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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张爱萍将军的百年寿辰。无论是在国防科技战线上，还是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张爱萍的名字依然熠熠生辉。
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现代人对张爱萍的认知，往往仅限于共和国的开国上将，事实上，张爱萍一生传奇，建树颇丰：他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是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的创建者，是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的前线司令员，还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两弹一星”大协作、大会战的领导者。
张爱萍晚年曾自评：“我这一生是两个30年。从1925年参加革命，到1956年，主要是从事作战和军事工作；1956年，从主持制定第一份国防科技发展规划起，到1987年退休，基本都是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个领域里。”
三言两语述尽一生，却饱含着多少腥风血雨、戎马倥偬。仅以后30年而言，张爱萍就曾三起三落。“文革”中被关押5年，复出后因抵制“文革”错误再次被打倒，粉碎“四人帮”后，再次复出，终成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两弹一星”事业的领军人物。
两次出山
迫于国家安全对战略核武器的急需。张爱萍每次出山，都带有临危受命的性质。
第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初。1960年7月16日，当时的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照会中国，停止执行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原定一切设备材料的供应，60年代初所谓“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达到高潮。与此同时，三年自然灾害给中国国内造成了严重经济困难。
要吃饭还是要原子弹？就是在这时，历史之手把张爱萍扯进了原子弹上马下马之争，他被委派去调查中国的原子能工业情况，代表中央和军委。一个月后，调研报告出炉了，这份报告把原子弹的完成时间定在1964年，并向中央最高决策层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而在于组织和协作。正是这份报告，坚定了中央自主研发原子弹的决心。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成立研制原子弹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张爱萍的名字赫然其中。
1964年10月16日15时，作为前线总指挥，张爱萍目睹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5年，中程导弹试验成功。
1966年，两弹结合成功。
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核盾牌！然而一切戛然而止，1966年10月27日，当张爱萍向军委汇报后，准备返回发射场时，在座的军委领导却冷冷地说：“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吧！”随之而来的是5年监禁与非人折磨。
第二次出山，历史的表盘已指向1975年，由于“文革”的冲击，当时国防科技工业已经混乱不堪。将军的儿子张胜所写的《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里，张爱萍回忆起叶帅与他的谈话，叶剑英对他说“昨天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没有成功。起飞20秒就坠毁了。”而这是当年坠毁的第二颗卫星。
提及这次复出，很多文章都注重谈及张爱萍如何抵制“文革”错误，大力整顿“七机部”。然而事实上，在这场个人与时代浪潮的较量中，胜负早已注定，仅仅7个月后，张爱萍被再次打倒，即便如此，他仍在最后一刻，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发射成功。而当时这颗卫星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国外报道：“尖兵”的发射时间正巧与美国总统福特访华时间重合，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震动，日本《朝日新闻》当年评论说，“尖兵”的发射“是意味深长的——中国洲际导弹试验和进行实战部署日益临近了，它要告诉两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存在是举足轻重的！”由此可以明白，张爱萍为什么拼命也要把这颗卫星打上去，并且稳稳当当地把它收回来。
“文革”年代中“两弹一星”领域里的这场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政治拼搏，也让后人清楚地看到，张爱萍等老共产党人是如何对待国家利益与个人荣辱之间关系的。
1977年3月，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才三天，即决定让张爱萍再回国防科委主持工作。叶与张的谈话重点仍旧是洲际导弹。
