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皇家，所受的教育到底是怎样的？从乾隆帝的教育经历或许能看出端倪。
　　 清朝帝王一直重视皇子教育，甚至可追溯至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就广立学校教习子弟，并重金聘请龚正陆为其子之师。皇太极则下令“凡子弟十五岁以下者，俱令读书”。但由于当时时局还不稳定，皇子教育并不十分规范，特别是清朝入关后早期的两位皇帝——顺治帝六岁登基、康熙帝八岁登基，他们还来不及受到完整教育便成为皇帝。
　　 到康熙、雍正时期，皇子教育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雍正帝即位后不久就设立尚书房（道光时改称“上书房”），作为皇子固定的读书场所。乾隆时期则形成了较为规范严格的管理制度，并一直延续下去。康熙朝因立有太子，选师及皇子教育都是以太子为重点。雍正帝吸取了康熙朝因两废太子、诸皇子夺储引发政局动荡的教训，废弃公开建储制度，将建储信息密封于两匣中，分别放置于正大光明匾后及由皇帝随身携带。
　　 乾隆帝便是秘密建储继承皇位的第一人，其以普通皇子而非储君身份在尚书房学习，没有特殊性，且与诸皇子之间存在竞争。这也客观上使乾隆帝和诸皇子的学习动力大为增强，学习效果也较为良好。当时，诸皇子在尚书房的学业十分繁重，学习内容包括满文、蒙古文、汉文以及诗文书画、弓箭骑射等。赵翼在《檐曝杂记》中曾感叹道：“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清人吴振、福格的笔记中对皇子们的学习流程有过记载。
　　 从记载可以看出，皇子们每天的学习时间大约在10小时以上。而且每年仅元旦（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皇帝生日、本人生日可休五天，即使是除夕也只能休息半天。
　　 这样的教育方式也锻炼了皇子的意志，使他们的才学飞速提升。据《八旗艺文编目》等书统计，清代宗室著书者110余人，所著图书近200种，乾隆帝为皇子时便有不少诗文刊印成集。
　　 据《清史稿》等记载，有多人担任过乾隆帝的老师。康熙帝在位时就对这位皇孙十分喜爱，亲自下令让其入宫读书，并指定福敏为启蒙老师。雍正帝即位后，其在尚书房学习十余年，尚书房诸师对其言传身教，影响很大。当时尚书房由张廷玉担任总师傅，徐元梦、朱轼、蔡世远、尹继善、梁诗正、王白田等任尚书房师傅。在乾隆帝心中，对其学业影响最大的是朱轼、蔡世远、福敏三人。他曾说：“于轼得学之体，于世远得学之用，于福敏得学之基。”
　　 清代帝王对尚书房总师傅、师傅也十分优待，这体现在赐寓、擢升、推恩、免考、美谥等方面。如张廷玉曾配享太庙，乾隆帝为旌表朱轼而建“帝师元老”牌坊。徐元梦病重时乾隆帝亲赐参药，又准其死后入京师贤良祠。乾隆帝御制诗中还有大量赠其老师的诗作，如《怀旧诗·三先生》三 首便分别写了福敏、朱轼、蔡世远三人。
　　 然而，帝师们表面风光，但实际却如履薄冰。由于皇家的特殊身份，学生都是皇子甚至储君，即使是老师也有所顾忌，师生之间的礼数就不能以民间常规而论。为调解这些问题，雍正帝专门发过上谕，明确规定了皇子入学对老师的礼仪。皇子对老师不行跪拜，但要作长揖。如老师不肯受，皇子也不勉强，向座位一揖以表敬意。老师受皇子礼后要还礼，并引皇子向孔子像行礼。
　　 朱轼墓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村前镇艮下朱家村。墓主朱轼为清朝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兵部尚书。墓地前的牌坊上刻着乾隆皇帝御赐，由吏部尚书兼领兵部尚书甘汝来亲笔书写的“帝师元老”四个大字。出生于康熙四年，卒于乾隆元年的朱轼，经科举步入仕途，从政40多年间得到康熙帝的赏识，雍正帝的重用，是乾隆帝作为皇子时的老师。经历三朝，“元老”就是对他这一身份的认同，也是乾隆帝对这位老师的尊敬。
　　 虽然有诸多名师指导，但25岁即登基为帝的乾隆，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由学习转向烦冗的政务。
　　 雍正帝即位后，乾隆帝进入尚书房同其余皇子一起跟随诸师学习，除汉满典籍、经史、诗文、骑射等内容之外，书法也是一项重要的学习项目。
