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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近代女性教育的发展，女作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作为其中的代表，庐隐的笔下塑造了一批女性意识觉醒的知识女性形象。她们在民族危机加深，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涌入，早期知识分子的大力倡导和女性教育发展的重重力量的推动下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大胆追求自由和爱情，投身革命的洪流。在精神解放的面前横亘着社会和传统两座大山，她们被社会的黑暗笼罩，被异性蛊惑欺骗，感受到女性意识觉醒的悲哀与无奈。
关键词： 庐隐小说 觉醒 女性意识 苦痛
在传统封建礼教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女性始终是男性的附属品，“长期遭受男性们的壓抑，甚至被贬于社会的视域之外，无声无息”[1]，在男性有意识塑造和自身无意识迎合中丧失了自我，变成了牢笼中温顺的女人。直到20世纪动荡的社会变革的到来，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不仅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而且促进了现代女子教育的发展。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作家，她们塑造了与以往男性笔下的贤妻良母、闺阁少女相异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现代知识女性形象，突破了晚清以来的才子佳人的小说形式。庐隐（1898—1934）正是这批作家中的一位佼佼者，她不仅展露了在父权统治下的女性的生存、心理和情感压抑等，而且显示了现代知识女性在冲破家庭的束缚，追寻自我价值，叛出父权之门后美梦的破灭。黑暗的社会现实和根深蒂固的思想没有让觉醒者实现真正的自由，孱弱的她们最后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走向幻灭。庐隐的小说创作中大致有81篇涉及了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中多数是在西方现代思想浪潮的影响下觉醒，成为追求自由独立的时代弄潮者。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的表现
在西方近现代思潮引入，女性教育的发展下，庐隐不但觉醒了自身女性意识，还将女性意识投射到了作品上，在这个半新半旧的过渡时代，以一种“独语”的形式书写了女性在男性的霸权话语下的“失语”状态，她们在思想的启蒙下获得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大胆追逐爱情和婚姻的自由，解构男性“话语霸权”，抗拒“男权文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
庐隐笔下女性意识的觉醒首先体现在女性自我独立意识的出现及对男性霸权话语的反抗。在接受西方先进教育思想后，女性意识到独立人格和在家庭中的独立地位，禁锢她们思想的封建礼教传统在教育的持续灌输下松动继而瓦解，女性开始寻找自我价值，希望获得同男性平等的权利，为此她们开始与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相对抗，《蓝田忏悔录》中的女主人公蓝田就谈道：“我妄想我忏悔的眼泪，或能洗净我对旧礼教的耻辱，甚至于新学理的玷污。”这种深切的呐喊表现了女性反抗男权文化的独立意识。寻找自身的出路，与男性话语霸权抗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不是困在一方天地中的“奴隶”是觉醒的女性的选择的人生方向。庐隐提到这种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2]《女人的心》中女大学生素璞就是一个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的先锋，在看到丈夫对女性独立人格的不满及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后，毅然决定离开丈夫。
其次体现在对纯洁自由爱情的追逐，庐隐笔下女性大胆的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勇敢走出家庭，自由恋爱，婚姻自主成为她们追寻的理想。恩格斯曾说：“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3]包办婚姻成为女性无法选择自身命运的一大悲剧，无数女性在这种“无声无爱”的婚姻中妥协沉寂，坦然接受被既定规划的命运，庐隐笔下觉醒的露沙们则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不仅大胆反抗，喊出自由之声，甚至选择以决绝的方式或死亡或出走完成自己的追求。舍弃这种被施予和控制的婚姻是庐隐笔下的知识女性叛出男权之门，义无反顾地追逐心中所爱的不懈动力。《海滨故人》中的露沙、《飘泊的女儿》中的星若就是离开旧式家庭，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和自由的典型。
