而牺牲了；带母亲从上海出来参加革命的张琰瑛在那次事件中被捕，于当年12月10日晚和溧阳县韩胡区区长戴国光（兼任深水白马区区长）在溧水英勇就义了。
事隔几十年，母亲才了解到那次事件是因叛徒出卖，由国民党溧水特务头子杜乐山一手策划的“陈家棚子事件”。
嫁给政治上可靠、打仗勇敢的父亲
在战争年代，部队里对男同志的婚姻问题有一个不成文的“二八五团”规定，即年龄28岁以上，参加部队5年以上，团以上干部才可以结婚。
1942年，父亲任第六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三个条件都符合，组织上、战友们都在给父亲张罗婚事。父亲的老战友47团政委王直说，他爱人小潘在16旅卫生队有个同事，是上海学生，卫生员，人聪明，又喜欢读书，前一段谈了个对象不久前牺牲了。父亲认为可以考虑。
1942年的一天，16旅卫生队党支部正在.开会，突然，王政委派通讯员来找母亲。于是，母亲随通信员来到了一个晒谷场上。当时，空旷的场子上只站着王直和另外一个人。王政委说：“小陈，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六师保卫部的张部长，以后你要看书可以向他借。”他大概是从爱人小潘那里知道母亲喜欢看书。
母亲有点莫名其妙，心想：“我看书为什么要向张部长借？”不过，母亲心里很快猜到了点儿什么。眼前的张部长头戴新四军军帽，身穿新四军军装，腿上打着绑腿，穿了一双草鞋，给母亲的g--印象就是“一副英雄气概”。父亲见母亲两只黑亮的眼睛骨碌碌地转，心想：“这个小鬼一定不笨。”
1942年2月，组织决定让母亲去第二野战军在安徽铜城办的华东医学院学习。临行前，父亲来看母亲，他说：“听说你要去学习了，我来看看你。”随后拿出一支钢笔对母亲说：“这支钢笔送给你。”母亲明白，这是父亲让她学习期间给他写信。
那个年代，斗争环境很复杂，通信联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母亲去学习后，仅仅给父亲写过几个字条，而且都要通过地下党的交通站才能带到父亲那里。至于父亲有没有收到，母亲也不知道。
母亲到了华东医学院，由于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被分在药剂班学习。母亲一直非常渴望学习，所以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可当时鬼子总来“扫荡”，学了三个月，上了几堂课，学校办不下去了，母亲又回到了溧水杭村16旅卫生队。
1943年三八妇女节，母亲去看部队组织的联欢演出。正看着，突然父亲的通信员来找她，说张部长找她。母亲去了一看，父亲在屋里，开着窗户，母亲没进屋，就在窗户外面站了下来。于是，一人站在屋里，一人站在屋外，没聊几句，天就渐渐暗了下来。
母亲看天黑了赶忙说：“天黑了，我要回卫生队去了。”父亲说：“那我送送你。”在途中，父亲对母亲说：“我呢，第一，政治上可靠；第二，打仗不怕死。我为什么要找你呢？我看你有文化，人聪明。我不想找一个老婆是个傻瓜，生一群孩子都是傻瓜。”
母亲想，父亲是做保卫工作的，能杀日本鬼子，杀汉奸，清除革命队伍里的奸细，是个勇敢、可靠的人，于是同意了。 1943年4月的一天，父亲派通信员来找母亲。母亲到父亲那里一看，父亲剃了个光头，正在炒菜。他炒了一盘猪肝和一盘辣椒，煮了一锅面条，就这样迎娶了母亲。4月份的溧水天气还很冷。他们睡的是一张竹子编的床，连条褥子都没有，只有一条床单，也没有被子，盖的是一条里面没有棉絮的空被套。父母亲就这样在江苏溧水杭村结成了夫妻，并于此后风风雨雨中共同走过了50年。
四个孩子的母亲考上大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在20军58师卫生部任医政股副股长。1950年，母亲随父亲调到空军，分配到南京空军医院当主治医生。母亲觉得自己理论基础差，应多在工作中学习。她在办公室里支了张桌子，摆了一台显微镜，凡经她手的病号的化验涂片，她都一张一张认真地看，很快掌握了临床医疗的三大常规。医院的领导和同事都知道母亲工作、学习勤勉。
