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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文章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和2015年追踪数据分析了户籍身份变动与居民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从追踪数据纵向来看，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估计结果显示，户籍身份的变动会显著地影响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关键词 居民户籍身份改变 主观幸福感 双重差分模型
1 引言
许多专家针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研究，何立新和潘春阳[1]使用CGSS 2005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他们认为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更加幸福;熊彩云等采取问卷调差的形式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总体水平一般;廖永松[2]对山东省、陕西省及河南省三地的农民进行抽样调查，调研结果表明，农民对现在的生活感到十分满意。在阅读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对于居民户籍身份的转变，（在此指的是“农转非”）是否真的会进一步加强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均没有准确的回答。因此，笔者采用DID模型考察“农转非”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2 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变量
2.1 DID模型设定
户籍身份改变是我国实施的一种政策性实验，新政策是否会对某一方面产生影响的评价一般采用DID模型来分析。处理组和控制组定义如表1所示。
设定模型如下：
Yit=β0+β1personit+β2dateit+β3personit×dateit+uit+εit（1）
这个模型中，下标i指第i个个体，t时间，变量Y指要考察的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自变量中person和date分别代表个体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户籍变化前date取值为0，户籍变化后date取值为1，控制组person取值为0，处理组person取值为1，交互项person×date，其系数β3反映了户籍身份的转变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为了尽量减少其他因素的影响误差，在式（1）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设定模型如下：
Yit=β0+β1personit+β2dateit+β3personit×dateit+β4Zit +uit+εit （2）
式中，Z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居民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等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
2.2 数据来源
文章使用了2013年和2015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FS）数据。利用CHFS 2013和CHFS 2015两期追踪数据，可以清晰地识别出转变户籍身份的农民，从而得到所需要样本。因此，本文将农村居民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控制组，指的是转变为非农户籍的农村居民;另一部分是处理组，即户籍身份未发生改变的农村居民。在样本中，共有436名农村居民在2013年发生了户籍变更——由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户口，那么这436名是本文的研究群体。
2.3 变量设置
本文选择CHFS 2013和CHFS 2015两期数据，对样本进行筛选后，得到样本数为22 290个，主要变量如表2所示。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对比表3中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户籍身份的转变存在明显的自选择性，这说明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是有必要的。
3 結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5对农村居民户籍身份改变后是否改变其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报告了双重差分模型（DID）估计结果。幸福感1是没有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幸福感2是加人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可以发现，在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时户籍身份的转变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果为-0.781，并且非常显著;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户籍身份的转变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效果为-0.813，仍然非常显著。这表明，农村居民转为非农户口后的确会使其对现有的生活更加满意。
4 结语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农村居民转为非农户口后，可以提高其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国家更应该推进“人的城镇化”进程。据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要进一步加快城镇化进程，使更多的农村居民转变为非农户籍，从而缩减因为户籍制度所产生的幸福感的差距。
其次，政府应积极地引导农村居民转向城市，并提供有力的支持;最后，做好农村居民户籍身份转变后的善后工作。
【参考文献】
[1]何立新，潘春阳.破解中国的 Easterlin 悖论：收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J].管理世界，2011（8）：11-22.
[2]廖永松.小富即安的农民：一个幸福经济学的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14（9）：4-16.
关键词 居民户籍身份改变 主观幸福感 双重差分模型
1 引言
许多专家针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研究，何立新和潘春阳[1]使用CGSS 2005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他们认为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更加幸福;熊彩云等采取问卷调差的形式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总体水平一般;廖永松[2]对山东省、陕西省及河南省三地的农民进行抽样调查，调研结果表明，农民对现在的生活感到十分满意。在阅读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对于居民户籍身份的转变，（在此指的是“农转非”）是否真的会进一步加强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均没有准确的回答。因此，笔者采用DID模型考察“农转非”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2 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变量
2.1 DID模型设定
户籍身份改变是我国实施的一种政策性实验，新政策是否会对某一方面产生影响的评价一般采用DID模型来分析。处理组和控制组定义如表1所示。
设定模型如下：
Yit=β0+β1personit+β2dateit+β3personit×dateit+uit+εit（1）
这个模型中，下标i指第i个个体，t时间，变量Y指要考察的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自变量中person和date分别代表个体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户籍变化前date取值为0，户籍变化后date取值为1，控制组person取值为0，处理组person取值为1，交互项person×date，其系数β3反映了户籍身份的转变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为了尽量减少其他因素的影响误差，在式（1）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设定模型如下：
Yit=β0+β1personit+β2dateit+β3personit×dateit+β4Zit +uit+εit （2）
式中，Z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居民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等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
2.2 数据来源
文章使用了2013年和2015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FS）数据。利用CHFS 2013和CHFS 2015两期追踪数据，可以清晰地识别出转变户籍身份的农民，从而得到所需要样本。因此，本文将农村居民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控制组，指的是转变为非农户籍的农村居民;另一部分是处理组，即户籍身份未发生改变的农村居民。在样本中，共有436名农村居民在2013年发生了户籍变更——由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户口，那么这436名是本文的研究群体。
2.3 变量设置
本文选择CHFS 2013和CHFS 2015两期数据，对样本进行筛选后，得到样本数为22 290个，主要变量如表2所示。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对比表3中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户籍身份的转变存在明显的自选择性，这说明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是有必要的。
3 結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5对农村居民户籍身份改变后是否改变其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报告了双重差分模型（DID）估计结果。幸福感1是没有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幸福感2是加人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可以发现，在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时户籍身份的转变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果为-0.781，并且非常显著;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户籍身份的转变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效果为-0.813，仍然非常显著。这表明，农村居民转为非农户口后的确会使其对现有的生活更加满意。
4 结语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农村居民转为非农户口后，可以提高其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国家更应该推进“人的城镇化”进程。据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要进一步加快城镇化进程，使更多的农村居民转变为非农户籍，从而缩减因为户籍制度所产生的幸福感的差距。
其次，政府应积极地引导农村居民转向城市，并提供有力的支持;最后，做好农村居民户籍身份转变后的善后工作。
【参考文献】
[1]何立新，潘春阳.破解中国的 Easterlin 悖论：收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J].管理世界，2011（8）：11-22.
[2]廖永松.小富即安的农民：一个幸福经济学的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14（9）：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