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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治疗工作二十年，最难处理的是双重关系，也就是和心理治疗师有咨询室外的另一种人际关系。
身为治疗师的自己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开始是不知不觉到有一点感觉，然后是痛苦不堪，现在则是能免则免，尽量回避。”
这是我的故事……
在二十二岁那年，我因为莫名的忧郁情绪，到辅导中心求助。我登记的是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博士——陈老师，我曾经听过她的课，她的课上得很深入，因为想上她的课，所以我到处寻找她的课程，因为我觉得她的课程对于做咨询工作是真正重要的，对我的学习有很深的启发。在课程结束后，我才有信心到学校学生辅导中心找人做咨询。
同一个时间，由于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加上陈老师的推荐，让我得以前往另一个团体，跟随陆医师谈着个案。当时有一位未结婚的毕业学姐呈现着自己做个案的过程，周围有一群穿着白袍、医学院毕业的医师，还有几位实习医师、见习医师，我则和另一位同学一起坐在白袍中。
上课的地点在某医院的精神病房楼上，要上课前总要穿越楼下的精神病房，会看到病患走来走去，有些还会带着不同的表情跟你打招呼，有时候也会听见叫骂声，大概因为又有人被约束带绑起来。
楼上和楼下好像两个世界。
一个世界尽情发疯，一个世界尽量要协助楼下那个疯狂的世界。
当时的我，走过楼下时，总是带着畏惧的心，因为他们那种不算正常的傻笑和热络，让我常常心生恐惧，还有一些人持续打头的动作，让我担心他们的攻击性。走过楼下的世界，我总是带着对人生的不解，还有对未知的疑惑。
楼上的世界，我听着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论，听着学姐的个案报告，想增进我对人的了解，想了解楼下那一群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当时，知性上的分析和了解就是我的学习目的，更何况我自己是心理辅导系的学生，本来也就应该对这样的事感兴趣。
表面上学习的理由很充分，但是内心深处却有着另一种暗藏的潜意识期待。
十九岁，我在物理系上心理学课时，第一次读弗洛伊德的理论，书上写着弗洛伊德所提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他说男孩希望可以排除父亲，有和母亲结婚的原始情感，女孩会讨厌母亲而想和父亲在一起。当时，心理学老师说着这段理论，并且加了一句注解：“这个说法是一种推测，无法在现实生活中验证，这是一种神话，我们可以用比喻的方式了解它。”
这个“神话”在我内心深处却是一种“实话”，对于一百多年前的外国人弗洛伊德，能把我对母亲的感觉说得那样清晰、精准，让当时的我感到非常震惊。
对于母亲的感情，是复杂的。但我清楚地记得，六岁的时候，自己是非常讨厌她的，因为她总是动不动就责骂我，一直都在吼东吼西。
相对于母亲的责骂，父亲则对我非常宽容。只要父亲在家的时候，我就不会被责骂，这使我养成对父亲深深的依恋，我也觉得父亲娶了一位脾气暴烈的妻子。我认为父亲的处境很艰难，因为我对父亲的认同和喜爱，让我失去了对母亲世界的了解。
有些事是我长大后才了解到的：父亲贬抑母亲，常常取笑她，她受了气，一生气就责骂或打小孩，骂完小孩，小孩就向父亲告状，父亲又再次贬抑母亲……家里的情感就在这种循环中轮回着。
小时候过母亲节对我而言是痛苦的，因为我的母亲和母亲节里描述的母亲都不同，她不温柔也不细心，她脾气暴躁，情绪不稳……
“情绪不稳”就是童年对母亲所有的记忆。然而，长大后在精神分析的躺椅上，才了解母亲也有她的难处。
在生命的过程中，我认同了父亲，父亲贬抑母亲，我也贬抑我自己生命中的女性特质。从小我就认同男孩子的一切事物——爬树、钓鱼、挖地瓜，我就像个野孩子，从不穿裙子，我总认为穿裙子的都情绪不稳，穿裤子才是我认同的对象。而且乡下地方，没有一个男孩团体要一个女孩，因为她跑不快，力气不够，总会碍事。为了要加入男孩的阵营，我让自己很强、跑得快、力气大，最后虽然我偶尔可以参加他们的活动，但大部分时候他们还是把我看成外人。
