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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桂冠诗人比利·柯林斯说，写诗的人不必觉得诗人必须沉吟哀悼纽约世贸大厦的灾难：诗歌的精神从来就跟邪恶对立；一首写蘑菇的诗、写遛狗的诗，也许反而可以贴切回应“911”带来的惨云愁雾。话虽这么说，《美国今日报》邀请诗人选一首旧作抚慰国殇的时候，他还是选了《死亡》（The Dead）。
那首诗写逝者在天堂上乘坐一叶玻璃扁舟划向永恒，远远俯视人间的动静：看着我们在穿鞋子、做三明治；看见我们躺在草地上、躺在卧榻上沉沉陶醉在炎午的万籁之中，还以为我们是在回望他们。于是他们搁桨停划，悄悄等待，像爹娘似的等着我们闭上眼睛。
诗的情调祥和体贴，轻轻载着伤感渡进一片宁静而深远的太虚幻境，从而给生死下了一个圆浑的诠释。可是，萦回在我心中的其实是诗人没选没写的蘑菇和遛狗的诗。他的理解应该是对的。三四十年前我带着家小来香港谋生，白天做两份兼差的工作，晚上给报纸杂志写稿翻译，三口生计勉强应付，偶然碰到意外支出，变卖细软的落难举措还是有的。这样熬了两三年，老二出世的时候，我去应征一份工钱优厚的职务，连过三关，十拿九稳，竟然落空。眼下是儿女的哭声和笑语，前路是通俗文艺作品夜雨屋漏的灰蒙景象，我第一次深深痛恨英文里“twilight”那个欺人的字：分明是曙光，瞬间竟说是暮色了。
那期间，石初先生辗转知道了我的境遇，有一天约我到莲香茶楼喝早茶。是农历腊月，天刚亮，楼上靠窗的茶座冷得很，他殷殷劝我多吃点心暖胃，尽说些不着边际的闲话，下楼道别之际，徐徐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给我，是他早年手抄的一些田园诗，喃喃说：“这些诗写得清爽，念起来舒服。苦闷的时候读读诗词，日子会变得漂亮些！”
风很大，我走到大马路一家绸缎庄的屋檐下翻出诗册，浓浓淡淡的墨色录了许多唐诗清诗，范石湖的作品不少，最后一页是毕九歌的一首七绝诗：“芍药花残布谷啼，鸡闲犬卧闭疏篱。老农荷锸归来晚，共说南山雨一犁。”
那天晚上天更冷，石初先生打电话言归正题，要我宽心，用了“事缓则圆”四个字劝我再碰碰机缘，说他1952年刚来香港时也磕磕绊绊，困顿无助，天天晚上读诗抄诗解忧。我说石湖的诗我小时候读得多，倒想知道毕九歌是谁。他说那是清代王渔洋《古夫于亭杂录》里抄到的，只知道他字调虞，渔洋同邑大司空亨的后人，能诗，可惜只流传了那一首七绝：“可见名与利那玩意儿都是注定的！”
石初先生到死也没有成过名。不是说饱学之士一定要成名，我是说我这大半辈子读了不少印刷品，申石初茶余饭后即兴写写的游戏文字，怎么说都不输那些名家的笔墨，绝对值得付梓流传。事实竟然不是那样。他的旧诗词，他的白话文，他的英文、法文、拉丁文，全是他七十二年人生中默默修炼的正果，知道的人却太少太少了。
法文和拉丁文我不敢胡乱赞美，申先生有一天在书斋里跟我谈巴尔扎克的宗教观，转身翻出三大纸盒的信件找引证。他说，50年代末叶，他跟法国、英国学界中人交换过心得，来鸿去雁讨论了一两年。我看到那些泛黄的信笺上都是打字和手写的法文和英文，还有十来封信引用一大堆拉丁经文，处处是红笔眉批和铅笔脚注。我不便细读那些私人信函，暗暗惊叹的是申先生细腻的学问和含蓄的功力。
依稀记得他是上海圣约翰毕业，战后在牛津游学两年，转去巴黎深造，住了一年多，丁父忧赶回上海奔丧。石初先生侍母至孝，大陆易帜前夕，先让申太太带着儿子和老太太来香港避乱，他自己留在上海眼看父亲的贸易行散了才匆匆南来：“幸好家父早走了一步。”他说。
我是1965年才从台北带着父执宋伯伯的信去看申先生的。他住半山般含道，四十出头，白皙的皮肤衬着白皙的衬衫，纤秀的金丝眼镜把一张瘦長红润的脸映得更清贵。他声音低沉，讲话很慢，地道的英国风度，一点不带上海人的阔气和喧阗。那次初识之后，他记起来会打电话问我近况，约我在中环他做事的洋行附近吃个午饭聊聊。后来我在报上写专栏，做翻译，石初先生这才开始用长辈的口吻给我提了许多意见，我们渐渐成了师徒。
