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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超光速研究是需要有点精神的。2005年，是爱因斯坦发表光子学说和狭义相对论100周年。纵观爱因斯坦的一生，称他为伟大科学家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他去世已经快半个世纪了。狭义相对论是相对真相还是绝对真理?对他的理论是仅仅顶礼膜拜还是使之向前发展？不同的科学家就有不同的态度!我们认为，不应该神化爱因斯坦，不应该把他的理论当成宗教，要与时俱进，要反对“两个凡是”，这才是对待爱因坦的正确态度。
——黄志洵
黄志洵：1936年生于北京一中国传媒大学微波工程教授，电磁理论与电磁兼容学专业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电子学专家所客座研究员。国务院颁证“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曾主持设计一系列电子仪器和设备，并在国内外发表科学论文120余篇。
超光速研究的后期大约是从2000年开始的。在这一年，旅美的中国青年物理学家王力军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该文的题目是《增益辅助的超光速传播》、它描绘了王力军小组设计并实施的实验，特点是使用反常色散状态并获得负群速。我们知道，虽然在20世纪初就有一些著名物理学家(如爱因斯坦、A．索末菲、L.布里渊)讨论过负速度这一概念，但有关负速度的实验却是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才真正得以成功的。王的实验用铯原子气体在光频实现了负群速：Vg=-c／310这时，光脉冲在尚未进入气室时就离开了气室，这一现象引起了许多争论。
王力军小组开创的光脉冲超光速实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但是必须指出，理论和实验都表明，实现负群速比实现超光速群速要求更强的反常色散，即折射率n随频率f的变化关系要更陡峭，故负群速是更厉害的超光速。
受王力军实验的激励，随后在全世界有多个研究组进行了类似的量子光学实验，例如，美国M．D斯特纳等实现了Vg=-c／19.6(2003)，北京大学的陈徐宗、肖峰等实现了Vg=-c／3000－c／1667(2004)等等。在频率较低的无线电波段，马自达和罗伯逊用电脉冲进行实验也获得Vg=-1.2c(2002)。上述情况表明，用无源系统或增益系统都能产生超光速群速乃至负群速，但用增益系统时可实现失真非常小的信号传送。
近期超光速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展开了对各种物理作用的速度的探索。2005年，笔者提出的广义信息速度(general information ve—locity，GIV)的概念，基于如下考虑：首先，在传送信号时可以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即没有消息)，因而信号速度与信息速度不能混为一谈。其次，在GIV中我们列出了作用速度。
那么，什么是作用速度的含义?所谓“作用”对应的英文词是“interaction”，在实际中分为两种情况：①既有力效应又有能量传递的作用，如引力场的作用、电磁场的作用、核强力、核弱力作用均属此类。②没有力效应也没有能量传递的作用，量子纠缠态即属此类，亦即EPR问题。实验证实，在量子世界中似乎有一种超距的、即时的联系(相关)存在，体现在量子纠缠态中，但并未发现力效应、粒子传递和能量输送。
近年来，研究较多的是引力作用速度，并扩展到量子纠缠态的作用速度。对引力速度来讲，牛顿认为是无限大，爱因斯坦认为是c．但也有一系列的超光速数据：108c(P．拉普拉斯，1810)，>20c(A．s．爱丁顿，1920)，2 x 1010c(T．佛兰德伦，1998)。2003年，s.科佩金和E．弗马龙报告说测出了引力速度，它就是c，但这一报道并未获得美国科学界的支持。
1935年，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发表了一篇批判量子力学的文章，后来被称为EPR论文或EPR思维。然而到了1951年D．伯姆所阐述的EPR思维提示了一种奇怪的量子相关。当两个旋转粒子相互作用后分开很远，其自旋相等而相反，故可从一个推断另一个。根据量子力学，两者的自旋都不确定，直到测出为止。测量确定了一个粒子的自旋方向，量子相关使另一粒子立即接受确定的自旋。这一结果即使二者相距若干光年也可成立。这种远距离作用暗示着，粒子间有一种超光速作用存在。这是爱因斯坦所不能接受的——正是这类事使他苦恼，并与量子力学保持距离。
1981年～1983年。法国物理学家A．爱思博领导完成的实验，以高精度证明结果大大违反Bell不等式，而与量子力学的预言极为一致。他们的实验不仅是静态的，而且用动态装置检验了EPR的可分性(即局域性)原则，为物理学评价提供了可信的根据。在这些试验公布之后，拥护量子力学、不同意EPR的物理学家人数增多了。法国物理学家Bd’埃斯帕纳说：“几乎可以肯定局域实在论有错误。”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B．约翰夫森说，也许宇宙的某一部分“知道”另一部分，即一种有条件的远距接触(虽然互相不在一起)。
但是，人们对“超距作用”的存在仍有很大的疑虑(这不就回到了牛顿的绝对空间)。当然，也有人(如K．波普)认为，“应当考虑存在超距作用的可能”。可见，对EPR思维的讨论又与“超光速的可能性问题”相联系着。至于D．伯姆，他在1992年去世前，一方面排除了“用超光速传递信息”的可能性，但又说：“从深层次看就会发现有超光速的东西。”
科学家对量子纠缠态的研究导致了量子信息学的建立。为了避免别人说自己“反对爱因斯坦”，一些研究量子信息学的专家谨慎地与超光速研究拉开距离。然而，不久前有报道说，2000年N．吉森等在瑞士的实验测量得到量子纠缠态的作用速度为(104～107)c。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表示这个作用速度不是无限大，而是超光速的。虽然这并不表示可以自动实现所谓的量子超光速通信，亦即量子纠缠不能传递经典信息，但证明量子信息超光速也有其意义。