我从不玩洋娃娃，我去学打网球、桌球，让自己更像男孩，更远离女孩的一切。
这个远离造就了我生命中的一种强度，让我有机会学习男性世界中的竞争和专注，以及大量的行动力，这些都是在社会中成功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它也压抑了我内在对于温柔、放松、安静、独处的渴望，这些东西我一直很欠缺，内在的女性特质找不到出口。
内在渴望变得很巨大。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我仿佛找到了我自己。而在荣格（Carl G. Jung）的理论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整合，因为他说每个女人都有男性的内在特质，那是必然的。
在陆医师的课程中，我听到另一个自我追寻的女性。在一百多次的谈话中，她谈着对她父亲的爱，而我也想着，对自己父亲的爱……
课堂上，谈论阉割恐惧、恋母情结、阴茎、阴道的语言有时满天飞。对于二十出头的我，觉得很困窘，有点坐立难安，常常不知道眼睛要放哪里，手要摆哪里；而周围的白袍同学，更是肃静地低着头，头都快掉到桌子上。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度过那些太隐私又太尴尬的语言，我也不例外，但也在这些语言中渐渐成熟。
就在同一时期，我进入了咨询的进阶学习和个人的探索，和陈老师开始一周一次的谈话。
精神分析课程结束后，我从大学毕业，去当了初中老师，很想念台北、台北的陈老师，还有精神分析的课。我很努力地考上了研究所，回到台北念书，但是陈老师已经不在辅导中心接个案，她成了中心的主任，我研究所课堂上的老师。
而精神分析课程因为学姐决定回去故乡教书，停了下来。原本就是靠学姐的工作独撑大局，现在团体也就失去了轴心。
我回到原来我思念的地方，精神病房依旧，病人还在，但是学习的人已经不在。
第一次在研究所上陈老师的课时，我坐在学生中不断流泪：当时，我并不了解这叫做双重关系，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伤心。
现在我才明白，为了回到谈话的空间，我努力考回研究所，但是因为人事变迁，我已失去了我的治疗师还有治疗的空间。当时的我很哀伤，却不知为何哀伤。哀伤铺陈了整个硕士班的岁月，我选了教育心理的主题做论文，好让我不必上陈老师的课，再经验那种伤心。
研究所的同学告诉了陈老师我的痛苦，陈老师把我找去，在辅导中心的主任室里，我看着她一直流泪，她心疼地抱住我，我却一把推开她，还说：“你是为了可怜我吗？”“我还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她坚定地回应着。
我拒绝了她的好意，用一种很猛烈的方式。那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好好和她谈一谈这段时间的苦、对她的思念、对她的感谢，还有不能继续谈话的沮丧和挫折。但这些我想要做的都没出现，我推开了她，落荒而逃，我伤害了她，也伤害了自己。
对于所发生的事，我完全没有脉络可以理解。
现在，我做了二十年的治疗工作，终于可以慢慢了解，那是双重关系的一种状况。治疗的空间变成学习的空间，我失去了治疗师，而当时她已经在我的内心像是母亲的角色。我把她当作我认同的对象，穿衣服学她，说话方式学她，我没在母亲身上学到的东西，一件一件在她身上重新学习。
她像是我心理的母亲，滋润着我，不能和她继续谈话，正如心理母亲的死亡，我的眼泪来自哀悼这一份失落；而在我的内心世界，我宁愿承受习惯的失落痛苦，也不要再一次期待，又再次失落。
那是没有办法的状况，而没办法就是没有办法。
多年后，一直到我和第二任咨询师谈了两年多之后，我才有机会和陈老师再谈这件事。
那一年我博士班要毕业前，和陈老师还有其他同学到高雄上课，上一个后现代理论焦点解决的课。
在澄清湖畔，我对她说：“老师，对不起，当年你那么好要抱我时，我推开了你。”陈老师笑了笑。
