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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星增的眼中，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能办成一件有功德的事，那就是成功。这件事，如果有利于别人，有利于大家，有利于社会，那就是有功德。做有功德的事，那是人生最幸福、最快乐、最高级的一种享受。
世人都说，温州人是中国人中的另类，而周星增似乎是另类中的另类。
都说商人唯利是图，2004年初上海房地产涨势迅猛，他却将建桥旗下27万平方米、获上海“白玉兰奖”的美林小城，低价供应给上海市世博局安置市政动迁户，为此少赚1个亿。
他从来不提“利润最大化”，只求理性、稳健、可持续的“利润合理化”，为此不惜退出房地产行业，因为这种“涨法不正常，不合理”，不符合他的赚钱原则。
他是第一个到上海办大学的温州人，也是第一个试水养老业的温州商人。他把办一所中国一流的民办大学，办一家中国一流的养老院作为毕生的事业来追求，而他的生意，倒成了副业。
他把办公室设在上海建桥学院——那是一间不像企业家，更像是大学校长的办公室。就在这里，他每天都会在黑白的围棋世界中进退、攻守、张弛、夺弃……窗外，飘荡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还有无数个龙腾虎跃的身影。
大学梦
“我的第一桶金是苦难。”很多年来，周星增一直这么说。
年少时的家境清贫，不仅折磨口腹，更时时啃噬心灵。
周星增读初二那年除夕夜，母亲把四个儿女叫到跟前，说，“妈对不起你们，家里没钱，今年过年，你们没有新衣裳，也没有压岁钱了……”周母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母亲那种黯淡的眼神，极度辛酸却又无奈的口气，让周星增脑袋轰地一热，他“咚”的一声跪在母亲面前，立下誓言:“妈妈，我以后要是没挣很多钱给你用，我就不是人！”
于是，他发奋读书，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紧接着又成为令人羡慕的大学教师。然而，两袖清风、蜗居斗室的清贫生活似乎离他的赚钱梦越来越远。就在那个热火朝天奔南方的年代，周星增也心动了。1988年，周星增打算去海南闯一番事业。至于工作，先期去的同事已经帮他落实好了——海南工业发展总公司建材部经理。
正在此时，温州大学校长的一封来信改变了他的行程。温州大学虽然已经设立了财务专业，但师资却是零。心急火燎的校长不知从哪里得知同乡周星增在贵州工学院教财务专业课，课上得很不错，于是十万火急地发来了非常诚恳的邀请函。
温州人梦想了几十年，终于拥有了一所自己的大学。这在所有温州人心目中都是一件无比自豪的大事——温州不仅要发展自己的经济，还要发展自己的教育，让富裕起来的温州人的后代能在家门口读上大学，接受良好的教育。捧着邀请函的周星增再次热血沸腾。母亲跟他说过，温州大学筹建时，曾以他的名义捐了300块钱——所有的温州人对温大都充满了感情——他决定回家乡，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困难超乎想象。没有住房，没有教师，没有资源。但周星增坚持了下来，财会专业很快成了全校学生人数最多、师资力量最强的专业。两年不到，他担任了财务教研室主任，四年不到，学校决定提拔他当副系主任。
然而，一个意外又让周星增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在一次次将学校分给自己的房子让给新来的教师后，1991年周星增终于拥有了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但接收和装修房子的2万元钱却没有着落。虽然教学工作搞得风生水起，但周星增本质上仍然是个“穷教书”的。在家人的帮助下，2万元终于七拼八凑凑齐了，但周星增的心里五味杂陈。
看着周围的同学、朋友一个个富裕起来，让家里人过上了好日子，听着温州街头巷尾都在流传的生意经，周星增陷入了沉思。“继续在大学待下去，也许可以成为副校长，但我的人生从此就定格了，这不是我想要的。”
1992年，周星增又成了第一个辞职下海的温州大学教师。从帮别人打工到自己创业，进军低压电器行业，短短几年，周星增就富了起来。他以为从此可以让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母亲告诉他，她最感到自豪的还是那个当年考上大学的儿子，还是那个当大学老师的儿子；要是真想孝敬她，那就给孩子们办一所大学吧。
母亲一句不经意的话，让周星增从此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造一所大学，让更多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让他们的命运从此改变。数年商海沉浮的周星增，突然间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
赴沪建“桥”
从1997年开始，周星增就琢磨着要办一所大学。他最先把目光投向脚下的土地，向温州市的有关部门递交申请。结果，申请递了一个又一个，都不见回复。他坐不住了，跑到有关部门去打听，得到的答复差点没让他晕过去。
