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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是我国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曾多次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全国性报告文学奖项。文学评论家何西来评价说，研究中国20世纪末和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无法绕开“何建明现象”。因此，2010年1月，湖南理工学院创办“何建明研究所”可谓情理之中，四年之后，该所又隆重推出余三定和周淼龙主编的《何建明评传》可谓水到渠成。
一、慧眼独具的选题
何建明有一篇短篇报告文学作品，名为《永远的红树林》，讲述了青年学者梁言顺对“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这一学术课题的钻研与探索。在对作品进行解读的过程中，《评传》特别强调了梁言顺在课题选择方面带给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启示：“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如何选好题，这是摆在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1}令人振奋的是，在作品之内，梁言顺最终顺利解决了选题“难题”，而在作品之外，《评传》也在选题上“首战告捷”，因为它选择了“何建明”作为传主。
首先，何建明是一位当代作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作家作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异军突起，关于现代作家的传记（包括评传），开始大量出现。近些年来，不少出版社也陆续推出了一些当代作家评传，如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铁凝评传》《贾平凹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残雪评传》《彭燕郊评传》等，但相比蔚为大观的现代作家传记，当代作家评传多少显得有些形单影只。作为一部质量上乘的当代作家评传，《何建明评传》的问世无疑算作“闪亮登场”。
其次，何建明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为当代作家所做的传记已经屈指可数，且大多为小说家和诗人而作，或许，《何建明评传》是第一部为报告文学家所写的传记。当然，不是说因为何建明是报告文学家，为了“填补空白”就必须为他立传，关键是，“何建明既是当代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同时也是当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并且还是当代一位特别能思考的思想者”。{2}即是说，他的报告文学，无论是艺术水准还是思想水准，都代表了一个时代报告文学的水平。所以，为他立传，合情合理，完全符合传主选择的标准：“必须选择那些真正值得写的，已经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文学成就，在文学史上很可能留下足迹的作家。”{3}
二、匠心独运的书写
一首诗、一篇文章、一部著作的好坏，既取决于它写了什么，更取决于它是怎么写的。在选题上“独具慧眼”之后，《何建明评传》的书写亦可谓“匠心独运”。
首先，书写方式上，注重“解释”，关注细节。
“传主的生平、个性和对传主的解释是传记构成的三个要素。”{4}如果说“生平”和“个性”表明了传主“是怎样的”，那么“解释”则阐明了传主“为什么是这样的”。在传记这一亩三分地里，长期以来都是传主生平“独揽大权”，传主个性也能不时“露个脸”，至于对传主的“解释”则基本处于“难见天日”的“受压迫”状态。不过，到了现代传记阶段，昔日处于“边缘”地位的“解释”开始“翻身做主人”，20世纪西方第一位传记名家斯特拉奇就宣称：“没有解释的事实正如埋藏着的黄金一样毫无用处”{5}，到20世纪以后‘解释’就成为传记的一种潮流。
书写方式上，《何建明评传》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现代传记注重“解释”的潮流。比如从自然风物角度，《评传》通过描绘何建明家乡苏州的水，阐明了水对他既含蓄细腻又开放粗犷的性格及作品风格的影响；从人生经历角度，《评传》通过叙述何建明艰辛的童年生活、艰苦的军旅生涯，阐明了早年生活的磨砺对他坚韧顽强的性格、笔耕不辍的写作态度的培养；从文学熏陶角度，《评传》阐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何建明人生观价值观的浸润，以及《哥德巴赫猜想》对他最终走上报告文学创作之路的指引。
关注细节是《评传》书写上的另一个特点。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曾说：“一个好的细节相当于一个成功的形象。”{6}帕氏这句话也许更适用于小说创作，但对于传记的书写无疑也同样有效。为创作关注三峡工程移民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国家行动》，何建明三下库区采访，睡露天房屋，半个月没洗过澡，以致十几天后回到北京的家中，家人愣了好半天，最后问：“你找谁？何建明不在家！”《评传》就通过对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的记述，使一个四处奔波采访、一直笔耕不辍的作家形象跃然纸上。
