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人在纽约》开始，王姬一路扮演的都是干练而又女人味儿十足的现代女性。银幕上的她囊括着“风情万种”，同时又周旋在复杂的情感纠葛与商场之中，她所散发的独特魅力几乎令所有同龄的女性欣赏且向往。然而在生活中，熟悉王姬的人却用“刚毅”、“坚强”和“豪放”来形容她，王姬也称自己是老虎性格。但正是这样的性格支撑着她的每一步选择。老人有言：“三岁看到老”，没有从前就没有今天，提起她的童年，王姬大刀阔斧地畅谈开来。
　　
　　女人的一半是男人
　　
　　王姬的性格中有很足的男孩子气，小时候她就爱打抱不平，说起管闲事，王姬似乎还有些津津乐道，“现在还愿意。有时候在大街上看人家打孩子，我就跑过去，哎你别打他什么的，闹得人家父母还挺不高兴的。小时候我就是属于那种不干女孩子干的事，上房偷枣什么的……我爸爸给我买了个足球，我就组织我们同学踢足球，我说我现在不是十八岁，不是十五六岁，要是十五六岁，我可能参加女子足球队都说不定，就是骨子里比较喜欢干这些事情。”
　　王姬小时候曾固执地不肯穿裙子，这和她的“男子气概”无关，而是缘于一次“事故”。“我们那时候不太注重外表，但是我记得我爸爸有一次出差给我带回来一个特别漂亮的红裙子，当时是六月一号或是五月一号多一点，我就给穿上了，结果被老师讽刺，从此我就再也不穿裙子了，老师说你现在这么冷的天，就把裙子穿上了，到了夏天你还不得扒皮啊。当时我就印象特别深，因为当着全体同学的面，我就一点面子都没有。但是我没有被他打趴下，没有打垮，我反而更反叛，我就从此以后不穿裙子，永远都穿着裤子，大热天我也穿着裤子，特别逗。”
　　
　　淘气有成绩做靠山
　　
　　“我小时候在我们班，是属于那种拔尖的人物，就是大家都得听我的，属于那种孩子头。让别人都听我的，组织他们干这干那，我们那时候是有组织的。比如有组织地去给我们那边驻的一个部队捣乱，有组织地干点这个干点那个。我后来长大了才听我妈妈说，那时候经常老师找家长，可我妈从来没跟我说过，我问她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说，我妈说我就看看你到底要闹到多远，因为我当时学习非常好，我永远是考双百，我要是一个考九十九分一个考一百分，都不好意思把那成绩拿给我妈看，我觉得我学习上都好，而且又比那些孩子读书读得多，他们必须听我的，属于这种。后来小学毕业上中学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种日子不能长久了，就突然卸任了，什么都不干了，心思完全放在读书上，所以别人都有点不习惯，后来还找我，我说这种事情不要来找我。”
　　
　　校园里的大姐大
　　
　　王姬小时候在同学中的威信极高，同学都很怕她，据说许多人见到王姬比见到校长还害怕。
　　 “……那时候反正谁要是不听我的，我采取的行动就是孤立他，让大家都不理他，他没有小朋友玩了就会觉得很痛苦……那时候我就记得，我小学的课桌里好吃的特别多，有海螃蟹腿，酒心巧克力，都是同学进贡来的，东西都没断过。他们有什么好吃的，每天来小手一递就给我一块，我没让他们这么做，他们都是自觉进贡。”
　　“后来我们同学中间不乏有很多很有出息的，大家聚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数落我，如数家珍，还记着小时候那事，好多事我都忘了，因为你知道当领袖的都会忘好日子，可是他们被整得很痛苦，所以都记得。”
　　
　　从母亲身上学到宽容
　　
　　几乎每个人的童年都离不开他的母亲。在王姬的眼里，妈妈是她最崇拜的人。“我最崇拜我的母亲，或者崇拜所有的母亲。尤其当你有了后代以后……”
　　王姬小时候从未因为淘气而挨过母亲的打，她说妈妈是比较会宏观控制的人，因为学习好，所以母亲也讲不出她什么。“剩下的就是替同学来摆平一些事情，比如他们家家长非让他在那做活，糊火柴盒啊什么的，我就在旁边指责，我说您这叫剥削孩子，我妈妈让我洗袜子，我也就说你这完全是剥削阶级的行为，跟我妈妈理论，我妈妈就跟我在那理论，所以现在想起来，有时候大家都在那笑呢，这就是我反叛的一面。”
　　成人后，母亲也从未真正远离过她。王姬说母亲是对自己付出最多的人。生第一个小孩的时候，母亲提前退休了，惟一的福利分房也放弃了，就是为了照顾自己。为了支持自己的工作，母亲赶到美国照顾孩子却错过了留守在外婆病榻前最后一秒的机会。
　　


　　流浪少年
　　
　　王姬和同龄的孩子一样，在红色风暴中度过童年。父亲工作支边，母亲早出晚归，王姬和姐姐的童年充满了流浪色彩。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姐妹俩早早地学会了做饭。在姐妹关系中，妹妹王姬充当了姐姐的角色。这样的心理优势运用到了少年玩伴中间，便是她的童年王国的构建。
　　每每父亲外出远行，王姬总是与姐姐相视一笑，感叹解放的感觉真好。父亲的归来也是王姬绝对自由生活的完结，父亲的军事化管理和谆谆教导让她反感却无形中让她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并在古典名著中深深浸染，受益无穷。
