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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Bradley， Imagining Ireland in the Poems and Plays of W.B.Yeats： Nation， Class， and Stat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aul Bew， Ireland： The Politics of Enmity 1789—200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刚刚结束的苏格兰公投事件将近代英国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恩怨纠葛重新投入世人眼前，其中爱尔兰的独特境况令人瞩目。1801年《合并法案》的生效使得自12世纪以来便屡受英国侵凌的爱尔兰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自19世纪中叶的大饥荒开始，爱尔兰争取独立或自治的运动便风起云涌，内战也时而发生。1912年4月英国自由党政府提出《第三次自治法案》，历经厄尔斯特志愿军和爱尔兰志愿军的剑拔弩张，上议院修订法案将北方6郡排除在自治之外，爱尔兰南北部开始分离。1914年自治法案生效，旋因一战爆发而被搁置。1916年复活节激进的爱尔兰志愿军在都柏林发动起义，很快被英国当局镇压，起义领导被枪决，民族情绪被极大激起，原来的温和派也转而支持独立。一战甫结束爱尔兰独立战争爆发，双方死伤枕藉，1922年由国王乔治五世斡旋英国和爱尔兰签订《英爱条约》，爱尔兰南部26郡成立自由邦，北方6郡仍属英国，南北分裂延续至今。考察爱尔兰这一段近代史，深惜南北分裂之余，不得不正视其中文艺、宗教与政治的彼此裹挟与纠缠。
1845年受晚疫病菌影响爱尔兰各地出现马铃薯灾疫，粮荒严重加上流行病的肆虐，爱尔兰大饥荒爆发，一直持续到1849年。爱尔兰大饥荒导致100多万人死亡，大批人口移居北美或英国工业城镇。饥荒导致农业耕作方式转变，地主大量收回租地，爱尔兰佃农的生活日见窘困，为争取权利爱尔兰农民运动肇始。1879年10月“土地联盟”成立，提出“合理地租、固定租约和自由买卖”的“三F”诉求。之后联盟与帕内尔领导的政党合作扩展为“爱尔兰全国土地联盟”，以“耕者有其田”为诉求。历经杯葛斗争、烧毁地契、“土地战争”等事件，英国当局两颁《土地法》，回应佃农诉求，保障农民权利，农民运动逐渐消隐。继之而起的就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19世纪30年代欧洲大陆革命风潮涌起，受“青年意大利”影响爱尔兰爱国青年成立“青年爱尔兰”组织，讨论民族解放，支持“撤废运动”。1841年该组织骨干戴维斯与文人达菲创办《民族报》，诉诸青年阶层，鼓吹民族运动，并且认为必要时应当使用武力。1858年坚持武力斗争争取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成立，成为与帕内尔领导的自治运动并驾齐驱的运动组织。叶芝就诞生于爱尔兰农民运动方兴未艾与独立运动初现端倪之时。
叶芝祖上是小有地产的牧师阶层，到父亲一辈已日渐衰落。老叶芝放弃牧师职业转而攻读法律，毕业后不执业弃法从艺，加之不善经营，家族地产最终被变卖。叶芝童年和少年时期反而更多地依赖外祖家。叶芝长大后弃画从文，较早地接触到爱尔兰农民问题和独立运动。1885年叶芝的两首抒情诗发表在《都柏林大学评论》上，开始了诗人一生的笔墨生涯。同年叶芝认识爱国志士欧李尔瑞，在后者的影响下发愿建立一种独特的“爱尔兰文学”以区别于英国或欧洲其他文学。文学从此成为叶芝推动爱尔兰民族复兴的手段和目标，至20世纪初叶芝也被公认为爱尔兰文艺复兴的领袖之一。伊格尔顿直率认为叶芝的诗歌就是一种“以言行事”（performativeness），认为叶芝属于爱尔兰传统的德鲁伊阶层（Druid）：诗人既是巫师，又是社会公职人员和政治积极分子。