洲际导弹到底为何如此重要？专家论证，没有洲际导弹，我们的原子弹无法打到当时对我国安全威胁最大的敌国——前苏联的要害地区。因此，尽管我国原子弹在1964年就已爆炸成功，但在70年代的中苏对抗中，我国在战略上仍处于弱势。表面上看双方都有核武器，又是百万大军相互对峙，势均力敌。但在核打击能力上，我们只能够得上苏联的亚洲目标，而我国所有的城市和战略目标，都在对方的核打击范围内，战略态势对我国十分不利。
我国的洲际导弹研制任务，按照中央最初的计划，本来70年代初期就该完成，但是由于“文革”破坏，结果一拖再拖。
为此，张爱萍的第二次复出。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徐立清后来特意向张爱萍转达了叶剑英对他的评价，叶帅说：“爱萍这个人是冲了点，但做起工作来，大刀阔斧，是个在困难情况下善于开创局面的人。党在目前，尤其需要这样的干部。”
张爱萍对此的回应是：“什么大刀阔斧，我只算是老马识途罢了。”
“大刀阔斧”也好，“老马识途”也罢，都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叶帅执意请张爱萍出山的原因。
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实了叶剑英的判断与决策：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掉过头向西，洲际导弹覆盖的就是莫斯科。这意味着，苏联在中苏边界上部署的百万大军已失去战略价值。不出所料，未过两年，勃列日涅夫即在塔什干发表公开讲话，主动向中国示好。随后，中苏的国家关系逐步回归正常轨道。
尊重科学知人善任
1961年，在原子弹上马下马之争中，陈毅元帅喊出了一句著名口号：“中国人就是要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随后，他让张爱萍去摸清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
张爱萍说：“我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不懂原子弹。”
陈老总“熊”了他：“不懂你不会学？谁是一生下来就会的？”
张爱萍真的认真去学了，他家里饭厅的墙上，曾贴过一张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上面还有张爱萍为加深记忆用红圈标明的铀235和铀238。 当然仅靠自学是不够的。虽然张爱萍天资聪颖，但是等他从元素周期表学起，原子弹不知何日才能爆炸。实际上，谈张爱萍在“两弹一星”事业中的成功秘诀，除了“善于学习”之外，第一条就是“知人善任”。
“首先，张爱萍抓工作都会先找一个助手，他的标准是，既要懂管理，在科技方面又得是内行，单纯的科学家不行。”按照这个标准，张爱萍找到的搭档是刘西尧，此人曾就读于武汉大学物理系，可算是我党领导干部中极少数的“内行”。张爱萍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张震寰也是一个知识型将军，此人曾就读北大，能自己冲洗照片、维修电器，能讲解原子弹和导弹的一般原理、讲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讲解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张震寰原来在新四军时就在张爱萍领导下工作，他的学识功底为张爱萍所了解。后来，张爱萍在总参谋部主持装备工作时，便专门把已转业到地方的张震寰调到总参谋部担负装备部门的领导工作。此后张震寰曾出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以及我国第一台巨型计算机研制等重大国防科技工程的一线指挥，现在看到的纪录片中，原子弹爆炸倒计时读秒的，就是他的声音。
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尊重科学家，和他们做知心朋友，这是张爱萍知人善任的另一方面。张爱萍向科学家虚心求教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他到核武器研究所拜访朱光亚。当年，朱光亚只是一位年仅37岁的青年科学家。见到51岁的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还真有点不知所措。没等张爱萍开口，朱光亚就说，我把工作情况向您汇报一下。但张爱萍说，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是来向你请教的。朱光亚连连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张爱萍说：是真的。请你给我讲讲原子弹。我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对原子弹一点儿也不懂。不懂它又怎么去摆弄它呢？
虽然不懂原子弹，但是张爱萍懂得科学家们的心，加上他革命活动中长期群众工作练就的一流口才，时常深深打动着科技工作者们。1963年春天，核研究所从北京迁往青海，许多人至今还记得当年张爱萍做的动员报告：“一个人来到世上，无非两条路，一是要做官，一是要做事。要做官的，你们就留下，我那里无官可做；要做事的，就跟我走！戈壁滩上能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天苍苍，野茫茫，到处青山埋忠骨。愿意跟我走的，现在就签名！”不少大科学家就是被这番话所打动，奉献了一生。
正是在茫茫高原戈壁上，张爱萍和许多科学家结下了最真挚的友谊。后来，当邓稼先患直肠癌做手术时，75岁高龄的张爱萍，拄着拐杖、忍着伤腿的疼痛，在手术室静候5个小时，足见戈壁滩上结下的真情。
作为领军人物必须身先士卒，激励并放手将士们奋勇杀敌，同时要勇于承担责任。张爱萍沿用了战争年代的办法。他有句口头禅，经常对科学家们说：“你们大胆地去工作，只要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是我的。”为了充分发挥科学家们的积极性，在“两弹一星”研制中，张爱萍摸索建立了“两条指挥线”制度，一条是行政指挥线，一条是技术指挥线，行政指挥线主要做组织保障工作，技术指挥则设立总工程师，放手由科学家专家来担任。
