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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岁的“留学生”
李开复祖籍四川。出生于台北。1972年，为了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家人把11岁的他送到了美国。在风光秀丽的田纳西州，有一个小镇橡树岭，李开复就读于这里的一所天主教小学。来美国的第一年。还没过语言关，听课像听天书，老师在上面讲课，他就在下而看武侠小说。一年后，他基本上适应了英文环境，开始了正常的学习。
从此，这所学校出了一个数学天才。他总是在各种数学比赛中获奖，功课成为了理所当然的第一名。高中时，学校安装了一台很旧的IBM电脑，李开复对它着了迷，他常去那里玩，写游戏，做运算。在电脑神奇的世界里，他感到其乐无穷。
选择大学专业时，他也曾经根据“世俗”的标准，选择了法律专业。可是读了一年多以后他发现自己对法律毫无兴趣。“专业课上提不起精神，甚至想把枯燥的课本扔到教授身上。”他迷上了打桥牌，一星期打30个小时，法律没学好，却成了北美一等的桥牌高手。
经过老师的鼓励和审慎分析自己未来的成长目标后，李开复在大二决定转入计算机系。1970年代，计算机还属于新事物，哥伦比亚大学的计算机系也刚刚创立，不到30人。从受人尊敬的律师到一个前途不明的“计算机工作者”，李开复转专业的风险可谓不小。朋友们劝他谨慎考虑，但是他思考后的结果是：人生只有一次，不应浪费在并不感兴趣、没有成就感的领域。一辈子从事一份没有激情的工作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李开复实现了他的诺言。他在自己选择的计算机专业领域一路走来，成为顶级的专家之一。现在回想起来，李开复感慨：“若不是那时的决定，今天我就不会拥有计算机领域的成就，很可能只是在美国某个小镇上做一个既不成功又不快乐的律师。”
从苹果到微软
从1990年到1996年，李开复在苹果电脑公司工作了6年，从语音组经理到多媒体实验室主任，再到互动多媒体部全球副总裁，这一路的升迁与他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密不可分。
1997年，比尔·盖茨来到中国访问。在清华大学与学生的对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最终下定决心，投资8000万美元在北京设立微软(中国)研究院，要使微软在海外的第二个实验机构成为世界级的，亚洲最高水平的软件科技研究院。
正在比尔盖茨寻找一个“既懂研究，又懂管理”的人来担当此重任时，他遇到了李开复。在华人研究员、同时也是李开复的校友黄学东的极力动员与推荐下，1998年李开复加盟微软，负责在中国组建研究院。这段日子可以说是李开复在微软最开心的时光之一。他不仅从海内外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来到中国研究院工作，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公关活动，改变了微软在国人心中的霸权形象，他被称为微软的“亲善大使”。
轰动世界的跳槽
2000年李开复升任微软全球副总裁，成为比尔·盖茨身旁7位核心智囊团成员之一，也是微软王国权力最高的华人。但是，他还是做了另外一个选择。2005年，李开复转而加盟Google，身兼全球副总裁与大中华区总裁重任。这个轰动世界互联网界的跳槽事件引起外界的猜测和不同版本的解读。李开复说：“我离开Google时，只带走了一个人——我的秘书。”他婉拒别人的追随，是因为留在谷歌的待遇更加优厚。
“我对微软的工作并没有特别不满意，到我必须要走的地步。当然微软越来越大，大公司难免有一些官僚，这是一个原因。而另一方面，我在微软工作了7年，做同一个工作做7年，能学习的地方不是很多了。”之所VAT决心加入Google，还是因为这个互联，网的新旗帜给他带来的震憾：“我认识的许多朋友、资深的研究者和科学家，他们在加入Google后，原先的憔悴消失了，他们充满活力，他们上班就像在享受。每一个人都那么充满激情。在Google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做什么，然后通过大家的兴趣结合成一个个团队。”
此次因跳槽而引发官司，很多人为此质疑李开复一直倡导的“诚信原则”，认为他的跳槽是有违他曾经的承诺，有悖于他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在李开复看来，诚信或者忠诚，并不机械等同于终生服务一家公司，“对企业诚信是员工的义务，它包括保守公司机密，执行公司计划，敬业，有责任心等等，然而，一名诚信的员工更应该是一个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的人，而不是依附企业的苔藓植物。雇主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两个独立、平等主体问的契约，只有当双方都认为对方是自己的最佳选择时，这个契约的效果才是双赢的。相反，当这个契约变成人身依附时，企业就变成了可以混日子的大锅饭，个人就变成了失去选择权利的现代奴隶。”
一不小心成了“校园教父”
李开复与中国大学生的近距离接触始于1990年，那时他受联合国邀请来华演讲两周。他到了很多高校，每次演讲结束时，满屋子的学生都不愿离去，不断抛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学生们的热情让他感动。