其次，书写内容上，评传结合，侧重于评。
既然名为“评传”，在书写内容上自然是有“评”亦有“传”，“传”的对象为作家生平，“评”的对象则既可以是作品也可以是作家本人。不过，关于当代作家评传中“评”和“传”各自所占比重问题，不同的学者显然着不同的看法。例如，《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主编谢有顺认为：“所谓评传，简单地说，就是要求对作家的‘传’与对作品的‘评’并重，把作家的人生和作品当作一个整体来省察和观照。” {7}张光芒则认为：“当代作家宜‘评’不宜‘传’。”{8}其实，不论是赞成“评传并重”，还是认同宜“评”不宜“传”，都从侧面肯定了“评”在作家评传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毕竟，演员要通过演戏证明自己是个演员，歌手要通过演唱证明自己是个歌手，作家当然也要通过写作证明自己是个作家，而作品正是写作的成果。所以，通过深入品评作品来探讨作家人生轨迹及精神品格，是作家评传区别于英雄传记、明星传记等其它类型传记的一个显著因素，也是它区别于以记述作家生活为主的叙事类作家传记的一个显著因素。《何建明评传》作为一部作家评传，从书写内容上看，显然更倾向于宜“评”不宜“传”的观点——评传结合，侧重于评。
就“传”的部分而言，《评传》除第一章专门记述何建明的成长历程之外，后面部分皆可谓“以评带传”，将对作家的“传”融入到对作品的“评”之中。比如，对《共和国告急》的品评“带”出了何建明采访期间曾被矿区土匪式的黑恶势力所劫的惊险经历；对《落泪是金》的品评“带”出了何建明曾作为“反面形象”被“东方时空”节目曝光以致痛失亲人的痛苦经历；对《北京保卫战》的品评则“带”出了何建明深入抗击“非典”第一线进行采访的英勇经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就“评”的方面而言，如果说作家是作品的“生身父母”，那么好的评论家就像“伯乐”，可以从一匹拉车马的身上看到千里马的潜质，从一只丑小鸭的身上嗅到白天鹅的基因。加缪就使得西西弗斯这个神祗眼中的贱民变成了我们心中的荒诞英雄，而弗洛伊德则通过对俄狄浦斯的深入解读加固了其精神分析学说的大厦。作为一部“以评为主”的作家评传，首先，《评传》对何建明作品的深入解读颇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例如，对于何建明2009年推出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我的天堂》，《评传》分别从空间、时间、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将其同中国古代传记的扛鼎之作《史记》的写作思想巧妙结合，通过“‘究天人之际’的‘区域发展叙事’”“‘通古今之变’的‘三合力’发展观”以及“‘成一家之言’的‘大赋体式’”三个标题，深入分析了这部展现苏州30年发展史的报告文学作品。其次，《评传》对传主何建明“评”得也是精当到位。在全面梳理何建明1995年到2013年“国家叙述”的作品之后，《评传》认为，“国家叙述”体现了何建明既有着一般作家应有的艺术良知，也有着一般作家没有的政治勇气。此外，《评传》的最后四章还对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经验和创作规律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论述，使堪称全书灵魂的“评”透过现象深入了本质。
第三，书写立意上，主张“既非功劳簿，亦非墓志铭”。
熊元义在《作家评传与文学批评》一文中指出，“中国当代作家尤其是中青年作家评传却是很不容易写的。有些作家以为作家评传就是为作家评功摆好，……有些文学批评家以为作家评传是对作家的盖棺论定”，其实，“作家评传既不是作家的功劳簿，也不是作家的墓志铭，而是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作家文学创作得失的重要文学批评形式”。{9}
要做到不致沦为“功劳簿”，评传作者首先要过的就是传记书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这一关。鲁迅谈到《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上的得失时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10}这句点评小说人物塑造的话，用在这里恰好可以给当今传记作者们提个醒：是人就有长短得失，将传记写成功劳簿，眼下看来是给传主涂脂抹粉、锦上添花，从长远看来其实是给自己和传主双双挖坑。毕竟，谁能保证多少年后（传主已逝），没有“另一个鲁迅”跳出来揭露真相？到时候，能在“似伪”“近妖”的批评处“点到为止”，也许就该回家默默烧高香去了。在作家生平的真实性及作家作品评论的客观性方面，可以说，《评传》做得还是比较好的，既点明了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卓越成就，也指出了何建明早期创作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至于要做到不致沦为“墓志铭”，首先需要承认“为当代中青年作家写评传”的价值，其次在评传书写上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前瞻性。“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传统在中国自古有之，不论是孔子作《春秋》还是司马迁写《史记》，都是到当代而止，其中自然也包括为当代人作传。