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中国社会一切变化的本质，就是人在变化。生存环境的不同，决定了生活态度的差异。在缺乏安全保障的环境里，人们不得不接受和顺从严苛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在自律和自我压抑中求大同、顾大局；而在安全无虞和物质殷实的环境里，人们大多不愿接受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不轻信、不盲从形形色色的权威，张扬个性和独立思考的求异倾向会日益普遍。这种差别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多元化。每一个群体都自认为代表了社会和文化的灵魂，但都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变成社会共识。这是中国转型时期最为突出的现象，更是当今和未来执政者必须正视和适应的政治现实。在过去60年里，中国执政党完成了三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用政治革命的手段建立和巩固了政权：二是用经济革命的手段使中国摆脱了贫困：三是扩大了自己的代表性，容忍了非正统社会力量的成长，那就是对政治权威既进行“无害抵抗”又给予战术合作、对政治教条既保持冷漠距离又予以消极默认的年轻群体。这是过去的成功，更是未来的挑战。
　　马斯洛在阐述“人类需求层次论”时说，人的需求是无止尽的，在拥有足够的面包之后，其他需求便接踵而至。当前中国社会的现状，大体也是如此。在基本的生存需求获得保障之后，人民需要更高层次的满足感，包括机会均等、社会公正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自由。这显然是一道更高的历史门槛。(据杜平　文)
　　
　　中国应向美国提出经济要求
　　
　　“来而不往非礼也”。在美国“频频出招”的同时，中国是否也应该向美国提出合理的经济要求呢?为什么中国没有向美国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除了可能还不习惯国际经济政策这种你来我往的规则外，我们不能不坦率地说，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西方社会和西方经济的了解，还是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的，还无法找出西方社会经济的问题，更无法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建议。说得更为学术些也就是，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西方经济学研究体系，更缺乏自己的一流的西方经济学家，可以洞悉西方社会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提出对西方社会的合情合理的经济要求。
　　应该承认，在现代国际社会，继续采用那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模式来对待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已经不合时宜。中国知识分子对此应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现在需要的是非常积极而冷静地坐下来，认真研究西方社会的经济问题，建立自己的西方经济学研究体系，切勿人云亦云，随着西方传统经济学家之风起舞。否则是要吃哑巴亏和误国误民的!(据孔保罗　文)
　　
　　中国崛起还需着眼农村奇迹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西方与中国很多分析家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遭遇同样的命运，是因为中国没有放手对其政治体制进行自由化。这是对历史错误的解读。中国没有“剧变”与未进行政治改革没什么太大关系。真正的原因是之前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的农村人口相对满意。
　　要让中国公众的消费带动GDP增长，关键在于重建中国农村八十年代所享受的商业和金融环境，把农业改革和农村人口福利放到其政策问题的优先考虑位置。目前中国政府所启动的一系列政策很有成效，比如降低农业税和学校收费。但他们需要也能够做的更多。回顾八十年代，中国不但着手放开经济，同时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因此，中国应大胆地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比如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取消户口制度(这一制度限制农村流动人口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取得城市居留权)，赋予农村居民彻底的土地交易权，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强化八十年代改革的另一个产物——通过村级选举改善农村基层管理。(据昔亚生　文)
　　
　　民营经济推动中国公民社会成长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既取决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取决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国的政府官员并没有任何动机，来主动和积极地推进一个公民社会。中国之所以出现了萌芽状态、初级阶段的公民社会的要素，根本上是因为中国30年以前，不得不在经济上放松一点，让民间多一点活力搞生产搞流通，是这样才顺便牵动起来的。当时并不是为了“公民社会”的要求，只而是为了活命，为了把肚子吃饱。所以，公民社会下一步会怎么样，一方面要看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会怎么样。如果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民营的部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而且层次越来越高的话，我们就可以预言，同这一部分密切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专业团体就会发展起来。这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来源。大家在呼吁公民社会的时候不要忘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公民社会成长的原始推动力。(据丁学良文)
　　
　　公共品短缺、规则松弛导致农民负担反弹
　　
　　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的配套体制，为村干部在规则松弛下的自利性偏好提供了新的牟利机会，从而使新农村建设蜕变为干部“开票”而由村民“买单”的新游戏。一些地方的农村干部大大滞后于中央新的执政理念和政策转型的新要求，仍然习惯性地沿袭传统的控制与掠夺式的工作方式，这就造成了处在乡村干部实际控制之下的农民，难以充分享受中央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的好处。中国正面临着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软政权”问题，中央推出的一系列改善民生、惠及农民的减免和补贴政策，很可能为一些地方和部门提供新的乱收费空间和寻租机会。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想集资就可以集资”，“想集资多少就能集资多少”，而村民则根本缺乏相应的制度武器对之有效制衡或进行抵制，这是乡村治理面临的最核心的症结所在。(据张英洪文)
　　
　　迈向普遍福利时代需要理路创新
　　
　　所谓“福利国家”理论、“福利社会”理论、“福利资本主义理论”等等的最大局限是：只以占世界人口零头的少数富国为关照范围和实践基础，它们的视野未能“普遍”到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不发达国家，甚至未能顾及到富裕国家内部的广大贫困人口。那样的“福利”其实另一面就是“失利”，就是贫困，就是灾祸，不是什么真正的福利。“福利”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是普遍享有而非少数人独享的利益。所以，让人类真正迈向普遍福利的时代，是社会学、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研究的崇高目的和历史使命。(据景天魁文)
　　
　　新语录
　　
　　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邓小平一定是名列前茅的。
　　——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高度评价邓小平。
　　棚户区里住着生活最困难的人群，这里的居民，没有一位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连直系亲属都没有!如果我们这些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也住棚户区，会有什么想法、什么期盼?
　　——哈尔滨市市长张效廉在该市棚改工作推进专题会议上说。
　　都逼成这样了，同情。不过你这个方法可行性几乎为零，说白了叫非法集资，是违法的。
　　——想要结婚却苦于没钱买房的“可乐事多了”在网上发帖，希望召集1500人，每人出100元，凑齐首付买房，然后大家通过抽奖、摇号等方式来决定房子归属。对此，一名网友回帖说。
　　反价格垄断不能“专拣软柿子捏”。
　　——有评论认为，在反价格垄断征求意见过程中，发改委一定要充分汲取民意，要摒弃“抓小放大”的思维，特别对带有垄断色彩的公共服务行业价格垄断，如何反，怎样反，要在反垄断价格规定中充分体现出来。
　　大家都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被抓到。还有些人有“关系”，被抓到了也不怕。
　　——调查显示，70.0％的人认为是“司机有侥幸心理”，北京市某公司职员徐扬认为酒后驾车以“官场”和“商场”人士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