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浮躁:新纪录片的爱与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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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处在被镜头包围的时代。
  “技术的扩散”正在改变着人们纪录时代的方式,微博体现了文字上的创新,影像上的创新表现有二:一是微电影,二是独立纪录片。技术上的进步使个人拍纪录片成为可能,它大大降低了“专业性”的门槛。一批非专业的纪录片人士在以专业的方式记录着这个时代。
  DV设备、非线性剪辑软件和廉价投影设施的出现,大大影响了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独立制作的队伍中一下子涌进一大批新生力量,出现了“一个人的影像”—— 从拍摄、导演、剪辑乃至配音乐、上字幕都由一个人完成。
  被称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推手”的张献民发现,胶片、分体机、模拟BETA、DV四代主流产品的相互更替大约平均七八年左右,这个年限是日本电器制造商为促销而设定的,就居然在过去几十年中,与中国纪录片运动的几个阶段完全合拍。
  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跟SONY的技术计划几乎是完全匹配的。
  徐星和黎小锋的第一台机器都是SONY- PD150,当年价值2. 7万元;单佐龙的第一部机器是SONY PD250(从学校借的),现在在用一台小高清SONY HVR VEC,花3万元买的……许多独立纪录片导演都像他们一样,在用专业级机器里的低档产品进行生产。
  每一个看起来寻常不过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其中,很多人都有写书的想法或行动,纪录片正好帮他们解决了一部分想表达的冲动。而且镜头是比钢笔更让人上瘾的书写工具,“热媒体”的吸引力看来不仅是对于受众而言,也在针对传播者。
  “我现在满脑子是纷飞的画面。”在从一个充盈着书香气的农家院里走出来时,徐星说,他已经习惯了用镜头语言而不是书写文字来思考、表达。“这比写小说要快、要直接、要敏感。摄像机可以先纪录下来,再去雕琢。一些现场没觉察的细节,回家回放时发现了。”
  技术产品甚至成为纪录片内容的一部分,在《火星综合症》中,创作的工具——摄像机的存在是不断被强调的,拍摄对象甚至面对镜头谈论摄像机的红外功能,媒介真的成了人的延伸,摄像机不仅是导演薛鉴羌看世界的眼睛,还是他触摸世界的双手。
  技术的扩散之另一含义,是微博等应用平台装备到个人的移动终端。徐星有个发财大计,就是创办一“微播”,只有4分钟长度的影像微博。让文科男做平台,理科男做产品,“文青”徐星没能逃脱这个思维定律,在这场技术的扩散中没有缺席。
  然而,当技术流遇到浮躁的语境,便孳生出“微电影”这个很有特色的产品形态,黎小锋说:“微电影为了迎合浮躁的社会空气而创造出来的,又被病毒营销所用。”
  培育厚养而深沉的观众土壤,便成了独立纪录片人的另一项使命。
  单佐龙对自己所发的800多条微博做了词频统计,密集度最大的两个词分别是“纪录片”、“独立”,他由此证实了自己的身份认同:独立纪录片人。
  在“独立纪录片人”的范畴内,他的二级身份在两年多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了凌波微步式的位移:纪录片观众→纪录片作者→电影节策划、选片人。“快速转向的目的是培育更多的、独立思考的、合格的纪录片观众。”单佐龙说。
  单佐龙创业成立的公司,专为影展服务,取名“沐户”,是Mohoo的仿音词,希望将来与另一个Yahoo仿音词一样发出强音。
  单佐龙的老师,浙江工业大学的赵瑜是杭州亚洲青年电影节(HAFF)的主席,她认为,“人文若要繁盛,就得让生活的许多组件维持不是商品的状态,如果优秀的影像想在中国发展,首先要拥有懂得并乐于欣赏它的观众。”
  单佐龙的另外一位老师黎小锋在上海策划的“海上影展”,则采取学术论坛加纪实影片放映的方式,静水流深地运行了两届,今年关注的是价值观与价值评判体系,这个话题关系到很多独立纪录片导演今后还会不会继续创作下去。
  “看纪录片,先吸口气,带着平静心态去看,不能急躁。”黎小锋说,“心平气和地感受别人的苦乐、生活,这样的社会不是也很和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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