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走进一个人，宛若就走进了一座山。我们常说，泰山雄，华山险，黄山奇，峨眉秀，但倘若细细思量，或许这些又只代表了她们的一个侧面。而只有当我们走进了山之一草一木、一花一叶，感受到了24节气仿佛24个美丽的精灵在山间跳来跳去，而山体经历了一轮轮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循环，我们才可以说亲近了山、了解了山、体悟了山。这和人是多么相似呵，和一个有情有思、有忧有痛的作家是多么相似呵，譬如作家冯骥才。
　　2018年下半年，冯骥才之于文学界有两件事情格外引人瞩目：一是小说集《俗世奇人》（足本）摘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二是4部自传体长篇“非虚构”作品的收官之作《漩涡里》终告杀青（另外三部为《冰河》《凌汛》《激流中》）。此二事件或许能打开和见证他生命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作为作家的丰美艺术世界，一个是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者的风霜情感和思想世界。前者，文学家、评论家及至大众读者已有诸多讨论，今天，我们想要走进的是冯骥才的后一个世界。这是一个葳蕤多姿的世界，也是一个夹杂着浓郁情感与苦痛思想的世界，更是一个在时代漩涡中坚守责任、真诚与大爱的“一个人的‘情怀史’与‘生命书’”。
　　有一种情怀叫“纵入漩涡”
　　《漩涡里》全称为《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这是一部书写作者从文学创作毅然纵身跃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心灵史”，对于此种转变，冯骥才在作品开端处有这样一些直面灵魂的话语：
　　我无数次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你究竟是怎样从一个作家转变为一位众所周知的文化遗产保护者的？为什么？
　　这是我最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这问题对于我太复杂、太深刻、太悲哀、太庄严，也百感交集。你会放下自己最热爱的心灵事业——文学，去做另一件不期而遇又非做不可的事吗？而且为了它，你竟用了一生中最宝贵的20多年的时光？
　　我究竟是怎样想的，并做出这种常人眼中匪夷所思的决定？
　　我说过，如果要回答它，我至少需要用一本书。
　　现在我就来写这本书。当然，首先这是一本生命的书，也是一本个人极其艰辛的思想历程的书。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冯骥才对于将自己“一掷而去”的20余载光阴所从事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复杂情感，而这首先源于一种迫切，一种时代造就的文化抢救与保护的迫切。在作品中，冯骥才讲到了这样一个“文物危机”事件：上世纪90年代的某日，在山东东平县的“一线天”那块雕满摩崖造像的巨石上，站着几个山民的孩子，手里提着锤子，朝他高声喊着：“十块钱给你凿下一个佛头。”巨石上多半造像已经没有佛头……
　　震惊，痛楚，心碎……
　　然而，诸如东平摩崖造像这样的事件只是文化遗产危机之冰山一角，在《漩涡里》，无时无处不弥散着一种传统文物和文化濒危的紧张氛围：在美丽周庄，曾经的民国文化名人柳亚子创建南社和文人雅聚之地“迷楼”在开发热中岌岌可危；在宁波慈城，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的祠堂由于极度破败在城市改造中面临拆毁危机；曾经的“年画重镇”杨柳青变成了空荡荡的街道，而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天津老城也在疯狂的“现代”进程中面临片瓦不存的“荡平”危机……
　　正是这一桩桩、一件件让人心痛的事件刺痛了冯骥才的心灵，并让他产生一种强烈的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决心和意志。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对于这件“不期而遇又必然要做”的事情是“主动跳进去”的，而这“主动的一跃”需要放弃的却是自己已然投入巨大心血且真心挚爱的文学事业，在这背后的强大心理和情感支撑正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温暖情怀——“因为我是作家，情怀是作家天生具备的。作家是理性的，更是感性的。作家的情怀是对事物有血有肉的情感，一种深切的、可以为之付出的爱。”而这种对文化笃定热爱、深情投入的情怀又犹如一条绵延不息的河流，流淌在他数十年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历岁月、零总事件和点滴情感中。譬如在天津老城抢救中，冯骥才带领大家数十日马不停蹄用相机“影像”把城市“抢”了下来。面对“纯粹香港风情，让人忘了身处天津”的巨幅宣传和《五百年老城厢今日改造发轫》《天津龙城建设工程打响》的媒体发力，他动员了数十人的志愿团队，穿行在街头巷尾、名人故居、历史遗址、商铺店面之间，争取舆论支持、文化界认同和政府理解。正是在他们的各种努力下，天津旧城得到了大面积的保护。以此为契机，冯骥才又前后花费两年时间，对老城的两个地区予以考察，并编辑出版两本图册，赠与市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并在扉页上写道：
