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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金庸先生力作《神雕侠侣》的朋友，或许对襄阳这座城市不会陌生。大侠郭靖以布衣之身助守襄阳数十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何其壮哉！需要指出的是，“风陵夜话”章节里说起的襄阳围城惨状，其实是被提前的。
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之前，襄阳虽曾发生过几次激战，但围城的局面并未形成。从战役效果来看，也是以南宋一方胜利告终。
公元1260年，即元中统元年，蒙古千户郭侃上疏平宋方略：“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但这也仅仅是一种战略构想而已。直到七年后的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冬，蒙军对襄阳的包围之势才全面形成。
鲜为人知的是，蒙古军实施的这一围城过程，居然与贸易有关，虽没有弥漫的硝烟却也惊心动魄。
不贸易，即开战
据史料记载，1263年7月，投降蒙古的南宋旧臣刘整向忽必烈献计，在襄阳城外设置榷场。当时的情形是，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死在合川（今重庆）钓鱼山下，忽必烈于同年放弃武昌战事，北上争夺汗位，宋蒙双方偃旗息鼓，有了数年的短暂和平。这是刘整之计得以出笼的有利条件之一。
什么叫榷场？榷，指专卖，相当于如今的垄断产业。宋代的榷场，特指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互市，性质既类似于今天的边境贸易，又雷同于政府掌控的自贸区。需要设置榷场时，两国政府进行谈判，划定一块地儿，双方当地有司共同投资建设贸易平台，并各自派出长史一类的官员负责稽查征税。参加互市的商贾不能直接交易，而是由中间人（官牙）代办。
两宋时期，宋与辽、西夏、金及蒙古等国都曾断续开设过榷场。之所以用“断续”来形容，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榷场是否设置，都取决于宋王朝的态度，双方并不对等。当时的两宋，是经济上的超级大国，是通货及日用消费品的绝对生产、出口和消费大国，掌握着绝对的贸易主动权。因此，宋王朝常把榷场作为政治通好、军事策略乃至经济控制的杠杆来使用。比如西夏的经济支柱产业乃是青白盐，一旦宋王朝停止青白盐的进口，西夏经济立马就陷入困境。包拯曾分析说：“元昊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于青盐。”何亮在《安边书》中写道：“乌白盐池，夏贼洎诸戎视之犹司命也！”
于是，“不贸易，即开战”，成为夏宋关系的常态；禁与开禁，也就成了夏宋关系的晴雨表。宋朝政府正是利用了青白盐的开禁为武器，以断续及有限互市政策为调节杠杆，在军事斗争相对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控制西夏的发展。两国关系缓和时，适当开点禁，一旦关系紧张，又厉禁。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西夏灭亡之时。
当蒙古使臣向南宋京湖制置使吕文德提出互榷请求时，南宋的贸易强势地位并没有完全失去。如他的幕僚就说：“榷场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蒙古人还不失时机地向吕文德行贿玉带一条。
一条玉带的阴谋
吕文德其人，并不像《神雕侠侣》小说里写的那样胆小如鼠、昏庸无能。历史上的吕文德，出身草莽，骁勇善战，戎马一生。1237年以池州统制率军援安丰开始，他就走到了抗击蒙古侵略的历史最前沿。至1269年去世，凡三十余年，他转战安徽、两湖及大西南前线，仿若南宋小朝廷的“救火队长”和中流砥柱：蒙古人在哪里烧起战火，他就去哪里救火，而且总能把蒙古击退。如1244年的寿春之围，1245年的泗州之围，1259年的合州保卫战、鄂州之围，等等，都是吕文德成功解围的。1260年，他升任京湖制置使，成为长江防务的最高统帅，荆州、襄阳、樊城等诸多战略防务要地，均在其节制之下。
