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惩戒权”受到如此关注，并非空穴来风。这个问题的发生，实有感于如今学生难管难教。如果说以往一般班级中可能存在难管难教的学生，那么如今即使在“好学生”中，也存在“抗教育性”现象。这就成为教师不能不面对的难题。
　　尽管一度寄希望于尊重学生、表扬学生，甚至迎合学生，如今看来，不仅并未解决问题，还因此惯坏了学生而增加了教育学生的困难，这才转而产生对教师惩戒学生权力的期待。其实，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尽管这种选择缺乏法律依据，问题在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中的相关规定，虽然合乎教育的常理，却不足以解决如今教师面对的难题。至于允许教师惩戒学生是否有效，不妨回顾一下这方面的历史经验。
　　在民国时期，原则上不赞成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不过，学校和家长对教师惩罚学生，如体罚、罚站、罚抄作业，一般都予以默认。只是体罚现象并不常见，并且一般并不体罚女生。滥用体罚的教师，只有在教师中受到非议，学校行政并不见得都追究教师的责任。
　　当时，在一般学生看来，受到教师惩戒是不光彩的事情。只有屡受处罚的学生，因丧失羞耻感，反而不怕处罚，屡教不改。
　　当时，学生受到教师处罚，一般不作记录。如受到学校处罚，才张榜公布，并记入学校日志。只有留校察看和开除学籍，才记入档案。
　　我国直到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激起公愤，并受到行政部门的追究，才使体罚与变相体罚现象逐渐消失。
　　如今重新勾起教师惩戒学生的记忆，实同如今学生难管难教成为普遍关注的难题有关。
　　——摘自《上海教育科研》（滬），2017.4.24～2573，84，85，86，8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