《何建明评传》出版本身就是对“当代作家不宜作传”的否定，进而承认了“为当代中青年作家写评传”的价值。同时，在涉及开放性和前瞻性的问题上，《评传》做得也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末尾几章对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经验和规律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报告文学这一“边缘”文体的长远发展。另外，《评传》还指出了何建明近年来对短篇报告文学创作这一方向的关注：“我们已经注意到何建明近年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的短篇报告文学，而且他在多次报告文学创作会上提出了这一方向性的问题。”{11}
总之，为当代作家作传，不论写成“功劳簿”还是写成“墓志铭”，归根结底都是传记作者在为自己和传主双双挖坑，所以不仅传记作者要自我警醒，传主也该提高警惕，否则结果很可能就是上帝那句名言：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何建明评传》的书写恰可以为此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三、举足轻重的价值
《何建明评传》作为一部综合分析作家生平和创作的评传，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不妨从两个方面来谈。
第一是对于作家创作方面的价值。
关于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自古就是一桩无人能断的公案，一千个读者才能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而一个作家就能有一千种和批评家的关系，反之亦然。这对“夙世冤家”，有的互翻白眼，有的互投青眼，有的脸上翻白眼心里暗送青眼，有的脸上是青眼心里却一个劲儿地翻白眼；这一刻还在称兄道弟，上演着一幕幕感天动地的文人佳话；下一刻却又斗得你死我活，证明着批评祖师曹丕的那句“文人相轻”绝非虚言。不过，伟大导师马克思说，“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作家和批评家旷日持久的“互掐”中，文学的发展才从未止步。
当然，不是任何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都如此轰轰烈烈，也有波澜不惊型的，比如，著名评论家贺绍俊就主张“在文学批评中采用对话的姿态”，“批评者以平等的方式与批评对象进行交流”，从而倡导一种“建设性的文学批评”。{12}可以说，《评传》所采取的正是这样一种建设性的批评方式，它的言辞并不激烈，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作家创作带来不少的积极意义。
首先是对于何建明本人。一本当代中青年作家评传的出版，既是对作家昔日创作成绩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作家未来创作行为的一种激励，通过点明成绩指出不足，促使作家在文学创作之路上不仅走得更远，而且能爬得更高。
其次是对于报告文学创作界。何建明曾坦言“现在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严重青黄不接”，并存在着“不能深入生活、不能沉到底采访、不能做出具备高度和深度的思考”等诸多问题。{13}《评传》通过对何建明这样一位在报告文学领域颇有建树的作家的创作理论与创作经验进行总结，无疑能给新一代甚至老一代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另外，甚至对于整个当代文坛，《评传》也不无一定的启发意义。“当很多作家热衷于描写都市里‘新贵’的优裕生活、恋爱秘史、‘皇家气派’、高档场所，以至于文学疏离了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拉开了文学与生活的距离的时候”{14}，《评传》高度肯定了何建明始终着眼于社会民生的创作方式，无形中给当代文坛存在的脱离生活的创作倾向敲响了一个警钟。 第二是对于读者接受方面的价值。
从现代文艺理论的观点来看，读者接受应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专业批评家的批评，二是普通读者的阅读。
从批评家角度来看，实战与理论并重是提高批评水准的有效途径，所以不仅需要时不时地同作家“过过招”，同行之间的切磋交流也显得极为重要。《何建明评传》作为一部当代中青年作家评传，在选题、书写等方面均可谓一个很不错的范本，“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当代作家研究和批评的发展和深化”。{15}