温州市辖三区二市六县，各县都有富裕起来的人把目光瞄准了民办高校。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发话:市里没有那么多土地，也不可能审批那么多学校，还是各人回自己所在县办大学吧。
每个县办一所大学？简直是天方夜谭！
周星增明白了，温州根本还未把创办民办高校列入规划。他这一步在当地显然走得太远了。他开始跑杭州，跑了很多部门，因为政策、师资、土地等因素限制，最后都没有办成。尤其是土地问题，根本还没有用于民办教育的规划用地，而作为商业用地征购，价格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周星增一度心灰意冷。
随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周星增强烈地预感到:国家要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就要来了！他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到上海办大学。
1999年3月，周星增热血沸腾，走进上海市有关部门咨询办学事宜，当头迎来了一盆冷水:“温州人是东方的犹太人，赚钱本事大，办大学嘛……”这个“嘛”字拖得很长，被省略掉的下文，显然是怀疑、否定、排斥。
这话也不奇怪。当时鱼贯而入抢滩上海的民营企业家，大多是投资、经商、做生意的，还没听说谁要办大学的。面对怀疑的眼光，周星增据理力争，“温州人怎么就不能办大学呢？晚清的孙诒让实业兴教，当代的苏步青、谷超豪，不都是温州人吗？”
对方愣了一下，就问，“那你学校建在哪儿？没房子，我怎么批？”
“你还没批准我办学，我又哪来的学校？！”这句话，周星增只能在心里反驳。面对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两难命题，周星增明白，争论没有意义，他必须超常规“破题”。
1999年7月，周星增变卖了自己在温州所有的工厂、设备，联手几位商界好友共同办学。他一次性向市教委的银行账户上打入500万元，以显示办学诚意，同时，买地建楼。
资金难题迎面而来。当时，上海最大的民办学校面積只有50亩，周星增第一次买下了200亩，后来又加了287亩，办学规模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设想，前期基建投入巨大。刚开始时银行不肯贷款，“你一个外地人办大学，能不能招到学生呢？招不到学生，怎么还贷款呢？”
周星增说:“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像在悬崖上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跌下万丈深渊，摔得粉身碎骨。那一年，我的新车10个月跑了9万多公里，比出租车开得还多。”
资金问题还是得自己解决。一批温州朋友，还有他的大学同学、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一起来帮他。周星增至今还记得，一位老同学骑着自行车，跑了3家银行，把全家所有的积蓄一共2万多元统统取出来，交给了他。他们看中的，就是周星增的人格魅力和不凡的决心。
康桥路上，一幢幢教学楼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消息传开，惊动了上海市里的领导。领导说，“我们得去看看，他到底是谁，他到上海办的是真大学还是假大学？”领导们在建桥工地上找到了晒得黝黑的周星增，听了他关于办学理念、目标、规划的汇报后，又吃惊，又佩服，又高兴。有位领导悄悄问周星增，“这大学还没批下来，你就砸锅卖铁干起来，万一上头不批，这几亿元不就打水漂了吗？”周星增胸有成竹地答道，“我这样做，就是想告诉世人，周星增办大学是铁了心的。市里不批，一定是哪些地方不足或不符合要求，你提一点，我改一点，你提两点，我改两点，等我都达到要求了，上头还会不批吗？”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周星增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敢为人先的温州气魄，得到了方方面面的信任和支持。“建桥工程”一路绿灯，各级领导先后亲临现场指导，南汇区更是把办大学看成自家的大事，列入2000年政府重点工程之一。开学前夕，数百名康桥人为学院义务清理垃圾，种树绿化……
2000年9月，上海建桥学院迎来了第一批新生，共1352人。当年建成，当年招生，建桥学院再次创造了温州精神与上海速度相融合的奇迹。2005年，上海建桥学院顺利升格为本科。2008年，中国民办大学排行榜上，建桥名列第九。
弹指一挥间，上海建桥学院已经走到了第九个年头，已经培养出了上万名毕业生。周星增说:“现在我在外面，在机场，酒店，各种场合，经常会碰到建桥毕业的学生，他们都认识我，还主动把工作中开心的事情告诉我，这个时候我也特别开心，感觉自己又像回到了当大学老师的年代。”
温州“鲶鱼”
自打上海滩钻进了建桥这条鲜活的“鲶鱼”，凭着温州基因的活力，得益于上海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条“鲶鱼”迅速壮大，还带来了“同伴”，搅热了民办教育界这个“深潭”，逼得本土“沙丁鱼”们你追我赶，力争上游。