申先生先是教我中文造句的窍门，说白话文要写出文言的凝练，文言文要透露白话的真切。“胡适之的文言文写得其实比白话文要好，原因在此。”他说，“胡先生学问深厚而才情单薄。”这淡淡的半堂课，我受用到老。他起初常常说我的翻译七百字里起码有十个地方是笨译，脱裤子放屁的句子太多了：“做人不可取巧，翻译必须学巧！”申先生每给我改一篇译文，总是叮咛我回家好好逐句琢磨。这样改了八九篇，回头重看自己的旧译，我才脸红了。
那时候，我一度给一家外资银行编写一本薄薄的英汉对照双月刊，遇到难题总是找申先生解救。他笑我的英文苦学过度，精血两亏，要我多读小说少看议论文，要看就先看罗素：“今后切记多用句号，少用逗号，从头学写浅白的短句，集句成文，瘀血就都稀释畅通了！”
我亲沐教泽越久，越觉得石初先生做人跟做学问完全不同。做人，他诚实而世故，像英国人那样故意不存幻想，不抱希望；做学问，他犀利而纯真，不但浮想翩跹，而且机关算尽，暗地里高兴撒豆子终于成兵，却又抱定主意不求闻达。听他谈巴尔扎克的宗教观那天，我回家做了几则笔记，记了一些杂想。西方人原来靠的是星期天教堂里的牧师布道满足求智求仁的心愿，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文明睡眼惺忪之际敲响晨钟，传统价值应声龟裂，因果报应验出新义，宗教的威严和智慧大受质疑，迷途的信众于是都在期待摩西再一次带领他们回到迦南。那时期，传媒的兴旺造就了一批好辩之士挥笔制造舆论，改造社会。那时期，知识界也有一小撮饱学之士唾弃说教，唾弃生命卑微的嘘唏，一心安分乐道，一心经营个人精致的技艺，遁迹自娱。申先生继承的正是这一小撮人的情操：“要紧的是了解生命，不是判断生命。”他常说。
1990年年尾，石初先生丧偶，万念灰蒙，久久难释，人也苍老了许多。一天，我约他到莲香茶楼喝早茶，下楼道别的时候，我把二十五年前他给我的那本诗册交还给他。我握着他冰冷的手，一句话没说。申先生看看我，看看那本破旧的小册子，微微点了点头，转身踽踽走进晨曦里的小巷。
那首诗写逝者在天堂上乘坐一叶玻璃扁舟划向永恒，远远俯视人间的动静：看着我们在穿鞋子、做三明治；看见我们躺在草地上、躺在卧榻上沉沉陶醉在炎午的万籁之中，还以为我们是在回望他们。于是他们搁桨停划，悄悄等待，像爹娘似的等着我们闭上眼睛。
诗的情调祥和体贴，轻轻载着伤感渡进一片宁静而深远的太虚幻境，从而给生死下了一个圆浑的诠释。可是，萦回在我心中的其实是诗人没选没写的蘑菇和遛狗的诗。他的理解应该是对的。三四十年前我带着家小来香港谋生，白天做两份兼差的工作，晚上给报纸杂志写稿翻译，三口生计勉强应付，偶然碰到意外支出，变卖细软的落难举措还是有的。这样熬了两三年，老二出世的时候，我去应征一份工钱优厚的职务，连过三关，十拿九稳，竟然落空。眼下是儿女的哭声和笑语，前路是通俗文艺作品夜雨屋漏的灰蒙景象，我第一次深深痛恨英文里“twilight”那个欺人的字：分明是曙光，瞬间竟说是暮色了。
那期间，石初先生辗转知道了我的境遇，有一天约我到莲香茶楼喝早茶。是农历腊月，天刚亮，楼上靠窗的茶座冷得很，他殷殷劝我多吃点心暖胃，尽说些不着边际的闲话，下楼道别之际，徐徐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给我，是他早年手抄的一些田园诗，喃喃说：“这些诗写得清爽，念起来舒服。苦闷的时候读读诗词，日子会变得漂亮些！”
风很大，我走到大马路一家绸缎庄的屋檐下翻出诗册，浓浓淡淡的墨色录了许多唐诗清诗，范石湖的作品不少，最后一页是毕九歌的一首七绝诗：“芍药花残布谷啼，鸡闲犬卧闭疏篱。老农荷锸归来晚，共说南山雨一犁。”