有关国内外在超光速研究方面的进展，笔者曾写过三本著作：《超光速研究》、《超光速研究新进展》、《超光速研究的理论与实验》。
——黄志洵
黄志洵：1936年生于北京一中国传媒大学微波工程教授，电磁理论与电磁兼容学专业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电子学专家所客座研究员。国务院颁证“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曾主持设计一系列电子仪器和设备，并在国内外发表科学论文120余篇。
超光速研究的后期大约是从2000年开始的。在这一年，旅美的中国青年物理学家王力军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该文的题目是《增益辅助的超光速传播》、它描绘了王力军小组设计并实施的实验，特点是使用反常色散状态并获得负群速。我们知道，虽然在20世纪初就有一些著名物理学家(如爱因斯坦、A．索末菲、L.布里渊)讨论过负速度这一概念，但有关负速度的实验却是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才真正得以成功的。王的实验用铯原子气体在光频实现了负群速：Vg=-c／310这时，光脉冲在尚未进入气室时就离开了气室，这一现象引起了许多争论。
王力军小组开创的光脉冲超光速实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但是必须指出，理论和实验都表明，实现负群速比实现超光速群速要求更强的反常色散，即折射率n随频率f的变化关系要更陡峭，故负群速是更厉害的超光速。
受王力军实验的激励，随后在全世界有多个研究组进行了类似的量子光学实验，例如，美国M．D斯特纳等实现了Vg=-c／19.6(2003)，北京大学的陈徐宗、肖峰等实现了Vg=-c／3000－c／1667(2004)等等。在频率较低的无线电波段，马自达和罗伯逊用电脉冲进行实验也获得Vg=-1.2c(2002)。上述情况表明，用无源系统或增益系统都能产生超光速群速乃至负群速，但用增益系统时可实现失真非常小的信号传送。
近期超光速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展开了对各种物理作用的速度的探索。2005年，笔者提出的广义信息速度(general information ve—locity，GIV)的概念，基于如下考虑：首先，在传送信号时可以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即没有消息)，因而信号速度与信息速度不能混为一谈。其次，在GIV中我们列出了作用速度。
那么，什么是作用速度的含义?所谓“作用”对应的英文词是“interaction”，在实际中分为两种情况：①既有力效应又有能量传递的作用，如引力场的作用、电磁场的作用、核强力、核弱力作用均属此类。②没有力效应也没有能量传递的作用，量子纠缠态即属此类，亦即EPR问题。实验证实，在量子世界中似乎有一种超距的、即时的联系(相关)存在，体现在量子纠缠态中，但并未发现力效应、粒子传递和能量输送。
近年来，研究较多的是引力作用速度，并扩展到量子纠缠态的作用速度。对引力速度来讲，牛顿认为是无限大，爱因斯坦认为是c．但也有一系列的超光速数据：108c(P．拉普拉斯，1810)，>20c(A．s．爱丁顿，1920)，2 x 1010c(T．佛兰德伦，1998)。2003年，s.科佩金和E．弗马龙报告说测出了引力速度，它就是c，但这一报道并未获得美国科学界的支持。
1935年，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发表了一篇批判量子力学的文章，后来被称为EPR论文或EPR思维。然而到了1951年D．伯姆所阐述的EPR思维提示了一种奇怪的量子相关。当两个旋转粒子相互作用后分开很远，其自旋相等而相反，故可从一个推断另一个。根据量子力学，两者的自旋都不确定，直到测出为止。测量确定了一个粒子的自旋方向，量子相关使另一粒子立即接受确定的自旋。这一结果即使二者相距若干光年也可成立。这种远距离作用暗示着，粒子间有一种超光速作用存在。这是爱因斯坦所不能接受的——正是这类事使他苦恼，并与量子力学保持距离。
1981年～1983年。法国物理学家A．爱思博领导完成的实验，以高精度证明结果大大违反Bell不等式，而与量子力学的预言极为一致。他们的实验不仅是静态的，而且用动态装置检验了EPR的可分性(即局域性)原则，为物理学评价提供了可信的根据。在这些试验公布之后，拥护量子力学、不同意EPR的物理学家人数增多了。法国物理学家Bd’埃斯帕纳说：“几乎可以肯定局域实在论有错误。”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B．约翰夫森说，也许宇宙的某一部分“知道”另一部分，即一种有条件的远距接触(虽然互相不在一起)。
但是，人们对“超距作用”的存在仍有很大的疑虑(这不就回到了牛顿的绝对空间)。当然，也有人(如K．波普)认为，“应当考虑存在超距作用的可能”。可见，对EPR思维的讨论又与“超光速的可能性问题”相联系着。至于D．伯姆，他在1992年去世前，一方面排除了“用超光速传递信息”的可能性，但又说：“从深层次看就会发现有超光速的东西。”
科学家对量子纠缠态的研究导致了量子信息学的建立。为了避免别人说自己“反对爱因斯坦”，一些研究量子信息学的专家谨慎地与超光速研究拉开距离。然而，不久前有报道说，2000年N．吉森等在瑞士的实验测量得到量子纠缠态的作用速度为(104～107)c。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表示这个作用速度不是无限大，而是超光速的。虽然这并不表示可以自动实现所谓的量子超光速通信，亦即量子纠缠不能传递经典信息，但证明量子信息超光速也有其意义。
有关国内外在超光速研究方面的进展，笔者曾写过三本著作：《超光速研究》、《超光速研究新进展》、《超光速研究的理论与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