1953年的一天，毛开明院长找她谈话：“毛主席号召干部上大学，毛主席说了，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干部，能上大学的都让他们去上大学。你去不去？要考试的，考上了，就可以去长春第一军医大学读书。”母亲当即说：“去。”上大学是母亲一生的追求和夙愿，眼下的学习机会真是求之不得啊！她去北京参加入学考试被录取后，把征尔（大女儿）和聂尔（二女儿）安排在南京玄武湖小学住读，把春尔（四女儿）送到了上海外婆家（三女儿沪尔生长在外婆家），自己一个人拿着行李去了长春。开学三个月后，当时在辽宁丹东大孤山的父亲才知道这件事。一天，父亲的警卫员突然来找母亲，把她接到父亲那里。父亲问她：“你上学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母亲回答说：“你不是让我依靠组织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有一天，母亲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突然接到我大姨从上海打去的电报，上面说，春尔患了重病。母亲心急如焚，怎么办呢？她和同学商量，提出能不能换个学校，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同学都非常同情母亲的处境——丈夫在抗美援朝，自己刚刚考上大学，女儿才两岁就患了恶性肿瘤。同学帮助母亲通过解放军医政部，从长春第一军医大学开了转学证，转到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母亲转学到上海二医大后得插班，而二医大要求很严，插班必须通过考试。当时，母亲的考试成绩并不理想，化学考了3分，数学和物理都只有2分。向进校长派秘书吴之理找她谈了两次话，让她退学。母亲哭了，她坚决不走。她说：“战争年代，组织交给我多艰巨的任务，我都完成了，现在组织送我来读书，我不能退学！”吴秘书说：“那就试读两个月。”她说：“也不试读。我用党性保证，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组织汇报。”向校长拗不过她，就同意她留下了。
母亲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老师们为她的学习精神所感动，都同情她，帮助她。母亲很快补习了高中的数理化课程，预科一年的课程都顺利通过，之后她全面上了专业课。那时，抗美援朝胜利了，父亲从丹东前线调到杭州空5军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母亲把征尔、聂尔、沪尔、春尔四个孩子都交给了父亲。父亲陆续安排她们在杭州西湖小学和空5军幼儿园住读。周末，父亲派警卫员把她们接回家，让炊事员给她们改善伙食。父亲做得一手好菜，有时也亲自下厨做一碗红烧肉，然后问她们好不好吃？满意不满意？她们都齐声说：“好吃！满意！”父亲常对她们说：“你们可不能向你们的母亲告状，说我对你们不好啊！”父亲有时还笨手笨脚地给她们梳辫子，把她们的头发像拧麻花一样往一个方向拧，然后手一松头发又都散开了。母亲一读就是4年多，每年只有寒暑假能去杭州看望父亲和孩子们。
母亲怀我的时候，视网膜水肿，看东西都是模糊的。但她仍坚持上课。1957年5月大学毕业考试临近时正好生我，产后第三天，连月子也没坐，就直接赶回学校参加毕业大考，以各门功课全优的成绩向组织兑现了自己当年的承诺。向进校长一直到晚年仍对母亲记忆犹新。