伊格尔顿这样评价叶芝恐怕有走极端之嫌，叶芝本人更不会承认，因为目睹辛格《西部浪子》事件中群众的盲目行动之后，诗人宣言“文学不会使什么事情发生”。关于叶芝以文学家在爱尔兰近代史中的贡献，倒是布莱德利在书中分析得更为客观：叶芝当然愿意将自己的创作视为爱尔兰公共事务的一部分，但他作为民族诗人的地位与其说来自他持有的民族观点，不如说来自他文学风格所呈现出的一个想象中的现代爱尔兰（P2）。也就是说叶芝所要建立的“爱尔兰文学”其范围并不是囿于海岛地域的爱尔兰，而是一种爱尔兰文化统摄下的“想象的共同体”。因此，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叶芝在对待爱尔兰南北分治这件事情上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情绪，布莱德利说当爱尔兰南北分裂时叶芝没有掉一滴眼泪（P189）。当然，叶芝的诗学思想本身就是一种二元对立融合的哲学观，也就是布伊所说的对立状态（Enmity or Animosity）（P8）。受古印度哲学二元轮回观念和犹太卡巴拉“阴阳”冥想修行思想的影响，叶芝融合新柏拉图主义和凯尔特传统中的灵魂转世说，认为历史或现象好比两个交互渗透不断旋转的螺旋体，一种性质发展到极大的顶端其对立面则会缩减到极小，之后又反向运动，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叶芝希望建立一种独特有力的“爱尔兰文学”，实现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但他又宣称文学不会使什么发生。当他的《凯瑟琳女伯爵》上演后群情激昂，群众的爱国热情被激起，叶芝一方面感到欣慰，但又担心自己的作品会引起盲目的冲动。1916年复活节起义发生，遭到英国当局残酷镇压，叶芝一方面声讨当局，一方面又心里难过，认为是自己的诗歌如《献给十字架上的玫瑰》和一些戏剧作品导致了惨剧和流血事件的发生。有论者认为叶芝在《胡里痕的凯瑟琳》中表现了年轻人为了凯瑟琳牺牲宝贵生命是一种“血祭”，叶芝希望爱尔兰青年效法为爱尔兰的独立牺牲一切，只有经过“血祭”爱尔兰才能脱离大英。（周惠民，《爱尔兰史》，P172）此论显然夸大了文艺的作用也远离叶芝创作的初衷，忽略了起义主力乃一直致力于武力夺取爱尔兰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爱尔兰志愿军的事实。但无论如何，以叶芝为代表的爱尔兰文艺复兴活动无疑在近代爱尔兰独立运动中起到重大的作用。爱尔兰独立运动使得南部26郡成立爱尔兰自由邦，但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和历史原因，北部6郡依然留在英国，其分裂一直持续至今。 讨论叶芝的宗教信仰似乎多余，因为显而易见其祖先一直是信奉新教的优势阶层（Ascendancy），因此历来研究叶芝的大作从来都视为当然而不去探讨（如文评大家哈罗德·布鲁姆，新批评派主力柯林斯·布鲁克斯，当代叶芝研究重镇海伦·温德尔等）。实则不然，叶芝受父亲教诲一生抱持怀疑主义，并不完全信仰任何一种宗教或学说，而是将宗教等视为文化的一种。正如布莱德利所说，叶芝的爱尔兰性有趣且复杂，叶芝倾向一种极其丰富的文化混杂（cultural hybridity），叶芝的经验多半来自近代爱尔兰殖民地经历中的碎片和断裂感（fragmentation and discontinuity）（P2—3）。爱尔兰人民这种碎片和断裂感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历史和现实中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自5世纪圣帕特里克将基督教（Christianity）传入爱尔兰，原本信仰古老凯尔特文明的爱尔兰人逐渐接受新的信仰，天主教（Catholic）也逐渐成为爱尔兰人的主要精神支柱。12世纪之后爱尔兰一再遭受英国侵凌，但天主教的地位并未遭到撼动。一直到16世纪之后随着武力和商业等方式的入侵新教（Protestant）阶层逐渐成为爱尔兰的统治阶层（叶芝父辈即属于其中的牧师阶层，叶芝外祖家族是信仰新教的商界领袖），其影响一直维持到19世纪末。