　　 至今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乾隆帝为皇子时期的大量书法习作，仅汉文书法作品便有14包共计1795页，时间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仅从现存习作来看，至少每两三日乾隆帝便要临习一页书法。习作上还常有老师朱笔圈点和评语，如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六十一年乾隆帝11岁时摹《番君庙碑》，上面有老师朱笔评语“用墨太浓、字未端正”等句。对比赵孟頫《番君庙碑》原作可以看出，此时乾隆帝虽然临摹认真，但书写水平还处于成长阶段，字体呆板生硬，笔划缺乏自然流畅。除汉文书法外，故宫博物院还藏有13册乾隆帝习满文书法，可见其学习书法的努力程度。
　　 可惜的是，由于雍正帝突然驾崩，25岁的乾隆帝登基后的重要精力也由学习转为烦冗政务。他不得不中断了系统化的书法学习过程，导致个人书风过早定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在书法上的成就。从现存大量书法墨迹、碑铭来看，乾隆帝书法以行书见长，数量存世最多，草书多临摹之作，楷书以抄经为主。
　　 关于乾隆帝的书法水平，历代褒贬不一。清代文人出于对皇帝的尊敬或奉承，多有夸大和献媚之辞。近代学者马宗霍评其书法则相对公允，他在《岳楼笔谈》中评价其字曰：“圆润秀发，盖仿松雪，惟千字一律，略无变化，虽饶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此评论也成为目前学界对乾隆帝书法的主流认识。
　　 虽然乾隆帝的书法艺术后世褒贬不一，但其一生笔耕不辍，不仅影响了后来之君，也为后世留下诸多艺术经典。
　　 据笔者考究，乾隆帝书体的形成是受多种书家风格共同影响的结果。根据临摹记录， 乾隆帝除临赵孟頫、董其昌外，还大量临写宋四家字帖至少33种，数量超过了赵、董的总和。根据乾隆帝自述，他本人最喜欢黄庭坚作品，临写过黄庭坚的《墨竹赋》《千字文》《高松帖》等。他甚至专门写有一首《书法中最喜黄庭坚笔意因而有作》五言长诗，其中有部分诗句描写了其临摹黄庭坚作品的过程：
　　 就中名迹夥，唯爱鲁直叟。倜傥无安排，潇洒绝尘垢，譬如百尺松，孤高少群偶。信笔一规摹，运腕忘妍丑，所师在神劲，讵论形肖否。
　　 从句中可以看出乾隆帝自己也认为摹写黄庭坚作品没能达到形似，但是他追求的是黄庭坚书法中的神劲气韵。这也体现了乾隆帝临帖的品位和追求。他临写最多的是米芾字帖，包括《秋夜詩帖》《岘山诗帖》《天马赋》《论草书帖》等至少16种，能看出乾隆帝对米芾的偏爱。另外，乾隆朝著名书法家张照“初从董其昌入手，继乃出入颜、米”，乾隆帝多让其为自己代笔，也体现出了乾隆帝书法意趣所在。遗憾的是， 黄庭坚用笔劲健，米芾书法飘逸，乾隆帝虽追随模仿，却并未得到他们真髓。这应该是皇帝身份及富贵华美的品位阻碍了他向黄、米风格靠拢的脚步。
　　 乾隆帝制定了完善的皇子教育制度，对历代皇子及后来之君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后代帝王中嘉庆帝、道光帝、咸丰帝在书法方面均有建树，特别是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其书法行、草、楷皆长，博涉诸家，兼工各体，颇具神采，成为清代书法四大家之一。
　　 另一方面，在艺术著述上乾隆帝有很大贡献，将内府珍藏专门编成《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等书，并令梁诗正等人将皇室内府所藏的历代书法真迹编成《三希堂法帖》32册，收录了自魏晋至明末135人的墨迹名品。
　　 更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帝不仅在汉文书法史上影响巨大，在满文书法上成就更为突出。满文为拼音文字，是努尔哈赤时期创制，又经皇太极时期改进，逐渐形成固定文字，但是一直以实用为主，不太注重书写的艺术性。为改变这一现象，乾隆帝命傅恒等人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仿汉文篆书字体创满文篆字32体，并用这32种满文篆书刊印了《御制盛京赋》，使满文具有了完备的书法体系。
　　 书法只是乾隆帝日常功课中的一隅，我们只是通过书法体现出他的治学态度。自幼接受皇家教育、得到诸多名师辅导的他，为日后的文治武功奠定了坚实基础，清王朝也在他这里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