再次，体现在对革命和战争事业的全身心投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影响着觉醒后的知识女性，这种为国家献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她们不再将自己视为闺阁中的一员，而是同男性一样走向社会成为革命事业中的一员，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事业，为国家的兴亡付出力量。曼丽怀抱着为国家正义牺牲一切的精神投身于革命事业当中，即使最后对事业感到失望，疾病缠身。《余泪》中修道院附属小学的女教师在战争中冲上前线宣传基督教教义，这种走出闺阁，走向战场的牺牲精神使女性的光辉照耀在男性掌控的战争中；《一个女教员》中的女教员在得知伊立被捕后忍痛舍弃了自己热衷的教育事业，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一个情妇的日记》中的美娟对仲谦爱而无果后，她毅然决然地走上为国效力的道路。这些觉醒了的女性不仅仅局限于对爱情婚姻的追求，而是将自我意识扩展到国家的兴亡之上，这种大无畏意识与千百年来女性在反抗运动中的偏安一隅完全相反，正是这种觉醒的力量使女性参与到创造历史的进程中，成为同男性一样改变社会和历史的一股强大力量。
二、女性意识觉醒的成因
数千年来，在父权文化的统治下，男性对女性不断定位和塑造，使女性一直始终处于历史的盲区，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场的缺席者”，历史宏大叙事中的“他者”。晚清以来，“病弱”一词成为列强给中国刻上的烙印，在某种程度上“病弱”的国家与“卑弱”的女性形成了同质关系，知识分子将改变女性的地位同富国强民联系起来，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契机。早期知识分子在这种时代力量的推动下，纷纷倡导女性解放，同时，女性教育的发展也为女性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平台。这些就为庐隐自身及她的创作提供了机遇和素材。
（一）时代力量的推动
晚清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惊醒了中国沉迷已久的大国美梦。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穿透了引以为豪的长矛大刀，昔日的“万国朝拜”变成了今日的肆意瓜分，中国变成了病弱的代名词。自古以来女性在男性的眼中就一直是病弱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女性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处境与整个民族的处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落后、蒙昧、病弱等性质的存在，因此女性与旧中国常常处于互相印证的同质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病弱”女子就成为富国强民的一大障碍，改变女性的卑弱地位，给予其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就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时代力量的推动下，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女性权利的赋予成为时代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西方现代思想观念的不断涌入，女性接受现代教育，撼动了固有的知识视野，开始为追求自由，争取独立人格而选择主动叛出家门。这些观念的传入无疑为女性解放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撑，女性解放话语开始层出不穷，使得足不出户的大家闺秀们开始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先进思想观念，点燃了女性争取自由权利和平等地位的火种。 （二）早期知识分子的倡导
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早期知识分子的倡导紧密相连，他们在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不仅开展了一系列开启民智、振兴国家的运动，还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启发女性觉醒的思想。早期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在开展变法和革命的过程中就利用西方的现代知识理论开启民智，抨击封建礼教传统，倡导妇女解放。其中，梁启超倡办戒缠足会，撰写了《戒缠足会叙》；中国近代诗人、学者金天翮的《女界钟》（1903年）将男女置于同等位置，指出女性和男性一样，都具有“国民”资格；柳亚子在《女子世界》发表的《哀女界》中指出女子是文明之母，女性的自由独立与国家兴亡息息相关。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新青年》一卷五号）中号召女性摆脱被征服的命运，获得独立；吴曾兰的《女权平议》，对女性权利进行了探讨；鲁迅的《我之节烈观》（1918），叶圣陶的《女子人格问题》（1919）等也对女性的贞操问题和女性人格问题提出了看法，这些对封建礼教压迫禁锢女性的批判和对女性自由权利的倡导成为女性解放和女性意识觉醒的契机，庐隐笔下的知识女性正是在早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下成长起来的。