布伊在书中举例：1904年D.P.莫然主办的《领导者》杂志刊发一篇《仲夏夜之梦》的拼凑戏文，将当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互相轻蔑的情态展露无遗（P7—8）。历史上，大多数爱尔兰地主是新教徒，绝大部分佃农和劳工则是天主教徒，两者之间冲突不断。到了近代，随着佃农土地权利的保障和地主收回租地并出卖的增多，新教徒逐渐聚居在爱尔兰北部6郡，天主教徒则大多居住在爱尔兰南部各郡。19世纪中叶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成立，到世纪末爱尔兰共和军兴起，他们主张武力斗争争取独立，自称为古代爱尔兰英勇的芬尼亚勇士（Fenians）。以帕内尔为主的爱尔兰议会党则力主自治。担心自治实现而影响自身利益的北部新教居民组织厄尔斯特志愿军，要求留在英国并诉诸武力以实现诉求。北部新教居民尤其是贝尔法斯特的居民在此历史时刻特别怀念将新教带入爱尔兰的威廉三世（威廉三世率军在爱尔兰击败詹姆士二世，完成了英国历史上的“光荣革命”），因其曾受封地于奥尔良（Orange），因此新教徒组成对抗的奥尔良党（Orangemen），不仅与南部诸郡相抗，也与留在北部的天主教徒相斗争。自此，宗教与历史相纠缠，爱尔兰南北的分裂成为历史和现实，布伊说“基于同意原则上的分裂成为爱尔兰今日的秩序”（P9）。
20世纪中后期北爱尔兰局势一度恶化，暴力冲突不断。面对此一状况，另一位爱尔兰诺贝尔奖获奖诗人希尼试图在诗中寻找一种社会、道德和艺术的多重疗治，不直接干预现实不公，而是在诗的语言形式中平衡已失衡的社会力量、克服权力的重力吸引和重塑现实与精神秩序。（刘炅：《诗的疗伤：谢默斯·希尼的苦难诗学》）于此可见，文艺一直是近代爱尔兰有识之士意图恢复社会秩序弥补断裂的一种手段。布莱德利倡导叶芝文化统摄下的爱尔兰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认为或许应该搁置地域的具体概念；叶芝不局限于任何种类的地方主义（parochialism），叶芝的爱尔兰想象超越局限，其后殖民特征可与20、21世纪的新兴文学相媲美（P2）。布伊则认为虽然在写一部爱尔兰史时其客观性问题实在令人忧虑，因为大部分爱尔兰人（无论是芬尼亚党人还是奥尔良党人）都会认为象牙塔里写就的著作是一种颠覆和不敬的挑战（a subversive and impious challenge），但尽管面临种种“喧嚣与骚动”（sound and fury），抛开偏见，求得事实陈述的准确，应该是史家之鹄的（P9—10）。因此上述两本书的共同点就显露出来：抛开历史、现实等的偏见和分歧，从而想象一种文化上的“爱尔兰共同体”。无论是叶芝还是叶芝之后的爱尔兰诗人（包括希尼），都希望以文艺的方式来求得民族的复兴或秩序的恢复。布莱德利指出无论叶芝之后的爱尔兰诗人在措辞上如何与叶芝不同，他们依然在一个现实相当区隔的地方暗暗地自视为爱尔兰共同体（P207）。布伊引用亨利·盖尔斯的话，说“爱尔兰”是一个含有最多混成意义的词语（P556），当初出于战略考虑英爱合并，之后却冲突不断，其敌对的状态延续至今，但如今毕竟北爱尔兰的各党派已经开始在原则上考虑合作和彼此接受，或许历史上的这种敌对状态将失去力量而退出舞台？（P581）与苏格兰公投结果同意留在英国一样，民众利益应当是当今爱尔兰各方考虑南北问题的首要议题。或许搁置分歧与争议、想象一种文化的共同体、发展公众利益是当今爱尔兰知识分子解开历史纠缠的普遍出发点。这也正是这两本书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叶芝作品的爱尔兰想象：民族、阶级、国家》与《爱尔兰：敌对的政治1789—2006》两书虽然都是极为严谨的学术著作，语言却并不晦涩拗口，前者清新顺畅，后者流利厚重。两位作者的文学功底也相对深厚，相关内容的诗歌或其他作品信手拈来，征引繁复。受题材影响，后者的文献引述范围比前者更为广博，也更注重细节。此外，前者有一个明显的偏失，作者将题目定为“叶芝作品（戏剧和诗歌）的爱尔兰想象”，却将大部分笔墨花在叶芝诗歌的分析上（只在第一章戏剧与诗歌重，其他5章重点都在分析诗歌），戏剧分析远远不足，因此削弱了论证的力度。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农郁）