“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会好好拥抱你！”我说。
“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会说，这学生怎么这么难搞！”陈老师幽默地说。然后我们在澄清湖畔有个拥抱。
几年后，又有机会到高雄一起讲课，我买了一条金项链给她。
现在，过了二十年，我们在同一个系教书，偶尔会和同学一起喝下午茶。她的朋友从美国来，住在我的空房子里。我们的关系不远不近，刚刚好。
有一年，精神分析课的学姐约我去演讲，我为了她，也为了我自己内在的疑惑，从台北翻山越岭到花莲去上课。上完课我问她：“为什么后来不做治疗了？精神分析团体也散了。”学姐叫了我的名字说：“傻孩子，我当时二十六岁，还没结婚，整天阴茎、阴道、性交满口说，实在受不了，我想过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才发现——原来不是只有我受不了。
“陆医师很伤心……”我说我听说。
“我知道他很伤心，那也没办法，我不能因为他伤心就放弃我自己的幸福，我想结婚，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学姐说。
陆医师的精神分析课程再也没有重新开张，学姐是他有史以来最得意的学生，但她落跑了，我猜陆医师可能失落得太厉害。我不知道他何时复原，还是没机会复原了，他后来转去当教授教学，没再碰精神分析。
临走时，我问学姐：“你现在快乐吗？”
“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我喜欢香肠胜于阴茎，学生都讲香肠……”学姐微笑着说。
经过了十五年的岁月后，我才又回到精神分析的课堂上。2004那一年，台湾精神分析学会成立，我开始一周四次的精神分析历程，我的分析师是弗洛伊德学派的。
十六年后，我在课堂教“性教育与辅导”，每堂课都阴茎、阴道和性交满天飞。
我和学姐交换了旅程，我们都比较快乐。
后记：2013年我在陈老师的课上做专题演讲，演讲完我们又一次拥抱，那应该是我人生中最美的一刻。距离我们第一次拥抱，已经过了二十三年。
栏目编辑 / 丁 尧.终校 / 杨 怡
身为治疗师的自己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开始是不知不觉到有一点感觉，然后是痛苦不堪，现在则是能免则免，尽量回避。”
这是我的故事……
在二十二岁那年，我因为莫名的忧郁情绪，到辅导中心求助。我登记的是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博士——陈老师，我曾经听过她的课，她的课上得很深入，因为想上她的课，所以我到处寻找她的课程，因为我觉得她的课程对于做咨询工作是真正重要的，对我的学习有很深的启发。在课程结束后，我才有信心到学校学生辅导中心找人做咨询。
同一个时间，由于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加上陈老师的推荐，让我得以前往另一个团体，跟随陆医师谈着个案。当时有一位未结婚的毕业学姐呈现着自己做个案的过程，周围有一群穿着白袍、医学院毕业的医师，还有几位实习医师、见习医师，我则和另一位同学一起坐在白袍中。
上课的地点在某医院的精神病房楼上，要上课前总要穿越楼下的精神病房，会看到病患走来走去，有些还会带着不同的表情跟你打招呼，有时候也会听见叫骂声，大概因为又有人被约束带绑起来。
楼上和楼下好像两个世界。
一个世界尽情发疯，一个世界尽量要协助楼下那个疯狂的世界。
当时的我，走过楼下时，总是带着畏惧的心，因为他们那种不算正常的傻笑和热络，让我常常心生恐惧，还有一些人持续打头的动作，让我担心他们的攻击性。走过楼下的世界，我总是带着对人生的不解，还有对未知的疑惑。
楼上的世界，我听着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论，听着学姐的个案报告，想增进我对人的了解，想了解楼下那一群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当时，知性上的分析和了解就是我的学习目的，更何况我自己是心理辅导系的学生，本来也就应该对这样的事感兴趣。