那天晚上天更冷，石初先生打电话言归正题，要我宽心，用了“事缓则圆”四个字劝我再碰碰机缘，说他1952年刚来香港时也磕磕绊绊，困顿无助，天天晚上读诗抄诗解忧。我说石湖的诗我小时候读得多，倒想知道毕九歌是谁。他说那是清代王渔洋《古夫于亭杂录》里抄到的，只知道他字调虞，渔洋同邑大司空亨的后人，能诗，可惜只流传了那一首七绝：“可见名与利那玩意儿都是注定的！”
石初先生到死也没有成过名。不是说饱学之士一定要成名，我是说我这大半辈子读了不少印刷品，申石初茶余饭后即兴写写的游戏文字，怎么说都不输那些名家的笔墨，绝对值得付梓流传。事实竟然不是那样。他的旧诗词，他的白话文，他的英文、法文、拉丁文，全是他七十二年人生中默默修炼的正果，知道的人却太少太少了。
法文和拉丁文我不敢胡乱赞美，申先生有一天在书斋里跟我谈巴尔扎克的宗教观，转身翻出三大纸盒的信件找引证。他说，50年代末叶，他跟法国、英国学界中人交换过心得，来鸿去雁讨论了一两年。我看到那些泛黄的信笺上都是打字和手写的法文和英文，还有十来封信引用一大堆拉丁经文，处处是红笔眉批和铅笔脚注。我不便细读那些私人信函，暗暗惊叹的是申先生细腻的学问和含蓄的功力。
依稀记得他是上海圣约翰毕业，战后在牛津游学两年，转去巴黎深造，住了一年多，丁父忧赶回上海奔丧。石初先生侍母至孝，大陆易帜前夕，先让申太太带着儿子和老太太来香港避乱，他自己留在上海眼看父亲的贸易行散了才匆匆南来：“幸好家父早走了一步。”他说。
我是1965年才从台北带着父执宋伯伯的信去看申先生的。他住半山般含道，四十出头，白皙的皮肤衬着白皙的衬衫，纤秀的金丝眼镜把一张瘦長红润的脸映得更清贵。他声音低沉，讲话很慢，地道的英国风度，一点不带上海人的阔气和喧阗。那次初识之后，他记起来会打电话问我近况，约我在中环他做事的洋行附近吃个午饭聊聊。后来我在报上写专栏，做翻译，石初先生这才开始用长辈的口吻给我提了许多意见，我们渐渐成了师徒。
申先生先是教我中文造句的窍门，说白话文要写出文言的凝练，文言文要透露白话的真切。“胡适之的文言文写得其实比白话文要好，原因在此。”他说，“胡先生学问深厚而才情单薄。”这淡淡的半堂课，我受用到老。他起初常常说我的翻译七百字里起码有十个地方是笨译，脱裤子放屁的句子太多了：“做人不可取巧，翻译必须学巧！”申先生每给我改一篇译文，总是叮咛我回家好好逐句琢磨。这样改了八九篇，回头重看自己的旧译，我才脸红了。
那时候，我一度给一家外资银行编写一本薄薄的英汉对照双月刊，遇到难题总是找申先生解救。他笑我的英文苦学过度，精血两亏，要我多读小说少看议论文，要看就先看罗素：“今后切记多用句号，少用逗号，从头学写浅白的短句，集句成文，瘀血就都稀释畅通了！”
我亲沐教泽越久，越觉得石初先生做人跟做学问完全不同。做人，他诚实而世故，像英国人那样故意不存幻想，不抱希望；做学问，他犀利而纯真，不但浮想翩跹，而且机关算尽，暗地里高兴撒豆子终于成兵，却又抱定主意不求闻达。听他谈巴尔扎克的宗教观那天，我回家做了几则笔记，记了一些杂想。西方人原来靠的是星期天教堂里的牧师布道满足求智求仁的心愿，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文明睡眼惺忪之际敲响晨钟，传统价值应声龟裂，因果报应验出新义，宗教的威严和智慧大受质疑，迷途的信众于是都在期待摩西再一次带领他们回到迦南。那时期，传媒的兴旺造就了一批好辩之士挥笔制造舆论，改造社会。那时期，知识界也有一小撮饱学之士唾弃说教，唾弃生命卑微的嘘唏，一心安分乐道，一心经营个人精致的技艺，遁迹自娱。申先生继承的正是这一小撮人的情操：“要紧的是了解生命，不是判断生命。”他常说。
1990年年尾，石初先生丧偶，万念灰蒙，久久难释，人也苍老了许多。一天，我约他到莲香茶楼喝早茶，下楼道别的时候，我把二十五年前他给我的那本诗册交还给他。我握着他冰冷的手，一句话没说。申先生看看我，看看那本破旧的小册子，微微点了点头，转身踽踽走进晨曦里的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