（三）女性教育的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的教育始终以男性为中心，女子则处于家的樊笼里安分守己，直到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发展起来，1844年传教士在宁波设立了伦敦“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女性走出家门获得知识成为可能。随着中外民族矛盾加深，先觉者开始发现了女性的重要性，他们不仅提出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而且付诸实践。高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在五四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如北京女子师范在1920年改名为女子高等师范，成为国立唯一的女子高等教育机关。就女子留学情况而言，也比辛亥革命时期略有增加。到1922年，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全国受高等教育的女子（除教会学校）已达669人[4]。
随着女性教育的蓬勃发展，接受教育的女性不断增多，她们不仅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接受了西方女权思想，知识女性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男性话语霸权被不断解构，女性独立、婚姻爱情自由、男女平等先进西方教育思想有意识地进入她们的思想领域，走出家庭，走上工作岗位，逐渐摆脱被禁锢束缚的地位，成为女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庐隐的笔下众多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女性，她们或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如露沙、玲玉、云青（《海滨故人》）沁珠（《象牙戒指》）；或是在学校任职的女性教员如沁芝（《胜利以后》）、秀贞（《时代的牺牲者》）、路侠（《女教员》）；或是接受过教育走向革命的知识女性如梅娘（《风欺血虐》）、曼丽（《曼丽》）等，无一不是接受过教育的觉醒了自我意识知识女性，教育的发展给了她们觉醒自我的契机，让她们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三、觉醒者面对的困境
在那个思想文化激烈变革的过渡时代，即使女性在时代的推动下得到了一定意义上的自我觉醒和精神解放，然而，社会的整个黑暗环境始终是笼罩在女性头顶的乌云；数千年来封建意识的积淀，男权文化的控制是觉醒的女性无法真正自由的枷锁，弱女子们始终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命运。
（一）社会的黑暗
社会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大环境，在国人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时代，不同势力犬牙交错，政治经济文化一篇混乱，处于其中的觉醒女性，睁开了被遮蔽的双眼，却无力改变自身和社会的命运，只能愈加痛苦，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就曾以“铁屋子中清醒的人”描述觉醒者的痛苦，觉醒后的知识女性就如同于昏睡中醒来的人，她们觉醒了，却发现黑暗的屋子依旧封锁，只能走向深渊。这些醒来的娜拉们还不如如同那些沉睡的人们在睡梦中安然死去，有意的觉醒所望之处皆是黑暗，这种痛苦的精神折磨比无知的酣睡可怕万倍。
妇女解放表现在摆脱封建礼教压制，获得独立自主，同时女性敢于接受新兴思想。觉醒后的知识女性看似做到了这些，但经济基础的掌握绝不是旧家庭会恩赐给女性的，社会的现实并未给予这些女性经济权，她们所能从事的职业极少，正如《胜利以后》中所说女子无事可做，社会的大环境并未给这些女性创造更多发挥自我价值的工作机会，她们能够选择的职业屈指可数。在这种无力撼动的社会现状面前，庐隐及笔下的觉醒的女性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甚至动摇退缩，或回归家庭，或走向沉沦。《跳舞场归来》中的美樱在社会现实下开始怀疑自己所坚持的独身主义；《漂泊的女儿》中的畏如最后选择了回到家庭，走向顺从；《歧路》中的知识女性张兰因是女性沦落的典型代表，她因追寻自由爱情逃出家庭，与男友王子青同居，却被他欺骗，面对无力支付的房租，日常生活的消耗，她的思想开始动摇并被欺骗沦落为妓女。当然除了这类成功逃出家庭的女性外，还有在固有父权文化影响下，被迫接受安排的婚姻，消磨掉女性意识，甚至忧郁而死的女性，如《一个著作家》中相爱却不能结合，痛苦而死的沁芳等。