母亲常想，自己一定不能被淘汰。所以，她一生都在追求、奋斗，割舍了一般女性难以割舍的种种东西，克服了一般女性难以克服的种种困难。1955年，部队精兵简政一刀切，让没有中专以上学历的女同志都离开部队，而正在大学读书的母亲被授予了大尉军衔。毕业后，母亲走上了领导岗位，1957年母亲在上海空军医院呼吸内科任主任，定为正营级干部；1963年，在福州军区总医院任消化内科副主任；1964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65年在漳州空8军卫生处任副处长，同年进修于漳州龙溪专区医院抢救科，两年的进修为她后来主抓医院医疗工作奠定了基础；1968年至1978年的10年间，在沈阳空军医院任副院长，主抓业务；1978年，在济南军区空军后勤部卫生处任处长；1983年离休。
母亲在党的培养下，在革命战争的腥风血雨中，在43年勤奋努力的工作中，从一个“小鬼”成长为一名人民军医。她是全空军唯一一位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而又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高等学府的科班女大学生；也是全空军唯一一位师级离休女干部。（编辑 王雪）
（作者是陈金联之女，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总裁办公室原主任）
母亲年幼时在外婆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性格坚强，喜欢读书。她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很快在姊妹中脱颖而出。外婆看出我母亲长大会有出息，决定全家人做工供我母亲一人读书。
“我长大了要为国出力”
母亲6岁时上了一所教会学校。家里穷，没有像样的衣服和鞋子，外婆就把自己的旧衣服改小，自己的旧布鞋后跟裁去一截给母亲穿着上学。可是，母亲人穷志不穷，学习成绩优秀。初小毕业那年，她参加了学校的演讲，题目是“我长大了要为国出力”。她的演讲获了奖。当时有一些同学笑话她说：“陈金联，你连条像样的裤子都没得穿，还为国出力呢！”可是，胸怀大志的母亲并不在乎。
母亲11岁那年，听说宁波有一所难童教养院可以读书，就跟着一群孩子乘船去了宁波，到了那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哪有书读。孩子们都被关在船上，母亲注意到管事的总是鬼鬼祟祟地和当地一些不认识的人窃窃私语，觉得不对头，就提出要回上海，可管事的不让她走。于是，她写了一封信给外婆。但外婆不识字，机灵的母亲在纸上画了一个笼子，笼子里画了一个人，托人捎给了外婆。外婆收到信后，立即找到当地的女青年会，女青年会很快派了一名女干事，专门到宁波把她接回了上海。
母亲没有上过高小。有一天，她听说爱国女中要举行智力测验，获奖者可以在那里直升初中，就参加了测验，结果成绩名列前茅，被爱国女中录取为免费生。上中学后，母亲的各门功课成绩优秀。上海静安寺愚园路上有一个书店，给没钱买书的学生提供板凳坐着免费看书，母亲放学路过那个书店时常去那里看书。母亲最喜欢读巴金的书，巴金的书让她懂得了自己要奋斗的道理。母亲还喜欢看高尔基的《我的大学》。
正当母亲如饥似渴地读书时，日本人打到了上海，爱国女中被迫停课，想继续读书的人只能集中到四川北路一所“难童中学”，那里的老师是各地流亡到上海的文化人，教书不得法，学生学不到什么东西。母亲很生气，心想：“这叫什么学校？我不在这里读书！”正懊恼时，有一位比她大三岁，名叫张琰瑛的同学问她：“金联，你想不想去打鬼子？”母亲想反正书也读不成了，就去打鬼子吧！于是说：“想！”张琰瑛说：“你回家拿几件衣服，我明天傍晚来接你。”母亲说：“我除了身上穿的，没有衣服。”当时，外婆不能在纱厂做工了，就带着我小姨回乡下种地去了。母亲去向在地主家做长工的外公辞行，并说：“我要去护士学校读书了，等有了工作，挣了钱，我回来养你。”为了保密，她没有告诉外公实情。外公把身上仅有的5毛钱给了母亲。
1940年12月的一天傍晚，母亲带着那5毛钱，跟着张琰瑛上了一艘小货轮，坐了一夜船，天亮时到达了江苏常熟东塘。新四军和地下党派人来接她们，从此母亲参加了新四军，投入到抗战的洪流，走上了报国之路。
