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时，邓小平对于如何做到民富国强并无清晰的蓝图，他承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并且一再重复这句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话。不过，他在思考如何開展工作时，确实有一个框架。
　　他要让中国向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和新思想敞开大门，无论那个国家属于什么政治制度。他非常清楚，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正以其他任何国家未曾有过的速度快速发展。然而邓小平也明白，不能全盘照搬国外的整个制度，因为任何外来制度都不适合中国的特殊需要——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它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很大，而且十分贫穷。
　　他认识到了一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的事情：单靠开放市场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逐步建立各种制度。他要鼓励干部开阔视野，到各国学习成功经验，带回有发展前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通过试验来确定能在国内行之有效的办法。他要帮助铺平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良好关系之路，使它们愿意与中国合作。
　　为使这项重建工作有序进行，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掌控这个过程的组织。在1978年的中国，最有经验的领导，是那些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就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需要让他们重新回来工作。要派年轻人去海外学习，从世界各地带回来最好的观念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采用这些新的做法将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即使共产党也要从根本上转变它的目标和工作方式。
　　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出新思想，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掌控设计和落实新体制的颠覆性的过程。他要承担最后责任，做出正确判断。他要挑选一个与他共事的核心班子，在引导这个体制中能够与他分担责任;他必须迅速建立起一套组织，使他们能够一起有效地开展工作。他要得到有关国内真实情况和国际形势的最佳信息。他要给人们希望，但又不能像毛泽东在1958年那样使人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他要向干部群众说明国情，也要调整变革的步伐，使之能够被人民接受，使国家不至于分裂。
　　虽然他掌握着很大权力，但他知道必须敏于观察他的同事间的政治气氛，毕竟他要依靠这些人去贯彻他的指示。即使制度在发生着根本改变，他仍要在就业和日常生活方面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简言之，邓小平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当时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更不用说这个有着10亿人口、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
　　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观察家说过，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战时军队司令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重大问题养成的自信。他经历过官场沉浮，在妻子儿女和亲密同事的支持下又东山再起，所以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泰然自若。如果他不了解某事，他随时乐于承认。吉米·卡特总统曾评论道，邓小平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
　　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
　　邓小平在1978年时已74岁，但依然精力充沛，机警过人。早上起床后，他会在家里的花园快步绕行半小时。他的办公室就设在自己家里。很多中国领导人同客人坐在并排的沙发上谈话时都是目光直视前方，邓小平却喜欢转过身来注视着与他交谈的人。
　　他勤思好问，善于倾听。据外国官员的描述，如果他反对外国的政策，他会表现得易怒和“咄咄逼人”。
　　邓小平见识过那些利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海外武力谋求私利的国家，因此他对自称友善的外国领导人从来不抱天真的希望。但是，无论来自大国还是小国，那些有着不同社会地位、属于不同政党的外国客人，最后都会感到与他相处愉快，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他说的话。他们觉得邓小平是一个能够打交道的人。有些西方人对邓小平的直率和务实留有深刻印象，这使他们误以为他骨子里是个资本主义分子，他会将中国引向西方式的民主。他一向乐于学习，但他最终认为，自己要比他们更清楚什么对中国有利，而那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和西方式的民主。
　　到1978年时，邓小平右耳听力已经很差，这妨碍了他参加人们表达不同意见的会议。他更喜欢看报，每天上午都会一个人坐着读各种报告：他的办公室主任每天为他拿来15份报纸和所有重要报告，邓小平会从中选出那些值得花时间去阅读的东西。会见外宾对他来说要更容易一些，因为译员可以直接对着他的左耳说话，使他能够与客人自如地交谈。邓小平讲一口带有浓重四川乡音的普通话，不过会讲普通话的人并不难听懂，所以他不必放慢语速。邓小平面对的任务令人望而生畏，但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人比他做了更充分的准备，或者是从性情和习惯上更能胜任。
　　邓小平有着本能的爱国主义和为党献身的精神，他的同事也都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邓小平的爱国思想形成于他14岁那年，当时他就读于广安县中学，他走上街头示威并感受到了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16岁那年他去了法国，分派给华人的苦力活和求学前景的落空让他大失所望，于是他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直到70多年后去世，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目睹过自己的同志死于战争和党内清洗，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强硬的性格。他见过许多朋友变成敌人、敌人成为朋友的事例。他曾3次受到错误批判：先是在江西苏区，然后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刚毅的品格，能够做到不论愤怒还是受挫都不形于色，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决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家需要的认真分析之上。
　　毛泽东曾经说，邓小平是绵里藏针，外柔内刚，但邓小平的同事很少感到有“绵”的存在，只要他断定不符合党的利益，即使是忠实于他和他的事业的人，他也会将其革职。
　　邓小平的同事们知道，他认为统治中国是一件严肃的大事，虽然他可以很风趣，但他在与同事交往时总是一本正经。他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不感兴趣，也不在乎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专注于提供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最为需要的坚强领导，并使他们的共同事业有一种方向感。他头脑清醒，做事有条理，不会反复无常。众所周知，他只抓大事，具体工作留给别人去做。他不是那种事必躬亲的人。
　　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邓小平要比像神一般的毛泽东更易于接近;人们在谈到毛泽东时毕恭毕敬，对邓小平却可以直呼其名——“小平”。他对自己的毛病也很坦然，对客人说自己有3个坏习惯——抽烟、喝酒、吐痰，而且从中自得其乐。
　　邓小平上台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国家统一，建立了强大的统治体系，引入了现代工业——这些都是邓小平可以利用的优势。很多高层领导人认识到毛的群众动员体系已经失效，中国的科技已大大落后于外国，中国亟须向西方学习。这些重返工作岗位的老革命，愿意团结在邓小平和党的领导之下，提供已有的技能和精力，为受过现代科技和行政管理教育的新生代提供有益的过渡。
　　但是，如果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将国家团结起来并为它提供战略方向的领导人，中国在1978年具备的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仍不足以让这个巨大而混乱的文明转变为现代国家。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或毛泽东相比，邓小平作了更好的准备。他将完成近200年来其他人试图实现的使命，即为国家找到一条富强之路。
　　在完成这项使命的过程中，邓小平在不同时期扮演了大不相同的角色。1949年以前他是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从1967年到1973年的“文革”期间，他利用下放农村的时间思考改革的必要。1974年和1975年，邓小平被委以整顿国家的职责，这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他在1977年成为改革家，先是在华国锋手下工作，然后在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他引导着中国的转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使得这个国家和他1978年接手时相比，变得几乎难以辨认。
　　（摘自《邓小平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