从普通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看过电影《信天游》，可能看过电视剧《国家行动》，也可能还知道这些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却未必知道它们都是一种叫做报告文学的文学作品改编的。在当今的文学研究领域，如果说当代文学正滑向边缘化，那么当代报告文学研究就正滑向边缘化的边缘化，扩大报告文学这种关注社会现实的纪实类文学在广大读者之间的知名度，无论是对于拓展读者的阅读视野还是对报告文学在未来的存活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对何建明的研究其实还有着更深刻的社会与文化价值。正如《评传》在“后记”部分所说：“把他作为一个个案，梳理出他发展的道路，路径的因缘，在总结其成果，归纳出经验的同时，探讨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和创作的规律，甚至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揭示出国家与社会的张力之间，知识分子的公共作为，不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么？”“我们要探讨的是，作家是怎样在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内在统一、歌颂与批判的有机融合、典型细节与多样形式的和谐一致、主流意识与民间立场的和谐互容等方面的经验”。{16}
总之，《何建明评传》的面世再次证明了为当代中青年作家作传不仅有其可能性而且有其必要性。从选题到书写，《评传》皆展现出自身的独到之处，它既非为作家树碑立传，亦非给作家盖棺定论，而是通过客观真实地梳理、总结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历程、经验、规律，为当代作家评传书写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有着多重的价值。
注释：
{1}{2}{11}{14}{16}余三定、周淼龙：《何建明评传》，重庆出版2014年版，第94页、第1页、第346页、第329页、第353-354页。
{3}贺仲明：《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原则与方法》，《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4}{5}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6}[苏]帕乌斯托夫斯基著，张铁夫译：《面向秋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7}谢有顺：《每个作家都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序>》，《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
{8}张光芒：《当代作家宜“评”不宜“传”》，《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9}熊元义：《作家评传与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6期。
{1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
{12}贺绍俊：《倡导建设性的文学批评》，《光明日报》2009年8月21日。
{13}尹平平、李若彬、何建明：《报告文学面临青黄不接》，《新华每日电讯》2012年7月6日。
{15}王凌卿：《当代作家批评的深化——从<何建明评传>说开去》，《中国艺术报》2014年2月19日。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 张韵波
一、慧眼独具的选题
何建明有一篇短篇报告文学作品，名为《永远的红树林》，讲述了青年学者梁言顺对“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这一学术课题的钻研与探索。在对作品进行解读的过程中，《评传》特别强调了梁言顺在课题选择方面带给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启示：“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如何选好题，这是摆在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1}令人振奋的是，在作品之内，梁言顺最终顺利解决了选题“难题”，而在作品之外，《评传》也在选题上“首战告捷”，因为它选择了“何建明”作为传主。
首先，何建明是一位当代作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作家作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异军突起，关于现代作家的传记（包括评传），开始大量出现。近些年来，不少出版社也陆续推出了一些当代作家评传，如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铁凝评传》《贾平凹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残雪评传》《彭燕郊评传》等，但相比蔚为大观的现代作家传记，当代作家评传多少显得有些形单影只。作为一部质量上乘的当代作家评传，《何建明评传》的问世无疑算作“闪亮登场”。
其次，何建明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为当代作家所做的传记已经屈指可数，且大多为小说家和诗人而作，或许，《何建明评传》是第一部为报告文学家所写的传记。当然，不是说因为何建明是报告文学家，为了“填补空白”就必须为他立传，关键是，“何建明既是当代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同时也是当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并且还是当代一位特别能思考的思想者”。{2}即是说，他的报告文学，无论是艺术水准还是思想水准，都代表了一个时代报告文学的水平。所以，为他立传，合情合理，完全符合传主选择的标准：“必须选择那些真正值得写的，已经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文学成就，在文学史上很可能留下足迹的作家。”{3}