塘马战斗失散后找部队
1941年11月下旬，新四军第6师16旅旅部在江苏溧阳塘马遭到日寇3000多人袭击，旅长罗忠毅和政委廖海涛壮烈牺牲，旅部向溧水方向转移，母亲所在的16旅卫生部第一休养所和旅部失去了联系。龚力所长带着他们和伤员乘小船到了一个不知名字的村庄，住了几天，觉得不对头，于是决定重返塘马寻找旅部。
那时已是初冬，天下着蒙蒙细雨，回到塘马时，母亲不觉惊呆了——天哪！小河边、田埂上、坟墓旁，到处都是牺牲的同志，有趴着的、蹲着的、跪着的、仰面躺着的，有的还怒睁着双眼，手里紧紧握着上了刺刀的枪，面颊和手脚都已经变成了紫色。母亲心里想，他们都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啊！看到这一切，悲愤的泪水不住地往下淌。休养所人员伏下身子，一点一点轻轻地擦拭每一位牺牲战友的脸和手脚上沾着的泥水，把他们一个一个安放好，小心翼翼地掩埋了那些牺牲的同志。随后，他们来到一位老妈妈家里，打听部队的去向。老妈妈一见他们，望着那片流淌着烈士鲜血的土地，老泪纵横。那一刻，大家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愤，都失声痛哭了起来。老人家用手指着磨盘山方向，告诉他们往那边去找部队。
他们告别了老妈妈后，立即往磨盘山方向出发，天渐渐地黑了下来，他们在山脚下的一个农户家买了地瓜充饥，蜷曲在农户家的一间空房子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们找到了交通站的同志，交通站的同志安排大家吃了早饭，要母亲和几位同志到茅山休养三所工作，龚力所长再回溧阳去。
在那里，几位同志脚上的布鞋早已磨破了，满脚的冻疮又疼又痒，但是，谁也顾不上这些，大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找到部队！他们沿着磨盘山半山腰的通道往上走，到了老鹰山，路的两旁都是参天大树，沿着交通站同志指的路线，终于来到了茅山脚下，找到了建昌圩，那里是16旅卫生部第三休养所所在地，朱潮所长接待了他们，他们激动极了。朱所长安排母亲负责9个伤员的治疗护理工作。年仅16岁的母亲肩上有了担子。
在那里工作了4个月后，母亲和比她还小两三岁的男卫生员一起被调回了溧阳休养一所。
那天一早，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出发了。走到中午，三个人饿极了，到老乡那里买了一点儿地瓜充饥。到了下午3点，那两个男孩实在走不动了，看到路边有一间空草房，就提出在那里过-一夜，第二天再走。母亲当时也走不动了，但是，她坚决不同意，并说：“不能在这里停下，这里经常有土匪，又有鬼子来‘扫荡’，晚上还有狼，很危险。我们不能停留，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磨盘山交通站。”他俩听了我母亲的话，三人继续赶路。太阳渐渐落山了，我母亲对他们说：“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赶到交通站。”于是，三个人默默地加快步伐，终于走到了磨盘山。当他们找到交通站（交通站设在老百姓家里）时，三个人兴奋极了。交通站的同志用干饭、辣椒和咸菜招待了他们，他们又饿又累，美美地饱餐了一顿。那一夜，母亲算是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早上，他们听到老鹰山方向传来了枪声，交通站的同志告诉他们，鬼子又下山“扫荡”来了。他们心想“好险啊”！幸亏当时听了我母亲的话，否则，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接着，他们很快找到了在溧阳回峰山附近移动的第一休养所。分别了数月的龚力所长见到我母亲后，高兴得不得了，连连叫着“小鬼！小鬼！”我母亲也激动得直掉眼泪。
“陈家棚子事件”中脱险