也就是说，如果吕文德不批准，宋蒙之间的襄阳榷场不可能设置。那么，刘整的计策有哪些图谋？一条玉带的背后，吕文德的决策犯下哪些战略失误？襄阳围城之局面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不可解的呢？
对于刘整，吕文德深忌之，但蒙古使臣不傻，自然不会告诉他这条计策是刘整策划的。按宋代君臣“以榷通好，我之利也”的一贯逻辑，吕文德此举倒也没什么错，毕竟当时京湖一线已然和平数年，能以互市换取继续的和平，南宋不吃亏。但蒙古人随后提出的无理要求，就不能不令人生疑。
这边厢榷场刚刚开始，双方互市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那边厢蒙古使臣又提出要在榷场四周建筑城墙以保护其商贾货物，理由很搞笑——“南人无信”。此举若是发生在今天，任何一个贸易伙伴都会笑掉大牙。也是啊，早干嘛去了？说我没有诚信，为何又主动跟我做生意？说我没有诚信，为何还行贿签约？此时再增加合约条款，岂不是得寸进尺、公然背约？
吕文德心里固然不爽，但看在一条玉带的份上，还是奏请朝廷同意了。蒙古人欣喜若狂，利用数年时间，陆续在鹿门山（今襄阳市东南）筑起土墙，外通“互市”，内修堡垒，以潜阻襄阳南、北之援。其后，又在白鹤城（襄阳市东北）增筑第二堡，完成了对白河、汉水及陆路交通的实际扼控。
吊诡的是，同为一母所生，吕文德之弟吕文焕却在互市谈判之前就识破了蒙古人的阴谋，两次捎信劝说吕文德，大意是：蒙古人亡我之心不死，和平只是假象。此时不是互市的时候，亦有违朝廷置榷的初衷，不能不加以警惕。但两封信都被吕文德的亲吏陈文彬给藏匿了。白鹤城增筑之议时，吕文焕再次写信向哥哥申诉，吕文德深悔，叹曰：“误国家者，我也！”但为时已晚。
互市暗战之败
史学界普遍认为，1267年的襄阳完全被围，至1273年2月24日吕文焕和儿子献襄阳城投降，五年间外界无法进行有效救援，与吕文德同意置榷并忽视蒙古人修筑鹿门山城堡的图谋有着根本的关系。
襄阳城外的互市，前后不足三年，但正是这短短的三年，荆襄一带通过该榷场向蒙古人输出了大量的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甚至大量粮食、棉花、木料等战略物资，以及由于管理缺失造成的铜铁、硫黄、焰硝、箭笥之类军用物资通过走私进入蒙古，从经济层面上极大地帮助了蒙古人的备战。
反观南宋在该榷场得到了哪些利益呢？无非牲畜、皮货、药材、珠玉等等，外加一定数量的商业税收，仅此而已。但在征税环节，宋蒙之间是平等的，南宋得到多少税收，蒙古人也没吃亏。所谓“榷之利”，税款收之商贾，乃是政府财政的开源，没有榷场则没有这部分收入。从这个角度而言，置榷无疑是在财政上助蒙古人备战。吕文德此举显然违背了朝廷以榷场遏制对手的初衷。
另外，接受蒙古人筑城“保护”财物的做法，则纯属吕文德的昏招了。咸淳三年（1267）冬，襄阳会战正式开始，忽必烈命阿术、刘整进攻襄阳。阿术过襄阳驻马虎头山，指汉东白河口说：“若筑垒于此，襄阳粮道可断也。”此时由于有了鹿门山城堡和白鹤土城作为战术依托，蒙古人再行修筑白河城堡，几乎易如反掌，不到一年即已完工。咸淳四年九月，刘整“偕都元帅阿术督诸军，围襄阳，城鹿门堡及白河口，为攻取计”。
由于有了鹿门山城堡和白鹤土城以及随后修筑的白河城堡等作为基点，咸淳五年初，蒙古增派到襄阳前线的军政重臣史天泽，很容易就筑成了起自万山、包百丈山的一个长围，使襄阳南北不相通，又筑砚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亘诸堡，向襄阳推进，并“于要害处连珠扎寨，围数十里不得通”，实现了“相要害，立城堡，以绝其声援”，断其粮道，使襄阳自毙的围城战略。
公元1269年，吕文德病死于军中，此时的襄阳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小说里写道：“那一年襄阳城中粮食吃光了，水也没得喝了，到后来连树皮污水也吃喝干净，鞑子却始终攻不进来。”正史却是这么说的：1272年，襄阳城内物资紧缺，对外联系也被断绝，宋朝援兵迟迟不来，吕文焕“捍御应酬，备殚心力。粮食虽可支吾，而衣装薪刍断绝不至。文焕撤屋为薪，缉麻为衣，每一巡城，南望恸哭”。鞑子倒是真的攻不进来，然而吕文焕已经撑不下去了。
1273年初，樊城陷落被屠。一个月后，吕文焕投降，南宋的最后一座战略屏障——襄阳沦陷。仅仅三年后，舞榭歌台风流婉转的杭州城最后那一抹风流，也被雨打风吹去。从此断鸿声里，只有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我们常说，和则双赢，斗则双损。可是，谁又能保证“和”的里面就丝毫没有灯下黑呢？榷场，是和平的产物。可在宋，它是光明正大的遏阻；在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则是图存图强的必须。其间的资源争夺和暗战，又岂是区区襄阳榷场之利弊所能尽言？