（二）男性的蛊惑
知识女性获得了人格的独立和自我意识的觉醒，现实的情形却让她们从异性那里都没有得到期望的精神安慰，甚至受到异性的欺骗，最后导致了沦落。即使是提倡女性解放的早期知识分子，他们也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打破男性对女性歧视和禁锢的藩篱。庐隐的创作中描述了现代知识女性无力改变命运的现状。觉醒后的她们意识到自己的卑下地位和被支配的处境，渴望走出傀儡家庭，但历史积淀下来的男性“话语霸权”使她们如同蚍蜉撼树，即使完成出走，得到向往的爱情，建立理想的家庭，潜意识中的臣服于男性的惯性思维及男性本身的强势话语权在时间的流逝中粉碎了她们的“痴心妄想”，在被男性欺骗后不得不走向了沉沦，最终被男权文化吞没。
《男人和女人》中的琼面對丈夫私会情人，意识到“娜拉的见解不错，抛弃这傀儡家庭，另找出路是真理！”然而，当丈夫回来向她俯首认罪，她马上自我安慰。历史的印痕使男性要求女性成为“贤妻良母”，众多男性的意识中始终潜藏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即使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只要她们是社会中的一员，无一不被钳制在男权至上的固有模式之中。《时代的牺牲者》中手工教员秀贞和道怀结婚生子，后来被虚伪的道怀哄骗离婚，准备求娶一个有钱有势的新女性——林女士；《一幕》中塑造了虚伪的抛弃旧妻迎娶新妻的教育家徐伟先生；《蓝田忏悔录》中欺骗蓝田，使其死于心病的何仁；《一段春愁》中的欺骗梅丽和爱玉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王新甫……这些虚伪的男性正是女性自我觉醒道路上的绊脚石。庐隐正是从女性所面对的古老守旧的社会意识和男性的无行掌控的角度审视女性觉醒所面临的“困境”。
综上所述，时代力量推动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解放，在此契机之下，知识分子发现女性潜藏的力量，大力倡导女性解放，推动女性教育的发展，这些杂糅的力量给在黑暗中禁锢千年的女性带了光明的曙光，她们大胆地与男权文化和父权制传统对抗，叛出家门，追求人格独立，自由的爱情和婚姻，投身革命。然而，流淌在血脉中的男权文化依旧深藏在社会和人民思想深处，这种意识和黑暗的社会现实合力阻碍着知识女性，即使觉醒，她们也面对着巨大的困境。直到今天，女性地位是否从真正意义上得到了提高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南帆.“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前景[J].《红岩》杂志，1999（1）：62-72.
[2]庐隐.今后妇女的出路[A].肖风，孙可.庐隐选集[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445.
[3]马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0.
[4]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52.
关键词： 庐隐小说 觉醒 女性意识 苦痛
在传统封建礼教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女性始终是男性的附属品，“长期遭受男性们的壓抑，甚至被贬于社会的视域之外，无声无息”[1]，在男性有意识塑造和自身无意识迎合中丧失了自我，变成了牢笼中温顺的女人。直到20世纪动荡的社会变革的到来，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不仅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而且促进了现代女子教育的发展。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作家，她们塑造了与以往男性笔下的贤妻良母、闺阁少女相异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现代知识女性形象，突破了晚清以来的才子佳人的小说形式。庐隐（1898—1934）正是这批作家中的一位佼佼者，她不仅展露了在父权统治下的女性的生存、心理和情感压抑等，而且显示了现代知识女性在冲破家庭的束缚，追寻自我价值，叛出父权之门后美梦的破灭。黑暗的社会现实和根深蒂固的思想没有让觉醒者实现真正的自由，孱弱的她们最后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走向幻灭。庐隐的小说创作中大致有81篇涉及了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中多数是在西方现代思想浪潮的影响下觉醒，成为追求自由独立的时代弄潮者。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的表现
在西方近现代思潮引入，女性教育的发展下，庐隐不但觉醒了自身女性意识，还将女性意识投射到了作品上，在这个半新半旧的过渡时代，以一种“独语”的形式书写了女性在男性的霸权话语下的“失语”状态，她们在思想的启蒙下获得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大胆追逐爱情和婚姻的自由，解构男性“话语霸权”，抗拒“男权文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