表面上学习的理由很充分，但是内心深处却有着另一种暗藏的潜意识期待。
十九岁，我在物理系上心理学课时，第一次读弗洛伊德的理论，书上写着弗洛伊德所提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他说男孩希望可以排除父亲，有和母亲结婚的原始情感，女孩会讨厌母亲而想和父亲在一起。当时，心理学老师说着这段理论，并且加了一句注解：“这个说法是一种推测，无法在现实生活中验证，这是一种神话，我们可以用比喻的方式了解它。”
这个“神话”在我内心深处却是一种“实话”，对于一百多年前的外国人弗洛伊德，能把我对母亲的感觉说得那样清晰、精准，让当时的我感到非常震惊。
对于母亲的感情，是复杂的。但我清楚地记得，六岁的时候，自己是非常讨厌她的，因为她总是动不动就责骂我，一直都在吼东吼西。
相对于母亲的责骂，父亲则对我非常宽容。只要父亲在家的时候，我就不会被责骂，这使我养成对父亲深深的依恋，我也觉得父亲娶了一位脾气暴烈的妻子。我认为父亲的处境很艰难，因为我对父亲的认同和喜爱，让我失去了对母亲世界的了解。
有些事是我长大后才了解到的：父亲贬抑母亲，常常取笑她，她受了气，一生气就责骂或打小孩，骂完小孩，小孩就向父亲告状，父亲又再次贬抑母亲……家里的情感就在这种循环中轮回着。
小时候过母亲节对我而言是痛苦的，因为我的母亲和母亲节里描述的母亲都不同，她不温柔也不细心，她脾气暴躁，情绪不稳……
“情绪不稳”就是童年对母亲所有的记忆。然而，长大后在精神分析的躺椅上，才了解母亲也有她的难处。
在生命的过程中，我认同了父亲，父亲贬抑母亲，我也贬抑我自己生命中的女性特质。从小我就认同男孩子的一切事物——爬树、钓鱼、挖地瓜，我就像个野孩子，从不穿裙子，我总认为穿裙子的都情绪不稳，穿裤子才是我认同的对象。而且乡下地方，没有一个男孩团体要一个女孩，因为她跑不快，力气不够，总会碍事。为了要加入男孩的阵营，我让自己很强、跑得快、力气大，最后虽然我偶尔可以参加他们的活动，但大部分时候他们还是把我看成外人。
我从不玩洋娃娃，我去学打网球、桌球，让自己更像男孩，更远离女孩的一切。
这个远离造就了我生命中的一种强度，让我有机会学习男性世界中的竞争和专注，以及大量的行动力，这些都是在社会中成功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它也压抑了我内在对于温柔、放松、安静、独处的渴望，这些东西我一直很欠缺，内在的女性特质找不到出口。
内在渴望变得很巨大。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我仿佛找到了我自己。而在荣格（Carl G. Jung）的理论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整合，因为他说每个女人都有男性的内在特质，那是必然的。
在陆医师的课程中，我听到另一个自我追寻的女性。在一百多次的谈话中，她谈着对她父亲的爱，而我也想着，对自己父亲的爱……
课堂上，谈论阉割恐惧、恋母情结、阴茎、阴道的语言有时满天飞。对于二十出头的我，觉得很困窘，有点坐立难安，常常不知道眼睛要放哪里，手要摆哪里；而周围的白袍同学，更是肃静地低着头，头都快掉到桌子上。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度过那些太隐私又太尴尬的语言，我也不例外，但也在这些语言中渐渐成熟。
就在同一时期，我进入了咨询的进阶学习和个人的探索，和陈老师开始一周一次的谈话。
精神分析课程结束后，我从大学毕业，去当了初中老师，很想念台北、台北的陈老师，还有精神分析的课。我很努力地考上了研究所，回到台北念书，但是陈老师已经不在辅导中心接个案，她成了中心的主任，我研究所课堂上的老师。
而精神分析课程因为学姐决定回去故乡教书，停了下来。原本就是靠学姐的工作独撑大局，现在团体也就失去了轴心。
我回到原来我思念的地方，精神病房依旧，病人还在，但是学习的人已经不在。
第一次在研究所上陈老师的课时，我坐在学生中不断流泪：当时，我并不了解这叫做双重关系，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伤心。