二、匠心独运的书写
一首诗、一篇文章、一部著作的好坏，既取决于它写了什么，更取决于它是怎么写的。在选题上“独具慧眼”之后，《何建明评传》的书写亦可谓“匠心独运”。
首先，书写方式上，注重“解释”，关注细节。
“传主的生平、个性和对传主的解释是传记构成的三个要素。”{4}如果说“生平”和“个性”表明了传主“是怎样的”，那么“解释”则阐明了传主“为什么是这样的”。在传记这一亩三分地里，长期以来都是传主生平“独揽大权”，传主个性也能不时“露个脸”，至于对传主的“解释”则基本处于“难见天日”的“受压迫”状态。不过，到了现代传记阶段，昔日处于“边缘”地位的“解释”开始“翻身做主人”，20世纪西方第一位传记名家斯特拉奇就宣称：“没有解释的事实正如埋藏着的黄金一样毫无用处”{5}，到20世纪以后‘解释’就成为传记的一种潮流。
书写方式上，《何建明评传》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现代传记注重“解释”的潮流。比如从自然风物角度，《评传》通过描绘何建明家乡苏州的水，阐明了水对他既含蓄细腻又开放粗犷的性格及作品风格的影响；从人生经历角度，《评传》通过叙述何建明艰辛的童年生活、艰苦的军旅生涯，阐明了早年生活的磨砺对他坚韧顽强的性格、笔耕不辍的写作态度的培养；从文学熏陶角度，《评传》阐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何建明人生观价值观的浸润，以及《哥德巴赫猜想》对他最终走上报告文学创作之路的指引。
关注细节是《评传》书写上的另一个特点。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曾说：“一个好的细节相当于一个成功的形象。”{6}帕氏这句话也许更适用于小说创作，但对于传记的书写无疑也同样有效。为创作关注三峡工程移民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国家行动》，何建明三下库区采访，睡露天房屋，半个月没洗过澡，以致十几天后回到北京的家中，家人愣了好半天，最后问：“你找谁？何建明不在家！”《评传》就通过对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的记述，使一个四处奔波采访、一直笔耕不辍的作家形象跃然纸上。
其次，书写内容上，评传结合，侧重于评。
既然名为“评传”，在书写内容上自然是有“评”亦有“传”，“传”的对象为作家生平，“评”的对象则既可以是作品也可以是作家本人。不过，关于当代作家评传中“评”和“传”各自所占比重问题，不同的学者显然着不同的看法。例如，《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主编谢有顺认为：“所谓评传，简单地说，就是要求对作家的‘传’与对作品的‘评’并重，把作家的人生和作品当作一个整体来省察和观照。” {7}张光芒则认为：“当代作家宜‘评’不宜‘传’。”{8}其实，不论是赞成“评传并重”，还是认同宜“评”不宜“传”，都从侧面肯定了“评”在作家评传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毕竟，演员要通过演戏证明自己是个演员，歌手要通过演唱证明自己是个歌手，作家当然也要通过写作证明自己是个作家，而作品正是写作的成果。所以，通过深入品评作品来探讨作家人生轨迹及精神品格，是作家评传区别于英雄传记、明星传记等其它类型传记的一个显著因素，也是它区别于以记述作家生活为主的叙事类作家传记的一个显著因素。《何建明评传》作为一部作家评传，从书写内容上看，显然更倾向于宜“评”不宜“传”的观点——评传结合，侧重于评。
就“传”的部分而言，《评传》除第一章专门记述何建明的成长历程之外，后面部分皆可谓“以评带传”，将对作家的“传”融入到对作品的“评”之中。比如，对《共和国告急》的品评“带”出了何建明采访期间曾被矿区土匪式的黑恶势力所劫的惊险经历；对《落泪是金》的品评“带”出了何建明曾作为“反面形象”被“东方时空”节目曝光以致痛失亲人的痛苦经历；对《北京保卫战》的品评则“带”出了何建明深入抗击“非典”第一线进行采访的英勇经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就“评”的方面而言，如果说作家是作品的“生身父母”，那么好的评论家就像“伯乐”，可以从一匹拉车马的身上看到千里马的潜质，从一只丑小鸭的身上嗅到白天鹅的基因。加缪就使得西西弗斯这个神祗眼中的贱民变成了我们心中的荒诞英雄，而弗洛伊德则通过对俄狄浦斯的深入解读加固了其精神分析学说的大厦。作为一部“以评为主”的作家评传，首先，《评传》对何建明作品的深入解读颇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例如，对于何建明2009年推出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我的天堂》，《评传》分别从空间、时间、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将其同中国古代传记的扛鼎之作《史记》的写作思想巧妙结合，通过“‘究天人之际’的‘区域发展叙事’”“‘通古今之变’的‘三合力’发展观”以及“‘成一家之言’的‘大赋体式’”三个标题，深入分析了这部展现苏州30年发展史的报告文学作品。其次，《评传》对传主何建明“评”得也是精当到位。在全面梳理何建明1995年到2013年“国家叙述”的作品之后，《评传》认为，“国家叙述”体现了何建明既有着一般作家应有的艺术良知，也有着一般作家没有的政治勇气。此外，《评传》的最后四章还对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经验和创作规律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论述，使堪称全书灵魂的“评”透过现象深入了本质。
