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抒性灵,自由闲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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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林语堂的散文以幽默著称,具有独特的幽默观。由于家庭出身、生平经历和对中西幽默理论的择取,他钟情于老庄哲学,其理论主要来源于麦烈蒂斯、克罗齐、布洛、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等,形成了崇尚“性灵”,快乐轻松的幽默观,因此,其散文作品从题材、艺术形式、笔调文体等方面体现了独抒性灵,自由闲适的独特幽默艺术。
  【关键词】林语堂;幽默;独抒性灵;自由闲适
  在20世纪20—40年代,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林语堂以散文享誉于文坛,引领了当时散文创作的风格和技巧。最突出的是他的散文都以幽默的艺术语言,纳中西文化,抒自然性灵,谈自由闲适,独树一帜,在当时“寓文略于战略”的时代环境中,呈现出与主流文学不同的特征。
  林语堂被称为“幽默大师”,对中国幽默做出重大贡献,不仅是中国最早翻译并提倡幽默的人,而且是身体力行实践幽默的作家。1924年5月,林語堂在《晨报》副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第一次将西文中的“humor”译成“幽默”。在《论幽默》一文中指出:“幽默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字出现。”幽默在他笔下是一种人生态度——平和中正,自由谦和,是民主社会的思想之基。
  一、林语堂幽默观的中外文化来源
  对传统文化的汲纳和异域文化的扬弃形成了林语堂独特的幽默观。
  一方面,在对中国哲学文化思想的汲纳上,林语堂所受的启蒙教育来自基督教原生家庭,从小主要接受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式的教育。受其乡村牧师父亲的影响,循着西方绅士的模式被塑造,呈现出开朗、乐观、平和的艺术个性。故乡福建陶冶了他追求美好和自由的情操,形成了其乐享自由、开朗闲适的性格。步入社会后,潜心研究自己深感不足的传统文化,尤其钟情于老庄哲学。在《论幽默》中,他说“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代表道学派和幽默派”,“老庄是我国大幽默家”,庄子是“中国之幽默始祖。”“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幽默派的道家思想……,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虽然他也提到儒家的幽默,但认为“孔子之伟大就是因为他是超乎儒教的道家”,“儒家之唯一好处,就是儒教中之一脉道家精神。”在林语堂看来,儒家道统中断了中国正统文学中的幽默传统,而当幽默在正统文学中出现断层时,民间的通俗文学又继承了中国文化中的幽默传统。在以上有关中国幽默传统的组合中,道家幽默为首为主,并折射、渗透到其他两组幽默中。道家中的“顺应自然”、“无为不争”、超越“功利说”的束缚,正好与林语堂的“非功利”、“近人情”、“冷静超远”、“达观闲适”相呼应。道家在艺术创作中提倡“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恰与林语堂的独抒性灵、反对文理法度和道德功用的桎梏相合拍。林语堂在以道家为首的超脱派中为自己的幽默寻到了根,苏东坡、袁枚、李笠翁、金圣叹、龚定庵等文学家和文艺批评家,形成了他心目中一批古代性灵派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的完整系列,从而奠定了他文艺观、人生观的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在对外国幽默理论的择取上,林语堂也从审美趣味、审美感受等方面研究和完善幽默文学。他在《论文·金圣叹代答白璧德》中说:“中国的白璧德信徒每袭白氏座中语,谓古文之所以足为典型,盖能攫住人类通性,因攫通性,故能万古常新;浪漫文学以个人为指归,趋于巧,趋于偏,支流蔓衍,必至一发不可收拾。殊不知文无新旧之分,唯有真伪之别,凡出于个人之真知灼见,亲感至诚,皆可传不朽。”表达了对同期也以幽默著称的散文家梁实秋文艺观的不满。他的幽默理论首先来源于西方。主要是英国麦烈蒂斯的《喜剧论》、赫斯列特的《英国的喜剧作家》、美学家布洛的“心理距离说”、法国柏格森的知觉说和奥地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特别是麦烈蒂斯的喜剧理论。麦烈蒂斯强调喜剧应有含蓄思想的笑,以笑启发心灵,激发感情,从而达到克服愚昧、野蛮的习性,在社会生活中起到“良好”作用。