在建桥学院逐步走向正轨之后，周星增又把目标对准了养老院。在建桥学院不远处，一家名为“亲和源”的老年公寓已经于2008年5月正式开园。这家投资超过5个亿的养老院是迄今为止国内最高品质的老年社区。社区内的所有设计、环境、設施都是针对老年人的特点精心设计，并且由国际一流的专业服务机构向老人提供专业养老服务。“比如，物业管理由美国著名的爱玛客公司提供服务，社区配餐中心由法国的索迪斯进行经营；社区内的护理医院由曙光医院进行管理，社区内的康体会所由香港的美格菲提供。这里还有亚洲最好的老年休闲、疗养、娱乐和健身设施。”
周星增的“亲和源”无疑和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有着天壤之别，其“会员制”的模式也是国内首创，这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养老机构的管理模式无疑又走在了大多人的前面。
“梦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不少朋友就认为我的想法太‘乌托邦’了！不过有些事情需要坚持。坚持就是力量，时间就是影响。民办教育就是因为参与者多了，才有后来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养老事业方面，我们也想开个好头。”
周星增不止一次地强调，“我在温州老板中，资金量肯定不是第一位，但可能是最有幸福感、成就感的老板。”
“每当生意场上遇到烦恼的时候，在校园里转一圈，看到一张张充满活力的青春笑脸，听到朗朗读书声，一下子心就放松了，也宁静了，心旷神怡，觉得自己的辛苦努力是有意义的。前几年，有个企业家朋友参观了建桥学院后，说:‘我花了5个亿，投资了一家五星级酒店。但我情愿用两个五星级酒店跟你换建桥学院。’我说，别说两个酒店，就是20个，200个酒店我也不会换的！”
“办一所中国一流的民办大学，办一家中国一流的养老院，这是我毕生追求的梦想。做这两件事情，我更注重社会效益。如果说回报的话，我已经得到了，因为建桥品牌、建桥文化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认可。办大学，办养老院，带给我精神上的满足感、成就感，这种快乐和幸福，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这就是最大的回报。”
在周星增的眼中，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能办成一件有功德的事，那就是成功。这件事，如果有利于别人，有利于大家，有利于社会，那就是有功德。做有功德的事，那是人生最幸福、最快乐、最高级的一种享受。
世人都说，温州人是中国人中的另类，而周星增似乎是另类中的另类。
都说商人唯利是图，2004年初上海房地产涨势迅猛，他却将建桥旗下27万平方米、获上海“白玉兰奖”的美林小城，低价供应给上海市世博局安置市政动迁户，为此少赚1个亿。
他从来不提“利润最大化”，只求理性、稳健、可持续的“利润合理化”，为此不惜退出房地产行业，因为这种“涨法不正常，不合理”，不符合他的赚钱原则。
他是第一个到上海办大学的温州人，也是第一个试水养老业的温州商人。他把办一所中国一流的民办大学，办一家中国一流的养老院作为毕生的事业来追求，而他的生意，倒成了副业。
他把办公室设在上海建桥学院——那是一间不像企业家，更像是大学校长的办公室。就在这里，他每天都会在黑白的围棋世界中进退、攻守、张弛、夺弃……窗外，飘荡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还有无数个龙腾虎跃的身影。
大学梦
“我的第一桶金是苦难。”很多年来，周星增一直这么说。
年少时的家境清贫，不仅折磨口腹，更时时啃噬心灵。
周星增读初二那年除夕夜，母亲把四个儿女叫到跟前，说，“妈对不起你们，家里没钱，今年过年，你们没有新衣裳，也没有压岁钱了……”周母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母亲那种黯淡的眼神，极度辛酸却又无奈的口气，让周星增脑袋轰地一热，他“咚”的一声跪在母亲面前，立下誓言:“妈妈，我以后要是没挣很多钱给你用，我就不是人！”
于是，他发奋读书，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紧接着又成为令人羡慕的大学教师。然而，两袖清风、蜗居斗室的清贫生活似乎离他的赚钱梦越来越远。就在那个热火朝天奔南方的年代，周星增也心动了。1988年，周星增打算去海南闯一番事业。至于工作，先期去的同事已经帮他落实好了——海南工业发展总公司建材部经理。
正在此时，温州大学校长的一封来信改变了他的行程。温州大学虽然已经设立了财务专业，但师资却是零。心急火燎的校长不知从哪里得知同乡周星增在贵州工学院教财务专业课，课上得很不错，于是十万火急地发来了非常诚恳的邀请函。