第三，书写立意上，主张“既非功劳簿，亦非墓志铭”。
熊元义在《作家评传与文学批评》一文中指出，“中国当代作家尤其是中青年作家评传却是很不容易写的。有些作家以为作家评传就是为作家评功摆好，……有些文学批评家以为作家评传是对作家的盖棺论定”，其实，“作家评传既不是作家的功劳簿，也不是作家的墓志铭，而是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作家文学创作得失的重要文学批评形式”。{9}
要做到不致沦为“功劳簿”，评传作者首先要过的就是传记书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这一关。鲁迅谈到《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上的得失时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10}这句点评小说人物塑造的话，用在这里恰好可以给当今传记作者们提个醒：是人就有长短得失，将传记写成功劳簿，眼下看来是给传主涂脂抹粉、锦上添花，从长远看来其实是给自己和传主双双挖坑。毕竟，谁能保证多少年后（传主已逝），没有“另一个鲁迅”跳出来揭露真相？到时候，能在“似伪”“近妖”的批评处“点到为止”，也许就该回家默默烧高香去了。在作家生平的真实性及作家作品评论的客观性方面，可以说，《评传》做得还是比较好的，既点明了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卓越成就，也指出了何建明早期创作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至于要做到不致沦为“墓志铭”，首先需要承认“为当代中青年作家写评传”的价值，其次在评传书写上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前瞻性。“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传统在中国自古有之，不论是孔子作《春秋》还是司马迁写《史记》，都是到当代而止，其中自然也包括为当代人作传。《何建明评传》出版本身就是对“当代作家不宜作传”的否定，进而承认了“为当代中青年作家写评传”的价值。同时，在涉及开放性和前瞻性的问题上，《评传》做得也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末尾几章对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经验和规律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报告文学这一“边缘”文体的长远发展。另外，《评传》还指出了何建明近年来对短篇报告文学创作这一方向的关注：“我们已经注意到何建明近年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的短篇报告文学，而且他在多次报告文学创作会上提出了这一方向性的问题。”{11}
总之，为当代作家作传，不论写成“功劳簿”还是写成“墓志铭”，归根结底都是传记作者在为自己和传主双双挖坑，所以不仅传记作者要自我警醒，传主也该提高警惕，否则结果很可能就是上帝那句名言：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何建明评传》的书写恰可以为此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三、举足轻重的价值
《何建明评传》作为一部综合分析作家生平和创作的评传，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不妨从两个方面来谈。
第一是对于作家创作方面的价值。
关于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自古就是一桩无人能断的公案，一千个读者才能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而一个作家就能有一千种和批评家的关系，反之亦然。这对“夙世冤家”，有的互翻白眼，有的互投青眼，有的脸上翻白眼心里暗送青眼，有的脸上是青眼心里却一个劲儿地翻白眼；这一刻还在称兄道弟，上演着一幕幕感天动地的文人佳话；下一刻却又斗得你死我活，证明着批评祖师曹丕的那句“文人相轻”绝非虚言。不过，伟大导师马克思说，“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作家和批评家旷日持久的“互掐”中，文学的发展才从未止步。
当然，不是任何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都如此轰轰烈烈，也有波澜不惊型的，比如，著名评论家贺绍俊就主张“在文学批评中采用对话的姿态”，“批评者以平等的方式与批评对象进行交流”，从而倡导一种“建设性的文学批评”。{12}可以说，《评传》所采取的正是这样一种建设性的批评方式，它的言辞并不激烈，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作家创作带来不少的积极意义。
首先是对于何建明本人。一本当代中青年作家评传的出版，既是对作家昔日创作成绩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作家未来创作行为的一种激励，通过点明成绩指出不足，促使作家在文学创作之路上不仅走得更远，而且能爬得更高。