庐隐笔下女性意识的觉醒首先体现在女性自我独立意识的出现及对男性霸权话语的反抗。在接受西方先进教育思想后，女性意识到独立人格和在家庭中的独立地位，禁锢她们思想的封建礼教传统在教育的持续灌输下松动继而瓦解，女性开始寻找自我价值，希望获得同男性平等的权利，为此她们开始与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相对抗，《蓝田忏悔录》中的女主人公蓝田就谈道：“我妄想我忏悔的眼泪，或能洗净我对旧礼教的耻辱，甚至于新学理的玷污。”这种深切的呐喊表现了女性反抗男权文化的独立意识。寻找自身的出路，与男性话语霸权抗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不是困在一方天地中的“奴隶”是觉醒的女性的选择的人生方向。庐隐提到这种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2]《女人的心》中女大学生素璞就是一个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的先锋，在看到丈夫对女性独立人格的不满及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后，毅然决定离开丈夫。
其次体现在对纯洁自由爱情的追逐，庐隐笔下女性大胆的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勇敢走出家庭，自由恋爱，婚姻自主成为她们追寻的理想。恩格斯曾说：“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3]包办婚姻成为女性无法选择自身命运的一大悲剧，无数女性在这种“无声无爱”的婚姻中妥协沉寂，坦然接受被既定规划的命运，庐隐笔下觉醒的露沙们则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不仅大胆反抗，喊出自由之声，甚至选择以决绝的方式或死亡或出走完成自己的追求。舍弃这种被施予和控制的婚姻是庐隐笔下的知识女性叛出男权之门，义无反顾地追逐心中所爱的不懈动力。《海滨故人》中的露沙、《飘泊的女儿》中的星若就是离开旧式家庭，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和自由的典型。
再次，体现在对革命和战争事业的全身心投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影响着觉醒后的知识女性，这种为国家献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她们不再将自己视为闺阁中的一员，而是同男性一样走向社会成为革命事业中的一员，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事业，为国家的兴亡付出力量。曼丽怀抱着为国家正义牺牲一切的精神投身于革命事业当中，即使最后对事业感到失望，疾病缠身。《余泪》中修道院附属小学的女教师在战争中冲上前线宣传基督教教义，这种走出闺阁，走向战场的牺牲精神使女性的光辉照耀在男性掌控的战争中；《一个女教员》中的女教员在得知伊立被捕后忍痛舍弃了自己热衷的教育事业，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一个情妇的日记》中的美娟对仲谦爱而无果后，她毅然决然地走上为国效力的道路。这些觉醒了的女性不仅仅局限于对爱情婚姻的追求，而是将自我意识扩展到国家的兴亡之上，这种大无畏意识与千百年来女性在反抗运动中的偏安一隅完全相反，正是这种觉醒的力量使女性参与到创造历史的进程中，成为同男性一样改变社会和历史的一股强大力量。
二、女性意识觉醒的成因
数千年来，在父权文化的统治下，男性对女性不断定位和塑造，使女性一直始终处于历史的盲区，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场的缺席者”，历史宏大叙事中的“他者”。晚清以来，“病弱”一词成为列强给中国刻上的烙印，在某种程度上“病弱”的国家与“卑弱”的女性形成了同质关系，知识分子将改变女性的地位同富国强民联系起来，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契机。早期知识分子在这种时代力量的推动下，纷纷倡导女性解放，同时，女性教育的发展也为女性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平台。这些就为庐隐自身及她的创作提供了机遇和素材。
（一）时代力量的推动
晚清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惊醒了中国沉迷已久的大国美梦。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穿透了引以为豪的长矛大刀，昔日的“万国朝拜”变成了今日的肆意瓜分，中国变成了病弱的代名词。