林语堂把这一理论全盘搬到了幽默艺术的范畴,成为其幽默观的理论框架,其中心是由“含蓄思想的笑”变为“会心的微笑”。为了深入探究,他又借鉴了赫斯列特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对笑的来源、性质、现象进行专题研究。在创作上,充分吸收苏格拉底、耶稣、狄更斯、萧伯纳、马克·吐温、托尔斯泰等大家的幽默营养,大大丰富了自己的幽默内涵。克罗齐的表现主义和伊壁鸿鲁的伦理观及尼采哲学也影响了他。他在《八十自叙》中称自己“生后便是一个伊壁鸡鲁派(享乐主义)的信徒。”其实,林语堂接受的仅仅是伊壁鸿鲁的伦理观,即相信求乐避苦是人与一切生物的本性,幸福和欢乐是人生的目的。他把尼采的“快乐哲学”称为“深湛的哲学”、“民族的哲学”。他说:“当人类渲染了这种轻松的精神时,世界上才变成更加和平、更合理。”从而,在克罗齐、伊壁鸡鲁、尼采和中国儒道佛哲学以及古代“性灵派”的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快乐轻松的人生观和“美即表现”的艺术观,认为艺术是一种无目的的、独立的非功利主义的文艺观。由这些思想体系出发,对文艺创作提出“个性无拘无碍自由自在之文学”,形成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并认为“幽默的发展是和心灵的发展并进的。因此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 它是心灵的放纵或者放纵的心灵。”
  二、林语堂幽默艺术的呈现
  不仅在幽默观上,林语堂散文的幽默面貌也呈现出独抒性灵,自由闲适的特点。家庭环境的熏陶和人生道路的坎坷,强化了林语堂个性心理和对社会现实的体察,使他的个性充分地显示出来,在咀嚼人生况味后,呈现出独有的幽默艺术。
  林语堂的幽默,要求语出性灵,格调轻松,无所挂碍,与闲适不可分离,有时几乎可以置换。因此,大多没有严肃的内容,也不包含深刻的哲理,选取的只是日常生活中俯拾即是的琐碎事,显得从容睿智,以趣味横生引起读者轻松愉快的笑。 但又因为内容的不严肃,使其幽默趋于油滑,或含有许多“为笑笑而笑笑”的成分。
  在作品题材上,林语堂主张超政治、超时代、近人生的文艺,因此他的散文题材大多比较闲适,即都偏重“人性”的表现。内容常常是衣食住行、世故人情、富有闲情雅致和学问趣味,作品的个人色彩浓郁,出于以“自我”为表现中心的浪漫主义美学观,他表现的人性常与自我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是通过表现自我表现人性,带有较多的个性色彩,形成了旷达自喜、潇洒自在的本色。有时他也写社会弱点,不过更多选取内含自己快乐心情的一些内容。例如他写《冬至之晨杀人记》,从题目就带有林语堂个性中那种放逸、随意的气质,文章内容也十分丰富,陈述了自己在冬至之晨遇生客来访,以及用语言杀人的经历,带有浓郁的个人特色。题材的选取,实践了他的文艺思想,体现在审美风格上就是显得自如轻松、无拘无束。   在艺术形式上,林语堂追求新形式,语言怪奇。追求行文如流水般自然,一切都靠一种直觉,甚至超于直觉之上。犹如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完全陶醉在艺术表现之中,或者似庄子的庖子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以道胜而非以技长。语言风格平实、浅显,注重从口语中汲取营养,十分看重俗语、方言中那些有生命力的因素。他多次谈到《红楼梦》在俗语运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現代文人连袭人紫鹃都不如。他的文章中,“这会儿”、“转念头”、“下死劲”一类的词语俯拾即是。语言生动活泼,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很“恣肆”的,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
  在文体笔调上,林语堂的小品文气势饱满,笔调轻快,不为俗套章法所役,清新白然,情调深远,平淡见深长,娓娓闲谈中有幽默。比如写小鸟:“众鸟的语式不同,其中也有‘快起来!快起来!’这是早眠早起很勤谨的一种小鸟,呼其同类,觅好虫吃。‘臊!臊!害臊!’声音非常粗暴。这是一种厌世的岩栖高士,以为举世沉浊,不足与庄语,无疑的,他是黄老派的。”把鸟声写得气势连贯,把对野鸟尽兴欢唱的羡慕之情平淡却又鲜活地表达出来。
  纵观林语堂的幽默观和因之呈现出的独特幽默艺术,独抒性灵,自由闲适,一心评宇宙文章,以放逸、轻松、随意为特点,成为散文艺术世界不可缺的重要分子,超脱的情怀,再加上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且能纳外来于传统,故此,其散文中的幽默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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