后来，他又建立了“科技委”制度，在总装备部、航天部等科研单位里，由科学专家们组成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和行政单位平行的一个科技决策的机构，让科学家把他们的意见充分表达出来，在技术工作上充分享有指挥权、领导权。这两个制度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国防科研工作的宝贵遗产之一。
关键环节一抓到底
国防科工委曾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无论什么试验，张爱萍到场肯定成功。“从1960年第一发导弹算起，只要他在，几乎没有不成功的。每次大家都叨咕，张爱萍来不来。他是福将，命硬，他来了，就撑得住。”
子女们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父亲，张爱萍回答得很简单：“没有窍门。一是下去，二是过细。”
就像周恩来要求的那样，最高指挥者必须亲临现场，除了统领全局之外，对于关键环节必须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心细如发，每一个环节都要过一遍。张爱萍总是在发射前一个月就到位了，协调会总要参加几次。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摆问题，当场拍板。
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后来回忆说：“他（张爱萍）做事很负责，亲自深入第一线检查。后来他生病了，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也要下去检查，一个一个焊点，一个一个螺丝钉，一个一个零部件，都要检查到。”
由此，人们总结出张爱萍成功的又一个要诀：抓一项工作时，除了高瞻远瞩，统筹把握，对于影响全局的关键环节，绝对要一抓到底。比如原子弹模拟试验时，他发现按钮按下去时，表盘上有个指针抖了一下，就追问怎么回事？其他人都没在意，电表还能有什么问题？但他就抓住不放，让大家好好查查什么原因，结果查到最后，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有个虚焊点。
在抓东-5航天运载火箭时也是一样，发射前，检验部门说，油路上像是有个阴影。张爱萍说，有了疑点就给我搞清，最后是七机部的一个副部长，亲自爬进发动机仓里，拿着检查胃镜的仪器察看，是一根鞋带，要是上了天，堵在油路里，不堪设想。张爱萍大怒：“不是规定不许带任何东西进来的吗？”有人在一旁嘀咕说，鞋带不好算是故意带进来的东西吧。“那就把鞋带统统都给我解下来！”若干年后，该处仍然严格执行着张爱萍的“解鞋带”规定。
如同“解鞋带”的规定一样，随着武器研制的进展，一系列质量、安全保障制度和体系在张爱萍的指导下得以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和传统许多至今仍运用于国防科技战线。
正是张爱萍等领导人这种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使得新中国仅做了几十次试验，就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导弹，这在全世界都是最少的。
冲刺“两弹一星”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持军委工作。党的十一大召开前，他约张爱萍谈话，希望他出任军委秘书长，协助自己做具体工作。当时张爱萍的身份是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然而面对更高的职位，他却毫不犹豫地推辞了，同时，他向邓小平推荐了罗瑞卿。
张爱萍一生曾10次让职，而这次，是最著名的一次。
张爱萍对邓小平说，军队，说这说那，最根本还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问题，这非一朝一夕之功。从目前高级干部的现状看，搞军事行政工作的不乏其人，但搞武器装备、抓国防科技的，相对要少得多了。我从1956年起就在协助聂老总抓这一摊，整整20年了，我自己认为，在这方面做你的助手要更合适些。我今年67岁了，再干3年吧，争取把我军装备搞出个样子来，交给你！”
当时，张爱萍刚刚确定了国防科委的“三抓”计划，即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并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立了军令状，保证在80年代前半期拿出来。对于年事已高的张爱萍来说，决心圆满完成“两弹一星”这一历史使命，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搏。
张爱萍深知，“两弹一星”的未竟事业是中华振兴大业中无法替代的核心环节，对国家安全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他自己年事已高，加之当时的客观环境，在负责军队全面工作的军委秘书长岗位上，很难有更大的作为。尽管这个官位更高，但他这一生中从未将个人官位的高低放在心上。正缘于此，他很自然地推荐了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他则认准了“两弹一星”事业，继续进行他的最后冲刺。
1980年5月月18日，我国向南太平洋成功发射了洲际导弹。70岁的张爱萍挥毫写下：“今日雕弓满月，敢平寇蹄狼烟。”洲际导弹在南太平洋上的溅落，让世界为之震惊。此后中苏关系趋于缓和，苏联当年对中国施加的核战争威胁彻底失效了。
洲际导弹一抓出来，张爱萍就觉得自己可以退休了，他向邓小平并中央军委写了退休报告。然而等到的却是新的任命书。1987年，张爱萍再次请求退休的报告获得批准，第二天，他就让人把军委的办公室撤掉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就是张爱萍的人生态度。