自古以来女性在男性的眼中就一直是病弱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女性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处境与整个民族的处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落后、蒙昧、病弱等性质的存在，因此女性与旧中国常常处于互相印证的同质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病弱”女子就成为富国强民的一大障碍，改变女性的卑弱地位，给予其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就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时代力量的推动下，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女性权利的赋予成为时代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西方现代思想观念的不断涌入，女性接受现代教育，撼动了固有的知识视野，开始为追求自由，争取独立人格而选择主动叛出家门。这些观念的传入无疑为女性解放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撑，女性解放话语开始层出不穷，使得足不出户的大家闺秀们开始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先进思想观念，点燃了女性争取自由权利和平等地位的火种。 （二）早期知识分子的倡导
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早期知识分子的倡导紧密相连，他们在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不仅开展了一系列开启民智、振兴国家的运动，还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启发女性觉醒的思想。早期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在开展变法和革命的过程中就利用西方的现代知识理论开启民智，抨击封建礼教传统，倡导妇女解放。其中，梁启超倡办戒缠足会，撰写了《戒缠足会叙》；中国近代诗人、学者金天翮的《女界钟》（1903年）将男女置于同等位置，指出女性和男性一样，都具有“国民”资格；柳亚子在《女子世界》发表的《哀女界》中指出女子是文明之母，女性的自由独立与国家兴亡息息相关。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新青年》一卷五号）中号召女性摆脱被征服的命运，获得独立；吴曾兰的《女权平议》，对女性权利进行了探讨；鲁迅的《我之节烈观》（1918），叶圣陶的《女子人格问题》（1919）等也对女性的贞操问题和女性人格问题提出了看法，这些对封建礼教压迫禁锢女性的批判和对女性自由权利的倡导成为女性解放和女性意识觉醒的契机，庐隐笔下的知识女性正是在早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下成长起来的。
（三）女性教育的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的教育始终以男性为中心，女子则处于家的樊笼里安分守己，直到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发展起来，1844年传教士在宁波设立了伦敦“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女性走出家门获得知识成为可能。随着中外民族矛盾加深，先觉者开始发现了女性的重要性，他们不仅提出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而且付诸实践。高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在五四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如北京女子师范在1920年改名为女子高等师范，成为国立唯一的女子高等教育机关。就女子留学情况而言，也比辛亥革命时期略有增加。到1922年，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全国受高等教育的女子（除教会学校）已达669人[4]。
随着女性教育的蓬勃发展，接受教育的女性不断增多，她们不仅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接受了西方女权思想，知识女性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男性话语霸权被不断解构，女性独立、婚姻爱情自由、男女平等先进西方教育思想有意识地进入她们的思想领域，走出家庭，走上工作岗位，逐渐摆脱被禁锢束缚的地位，成为女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庐隐的笔下众多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女性，她们或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如露沙、玲玉、云青（《海滨故人》）沁珠（《象牙戒指》）；或是在学校任职的女性教员如沁芝（《胜利以后》）、秀贞（《时代的牺牲者》）、路侠（《女教员》）；或是接受过教育走向革命的知识女性如梅娘（《风欺血虐》）、曼丽（《曼丽》）等，无一不是接受过教育的觉醒了自我意识知识女性，教育的发展给了她们觉醒自我的契机，让她们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三、觉醒者面对的困境