Paul Bew， Ireland： The Politics of Enmity 1789—200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刚刚结束的苏格兰公投事件将近代英国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恩怨纠葛重新投入世人眼前，其中爱尔兰的独特境况令人瞩目。1801年《合并法案》的生效使得自12世纪以来便屡受英国侵凌的爱尔兰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自19世纪中叶的大饥荒开始，爱尔兰争取独立或自治的运动便风起云涌，内战也时而发生。1912年4月英国自由党政府提出《第三次自治法案》，历经厄尔斯特志愿军和爱尔兰志愿军的剑拔弩张，上议院修订法案将北方6郡排除在自治之外，爱尔兰南北部开始分离。1914年自治法案生效，旋因一战爆发而被搁置。1916年复活节激进的爱尔兰志愿军在都柏林发动起义，很快被英国当局镇压，起义领导被枪决，民族情绪被极大激起，原来的温和派也转而支持独立。一战甫结束爱尔兰独立战争爆发，双方死伤枕藉，1922年由国王乔治五世斡旋英国和爱尔兰签订《英爱条约》，爱尔兰南部26郡成立自由邦，北方6郡仍属英国，南北分裂延续至今。考察爱尔兰这一段近代史，深惜南北分裂之余，不得不正视其中文艺、宗教与政治的彼此裹挟与纠缠。
1845年受晚疫病菌影响爱尔兰各地出现马铃薯灾疫，粮荒严重加上流行病的肆虐，爱尔兰大饥荒爆发，一直持续到1849年。爱尔兰大饥荒导致100多万人死亡，大批人口移居北美或英国工业城镇。饥荒导致农业耕作方式转变，地主大量收回租地，爱尔兰佃农的生活日见窘困，为争取权利爱尔兰农民运动肇始。1879年10月“土地联盟”成立，提出“合理地租、固定租约和自由买卖”的“三F”诉求。之后联盟与帕内尔领导的政党合作扩展为“爱尔兰全国土地联盟”，以“耕者有其田”为诉求。历经杯葛斗争、烧毁地契、“土地战争”等事件，英国当局两颁《土地法》，回应佃农诉求，保障农民权利，农民运动逐渐消隐。继之而起的就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19世纪30年代欧洲大陆革命风潮涌起，受“青年意大利”影响爱尔兰爱国青年成立“青年爱尔兰”组织，讨论民族解放，支持“撤废运动”。1841年该组织骨干戴维斯与文人达菲创办《民族报》，诉诸青年阶层，鼓吹民族运动，并且认为必要时应当使用武力。1858年坚持武力斗争争取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成立，成为与帕内尔领导的自治运动并驾齐驱的运动组织。叶芝就诞生于爱尔兰农民运动方兴未艾与独立运动初现端倪之时。
叶芝祖上是小有地产的牧师阶层，到父亲一辈已日渐衰落。老叶芝放弃牧师职业转而攻读法律，毕业后不执业弃法从艺，加之不善经营，家族地产最终被变卖。叶芝童年和少年时期反而更多地依赖外祖家。叶芝长大后弃画从文，较早地接触到爱尔兰农民问题和独立运动。1885年叶芝的两首抒情诗发表在《都柏林大学评论》上，开始了诗人一生的笔墨生涯。同年叶芝认识爱国志士欧李尔瑞，在后者的影响下发愿建立一种独特的“爱尔兰文学”以区别于英国或欧洲其他文学。文学从此成为叶芝推动爱尔兰民族复兴的手段和目标，至20世纪初叶芝也被公认为爱尔兰文艺复兴的领袖之一。伊格尔顿直率认为叶芝的诗歌就是一种“以言行事”（performativeness），认为叶芝属于爱尔兰传统的德鲁伊阶层（Druid）：诗人既是巫师，又是社会公职人员和政治积极分子。伊格尔顿这样评价叶芝恐怕有走极端之嫌，叶芝本人更不会承认，因为目睹辛格《西部浪子》事件中群众的盲目行动之后，诗人宣言“文学不会使什么事情发生”。关于叶芝以文学家在爱尔兰近代史中的贡献，倒是布莱德利在书中分析得更为客观：叶芝当然愿意将自己的创作视为爱尔兰公共事务的一部分，但他作为民族诗人的地位与其说来自他持有的民族观点，不如说来自他文学风格所呈现出的一个想象中的现代爱尔兰（P2）。