现在我才明白，为了回到谈话的空间，我努力考回研究所，但是因为人事变迁，我已失去了我的治疗师还有治疗的空间。当时的我很哀伤，却不知为何哀伤。哀伤铺陈了整个硕士班的岁月，我选了教育心理的主题做论文，好让我不必上陈老师的课，再经验那种伤心。
研究所的同学告诉了陈老师我的痛苦，陈老师把我找去，在辅导中心的主任室里，我看着她一直流泪，她心疼地抱住我，我却一把推开她，还说：“你是为了可怜我吗？”“我还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她坚定地回应着。
我拒绝了她的好意，用一种很猛烈的方式。那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好好和她谈一谈这段时间的苦、对她的思念、对她的感谢，还有不能继续谈话的沮丧和挫折。但这些我想要做的都没出现，我推开了她，落荒而逃，我伤害了她，也伤害了自己。
对于所发生的事，我完全没有脉络可以理解。
现在，我做了二十年的治疗工作，终于可以慢慢了解，那是双重关系的一种状况。治疗的空间变成学习的空间，我失去了治疗师，而当时她已经在我的内心像是母亲的角色。我把她当作我认同的对象，穿衣服学她，说话方式学她，我没在母亲身上学到的东西，一件一件在她身上重新学习。
她像是我心理的母亲，滋润着我，不能和她继续谈话，正如心理母亲的死亡，我的眼泪来自哀悼这一份失落；而在我的内心世界，我宁愿承受习惯的失落痛苦，也不要再一次期待，又再次失落。
那是没有办法的状况，而没办法就是没有办法。
多年后，一直到我和第二任咨询师谈了两年多之后，我才有机会和陈老师再谈这件事。
那一年我博士班要毕业前，和陈老师还有其他同学到高雄上课，上一个后现代理论焦点解决的课。
在澄清湖畔，我对她说：“老师，对不起，当年你那么好要抱我时，我推开了你。”陈老师笑了笑。
“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会好好拥抱你！”我说。
“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会说，这学生怎么这么难搞！”陈老师幽默地说。然后我们在澄清湖畔有个拥抱。
几年后，又有机会到高雄一起讲课，我买了一条金项链给她。
现在，过了二十年，我们在同一个系教书，偶尔会和同学一起喝下午茶。她的朋友从美国来，住在我的空房子里。我们的关系不远不近，刚刚好。
有一年，精神分析课的学姐约我去演讲，我为了她，也为了我自己内在的疑惑，从台北翻山越岭到花莲去上课。上完课我问她：“为什么后来不做治疗了？精神分析团体也散了。”学姐叫了我的名字说：“傻孩子，我当时二十六岁，还没结婚，整天阴茎、阴道、性交满口说，实在受不了，我想过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才发现——原来不是只有我受不了。
“陆医师很伤心……”我说我听说。
“我知道他很伤心，那也没办法，我不能因为他伤心就放弃我自己的幸福，我想结婚，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学姐说。
陆医师的精神分析课程再也没有重新开张，学姐是他有史以来最得意的学生，但她落跑了，我猜陆医师可能失落得太厉害。我不知道他何时复原，还是没机会复原了，他后来转去当教授教学，没再碰精神分析。
临走时，我问学姐：“你现在快乐吗？”
“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我喜欢香肠胜于阴茎，学生都讲香肠……”学姐微笑着说。
经过了十五年的岁月后，我才又回到精神分析的课堂上。2004那一年，台湾精神分析学会成立，我开始一周四次的精神分析历程，我的分析师是弗洛伊德学派的。
十六年后，我在课堂教“性教育与辅导”，每堂课都阴茎、阴道和性交满天飞。
我和学姐交换了旅程，我们都比较快乐。
后记：2013年我在陈老师的课上做专题演讲，演讲完我们又一次拥抱，那应该是我人生中最美的一刻。距离我们第一次拥抱，已经过了二十三年。
栏目编辑 / 丁 尧.终校 / 杨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