1943年10月，母亲工作的休养所改成医疗队建制，队长叫徐友明，母亲已是队里的医务员，负责一个医疗小组。那年秋天，国民党顽固派步步逼占，医疗队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转移到离溧水县城仅十几公里的东屏乡陈家棚子、胡家棚子、天鹅湖一带。一天晚上，母亲到一家做拉面的人家去商量安排两名伤员的事情。一进门，看见两个陌生男人正坐在那里和女主人聊天。待那两个男人走后，母亲问女主人，那两个男人哪里来的？女主人说，从溧水城来做买卖的。母亲一听警觉了起来，立即派通信员向徐队长报告，请求转移，但没有得到答复。那天晚上，母亲一整夜没合眼，她和15岁的卫生员缪青、炊事员孙友龙一起值了一夜班，以防万一。直到第二天早上10点他们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吃了顿饭。饭后，母亲和缪青赶紧先去给轻伤员换药，再去给5个重伤员处理伤口，一直忙到下午3点多。正当她们提着篮子往回走时，天突然起风了，她们本能地往四周一看，突然发现四周的小山上有几个人正冲着他们直奔过来。母亲立即意识到是敌人。她对缪青说，“我们被包围了！快把篮子里的脏纱布扔到河里去”。母亲的右脚两个月前刚刚负过伤，提着篮子一瘸一拐地走着，缪青看她走得慢，一把接过篮子，飞快地跑回了房东家，从西门进去了。过了一会儿，母亲也赶到了房东家，当母亲靠近西门准备进屋时，只听里面一阵阵吼叫——“汉奸特务已经进屋了！”母亲屏住呼吸，侧耳细听，屋里突然响起了枪声，母亲只觉得自己受伤的右脚仿佛又被打了一枪，本能地向后一退，一下子滚到了房东西门外一堆很高的稻草垛后面，接着又掉进垛子后一条不到一米宽的深沟里。她蹲在沟里紧紧地抱着公文包，那里面有粮票，有她的日记和笔。她贴着沟的土坯壁，能清楚地听到屋里的声音。屋里乱哄哄一片，敌人好像在搜什么。敌人捣腾了半天，两次从西门探身出来张望，但又缩了回去。母亲默默地想：我不能当俘虏，我要随时准备牺牲。但是，敌人没有看见她。后来，她听到一阵枪声，接着是一阵吆喝声，敌人似乎从东门走了，一切又归于宁静。
太阳西斜了，房东薛建华大姐从沟里找到了母亲。她说：“女同志快走，鬼子、特务还要来的。”母亲这才沿着小路向另一户农家走去。那家女主人一见到她，立即让她换上自己的衣服。叮嘱说：“要是敌人查问，你就说是我家亲戚。”她让我母亲跟着她男人一起下地种麦子。母亲在麦田里看到山那边过来了一群敌人，在离田不远的路上走着。当晚，母亲在这位女主人家住下。第二天一早，徐友明队长来了，他告诉我母亲自己头一天被敌人追了6里多路。他让我母亲回16旅卫生部，其他事情由他处理。
母亲在敌人眼皮底下脱险了，但是，缪青和伤员都被敌人抓走了；孙友龙为了保护房东家的孩子而牺牲了；带母亲从上海出来参加革命的张琰瑛在那次事件中被捕，于当年12月10日晚和溧阳县韩胡区区长戴国光（兼任深水白马区区长）在溧水英勇就义了。
事隔几十年，母亲才了解到那次事件是因叛徒出卖，由国民党溧水特务头子杜乐山一手策划的“陈家棚子事件”。
嫁给政治上可靠、打仗勇敢的父亲
在战争年代，部队里对男同志的婚姻问题有一个不成文的“二八五团”规定，即年龄28岁以上，参加部队5年以上，团以上干部才可以结婚。
1942年，父亲任第六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三个条件都符合，组织上、战友们都在给父亲张罗婚事。父亲的老战友47团政委王直说，他爱人小潘在16旅卫生队有个同事，是上海学生，卫生员，人聪明，又喜欢读书，前一段谈了个对象不久前牺牲了。父亲认为可以考虑。
1942年的一天，16旅卫生队党支部正在.开会，突然，王政委派通讯员来找母亲。于是，母亲随通信员来到了一个晒谷场上。当时，空旷的场子上只站着王直和另外一个人。王政委说：“小陈，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六师保卫部的张部长，以后你要看书可以向他借。”他大概是从爱人小潘那里知道母亲喜欢看书。
