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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政府又称其为“经济发展方式”。对于现存的实行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官方已承认其是“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遭遇自身的拐点。调整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遂成为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内容，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与难点。
一、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模式的两个基本特征
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模式的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是政府主导 市场调节，第二是“内外二元，构成循环”。即以出口制造业为中心，旁及其他相关领域，实现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深广地联结与循环。实现这一联结的主通道是投资大陆的跨国公司与其他外商；而这一循环的另一个重要回路，则是通过中国的金融体系实现的，即强制结售汇政策下大陆央行实质上推行了“准美元本位”的货币发行机制。
1.“政府主导 市场调节”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特质，是第一特征。“招商引资、出口导向、内外二元、构成循环”则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发展战略（主线）及其实施成效之特征；与市场调节相比，政府主导始终是决定的支配的一方。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施就是政府主导的。
实现政府主导的手段主要有：规划、政策、人事决定、（国企）行业垄断、政府专营、（经济杠杆）调节、（市场）准入管制、项目审批、（日常运营）管理与审查等等。其中：
规划：主要有五年中期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开发区（新区）规划、城市建设规划、交通规划（如高铁、高速公路、城市轨道等）、建设用地规划、小区建设规划等。
政策：政策文件曾是推动改革、开放机制创新的有力手段。但近两三年来，政策变得暧昧不清了。如2005、2010年国务院前后下发两个关于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两个“36条”），但文件下达后少有响动，说了可以不做。有些事却是做了但不这样说，比如山西省整顿煤炭行业，山东省、河北省重组钢铁行业，社会提出“国进民退”的质疑，官方却予以否认。
垄断：最明显的是银行业、电网、石化、石油、电讯、铁路等。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由政府制订，十几年来，其存贷款利差始终维持在3个百分点以上，是国外同行的2～3倍。如果有竞争，这样的银行服务价格是维持不住的。
专营：最大的“肥缺”是土地“一级市场”的政府专营。按现行法律，农用土地转为非农使用，须经政府征用程序。2010年，政府土地转让收入达2.9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了82％。2010年土地转让收入相当于当年全部财政收入的35％（土地转让收入不计入财政收入）。
准入管制：在中国很多领域，市场就犹如来到现代化机场敞亮的候机大厅，一眼可以望穿。但中间却设置了许多玻璃幕墙，看到的却走不到。比如，中国银行监管部门很早就屡屡表示要发展（民营）小银行，为中小企业及私人投资创业服务。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全国有村镇银行200～300家，总资本不到2000亿元，仅占中国全部银行总资产的0.25％，且村镇银行不得吸收存款：但另一方面，2009～2010年两年间，为了保增长，扩投资，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下子从7000多家增加到10000余家，其融资总额由1万多亿元迅猛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可见在市场准入上，歧视多多。
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行政大一统）走出来，变化巨大。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比较经济领域的开放、改革，政治领域严重滞后了。受政治拖拽，经济领域的开放、改革也不得不“有选择”地进行。如今，中国的经济仍是半阴半阳，垄断与竞争并存。
中国经济的二元特征十分突出。最重要的二元结构，还是“政治一经济二元”。其他“二元”诸如“内外二元”、“城乡二元”、“垄断竞争二元”、“贫富二元”等等，均受制于“政治一经济二元”。不管是老的二元问题，还是新的二元问题，其内在的冲突与矛盾，是越来越凸显与加剧了。