　　14岁那年，王姬先斩后奏，报考了部队文工团。14岁的她与部队和演艺结缘。那段时期，她的梦想是成为中国的乌兰诺娃，做一名出色的芭蕾舞演员。
　　学过体操，学过游泳，凭借着灵气和并不专业的舞蹈基础进入文工团，王姬成为少有的不是后门兵中的一员。第一感觉是快乐、开心，在大集体中生活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事情。作为最小的战士，所有的哥哥姐姐都是自己学习的楷模和榜样。但是她并不服输，年龄并不能阻挡14岁的王姬的争强好胜，她要成为团里最棒的舞蹈演员。苦练才有收获，每天比别人提前半小时起床，每天补习文化课，学习法语到深夜两点。
　　王姬说部队给自己的最大的收获就是熏陶了集体主义的精神，“那个年龄段对人的成长是太关键的一步了，那时候形成的个性和爱好这辈子都会影响你。我觉得部队真的像很丰厚的土壤，我就像一朵花一样，在那里面茁壮成长。我学到太多太多东西，我学会了怎么去有集体主义精神。我特别喜欢过集体生活，就是在部队养成的，我们老师不光教我跳舞，还教我很多做人的道理。”
　　
　　萌发当演员的想法
　　
　　“我很小就喜欢看电影，像什么《红色娘子军》啊，我看着能跟着哭，但是我那时候就想，我要是演她的话会怎么样，但是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当演员，因为我爸爸原来当兵是空军，所以我从小的志向是要继承父业，想当一个女飞行员。”
　　“我做什么事情心里都有个想法，考上部队文工团好长一段时间后，认为自己也不能跳一辈子舞啊，所以后来就改行当演员，当演员也是个偶然的机会。是先被香港的一部武打片选去拍片，我是先拍的片子。”
　　当时王姬17岁，出演一个武功高强，含而不露的侠女，“那是我拍的第一部电影，在香港。我印象特别深，第一次拍完戏，组里让我们看那个回放，看回放我不敢看，那是夏天我拿个扇子，我就把那扇子上捅个洞，顺着那洞，周围都有剧组的人，我自己在那看，看完以后，我说哎哟我怎么表演得那么烂，自己就觉得特别不好，觉得跟想象当中的应该出现的那个形象差十万八千里。所以我还是觉得，我没有学过表演不行，后来就立志要考到，不是电影学院就是戏剧学院，正好那时候赶上人艺招生，我就考到北京人艺了，所以就走上这行了。”
　　
　　美国的流浪七年
　　
　　国门开放时，王姬赶上出国潮的中班车。当时她似乎已从剧院的那些老演员里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所以她决定不能驻足，要往前走，“我有时候做事情，比较不太瞻前顾后，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到底要看看世界多大，到底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不是很精彩，看看外面的人到底怎么样生活，而且就想多学点东西，我就觉得人这一生任何时候，甭管你什么年龄段，都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王姬出去学的专业是表演，在美国最初的生活只能用“流浪”来形容。60美金的家当、三句简单的英语和加州大学每年7500美元的昂贵学费，让王姬在绝望的边缘游荡。她说自己那段日子简直是弱智，看不懂听不懂像傻子一样。从国内作为主持人的小有名气，从这样一个中心位置走到衣食不饱的边缘，承受最多的是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折磨。每天两片面包充饥，凉水解渴。就像《北京人在纽约》里她对王启明所说：美国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他是战场。
　　 “……当时还想是不是到好莱坞去试试身手啊什么的，后来发现好莱坞不太适合我，因为好莱坞选择演员，要经过很多次试戏，一遍一遍的试戏，每次试戏都是一种很强烈的打击，你也许试到最后两三个，最后你就发现没有你了。所以你做了很多的努力，最后呢可能都付诸东流。”
　　对于王姬来说，生存在美国等于是和自己较量。“学习上的，生活上的，精神上的，包括很多对社会认知方面的，全都打碎了重做。”碰到过热心人的帮助，但是“我觉得在美国很多东西还是要靠自己，别人帮助你只是给予你指点，给你一个临时的帮助，你不可能躺在别人身上睡大觉，不可能，什么事都不能依赖，这种依赖感不会有。”
　　为了生存，在美国，王姬做过报纸广告、汽车旅馆值班经理、做小生意，后来她又干起了老本行，在全美最大的华语台“北美卫星电视台”担任新闻播报员，而后又一起制作综艺节目。
　　这样的努力最终让她拿到了绿卡，这是几乎所有留美人士的共同梦想。然而在事业顺利的时候，王姬又选择了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