在那个思想文化激烈变革的过渡时代，即使女性在时代的推动下得到了一定意义上的自我觉醒和精神解放，然而，社会的整个黑暗环境始终是笼罩在女性头顶的乌云；数千年来封建意识的积淀，男权文化的控制是觉醒的女性无法真正自由的枷锁，弱女子们始终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命运。
（一）社会的黑暗
社会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大环境，在国人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时代，不同势力犬牙交错，政治经济文化一篇混乱，处于其中的觉醒女性，睁开了被遮蔽的双眼，却无力改变自身和社会的命运，只能愈加痛苦，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就曾以“铁屋子中清醒的人”描述觉醒者的痛苦，觉醒后的知识女性就如同于昏睡中醒来的人，她们觉醒了，却发现黑暗的屋子依旧封锁，只能走向深渊。这些醒来的娜拉们还不如如同那些沉睡的人们在睡梦中安然死去，有意的觉醒所望之处皆是黑暗，这种痛苦的精神折磨比无知的酣睡可怕万倍。
妇女解放表现在摆脱封建礼教压制，获得独立自主，同时女性敢于接受新兴思想。觉醒后的知识女性看似做到了这些，但经济基础的掌握绝不是旧家庭会恩赐给女性的，社会的现实并未给予这些女性经济权，她们所能从事的职业极少，正如《胜利以后》中所说女子无事可做，社会的大环境并未给这些女性创造更多发挥自我价值的工作机会，她们能够选择的职业屈指可数。在这种无力撼动的社会现状面前，庐隐及笔下的觉醒的女性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甚至动摇退缩，或回归家庭，或走向沉沦。《跳舞场归来》中的美樱在社会现实下开始怀疑自己所坚持的独身主义；《漂泊的女儿》中的畏如最后选择了回到家庭，走向顺从；《歧路》中的知识女性张兰因是女性沦落的典型代表，她因追寻自由爱情逃出家庭，与男友王子青同居，却被他欺骗，面对无力支付的房租，日常生活的消耗，她的思想开始动摇并被欺骗沦落为妓女。当然除了这类成功逃出家庭的女性外，还有在固有父权文化影响下，被迫接受安排的婚姻，消磨掉女性意识，甚至忧郁而死的女性，如《一个著作家》中相爱却不能结合，痛苦而死的沁芳等。
（二）男性的蛊惑
知识女性获得了人格的独立和自我意识的觉醒，现实的情形却让她们从异性那里都没有得到期望的精神安慰，甚至受到异性的欺骗，最后导致了沦落。即使是提倡女性解放的早期知识分子，他们也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打破男性对女性歧视和禁锢的藩篱。庐隐的创作中描述了现代知识女性无力改变命运的现状。觉醒后的她们意识到自己的卑下地位和被支配的处境，渴望走出傀儡家庭，但历史积淀下来的男性“话语霸权”使她们如同蚍蜉撼树，即使完成出走，得到向往的爱情，建立理想的家庭，潜意识中的臣服于男性的惯性思维及男性本身的强势话语权在时间的流逝中粉碎了她们的“痴心妄想”，在被男性欺骗后不得不走向了沉沦，最终被男权文化吞没。
《男人和女人》中的琼面對丈夫私会情人，意识到“娜拉的见解不错，抛弃这傀儡家庭，另找出路是真理！”然而，当丈夫回来向她俯首认罪，她马上自我安慰。历史的印痕使男性要求女性成为“贤妻良母”，众多男性的意识中始终潜藏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即使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只要她们是社会中的一员，无一不被钳制在男权至上的固有模式之中。《时代的牺牲者》中手工教员秀贞和道怀结婚生子，后来被虚伪的道怀哄骗离婚，准备求娶一个有钱有势的新女性——林女士；《一幕》中塑造了虚伪的抛弃旧妻迎娶新妻的教育家徐伟先生；《蓝田忏悔录》中欺骗蓝田，使其死于心病的何仁；《一段春愁》中的欺骗梅丽和爱玉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王新甫……这些虚伪的男性正是女性自我觉醒道路上的绊脚石。庐隐正是从女性所面对的古老守旧的社会意识和男性的无行掌控的角度审视女性觉醒所面临的“困境”。
综上所述，时代力量推动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解放，在此契机之下，知识分子发现女性潜藏的力量，大力倡导女性解放，推动女性教育的发展，这些杂糅的力量给在黑暗中禁锢千年的女性带了光明的曙光，她们大胆地与男权文化和父权制传统对抗，叛出家门，追求人格独立，自由的爱情和婚姻，投身革命。然而，流淌在血脉中的男权文化依旧深藏在社会和人民思想深处，这种意识和黑暗的社会现实合力阻碍着知识女性，即使觉醒，她们也面对着巨大的困境。直到今天，女性地位是否从真正意义上得到了提高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南帆.“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前景[J].《红岩》杂志，1999（1）：62-72.
[2]庐隐.今后妇女的出路[A].肖风，孙可.庐隐选集[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445.
[3]马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0.
[4]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