（2011年第2期）
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现代人对张爱萍的认知，往往仅限于共和国的开国上将，事实上，张爱萍一生传奇，建树颇丰：他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是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的创建者，是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的前线司令员，还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两弹一星”大协作、大会战的领导者。
张爱萍晚年曾自评：“我这一生是两个30年。从1925年参加革命，到1956年，主要是从事作战和军事工作；1956年，从主持制定第一份国防科技发展规划起，到1987年退休，基本都是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个领域里。”
三言两语述尽一生，却饱含着多少腥风血雨、戎马倥偬。仅以后30年而言，张爱萍就曾三起三落。“文革”中被关押5年，复出后因抵制“文革”错误再次被打倒，粉碎“四人帮”后，再次复出，终成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两弹一星”事业的领军人物。
两次出山
迫于国家安全对战略核武器的急需。张爱萍每次出山，都带有临危受命的性质。
第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初。1960年7月16日，当时的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照会中国，停止执行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原定一切设备材料的供应，60年代初所谓“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达到高潮。与此同时，三年自然灾害给中国国内造成了严重经济困难。
要吃饭还是要原子弹？就是在这时，历史之手把张爱萍扯进了原子弹上马下马之争，他被委派去调查中国的原子能工业情况，代表中央和军委。一个月后，调研报告出炉了，这份报告把原子弹的完成时间定在1964年，并向中央最高决策层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而在于组织和协作。正是这份报告，坚定了中央自主研发原子弹的决心。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成立研制原子弹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张爱萍的名字赫然其中。
1964年10月16日15时，作为前线总指挥，张爱萍目睹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5年，中程导弹试验成功。
1966年，两弹结合成功。
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核盾牌！然而一切戛然而止，1966年10月27日，当张爱萍向军委汇报后，准备返回发射场时，在座的军委领导却冷冷地说：“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吧！”随之而来的是5年监禁与非人折磨。
第二次出山，历史的表盘已指向1975年，由于“文革”的冲击，当时国防科技工业已经混乱不堪。将军的儿子张胜所写的《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里，张爱萍回忆起叶帅与他的谈话，叶剑英对他说“昨天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没有成功。起飞20秒就坠毁了。”而这是当年坠毁的第二颗卫星。
提及这次复出，很多文章都注重谈及张爱萍如何抵制“文革”错误，大力整顿“七机部”。然而事实上，在这场个人与时代浪潮的较量中，胜负早已注定，仅仅7个月后，张爱萍被再次打倒，即便如此，他仍在最后一刻，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发射成功。而当时这颗卫星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国外报道：“尖兵”的发射时间正巧与美国总统福特访华时间重合，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震动，日本《朝日新闻》当年评论说，“尖兵”的发射“是意味深长的——中国洲际导弹试验和进行实战部署日益临近了，它要告诉两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存在是举足轻重的！”由此可以明白，张爱萍为什么拼命也要把这颗卫星打上去，并且稳稳当当地把它收回来。
“文革”年代中“两弹一星”领域里的这场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政治拼搏，也让后人清楚地看到，张爱萍等老共产党人是如何对待国家利益与个人荣辱之间关系的。
1977年3月，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才三天，即决定让张爱萍再回国防科委主持工作。叶与张的谈话重点仍旧是洲际导弹。
洲际导弹到底为何如此重要？专家论证，没有洲际导弹，我们的原子弹无法打到当时对我国安全威胁最大的敌国——前苏联的要害地区。因此，尽管我国原子弹在1964年就已爆炸成功，但在70年代的中苏对抗中，我国在战略上仍处于弱势。表面上看双方都有核武器，又是百万大军相互对峙，势均力敌。但在核打击能力上，我们只能够得上苏联的亚洲目标，而我国所有的城市和战略目标，都在对方的核打击范围内，战略态势对我国十分不利。