母亲有点莫名其妙，心想：“我看书为什么要向张部长借？”不过，母亲心里很快猜到了点儿什么。眼前的张部长头戴新四军军帽，身穿新四军军装，腿上打着绑腿，穿了一双草鞋，给母亲的g--印象就是“一副英雄气概”。父亲见母亲两只黑亮的眼睛骨碌碌地转，心想：“这个小鬼一定不笨。”
1942年2月，组织决定让母亲去第二野战军在安徽铜城办的华东医学院学习。临行前，父亲来看母亲，他说：“听说你要去学习了，我来看看你。”随后拿出一支钢笔对母亲说：“这支钢笔送给你。”母亲明白，这是父亲让她学习期间给他写信。
那个年代，斗争环境很复杂，通信联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母亲去学习后，仅仅给父亲写过几个字条，而且都要通过地下党的交通站才能带到父亲那里。至于父亲有没有收到，母亲也不知道。
母亲到了华东医学院，由于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被分在药剂班学习。母亲一直非常渴望学习，所以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可当时鬼子总来“扫荡”，学了三个月，上了几堂课，学校办不下去了，母亲又回到了溧水杭村16旅卫生队。
1943年三八妇女节，母亲去看部队组织的联欢演出。正看着，突然父亲的通信员来找她，说张部长找她。母亲去了一看，父亲在屋里，开着窗户，母亲没进屋，就在窗户外面站了下来。于是，一人站在屋里，一人站在屋外，没聊几句，天就渐渐暗了下来。
母亲看天黑了赶忙说：“天黑了，我要回卫生队去了。”父亲说：“那我送送你。”在途中，父亲对母亲说：“我呢，第一，政治上可靠；第二，打仗不怕死。我为什么要找你呢？我看你有文化，人聪明。我不想找一个老婆是个傻瓜，生一群孩子都是傻瓜。”
母亲想，父亲是做保卫工作的，能杀日本鬼子，杀汉奸，清除革命队伍里的奸细，是个勇敢、可靠的人，于是同意了。 1943年4月的一天，父亲派通信员来找母亲。母亲到父亲那里一看，父亲剃了个光头，正在炒菜。他炒了一盘猪肝和一盘辣椒，煮了一锅面条，就这样迎娶了母亲。4月份的溧水天气还很冷。他们睡的是一张竹子编的床，连条褥子都没有，只有一条床单，也没有被子，盖的是一条里面没有棉絮的空被套。父母亲就这样在江苏溧水杭村结成了夫妻，并于此后风风雨雨中共同走过了50年。
四个孩子的母亲考上大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在20军58师卫生部任医政股副股长。1950年，母亲随父亲调到空军，分配到南京空军医院当主治医生。母亲觉得自己理论基础差，应多在工作中学习。她在办公室里支了张桌子，摆了一台显微镜，凡经她手的病号的化验涂片，她都一张一张认真地看，很快掌握了临床医疗的三大常规。医院的领导和同事都知道母亲工作、学习勤勉。
1953年的一天，毛开明院长找她谈话：“毛主席号召干部上大学，毛主席说了，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干部，能上大学的都让他们去上大学。你去不去？要考试的，考上了，就可以去长春第一军医大学读书。”母亲当即说：“去。”上大学是母亲一生的追求和夙愿，眼下的学习机会真是求之不得啊！她去北京参加入学考试被录取后，把征尔（大女儿）和聂尔（二女儿）安排在南京玄武湖小学住读，把春尔（四女儿）送到了上海外婆家（三女儿沪尔生长在外婆家），自己一个人拿着行李去了长春。开学三个月后，当时在辽宁丹东大孤山的父亲才知道这件事。一天，父亲的警卫员突然来找母亲，把她接到父亲那里。父亲问她：“你上学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母亲回答说：“你不是让我依靠组织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有一天，母亲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突然接到我大姨从上海打去的电报，上面说，春尔患了重病。