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之前，襄阳虽曾发生过几次激战，但围城的局面并未形成。从战役效果来看，也是以南宋一方胜利告终。
公元1260年，即元中统元年，蒙古千户郭侃上疏平宋方略：“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但这也仅仅是一种战略构想而已。直到七年后的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冬，蒙军对襄阳的包围之势才全面形成。
鲜为人知的是，蒙古军实施的这一围城过程，居然与贸易有关，虽没有弥漫的硝烟却也惊心动魄。
不贸易，即开战
据史料记载，1263年7月，投降蒙古的南宋旧臣刘整向忽必烈献计，在襄阳城外设置榷场。当时的情形是，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死在合川（今重庆）钓鱼山下，忽必烈于同年放弃武昌战事，北上争夺汗位，宋蒙双方偃旗息鼓，有了数年的短暂和平。这是刘整之计得以出笼的有利条件之一。
什么叫榷场？榷，指专卖，相当于如今的垄断产业。宋代的榷场，特指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互市，性质既类似于今天的边境贸易，又雷同于政府掌控的自贸区。需要设置榷场时，两国政府进行谈判，划定一块地儿，双方当地有司共同投资建设贸易平台，并各自派出长史一类的官员负责稽查征税。参加互市的商贾不能直接交易，而是由中间人（官牙）代办。
两宋时期，宋与辽、西夏、金及蒙古等国都曾断续开设过榷场。之所以用“断续”来形容，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榷场是否设置，都取决于宋王朝的态度，双方并不对等。当时的两宋，是经济上的超级大国，是通货及日用消费品的绝对生产、出口和消费大国，掌握着绝对的贸易主动权。因此，宋王朝常把榷场作为政治通好、军事策略乃至经济控制的杠杆来使用。比如西夏的经济支柱产业乃是青白盐，一旦宋王朝停止青白盐的进口，西夏经济立马就陷入困境。包拯曾分析说：“元昊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于青盐。”何亮在《安边书》中写道：“乌白盐池，夏贼洎诸戎视之犹司命也！”
于是，“不贸易，即开战”，成为夏宋关系的常态；禁与开禁，也就成了夏宋关系的晴雨表。宋朝政府正是利用了青白盐的开禁为武器，以断续及有限互市政策为调节杠杆，在军事斗争相对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控制西夏的发展。两国关系缓和时，适当开点禁，一旦关系紧张，又厉禁。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西夏灭亡之时。
当蒙古使臣向南宋京湖制置使吕文德提出互榷请求时，南宋的贸易强势地位并没有完全失去。如他的幕僚就说：“榷场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蒙古人还不失时机地向吕文德行贿玉带一条。
一条玉带的阴谋
吕文德其人，并不像《神雕侠侣》小说里写的那样胆小如鼠、昏庸无能。历史上的吕文德，出身草莽，骁勇善战，戎马一生。1237年以池州统制率军援安丰开始，他就走到了抗击蒙古侵略的历史最前沿。至1269年去世，凡三十余年，他转战安徽、两湖及大西南前线，仿若南宋小朝廷的“救火队长”和中流砥柱：蒙古人在哪里烧起战火，他就去哪里救火，而且总能把蒙古击退。如1244年的寿春之围，1245年的泗州之围，1259年的合州保卫战、鄂州之围，等等，都是吕文德成功解围的。1260年，他升任京湖制置使，成为长江防务的最高统帅，荆州、襄阳、樊城等诸多战略防务要地，均在其节制之下。
也就是说，如果吕文德不批准，宋蒙之间的襄阳榷场不可能设置。那么，刘整的计策有哪些图谋？一条玉带的背后，吕文德的决策犯下哪些战略失误？襄阳围城之局面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不可解的呢？
对于刘整，吕文德深忌之，但蒙古使臣不傻，自然不会告诉他这条计策是刘整策划的。按宋代君臣“以榷通好，我之利也”的一贯逻辑，吕文德此举倒也没什么错，毕竟当时京湖一线已然和平数年，能以互市换取继续的和平，南宋不吃亏。但蒙古人随后提出的无理要求，就不能不令人生疑。