我国的洲际导弹研制任务，按照中央最初的计划，本来70年代初期就该完成，但是由于“文革”破坏，结果一拖再拖。
为此，张爱萍的第二次复出。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徐立清后来特意向张爱萍转达了叶剑英对他的评价，叶帅说：“爱萍这个人是冲了点，但做起工作来，大刀阔斧，是个在困难情况下善于开创局面的人。党在目前，尤其需要这样的干部。”
张爱萍对此的回应是：“什么大刀阔斧，我只算是老马识途罢了。”
“大刀阔斧”也好，“老马识途”也罢，都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叶帅执意请张爱萍出山的原因。
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实了叶剑英的判断与决策：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掉过头向西，洲际导弹覆盖的就是莫斯科。这意味着，苏联在中苏边界上部署的百万大军已失去战略价值。不出所料，未过两年，勃列日涅夫即在塔什干发表公开讲话，主动向中国示好。随后，中苏的国家关系逐步回归正常轨道。
尊重科学知人善任
1961年，在原子弹上马下马之争中，陈毅元帅喊出了一句著名口号：“中国人就是要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随后，他让张爱萍去摸清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
张爱萍说：“我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不懂原子弹。”
陈老总“熊”了他：“不懂你不会学？谁是一生下来就会的？”
张爱萍真的认真去学了，他家里饭厅的墙上，曾贴过一张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上面还有张爱萍为加深记忆用红圈标明的铀235和铀238。 当然仅靠自学是不够的。虽然张爱萍天资聪颖，但是等他从元素周期表学起，原子弹不知何日才能爆炸。实际上，谈张爱萍在“两弹一星”事业中的成功秘诀，除了“善于学习”之外，第一条就是“知人善任”。
“首先，张爱萍抓工作都会先找一个助手，他的标准是，既要懂管理，在科技方面又得是内行，单纯的科学家不行。”按照这个标准，张爱萍找到的搭档是刘西尧，此人曾就读于武汉大学物理系，可算是我党领导干部中极少数的“内行”。张爱萍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张震寰也是一个知识型将军，此人曾就读北大，能自己冲洗照片、维修电器，能讲解原子弹和导弹的一般原理、讲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讲解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张震寰原来在新四军时就在张爱萍领导下工作，他的学识功底为张爱萍所了解。后来，张爱萍在总参谋部主持装备工作时，便专门把已转业到地方的张震寰调到总参谋部担负装备部门的领导工作。此后张震寰曾出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以及我国第一台巨型计算机研制等重大国防科技工程的一线指挥，现在看到的纪录片中，原子弹爆炸倒计时读秒的，就是他的声音。
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尊重科学家，和他们做知心朋友，这是张爱萍知人善任的另一方面。张爱萍向科学家虚心求教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他到核武器研究所拜访朱光亚。当年，朱光亚只是一位年仅37岁的青年科学家。见到51岁的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还真有点不知所措。没等张爱萍开口，朱光亚就说，我把工作情况向您汇报一下。但张爱萍说，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是来向你请教的。朱光亚连连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张爱萍说：是真的。请你给我讲讲原子弹。我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对原子弹一点儿也不懂。不懂它又怎么去摆弄它呢？
虽然不懂原子弹，但是张爱萍懂得科学家们的心，加上他革命活动中长期群众工作练就的一流口才，时常深深打动着科技工作者们。1963年春天，核研究所从北京迁往青海，许多人至今还记得当年张爱萍做的动员报告：“一个人来到世上，无非两条路，一是要做官，一是要做事。要做官的，你们就留下，我那里无官可做；要做事的，就跟我走！戈壁滩上能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天苍苍，野茫茫，到处青山埋忠骨。愿意跟我走的，现在就签名！”不少大科学家就是被这番话所打动，奉献了一生。
正是在茫茫高原戈壁上，张爱萍和许多科学家结下了最真挚的友谊。后来，当邓稼先患直肠癌做手术时，75岁高龄的张爱萍，拄着拐杖、忍着伤腿的疼痛，在手术室静候5个小时，足见戈壁滩上结下的真情。
作为领军人物必须身先士卒，激励并放手将士们奋勇杀敌，同时要勇于承担责任。张爱萍沿用了战争年代的办法。他有句口头禅，经常对科学家们说：“你们大胆地去工作，只要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是我的。”为了充分发挥科学家们的积极性，在“两弹一星”研制中，张爱萍摸索建立了“两条指挥线”制度，一条是行政指挥线，一条是技术指挥线，行政指挥线主要做组织保障工作，技术指挥则设立总工程师，放手由科学家专家来担任。