母亲心急如焚，怎么办呢？她和同学商量，提出能不能换个学校，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同学都非常同情母亲的处境——丈夫在抗美援朝，自己刚刚考上大学，女儿才两岁就患了恶性肿瘤。同学帮助母亲通过解放军医政部，从长春第一军医大学开了转学证，转到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母亲转学到上海二医大后得插班，而二医大要求很严，插班必须通过考试。当时，母亲的考试成绩并不理想，化学考了3分，数学和物理都只有2分。向进校长派秘书吴之理找她谈了两次话，让她退学。母亲哭了，她坚决不走。她说：“战争年代，组织交给我多艰巨的任务，我都完成了，现在组织送我来读书，我不能退学！”吴秘书说：“那就试读两个月。”她说：“也不试读。我用党性保证，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组织汇报。”向校长拗不过她，就同意她留下了。
母亲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老师们为她的学习精神所感动，都同情她，帮助她。母亲很快补习了高中的数理化课程，预科一年的课程都顺利通过，之后她全面上了专业课。那时，抗美援朝胜利了，父亲从丹东前线调到杭州空5军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母亲把征尔、聂尔、沪尔、春尔四个孩子都交给了父亲。父亲陆续安排她们在杭州西湖小学和空5军幼儿园住读。周末，父亲派警卫员把她们接回家，让炊事员给她们改善伙食。父亲做得一手好菜，有时也亲自下厨做一碗红烧肉，然后问她们好不好吃？满意不满意？她们都齐声说：“好吃！满意！”父亲常对她们说：“你们可不能向你们的母亲告状，说我对你们不好啊！”父亲有时还笨手笨脚地给她们梳辫子，把她们的头发像拧麻花一样往一个方向拧，然后手一松头发又都散开了。母亲一读就是4年多，每年只有寒暑假能去杭州看望父亲和孩子们。
母亲怀我的时候，视网膜水肿，看东西都是模糊的。但她仍坚持上课。1957年5月大学毕业考试临近时正好生我，产后第三天，连月子也没坐，就直接赶回学校参加毕业大考，以各门功课全优的成绩向组织兑现了自己当年的承诺。向进校长一直到晚年仍对母亲记忆犹新。
母亲常想，自己一定不能被淘汰。所以，她一生都在追求、奋斗，割舍了一般女性难以割舍的种种东西，克服了一般女性难以克服的种种困难。1955年，部队精兵简政一刀切，让没有中专以上学历的女同志都离开部队，而正在大学读书的母亲被授予了大尉军衔。毕业后，母亲走上了领导岗位，1957年母亲在上海空军医院呼吸内科任主任，定为正营级干部；1963年，在福州军区总医院任消化内科副主任；1964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65年在漳州空8军卫生处任副处长，同年进修于漳州龙溪专区医院抢救科，两年的进修为她后来主抓医院医疗工作奠定了基础；1968年至1978年的10年间，在沈阳空军医院任副院长，主抓业务；1978年，在济南军区空军后勤部卫生处任处长；1983年离休。
母亲在党的培养下，在革命战争的腥风血雨中，在43年勤奋努力的工作中，从一个“小鬼”成长为一名人民军医。她是全空军唯一一位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而又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高等学府的科班女大学生；也是全空军唯一一位师级离休女干部。（编辑 王雪）
（作者是陈金联之女，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总裁办公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