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报道：文化企业上市“热”遇“寒流”，据统计，从去年至今申请上市的104家广义文化类企业中，至少已经有31家文化创意企业撤回上市材料。
　　“撤回上市材料并不意味着对文化企业的否定，但要求文化企业要有所转变，要有新的融资方法，以适应新的环境变化。”中国传媒大学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齐勇峰对文化企业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从文化企业的特点来看，其销售的内容多为创意类产品，所以文化产业不仅仅要靠资产去推动，而应靠创意和资源去推动，文化企业急需增强主营业务的自我循环赢利能力。这就要求企业要调整自己的产品和服务，重新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要面向市场，针对受众需求设计有个性化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产品需要开拓营销方式，如向数字化发展等，提高科技含量。
　　齐勇峰特别指出文化企业具有“轻资产”的特点，缺乏有形抵押物，所拥有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难以进行价值评估，文化企业融资与其他行业相比更为困难。齐勇峰建议国家出台相应的财政和税收政策，进一步激发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要给予文化企业更多的倾斜，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企业提供必要的融资支持，有效缓解企业对资金的“饥渴”，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动力。
　　有愧于儿童的儿童阅读
　　《新京报》报道：儿童书与儿童接触到的影视作品，应顾及孩童自身认知发展的规律。成年人，必须要有高度的处理的艺术，才能帮助他们，而非做得相反。
　　就书籍与影视作品而言，存在两个亟待引起关注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并没有特别为孩子们制定一个较为完备的阶梯状的视听阅读的机制。在一些儿童文学的研究者看来，阅读的分级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一则与孩子自身认知能力有关；一则，娱乐追求之下充斥出版物的凶杀暴力，于孩子必然有深刻影响。另一个问题则与专门的儿童读物与儿童影视作品本身相关。我们确实看到了有眼光的出版人和作家做出了卓越的努力。问题在于，更多的粗制滥造的读物与影视作品，充斥着市场。劣币淘汰良币，而家长如何选择，多数茫然。这当然主要与儿童文学的生产有关。在中国，显然有比类似的利润追求更严重的问题，即，在独立出版人创造经典之前，对利润的追求已经将儿童读物市场粗鄙化了。出版人并没有足够的空间，而创作者亦有思维的既定模式，不敢越雷池半步。更有甚者，身为童书作者，却并不懂得儿童文学的原理，也不懂得儿童心理学的逻辑，以为随心所欲的胡编乱追便可以是儿童读物。
　　出版应延伸民族文化保护领域
　　《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民族出版社单位的相关负责人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思考，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但他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通过民族出版保护民族文化。
　　宁夏人民出版社民族历史编辑丁丽萍说：“我们生活在回族聚居区，对维护回族文化的正确传播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加深对民族宗教文化的了解，在翻译时就会避免很多错误。”而今年宁夏人民出版社重点推出的一套56个民族风俗文化丛书，也是秉持了这个理念，邀请各民族的作者来著书。
　　同样是保护，广西民族出版社总编辑方铁则更多的是关注没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他说：“据我了解，民文资金目前似乎仅限于提供给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的出版，而广西除壮族文化丰富外，还有苗、瑶、侗等民族，这些民族虽没有自己的文字，但都用国际音标记录语言，我认为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也应该得到保护出版。”他对现状很忧虑，因为已经有一些民族的语言正在消亡，会说的人越来越少，如果不加以保护，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完全消失。
　　作家受瞩目了，文学依然孤独
　　《西安晚报》报道：一些知名作家正在被迫或主动地成为明星。而一旦作家被当成娱乐明星看待，他的私生活就成为主要焦点，至于他写什么，写得如何，全都不再重要了。
　　在这场“明星化”风潮中，最终受伤害的还是文学本身。曾几何时，业内有人为“作家明星化”叫好，以为作家成为明星，便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进而增强公众对于文学的关注。但从目前的情形看，作家是受瞩目了，但文学依然孤独，而且越发孤独。同时，因为不堪明星“礼遇”之扰，很多作家明星荒废了写作，优质文学再受重创。文学的边缘化进程没有一天停止过。
　　评论家金哲表示，作家终究是以有分量的作品进入历史的。现在的问题是，娱乐明星大多转瞬即逝，当新的明星被发现，现在的这些作家明星必将面临星光暗淡。“那时不要说新的力作，就连欣赏文学的土壤也没有了。那才是文学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