也就是说叶芝所要建立的“爱尔兰文学”其范围并不是囿于海岛地域的爱尔兰，而是一种爱尔兰文化统摄下的“想象的共同体”。因此，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叶芝在对待爱尔兰南北分治这件事情上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情绪，布莱德利说当爱尔兰南北分裂时叶芝没有掉一滴眼泪（P189）。当然，叶芝的诗学思想本身就是一种二元对立融合的哲学观，也就是布伊所说的对立状态（Enmity or Animosity）（P8）。受古印度哲学二元轮回观念和犹太卡巴拉“阴阳”冥想修行思想的影响，叶芝融合新柏拉图主义和凯尔特传统中的灵魂转世说，认为历史或现象好比两个交互渗透不断旋转的螺旋体，一种性质发展到极大的顶端其对立面则会缩减到极小，之后又反向运动，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叶芝希望建立一种独特有力的“爱尔兰文学”，实现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但他又宣称文学不会使什么发生。当他的《凯瑟琳女伯爵》上演后群情激昂，群众的爱国热情被激起，叶芝一方面感到欣慰，但又担心自己的作品会引起盲目的冲动。1916年复活节起义发生，遭到英国当局残酷镇压，叶芝一方面声讨当局，一方面又心里难过，认为是自己的诗歌如《献给十字架上的玫瑰》和一些戏剧作品导致了惨剧和流血事件的发生。有论者认为叶芝在《胡里痕的凯瑟琳》中表现了年轻人为了凯瑟琳牺牲宝贵生命是一种“血祭”，叶芝希望爱尔兰青年效法为爱尔兰的独立牺牲一切，只有经过“血祭”爱尔兰才能脱离大英。（周惠民，《爱尔兰史》，P172）此论显然夸大了文艺的作用也远离叶芝创作的初衷，忽略了起义主力乃一直致力于武力夺取爱尔兰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爱尔兰志愿军的事实。但无论如何，以叶芝为代表的爱尔兰文艺复兴活动无疑在近代爱尔兰独立运动中起到重大的作用。爱尔兰独立运动使得南部26郡成立爱尔兰自由邦，但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和历史原因，北部6郡依然留在英国，其分裂一直持续至今。 讨论叶芝的宗教信仰似乎多余，因为显而易见其祖先一直是信奉新教的优势阶层（Ascendancy），因此历来研究叶芝的大作从来都视为当然而不去探讨（如文评大家哈罗德·布鲁姆，新批评派主力柯林斯·布鲁克斯，当代叶芝研究重镇海伦·温德尔等）。实则不然，叶芝受父亲教诲一生抱持怀疑主义，并不完全信仰任何一种宗教或学说，而是将宗教等视为文化的一种。正如布莱德利所说，叶芝的爱尔兰性有趣且复杂，叶芝倾向一种极其丰富的文化混杂（cultural hybridity），叶芝的经验多半来自近代爱尔兰殖民地经历中的碎片和断裂感（fragmentation and discontinuity）（P2—3）。爱尔兰人民这种碎片和断裂感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历史和现实中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自5世纪圣帕特里克将基督教（Christianity）传入爱尔兰，原本信仰古老凯尔特文明的爱尔兰人逐渐接受新的信仰，天主教（Catholic）也逐渐成为爱尔兰人的主要精神支柱。12世纪之后爱尔兰一再遭受英国侵凌，但天主教的地位并未遭到撼动。一直到16世纪之后随着武力和商业等方式的入侵新教（Protestant）阶层逐渐成为爱尔兰的统治阶层（叶芝父辈即属于其中的牧师阶层，叶芝外祖家族是信仰新教的商界领袖），其影响一直维持到19世纪末。布伊在书中举例：1904年D.P.莫然主办的《领导者》杂志刊发一篇《仲夏夜之梦》的拼凑戏文，将当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互相轻蔑的情态展露无遗（P7—8）。