2000年8月，一纸调令，李开复被召回微软美国总部，临行前的一件事，更让李开复坚定了从事自己“第二职业”——关注中国学生和中国教育的想法。
曾有人略带质疑地指称：李开复不是一个企业高管，更像一个大学导师。对此，李开复毫不介意，他多次公开表示：“我希望我的墓志铭上不是说李开复是科学家或企业家，而是说李开复是一个热心教育者，他在中国崛起的时代，经过写作、讲座、网站，帮助了中国青年学生，他们亲切地叫他开复老师”。
渐渐地，“开复学生”形成了一个虚拟化的庞大群体，他们在写信或提问时总喜欢以“开复老师，我是你的学生”来开头。很多重要人物与李开复的相识，竟然都是被自己的孩子所引导的。这位企业高管在本职工作之外的“不务正业”所产生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他的正业。
放弃“金饭碗”自立门户
2009年9月7日，北京中关村清华科技园。刚刚辞去谷歌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职务的李开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要做一个新的“天使投资”公司、创新产业平台。公司会招聘大约110名李开复认为最佳的创业者，工程师、创业团队人员，从他们的创意中筛选20个组建项目，投入资金进行不超过9个月的孵化，最后PK出5个项目，成立子公司，一年之后独立运营直到上市。在李开复的规划中，未来5年的投资总额将达到8亿元，它叫做“创新工场”。
他辞职的念头，是2008年年中产生的。“Google已经足够伟大，如果给我任何一家跨国公司中国区的负责人去换，我都不会去。”“如果非要说谷歌中国有什么变化让我不再眷恋了，那就是他变大了，这不是谷歌的问题，而是我发现自己永远在创业时最有激情最快乐，1998年创办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时候，2006年创办谷歌中国的时候，而现在我的兴奋度会降低。”
“中国青年一代普遍存在缺少情商培养、视野不宽、不够主动等问题，主要是偏重应试教育的大环境造成的。我创建‘创新工场’，就是希望将中国本土人才的创新能力、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国际化的创新运营体系结合起来，尝试一条全新的‘批量创新’之路。”再次华丽而高调地转身的李开复说：“创新是中国崛起不可或缺的一环，青年一代是创新的主角。如果让年轻人在更注重素质培养的教育体系中成长，如果为青年创业者提供最好的创新平台与产业环境，将年轻人的创新激情转化为市场上的成功，也许，不久的将来，中国就会涌现出一大批全球化的高科技企业。”
李开复祖籍四川。出生于台北。1972年，为了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家人把11岁的他送到了美国。在风光秀丽的田纳西州，有一个小镇橡树岭，李开复就读于这里的一所天主教小学。来美国的第一年。还没过语言关，听课像听天书，老师在上面讲课，他就在下而看武侠小说。一年后，他基本上适应了英文环境，开始了正常的学习。
从此，这所学校出了一个数学天才。他总是在各种数学比赛中获奖，功课成为了理所当然的第一名。高中时，学校安装了一台很旧的IBM电脑，李开复对它着了迷，他常去那里玩，写游戏，做运算。在电脑神奇的世界里，他感到其乐无穷。
选择大学专业时，他也曾经根据“世俗”的标准，选择了法律专业。可是读了一年多以后他发现自己对法律毫无兴趣。“专业课上提不起精神，甚至想把枯燥的课本扔到教授身上。”他迷上了打桥牌，一星期打30个小时，法律没学好，却成了北美一等的桥牌高手。
经过老师的鼓励和审慎分析自己未来的成长目标后，李开复在大二决定转入计算机系。1970年代，计算机还属于新事物，哥伦比亚大学的计算机系也刚刚创立，不到30人。从受人尊敬的律师到一个前途不明的“计算机工作者”，李开复转专业的风险可谓不小。朋友们劝他谨慎考虑，但是他思考后的结果是：人生只有一次，不应浪费在并不感兴趣、没有成就感的领域。一辈子从事一份没有激情的工作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李开复实现了他的诺言。他在自己选择的计算机专业领域一路走来，成为顶级的专家之一。现在回想起来，李开复感慨：“若不是那时的决定，今天我就不会拥有计算机领域的成就，很可能只是在美国某个小镇上做一个既不成功又不快乐的律师。”
从苹果到微软
从1990年到1996年，李开复在苹果电脑公司工作了6年，从语音组经理到多媒体实验室主任，再到互动多媒体部全球副总裁，这一路的升迁与他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密不可分。
1997年，比尔·盖茨来到中国访问。在清华大学与学生的对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最终下定决心，投资8000万美元在北京设立微软(中国)研究院，要使微软在海外的第二个实验机构成为世界级的，亚洲最高水平的软件科技研究院。
