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6年夏天，乾隆突然颁布谕旨下达了两个指示：第一，官方史书今后在叙述南明诸王及他们的几个“小朝廷”时，不再需要冠以“伪”的前缀；第二，对于抗清的明朝大臣，也不应因为他们的反清政治立场而视他们为“叛逆”。
　　将南明政权及其抗清臣子分别视为伪政权与叛逆乃大清立国以来的一贯立场，乾隆此次政治表态意味着公告天下，正式结束官方对南明史长达100年的否定立场。但由于所涉领域过于敏感，直到1775年年底乾隆才再有大动作——宣布表彰南明殉国者的忠节。数月之后，清廷正式宣布纂修（《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并于九个月之后成书。
　　乾隆在文化政策上向来不开明，他为什么会成为这次政治突破的主角？
　　这是因为，清政权的性质已发生了深刻转变。顺治与康熙时代的清政权可能更具有“革命”色彩，清帝也被“革命者”的自我定位所捆绑和限制。而到了乾隆时代，清帝的政治角色已完全转向“执政者”的定位，必然也会逐渐与父祖时代的“革命思维”切割，对历史的观感与评价，也会更多地从“利于本朝”而不是“防范前朝”的立场出发。对于此时的乾隆来说，他更需要的是强烈的忠君观念。只有褒奖忠臣，宣扬忠君价值观，大清方才具备了与后世鼎革者斗法的理论储备与政治基础。
　　这样的思维自然也不是乾隆独创的。朱元璋上台后似乎遗忘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反元口号，转而感恩戴德地說：“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同时，他不断强调自己参加起义军反抗朝廷是被裹挟所致。
　　不得不说，乾隆的理论转换升级比朱元璋高明多了。在褒奖忠臣价值观的同时，乾隆还埋下了两根暗线，以免褒奖过火，伤及清政权的鼎革合法性。
　　首先，乾隆下令扩大表彰前明忠臣的范围，在书中不仅加入了明初“靖难之变”的殉难者，还收录了大量死于“不敢从贼”者，也就是对李自成起义军进行抵抗的殉难者。由此，乾隆既肯定了南明抗清者的忠节，又淡化了《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的抗清色彩，让这本书成为一本“宣扬忠臣价值观”更为集中的健康读物。
　　其次，乾隆在大肆表彰明末殉國忠臣的同时，继续查禁反清文字，大多数受褒奖的反清忠臣的文集都没有逃脱被查禁的厄运。
　　有了以上举措的保驾护航，乾隆在理论战线上的创新步伐明显加快了起来。很快他又出手了，下令开馆编纂《贰臣传》，重新评价那些投降者。
　　在《贰臣传》中，乾隆将这些降臣分为两类。对那些投降后对大清朝兢兢业业的降臣，乾隆只是在道德上将他们打入另册，而对那些品行不端，特别是降清后对大清没有全心全意，甚至仍与前朝不清不楚的人，乾隆就没那么客气了。
　　七年后，乾隆又下旨编纂《逆臣传》，收录的都是如吴三桂这样的“降而复叛”者。在乾隆试图宣扬的忠君逻辑中，投降一次的“贰臣”已很不堪，投降两次的自然更是大逆不道了。
　　就这样，“历史学家”乾隆冒着否定父祖的政治风险，通过三本书实现了大清朝最为“惊险”的理论革新，彻底完成了从“鼎革者”到“执政者”的角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