历史上，大多数爱尔兰地主是新教徒，绝大部分佃农和劳工则是天主教徒，两者之间冲突不断。到了近代，随着佃农土地权利的保障和地主收回租地并出卖的增多，新教徒逐渐聚居在爱尔兰北部6郡，天主教徒则大多居住在爱尔兰南部各郡。19世纪中叶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成立，到世纪末爱尔兰共和军兴起，他们主张武力斗争争取独立，自称为古代爱尔兰英勇的芬尼亚勇士（Fenians）。以帕内尔为主的爱尔兰议会党则力主自治。担心自治实现而影响自身利益的北部新教居民组织厄尔斯特志愿军，要求留在英国并诉诸武力以实现诉求。北部新教居民尤其是贝尔法斯特的居民在此历史时刻特别怀念将新教带入爱尔兰的威廉三世（威廉三世率军在爱尔兰击败詹姆士二世，完成了英国历史上的“光荣革命”），因其曾受封地于奥尔良（Orange），因此新教徒组成对抗的奥尔良党（Orangemen），不仅与南部诸郡相抗，也与留在北部的天主教徒相斗争。自此，宗教与历史相纠缠，爱尔兰南北的分裂成为历史和现实，布伊说“基于同意原则上的分裂成为爱尔兰今日的秩序”（P9）。
20世纪中后期北爱尔兰局势一度恶化，暴力冲突不断。面对此一状况，另一位爱尔兰诺贝尔奖获奖诗人希尼试图在诗中寻找一种社会、道德和艺术的多重疗治，不直接干预现实不公，而是在诗的语言形式中平衡已失衡的社会力量、克服权力的重力吸引和重塑现实与精神秩序。（刘炅：《诗的疗伤：谢默斯·希尼的苦难诗学》）于此可见，文艺一直是近代爱尔兰有识之士意图恢复社会秩序弥补断裂的一种手段。布莱德利倡导叶芝文化统摄下的爱尔兰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认为或许应该搁置地域的具体概念；叶芝不局限于任何种类的地方主义（parochialism），叶芝的爱尔兰想象超越局限，其后殖民特征可与20、21世纪的新兴文学相媲美（P2）。布伊则认为虽然在写一部爱尔兰史时其客观性问题实在令人忧虑，因为大部分爱尔兰人（无论是芬尼亚党人还是奥尔良党人）都会认为象牙塔里写就的著作是一种颠覆和不敬的挑战（a subversive and impious challenge），但尽管面临种种“喧嚣与骚动”（sound and fury），抛开偏见，求得事实陈述的准确，应该是史家之鹄的（P9—10）。因此上述两本书的共同点就显露出来：抛开历史、现实等的偏见和分歧，从而想象一种文化上的“爱尔兰共同体”。无论是叶芝还是叶芝之后的爱尔兰诗人（包括希尼），都希望以文艺的方式来求得民族的复兴或秩序的恢复。布莱德利指出无论叶芝之后的爱尔兰诗人在措辞上如何与叶芝不同，他们依然在一个现实相当区隔的地方暗暗地自视为爱尔兰共同体（P207）。布伊引用亨利·盖尔斯的话，说“爱尔兰”是一个含有最多混成意义的词语（P556），当初出于战略考虑英爱合并，之后却冲突不断，其敌对的状态延续至今，但如今毕竟北爱尔兰的各党派已经开始在原则上考虑合作和彼此接受，或许历史上的这种敌对状态将失去力量而退出舞台？（P581）与苏格兰公投结果同意留在英国一样，民众利益应当是当今爱尔兰各方考虑南北问题的首要议题。或许搁置分歧与争议、想象一种文化的共同体、发展公众利益是当今爱尔兰知识分子解开历史纠缠的普遍出发点。这也正是这两本书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叶芝作品的爱尔兰想象：民族、阶级、国家》与《爱尔兰：敌对的政治1789—2006》两书虽然都是极为严谨的学术著作，语言却并不晦涩拗口，前者清新顺畅，后者流利厚重。两位作者的文学功底也相对深厚，相关内容的诗歌或其他作品信手拈来，征引繁复。受题材影响，后者的文献引述范围比前者更为广博，也更注重细节。此外，前者有一个明显的偏失，作者将题目定为“叶芝作品（戏剧和诗歌）的爱尔兰想象”，却将大部分笔墨花在叶芝诗歌的分析上（只在第一章戏剧与诗歌重，其他5章重点都在分析诗歌），戏剧分析远远不足，因此削弱了论证的力度。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农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