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氏春秋》中，记载了关于嵇康的一则轶事：“初，康采藥于汲郡共北山中，见隐者孙登。康欲与之言，登默然不对。逾时将去，康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
　　孙登不幸言中，嵇康后因吕安之事被诛杀，他的好友向秀曾写篇《思旧赋》来追思他，文笔凄怆，读之令人泫然涕下。《晋书·嵇康传》换个角度，记载孙登对嵇康的评价，是“性烈而才隽”，所以不能免于灾难。这眼光是非常毒辣的。嵇康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才多识寡”，即使没有性命之虞，也可能使人在人生中经常碰壁。
　　那么，才与识，有什么区别呢？“才”，顾名思义，指一个人的天分禀赋。孟子说，“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英才”的“才”，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认为人天生就有“良知良能”，这天生的“良知良能”，也应归结到“才”上来。而“识”，应该是指一个人对其身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清晰认识，明白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的言行举止如何表现才是适当的。所以这个“识”，有时可以用它的谐音字“时”来解释，一个人能顺时而动，精准作为，触处无碍，那就是有“大识”。
　　厘清了“才”与“识”之间的差异后，我们就能明白，一个人自然应该有才，但是，有才的人不一定能取得大的成绩，甚至有可能将自己的才华白白断送，嵇康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为何会断送才华？因为无识或者说寡识。我们把嵇康和阮籍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同是有才的人，嵇康遭遇横死，阮籍却能善终，其中的差别，应该就是，嵇康识寡，而阮籍则识多。
　　我们知道，嵇康的好友山涛做官后不忘旧情，想推荐嵇康出来做官，嵇康不领情也就算了，居然还写了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开与山涛断交。这就很不给老朋友面子，弄得彼此都非常尴尬。但我个人觉得，山涛还是有胸怀的，他不计前嫌，在嵇康被杀后又推荐嵇康的儿子嵇绍出来做官，在嵇绍有所顾虑时他还打消了嵇绍的顾虑，大意是父亲的过不必让儿子背上包袱。我们感觉，山涛还是够朋友的，只是嵇康太过了点。孙登说嵇康“性烈”，真的是没有说错。
　　再有，嵇康对司马氏集团统治的血腥程度估计不足，因此放言无忌，“非汤武而薄周孔”，明显与“以孝治天下”的司马集团唱反调，遭到这个集团的嫉恨乃至仇杀，也就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了。
　　反观阮籍，当时司马集团想拉拢他，听说他有一个女儿，就派人说亲，据说阮籍一连大醉六十日，硬是把这件事拖过去了。这就看出阮籍的“识”：既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又不得罪权贵。阮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口不臧否人物”。这个特点真是了得。在那个动辄得咎的时代，他能守住自己的口，或者叫“守口如瓶”，自然就能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这不能被简单看作懦弱，有时，它也是“识”或者智慧的象征。毕竟，拿鸡蛋碰石头，得不偿失。
　　关于“识”，其实儒道两家，都有很重要的论述，这些论述也非常有启迪性。譬如孟子就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是“大识”。一个人能顺应社会的变化，不固执己见，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不是“大识”是什么？庄子也说：“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这就是“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意思，说明人生应该有灵动性。这种灵动性，恰如道家欣赏的水，能随物宛转，与世推移，自然就无往而不胜。《楚辞》里有一篇《渔父》，讲得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屈原行吟泽畔，形容枯槁，绝望已极，这时渔父就劝他“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渔父的话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诚恳切近的，只是屈原执著于自己的人格理想，没有听进去。屈原孤洁的人生理想，自然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也非常难能，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存身世上，即使政治上再也无所作为，也还可以写出更多优美的诗章，留存后世，成为后人宝贵的文化财富。为何非得为理想而殉身？相较屈原，在“识”这一点上，我个人觉得，渔父是更高明的。
　　当代社会，千帆竞发，人有才，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但是，要想有用武之地，不光要有才，还得有识。这个“识”，包括两方面，一是要有人欣赏你，二是你要融入这个社会。这两者缺一不可。若是恃才傲物，可能很少有人欣赏你，即使欣赏你，你也可能很难融入这个社会，这样的话，你的才华，很可能就没有施展的舞台了。
　　就这个意义而言，道家追求在做人做事上要谦卑，也就很有现实意义了。老子说：“自矜者不长。”才高的人很容易自矜，所以老子警告这些才高的人，不要自夸。自夸的人，是不可以做官长的。即使做官长，也会被人掀下台。
　　我们为了避免像嵇康这样的悲剧重演，就要弥补“才高识寡”的缺陷，做到才识并举，一样都不弱。有才的人加上有识，那就是如虎添翼，人生，自然是另一番恢弘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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