后来，他又建立了“科技委”制度，在总装备部、航天部等科研单位里，由科学专家们组成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和行政单位平行的一个科技决策的机构，让科学家把他们的意见充分表达出来，在技术工作上充分享有指挥权、领导权。这两个制度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国防科研工作的宝贵遗产之一。
关键环节一抓到底
国防科工委曾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无论什么试验，张爱萍到场肯定成功。“从1960年第一发导弹算起，只要他在，几乎没有不成功的。每次大家都叨咕，张爱萍来不来。他是福将，命硬，他来了，就撑得住。”
子女们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父亲，张爱萍回答得很简单：“没有窍门。一是下去，二是过细。”
就像周恩来要求的那样，最高指挥者必须亲临现场，除了统领全局之外，对于关键环节必须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心细如发，每一个环节都要过一遍。张爱萍总是在发射前一个月就到位了，协调会总要参加几次。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摆问题，当场拍板。
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后来回忆说：“他（张爱萍）做事很负责，亲自深入第一线检查。后来他生病了，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也要下去检查，一个一个焊点，一个一个螺丝钉，一个一个零部件，都要检查到。”
由此，人们总结出张爱萍成功的又一个要诀：抓一项工作时，除了高瞻远瞩，统筹把握，对于影响全局的关键环节，绝对要一抓到底。比如原子弹模拟试验时，他发现按钮按下去时，表盘上有个指针抖了一下，就追问怎么回事？其他人都没在意，电表还能有什么问题？但他就抓住不放，让大家好好查查什么原因，结果查到最后，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有个虚焊点。
在抓东-5航天运载火箭时也是一样，发射前，检验部门说，油路上像是有个阴影。张爱萍说，有了疑点就给我搞清，最后是七机部的一个副部长，亲自爬进发动机仓里，拿着检查胃镜的仪器察看，是一根鞋带，要是上了天，堵在油路里，不堪设想。张爱萍大怒：“不是规定不许带任何东西进来的吗？”有人在一旁嘀咕说，鞋带不好算是故意带进来的东西吧。“那就把鞋带统统都给我解下来！”若干年后，该处仍然严格执行着张爱萍的“解鞋带”规定。
如同“解鞋带”的规定一样，随着武器研制的进展，一系列质量、安全保障制度和体系在张爱萍的指导下得以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和传统许多至今仍运用于国防科技战线。
正是张爱萍等领导人这种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使得新中国仅做了几十次试验，就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导弹，这在全世界都是最少的。
冲刺“两弹一星”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持军委工作。党的十一大召开前，他约张爱萍谈话，希望他出任军委秘书长，协助自己做具体工作。当时张爱萍的身份是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然而面对更高的职位，他却毫不犹豫地推辞了，同时，他向邓小平推荐了罗瑞卿。
张爱萍一生曾10次让职，而这次，是最著名的一次。
张爱萍对邓小平说，军队，说这说那，最根本还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问题，这非一朝一夕之功。从目前高级干部的现状看，搞军事行政工作的不乏其人，但搞武器装备、抓国防科技的，相对要少得多了。我从1956年起就在协助聂老总抓这一摊，整整20年了，我自己认为，在这方面做你的助手要更合适些。我今年67岁了，再干3年吧，争取把我军装备搞出个样子来，交给你！”
当时，张爱萍刚刚确定了国防科委的“三抓”计划，即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并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立了军令状，保证在80年代前半期拿出来。对于年事已高的张爱萍来说，决心圆满完成“两弹一星”这一历史使命，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搏。
张爱萍深知，“两弹一星”的未竟事业是中华振兴大业中无法替代的核心环节，对国家安全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他自己年事已高，加之当时的客观环境，在负责军队全面工作的军委秘书长岗位上，很难有更大的作为。尽管这个官位更高，但他这一生中从未将个人官位的高低放在心上。正缘于此，他很自然地推荐了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他则认准了“两弹一星”事业，继续进行他的最后冲刺。
1980年5月月18日，我国向南太平洋成功发射了洲际导弹。70岁的张爱萍挥毫写下：“今日雕弓满月，敢平寇蹄狼烟。”洲际导弹在南太平洋上的溅落，让世界为之震惊。此后中苏关系趋于缓和，苏联当年对中国施加的核战争威胁彻底失效了。
洲际导弹一抓出来，张爱萍就觉得自己可以退休了，他向邓小平并中央军委写了退休报告。然而等到的却是新的任命书。1987年，张爱萍再次请求退休的报告获得批准，第二天，他就让人把军委的办公室撤掉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就是张爱萍的人生态度。
（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