温州人梦想了几十年，终于拥有了一所自己的大学。这在所有温州人心目中都是一件无比自豪的大事——温州不仅要发展自己的经济，还要发展自己的教育，让富裕起来的温州人的后代能在家门口读上大学，接受良好的教育。捧着邀请函的周星增再次热血沸腾。母亲跟他说过，温州大学筹建时，曾以他的名义捐了300块钱——所有的温州人对温大都充满了感情——他决定回家乡，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困难超乎想象。没有住房，没有教师，没有资源。但周星增坚持了下来，财会专业很快成了全校学生人数最多、师资力量最强的专业。两年不到，他担任了财务教研室主任，四年不到，学校决定提拔他当副系主任。
然而，一个意外又让周星增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在一次次将学校分给自己的房子让给新来的教师后，1991年周星增终于拥有了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但接收和装修房子的2万元钱却没有着落。虽然教学工作搞得风生水起，但周星增本质上仍然是个“穷教书”的。在家人的帮助下，2万元终于七拼八凑凑齐了，但周星增的心里五味杂陈。
看着周围的同学、朋友一个个富裕起来，让家里人过上了好日子，听着温州街头巷尾都在流传的生意经，周星增陷入了沉思。“继续在大学待下去，也许可以成为副校长，但我的人生从此就定格了，这不是我想要的。”
1992年，周星增又成了第一个辞职下海的温州大学教师。从帮别人打工到自己创业，进军低压电器行业，短短几年，周星增就富了起来。他以为从此可以让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母亲告诉他，她最感到自豪的还是那个当年考上大学的儿子，还是那个当大学老师的儿子；要是真想孝敬她，那就给孩子们办一所大学吧。
母亲一句不经意的话，让周星增从此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造一所大学，让更多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让他们的命运从此改变。数年商海沉浮的周星增，突然间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
赴沪建“桥”
从1997年开始，周星增就琢磨着要办一所大学。他最先把目光投向脚下的土地，向温州市的有关部门递交申请。结果，申请递了一个又一个，都不见回复。他坐不住了，跑到有关部门去打听，得到的答复差点没让他晕过去。
温州市辖三区二市六县，各县都有富裕起来的人把目光瞄准了民办高校。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发话:市里没有那么多土地，也不可能审批那么多学校，还是各人回自己所在县办大学吧。
每个县办一所大学？简直是天方夜谭！
周星增明白了，温州根本还未把创办民办高校列入规划。他这一步在当地显然走得太远了。他开始跑杭州，跑了很多部门，因为政策、师资、土地等因素限制，最后都没有办成。尤其是土地问题，根本还没有用于民办教育的规划用地，而作为商业用地征购，价格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周星增一度心灰意冷。
随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周星增强烈地预感到:国家要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就要来了！他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到上海办大学。
1999年3月，周星增热血沸腾，走进上海市有关部门咨询办学事宜，当头迎来了一盆冷水:“温州人是东方的犹太人，赚钱本事大，办大学嘛……”这个“嘛”字拖得很长，被省略掉的下文，显然是怀疑、否定、排斥。
这话也不奇怪。当时鱼贯而入抢滩上海的民营企业家，大多是投资、经商、做生意的，还没听说谁要办大学的。面对怀疑的眼光，周星增据理力争，“温州人怎么就不能办大学呢？晚清的孙诒让实业兴教，当代的苏步青、谷超豪，不都是温州人吗？”
对方愣了一下，就问，“那你学校建在哪儿？没房子，我怎么批？”
“你还没批准我办学，我又哪来的学校？！”这句话，周星增只能在心里反驳。面对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两难命题，周星增明白，争论没有意义，他必须超常规“破题”。
1999年7月，周星增变卖了自己在温州所有的工厂、设备，联手几位商界好友共同办学。他一次性向市教委的银行账户上打入500万元，以显示办学诚意，同时，买地建楼。
资金难题迎面而来。当时，上海最大的民办学校面積只有50亩，周星增第一次买下了200亩，后来又加了287亩，办学规模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设想，前期基建投入巨大。刚开始时银行不肯贷款，“你一个外地人办大学，能不能招到学生呢？招不到学生，怎么还贷款呢？”
周星增说:“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像在悬崖上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跌下万丈深渊，摔得粉身碎骨。那一年，我的新车10个月跑了9万多公里，比出租车开得还多。”