2.外汇占款成为推动中国银行系统资金增长的强大动因。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多，外汇占款逐步成为中国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中国的外储增加，来自贸易顺差与国际收支顺差“双顺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是往后，来自国际收支顺差的比重愈大。比如2011年第二季度，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1530亿美元，其中只有470亿美元（占31％）来自贸易顺差。2006年，中国国家外汇储备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当年外汇占款已经高达央行基础货币供应总量的109.1％，2007年已超过122％。因外汇占款过多而超发的基础货币，央行则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央行债券回收。同时，用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办法减少商业银行头寸，以降低货币乘数。中国的法定准备金率2002年前通常在6％左右，当下已提高到21.5％。2010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M2）达到72.58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2.92倍；中国的M2／GDP达到了182％（同比美国不到90％）。
中国央行收取法定准备金和发行央行债券，通常要向商业银行支付略低于1年期居民储蓄存款利率的利息，现在这一支出每年已达数千亿元；国家外汇储备投资国外资本债券市场，回报率也就是2％～3％。用后者收入抵付前者支出，央行难保不陷入收不抵支的窘境。此外，更令人难堪的是，央行恐被失去持平、中立的调节者立场，与商业银行一样不愿意调升一年期居民储蓄存款利率。
如今，随着CPI的节节提升，居民存款陷入负利率状态已超过一年半了。存款负利率是逼使中、高收入家庭动用存款购房保值的第一动因。反过来说，存款利率为正，乃至提到 1％～ 3％，是消除资产泡沫、安抚百姓人心、抑制通货膨胀的第一“杀手锏”。
截至到2011年6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达3.1975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一半。中国的外汇储备约有2／3用于购买美元资产。中国外汇储备遭遇美元贬值的风险愈来愈大。
3.中国实际上形成了第一条“招商引资，制造出口”的经济增长战略。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依靠国有经济在部分竞争性制造业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失败。90年代，国企大规模退出多个竞争性制造行业。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转向大力推进借助外商的“招商引资”、“出口导向”战略。1994年后，中国在外贸、外汇、财税、海关、公司制度、资本市场、金融、劳动用工等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允许外商设立独资企业，放宽外资企业产品的内销比例，调整了对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标准，大办各种类型的开发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又重点围绕“招商引资”、“制造出口”进行了一轮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这些都为实施“招商引资、出口导向”战略准备了较好的软、硬件条件。大致可以说，2001年中国进入WTO前，是这一战略的准备与发育阶段：2002～2008年，是这一战略大张其煌、“硕果累累”的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一战略首现“触顶回落”。
一、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模式的两个基本特征
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模式的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是政府主导 市场调节，第二是“内外二元，构成循环”。即以出口制造业为中心，旁及其他相关领域，实现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深广地联结与循环。实现这一联结的主通道是投资大陆的跨国公司与其他外商；而这一循环的另一个重要回路，则是通过中国的金融体系实现的，即强制结售汇政策下大陆央行实质上推行了“准美元本位”的货币发行机制。
1.“政府主导 市场调节”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特质，是第一特征。“招商引资、出口导向、内外二元、构成循环”则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发展战略（主线）及其实施成效之特征；与市场调节相比，政府主导始终是决定的支配的一方。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施就是政府主导的。
实现政府主导的手段主要有：规划、政策、人事决定、（国企）行业垄断、政府专营、（经济杠杆）调节、（市场）准入管制、项目审批、（日常运营）管理与审查等等。其中：
规划：主要有五年中期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开发区（新区）规划、城市建设规划、交通规划（如高铁、高速公路、城市轨道等）、建设用地规划、小区建设规划等。
政策：政策文件曾是推动改革、开放机制创新的有力手段。但近两三年来，政策变得暧昧不清了。如2005、2010年国务院前后下发两个关于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两个“36条”），但文件下达后少有响动，说了可以不做。有些事却是做了但不这样说，比如山西省整顿煤炭行业，山东省、河北省重组钢铁行业，社会提出“国进民退”的质疑，官方却予以否认。
垄断：最明显的是银行业、电网、石化、石油、电讯、铁路等。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由政府制订，十几年来，其存贷款利差始终维持在3个百分点以上，是国外同行的2～3倍。如果有竞争，这样的银行服务价格是维持不住的。