其次是对于报告文学创作界。何建明曾坦言“现在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严重青黄不接”，并存在着“不能深入生活、不能沉到底采访、不能做出具备高度和深度的思考”等诸多问题。{13}《评传》通过对何建明这样一位在报告文学领域颇有建树的作家的创作理论与创作经验进行总结，无疑能给新一代甚至老一代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另外，甚至对于整个当代文坛，《评传》也不无一定的启发意义。“当很多作家热衷于描写都市里‘新贵’的优裕生活、恋爱秘史、‘皇家气派’、高档场所，以至于文学疏离了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拉开了文学与生活的距离的时候”{14}，《评传》高度肯定了何建明始终着眼于社会民生的创作方式，无形中给当代文坛存在的脱离生活的创作倾向敲响了一个警钟。 第二是对于读者接受方面的价值。
从现代文艺理论的观点来看，读者接受应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专业批评家的批评，二是普通读者的阅读。
从批评家角度来看，实战与理论并重是提高批评水准的有效途径，所以不仅需要时不时地同作家“过过招”，同行之间的切磋交流也显得极为重要。《何建明评传》作为一部当代中青年作家评传，在选题、书写等方面均可谓一个很不错的范本，“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当代作家研究和批评的发展和深化”。{15}
从普通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看过电影《信天游》，可能看过电视剧《国家行动》，也可能还知道这些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却未必知道它们都是一种叫做报告文学的文学作品改编的。在当今的文学研究领域，如果说当代文学正滑向边缘化，那么当代报告文学研究就正滑向边缘化的边缘化，扩大报告文学这种关注社会现实的纪实类文学在广大读者之间的知名度，无论是对于拓展读者的阅读视野还是对报告文学在未来的存活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对何建明的研究其实还有着更深刻的社会与文化价值。正如《评传》在“后记”部分所说：“把他作为一个个案，梳理出他发展的道路，路径的因缘，在总结其成果，归纳出经验的同时，探讨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和创作的规律，甚至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揭示出国家与社会的张力之间，知识分子的公共作为，不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么？”“我们要探讨的是，作家是怎样在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内在统一、歌颂与批判的有机融合、典型细节与多样形式的和谐一致、主流意识与民间立场的和谐互容等方面的经验”。{16}
总之，《何建明评传》的面世再次证明了为当代中青年作家作传不仅有其可能性而且有其必要性。从选题到书写，《评传》皆展现出自身的独到之处，它既非为作家树碑立传，亦非给作家盖棺定论，而是通过客观真实地梳理、总结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历程、经验、规律，为当代作家评传书写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有着多重的价值。
注释：
{1}{2}{11}{14}{16}余三定、周淼龙：《何建明评传》，重庆出版2014年版，第94页、第1页、第346页、第329页、第353-354页。
{3}贺仲明：《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原则与方法》，《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4}{5}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6}[苏]帕乌斯托夫斯基著，张铁夫译：《面向秋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7}谢有顺：《每个作家都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序>》，《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
{8}张光芒：《当代作家宜“评”不宜“传”》，《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9}熊元义：《作家评传与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6期。
{1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
{12}贺绍俊：《倡导建设性的文学批评》，《光明日报》2009年8月21日。
{13}尹平平、李若彬、何建明：《报告文学面临青黄不接》，《新华每日电讯》2012年7月6日。
{15}王凌卿：《当代作家批评的深化——从<何建明评传>说开去》，《中国艺术报》2014年2月19日。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 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