这边厢榷场刚刚开始，双方互市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那边厢蒙古使臣又提出要在榷场四周建筑城墙以保护其商贾货物，理由很搞笑——“南人无信”。此举若是发生在今天，任何一个贸易伙伴都会笑掉大牙。也是啊，早干嘛去了？说我没有诚信，为何又主动跟我做生意？说我没有诚信，为何还行贿签约？此时再增加合约条款，岂不是得寸进尺、公然背约？
吕文德心里固然不爽，但看在一条玉带的份上，还是奏请朝廷同意了。蒙古人欣喜若狂，利用数年时间，陆续在鹿门山（今襄阳市东南）筑起土墙，外通“互市”，内修堡垒，以潜阻襄阳南、北之援。其后，又在白鹤城（襄阳市东北）增筑第二堡，完成了对白河、汉水及陆路交通的实际扼控。
吊诡的是，同为一母所生，吕文德之弟吕文焕却在互市谈判之前就识破了蒙古人的阴谋，两次捎信劝说吕文德，大意是：蒙古人亡我之心不死，和平只是假象。此时不是互市的时候，亦有违朝廷置榷的初衷，不能不加以警惕。但两封信都被吕文德的亲吏陈文彬给藏匿了。白鹤城增筑之议时，吕文焕再次写信向哥哥申诉，吕文德深悔，叹曰：“误国家者，我也！”但为时已晚。
互市暗战之败
史学界普遍认为，1267年的襄阳完全被围，至1273年2月24日吕文焕和儿子献襄阳城投降，五年间外界无法进行有效救援，与吕文德同意置榷并忽视蒙古人修筑鹿门山城堡的图谋有着根本的关系。
襄阳城外的互市，前后不足三年，但正是这短短的三年，荆襄一带通过该榷场向蒙古人输出了大量的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甚至大量粮食、棉花、木料等战略物资，以及由于管理缺失造成的铜铁、硫黄、焰硝、箭笥之类军用物资通过走私进入蒙古，从经济层面上极大地帮助了蒙古人的备战。
反观南宋在该榷场得到了哪些利益呢？无非牲畜、皮货、药材、珠玉等等，外加一定数量的商业税收，仅此而已。但在征税环节，宋蒙之间是平等的，南宋得到多少税收，蒙古人也没吃亏。所谓“榷之利”，税款收之商贾，乃是政府财政的开源，没有榷场则没有这部分收入。从这个角度而言，置榷无疑是在财政上助蒙古人备战。吕文德此举显然违背了朝廷以榷场遏制对手的初衷。
另外，接受蒙古人筑城“保护”财物的做法，则纯属吕文德的昏招了。咸淳三年（1267）冬，襄阳会战正式开始，忽必烈命阿术、刘整进攻襄阳。阿术过襄阳驻马虎头山，指汉东白河口说：“若筑垒于此，襄阳粮道可断也。”此时由于有了鹿门山城堡和白鹤土城作为战术依托，蒙古人再行修筑白河城堡，几乎易如反掌，不到一年即已完工。咸淳四年九月，刘整“偕都元帅阿术督诸军，围襄阳，城鹿门堡及白河口，为攻取计”。
由于有了鹿门山城堡和白鹤土城以及随后修筑的白河城堡等作为基点，咸淳五年初，蒙古增派到襄阳前线的军政重臣史天泽，很容易就筑成了起自万山、包百丈山的一个长围，使襄阳南北不相通，又筑砚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亘诸堡，向襄阳推进，并“于要害处连珠扎寨，围数十里不得通”，实现了“相要害，立城堡，以绝其声援”，断其粮道，使襄阳自毙的围城战略。
公元1269年，吕文德病死于军中，此时的襄阳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小说里写道：“那一年襄阳城中粮食吃光了，水也没得喝了，到后来连树皮污水也吃喝干净，鞑子却始终攻不进来。”正史却是这么说的：1272年，襄阳城内物资紧缺，对外联系也被断绝，宋朝援兵迟迟不来，吕文焕“捍御应酬，备殚心力。粮食虽可支吾，而衣装薪刍断绝不至。文焕撤屋为薪，缉麻为衣，每一巡城，南望恸哭”。鞑子倒是真的攻不进来，然而吕文焕已经撑不下去了。
1273年初，樊城陷落被屠。一个月后，吕文焕投降，南宋的最后一座战略屏障——襄阳沦陷。仅仅三年后，舞榭歌台风流婉转的杭州城最后那一抹风流，也被雨打风吹去。从此断鸿声里，只有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我们常说，和则双赢，斗则双损。可是，谁又能保证“和”的里面就丝毫没有灯下黑呢？榷场，是和平的产物。可在宋，它是光明正大的遏阻；在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则是图存图强的必须。其间的资源争夺和暗战，又岂是区区襄阳榷场之利弊所能尽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