专营：最大的“肥缺”是土地“一级市场”的政府专营。按现行法律，农用土地转为非农使用，须经政府征用程序。2010年，政府土地转让收入达2.9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了82％。2010年土地转让收入相当于当年全部财政收入的35％（土地转让收入不计入财政收入）。
准入管制：在中国很多领域，市场就犹如来到现代化机场敞亮的候机大厅，一眼可以望穿。但中间却设置了许多玻璃幕墙，看到的却走不到。比如，中国银行监管部门很早就屡屡表示要发展（民营）小银行，为中小企业及私人投资创业服务。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全国有村镇银行200～300家，总资本不到2000亿元，仅占中国全部银行总资产的0.25％，且村镇银行不得吸收存款：但另一方面，2009～2010年两年间，为了保增长，扩投资，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下子从7000多家增加到10000余家，其融资总额由1万多亿元迅猛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可见在市场准入上，歧视多多。
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行政大一统）走出来，变化巨大。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比较经济领域的开放、改革，政治领域严重滞后了。受政治拖拽，经济领域的开放、改革也不得不“有选择”地进行。如今，中国的经济仍是半阴半阳，垄断与竞争并存。
中国经济的二元特征十分突出。最重要的二元结构，还是“政治一经济二元”。其他“二元”诸如“内外二元”、“城乡二元”、“垄断竞争二元”、“贫富二元”等等，均受制于“政治一经济二元”。不管是老的二元问题，还是新的二元问题，其内在的冲突与矛盾，是越来越凸显与加剧了。
2.外汇占款成为推动中国银行系统资金增长的强大动因。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多，外汇占款逐步成为中国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中国的外储增加，来自贸易顺差与国际收支顺差“双顺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是往后，来自国际收支顺差的比重愈大。比如2011年第二季度，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1530亿美元，其中只有470亿美元（占31％）来自贸易顺差。2006年，中国国家外汇储备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当年外汇占款已经高达央行基础货币供应总量的109.1％，2007年已超过122％。因外汇占款过多而超发的基础货币，央行则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央行债券回收。同时，用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办法减少商业银行头寸，以降低货币乘数。中国的法定准备金率2002年前通常在6％左右，当下已提高到21.5％。2010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M2）达到72.58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2.92倍；中国的M2／GDP达到了182％（同比美国不到90％）。
中国央行收取法定准备金和发行央行债券，通常要向商业银行支付略低于1年期居民储蓄存款利率的利息，现在这一支出每年已达数千亿元；国家外汇储备投资国外资本债券市场，回报率也就是2％～3％。用后者收入抵付前者支出，央行难保不陷入收不抵支的窘境。此外，更令人难堪的是，央行恐被失去持平、中立的调节者立场，与商业银行一样不愿意调升一年期居民储蓄存款利率。
如今，随着CPI的节节提升，居民存款陷入负利率状态已超过一年半了。存款负利率是逼使中、高收入家庭动用存款购房保值的第一动因。反过来说，存款利率为正，乃至提到 1％～ 3％，是消除资产泡沫、安抚百姓人心、抑制通货膨胀的第一“杀手锏”。
截至到2011年6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达3.1975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一半。中国的外汇储备约有2／3用于购买美元资产。中国外汇储备遭遇美元贬值的风险愈来愈大。
3.中国实际上形成了第一条“招商引资，制造出口”的经济增长战略。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依靠国有经济在部分竞争性制造业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失败。90年代，国企大规模退出多个竞争性制造行业。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转向大力推进借助外商的“招商引资”、“出口导向”战略。1994年后，中国在外贸、外汇、财税、海关、公司制度、资本市场、金融、劳动用工等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允许外商设立独资企业，放宽外资企业产品的内销比例，调整了对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标准，大办各种类型的开发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又重点围绕“招商引资”、“制造出口”进行了一轮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这些都为实施“招商引资、出口导向”战略准备了较好的软、硬件条件。大致可以说，2001年中国进入WTO前，是这一战略的准备与发育阶段：2002～2008年，是这一战略大张其煌、“硕果累累”的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一战略首现“触顶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