正在比尔盖茨寻找一个“既懂研究，又懂管理”的人来担当此重任时，他遇到了李开复。在华人研究员、同时也是李开复的校友黄学东的极力动员与推荐下，1998年李开复加盟微软，负责在中国组建研究院。这段日子可以说是李开复在微软最开心的时光之一。他不仅从海内外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来到中国研究院工作，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公关活动，改变了微软在国人心中的霸权形象，他被称为微软的“亲善大使”。
轰动世界的跳槽
2000年李开复升任微软全球副总裁，成为比尔·盖茨身旁7位核心智囊团成员之一，也是微软王国权力最高的华人。但是，他还是做了另外一个选择。2005年，李开复转而加盟Google，身兼全球副总裁与大中华区总裁重任。这个轰动世界互联网界的跳槽事件引起外界的猜测和不同版本的解读。李开复说：“我离开Google时，只带走了一个人——我的秘书。”他婉拒别人的追随，是因为留在谷歌的待遇更加优厚。
“我对微软的工作并没有特别不满意，到我必须要走的地步。当然微软越来越大，大公司难免有一些官僚，这是一个原因。而另一方面，我在微软工作了7年，做同一个工作做7年，能学习的地方不是很多了。”之所VAT决心加入Google，还是因为这个互联，网的新旗帜给他带来的震憾：“我认识的许多朋友、资深的研究者和科学家，他们在加入Google后，原先的憔悴消失了，他们充满活力，他们上班就像在享受。每一个人都那么充满激情。在Google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做什么，然后通过大家的兴趣结合成一个个团队。”
此次因跳槽而引发官司，很多人为此质疑李开复一直倡导的“诚信原则”，认为他的跳槽是有违他曾经的承诺，有悖于他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在李开复看来，诚信或者忠诚，并不机械等同于终生服务一家公司，“对企业诚信是员工的义务，它包括保守公司机密，执行公司计划，敬业，有责任心等等，然而，一名诚信的员工更应该是一个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的人，而不是依附企业的苔藓植物。雇主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两个独立、平等主体问的契约，只有当双方都认为对方是自己的最佳选择时，这个契约的效果才是双赢的。相反，当这个契约变成人身依附时，企业就变成了可以混日子的大锅饭，个人就变成了失去选择权利的现代奴隶。”
一不小心成了“校园教父”
李开复与中国大学生的近距离接触始于1990年，那时他受联合国邀请来华演讲两周。他到了很多高校，每次演讲结束时，满屋子的学生都不愿离去，不断抛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学生们的热情让他感动。
2000年8月，一纸调令，李开复被召回微软美国总部，临行前的一件事，更让李开复坚定了从事自己“第二职业”——关注中国学生和中国教育的想法。
曾有人略带质疑地指称：李开复不是一个企业高管，更像一个大学导师。对此，李开复毫不介意，他多次公开表示：“我希望我的墓志铭上不是说李开复是科学家或企业家，而是说李开复是一个热心教育者，他在中国崛起的时代，经过写作、讲座、网站，帮助了中国青年学生，他们亲切地叫他开复老师”。
渐渐地，“开复学生”形成了一个虚拟化的庞大群体，他们在写信或提问时总喜欢以“开复老师，我是你的学生”来开头。很多重要人物与李开复的相识，竟然都是被自己的孩子所引导的。这位企业高管在本职工作之外的“不务正业”所产生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他的正业。
放弃“金饭碗”自立门户
2009年9月7日，北京中关村清华科技园。刚刚辞去谷歌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职务的李开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要做一个新的“天使投资”公司、创新产业平台。公司会招聘大约110名李开复认为最佳的创业者，工程师、创业团队人员，从他们的创意中筛选20个组建项目，投入资金进行不超过9个月的孵化，最后PK出5个项目，成立子公司，一年之后独立运营直到上市。在李开复的规划中，未来5年的投资总额将达到8亿元，它叫做“创新工场”。
他辞职的念头，是2008年年中产生的。“Google已经足够伟大，如果给我任何一家跨国公司中国区的负责人去换，我都不会去。”“如果非要说谷歌中国有什么变化让我不再眷恋了，那就是他变大了，这不是谷歌的问题，而是我发现自己永远在创业时最有激情最快乐，1998年创办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时候，2006年创办谷歌中国的时候，而现在我的兴奋度会降低。”
“中国青年一代普遍存在缺少情商培养、视野不宽、不够主动等问题，主要是偏重应试教育的大环境造成的。我创建‘创新工场’，就是希望将中国本土人才的创新能力、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国际化的创新运营体系结合起来，尝试一条全新的‘批量创新’之路。”再次华丽而高调地转身的李开复说：“创新是中国崛起不可或缺的一环，青年一代是创新的主角。如果让年轻人在更注重素质培养的教育体系中成长，如果为青年创业者提供最好的创新平台与产业环境，将年轻人的创新激情转化为市场上的成功，也许，不久的将来，中国就会涌现出一大批全球化的高科技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