资金问题还是得自己解决。一批温州朋友，还有他的大学同学、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一起来帮他。周星增至今还记得，一位老同学骑着自行车，跑了3家银行，把全家所有的积蓄一共2万多元统统取出来，交给了他。他们看中的，就是周星增的人格魅力和不凡的决心。
康桥路上，一幢幢教学楼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消息传开，惊动了上海市里的领导。领导说，“我们得去看看，他到底是谁，他到上海办的是真大学还是假大学？”领导们在建桥工地上找到了晒得黝黑的周星增，听了他关于办学理念、目标、规划的汇报后，又吃惊，又佩服，又高兴。有位领导悄悄问周星增，“这大学还没批下来，你就砸锅卖铁干起来，万一上头不批，这几亿元不就打水漂了吗？”周星增胸有成竹地答道，“我这样做，就是想告诉世人，周星增办大学是铁了心的。市里不批，一定是哪些地方不足或不符合要求，你提一点，我改一点，你提两点，我改两点，等我都达到要求了，上头还会不批吗？”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周星增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敢为人先的温州气魄，得到了方方面面的信任和支持。“建桥工程”一路绿灯，各级领导先后亲临现场指导，南汇区更是把办大学看成自家的大事，列入2000年政府重点工程之一。开学前夕，数百名康桥人为学院义务清理垃圾，种树绿化……
2000年9月，上海建桥学院迎来了第一批新生，共1352人。当年建成，当年招生，建桥学院再次创造了温州精神与上海速度相融合的奇迹。2005年，上海建桥学院顺利升格为本科。2008年，中国民办大学排行榜上，建桥名列第九。
弹指一挥间，上海建桥学院已经走到了第九个年头，已经培养出了上万名毕业生。周星增说:“现在我在外面，在机场，酒店，各种场合，经常会碰到建桥毕业的学生，他们都认识我，还主动把工作中开心的事情告诉我，这个时候我也特别开心，感觉自己又像回到了当大学老师的年代。”
温州“鲶鱼”
自打上海滩钻进了建桥这条鲜活的“鲶鱼”，凭着温州基因的活力，得益于上海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条“鲶鱼”迅速壮大，还带来了“同伴”，搅热了民办教育界这个“深潭”，逼得本土“沙丁鱼”们你追我赶，力争上游。
在建桥学院逐步走向正轨之后，周星增又把目标对准了养老院。在建桥学院不远处，一家名为“亲和源”的老年公寓已经于2008年5月正式开园。这家投资超过5个亿的养老院是迄今为止国内最高品质的老年社区。社区内的所有设计、环境、設施都是针对老年人的特点精心设计，并且由国际一流的专业服务机构向老人提供专业养老服务。“比如，物业管理由美国著名的爱玛客公司提供服务，社区配餐中心由法国的索迪斯进行经营；社区内的护理医院由曙光医院进行管理，社区内的康体会所由香港的美格菲提供。这里还有亚洲最好的老年休闲、疗养、娱乐和健身设施。”
周星增的“亲和源”无疑和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有着天壤之别，其“会员制”的模式也是国内首创，这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养老机构的管理模式无疑又走在了大多人的前面。
“梦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不少朋友就认为我的想法太‘乌托邦’了！不过有些事情需要坚持。坚持就是力量，时间就是影响。民办教育就是因为参与者多了，才有后来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养老事业方面，我们也想开个好头。”
周星增不止一次地强调，“我在温州老板中，资金量肯定不是第一位，但可能是最有幸福感、成就感的老板。”
“每当生意场上遇到烦恼的时候，在校园里转一圈，看到一张张充满活力的青春笑脸，听到朗朗读书声，一下子心就放松了，也宁静了，心旷神怡，觉得自己的辛苦努力是有意义的。前几年，有个企业家朋友参观了建桥学院后，说:‘我花了5个亿，投资了一家五星级酒店。但我情愿用两个五星级酒店跟你换建桥学院。’我说，别说两个酒店，就是20个，200个酒店我也不会换的！”
“办一所中国一流的民办大学，办一家中国一流的养老院，这是我毕生追求的梦想。做这两件事情，我更注重社会效益。如果说回报的话，我已经得到了，因为建桥品牌、建桥文化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认可。办大学，办养老院，带给我精神上的满足感、成就感，这种快乐和幸福，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这就是最大的回报。”
在周星增的眼中，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能办成一件有功德的事，那就是成功。这件事，如果有利于别人，有利于大家，有利于社会，那就是有功德。做有功德的事，那是人生最幸福、最快乐、最高级的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