　　尊敬的XXX同志：这是您心爱的城市天津，冯骥才。
　　不唯此事，及至后來的“民间文化呼吁”事件、全国剪纸大普查、古村落保护、羌族文化抢救与保护、藏族唐卡文化档案数据库建立等诸多文化保护事件中，正是这份作家的情怀，让他满怀激情和温情一路走来，并如红烛一般散发着自己的光热，来烛照文化保护的漫漫夜空。
　　一个有情怀的人的情感世界总是丰盈而多姿的。在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的漫长岁月中，还蕴藏着诸多别样的“情怀史”。比如他的画展筹办，起初很大程度上源于母亲，正是看到画展对于淡化母亲对逝去父亲的思念之痛的疗治功效，他才在筹办画展中格外细心地策划了一些“特别节目”，将举办地选在母亲的故乡与出生地；比如他在“名人进大学”风潮中受聘天津大学“以姓名为院名”院长和终身教授后，对学校建筑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倾情投入；比如他为拍摄敦煌纪录片沿着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一路西行考察及编写了12万字的文学剧本，当选全国民协主席后对各地古村落和年画数年顶风冒雨寒来暑往地辛勤普查；比如他深感年味的缺失而建议由“禁炮”改为“限炮”与春节假期由“初一到初七”改为“除夕到初六”终获批准的悄然努力；比如他将一年时间切割为十份分割给写作、绘画、城市保护及各类协会和会议的细密折射出的对时间的珍视，以及妻子在背后的默默付出……诸如此类的疏疏密密的事件，正折射出了冯骥才的激情、多情和温情。正是源于他那脉脉的情感付出，《漩涡里》在一点一滴中呈现出了那令人感动的温暖“情怀史”。 　　有一种使命叫“向死而生”
　　古村哀鸣，我闻其声，
　　巨木将倾，谁还其生，
　　快快救之，我呼谁应？
　　这是作品中古村落保护史的一段沉痛记忆。
　　2012年，冯骥才从开封到山西，刻意选择通过新乡去往晋中长治这条路线，目的是穿越太行山，看看那里的古老山村。未料到多年过去，那里的许多山村都已成为空村。山民弃村而去，屋门大都敞着，空荡荡的屋里只有大堆干枯的落叶。在晋城的一座古村谢家大院，已然空无一人，形同废墟。彼时，一位保护人士拿出本子和笔墨请冯骥才写一些话，他便写下了以上愤慨诗句。而这，正反应了冯骥才心灵深处的孤独感和无力感。由此事件，大抵可以管窥到华夏大地上正在如冰霜狂风般发生的无数优秀文化遗存被无情摧毁的悲哀事实。毕竟，我们面临的是5千年文明历史中一次空前的遭遇——一次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期间无法避免的文化遭遇。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文化遗产保护的惊心动魄的事件，也看到了其中冯骥才作为生命个体犹似“螳臂当车”的悲壮举动以及仿佛可以听到的巨大心血的碎裂之声。
　　1999年，也是世纪末的一年，在对天津最古老的街道估衣街的保护中，冯骥才等文物保护者不断争取舆论支持，使其成为全国性的媒体关注焦点。他们还以估衣街为背景赶印邮票举行签售，以获取民众的支持。在不断升级的压力面前，估衣街改造方案终于朝向了好的方向发展，在报纸刊登的《估衣街改造方案确定》一文中这样写道：
　　该长街330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谦祥益将保留原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瑞蚨祥及具有代表性建筑的山西会馆、青云栈、瑞福祥、瑞昌祥等著名老字号店铺，将保留到恢复原有建筑门面……
　　这让冯骥才等人终于松了口气，却不知这是一个骗局。不多时候，他应法国巴黎科学院和人文基金会的邀请做为期两个月的访问，趁此时机，估衣街遭到了彻底的拆除。待他返回天津，估衣街已然被全面荡平，到处是废墟和瓦砾，几辆大型黄色的推土机和吊车刺眼地停在那里，整整一个街区，长长一条老街，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此情境，冯骥才忽然忍不住哭了……几天后，《北京青年报》用一整版，刊出一篇长篇报道，题目是《冯骥才哭老街》。
　　估衣街保护的悲痛结局只是诸多失败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件的一个缩影。在冯骥才经历的文化遗产保护的艰辛历程中，有太多次“无能者”“失败者”角色的充当，面对时代列车强力推进中一件件文化遗产不可扭转的消亡事实，或许正如冯骥才所言：“不管我们怎样努力，此前与此后文化的景象都已经大相径庭了。”在抢救老街失败后，有人问冯骥才，你是不是灰心了？他回答，是灰心，但是没死心。是的，犹似鲁迅所言，斗士受伤了，但他没有死。在作品中，冯骥才提道：一次在清华大学，与建筑系的教授们在研究古村落的调查时，感到困难重重，势单力薄，求援无助，发言中不免都带着忧虑。坐在身边、年过八十的陈志远教授在一小块纸上写了两行字悄悄给他看：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自然是诗人艾青《我爱这土地》里的炽热诗句，但谁又能说不是冯骥才饱含着热度的“生命史”？他说：“一个人做一件或几件社会文化的事，可能出自于一种情怀。但如果最终变为一种人生的选择，却一定出于一种思想。是思想的必然。”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呢？我想，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决绝思想。这让我们想起一句俗语，总有一人先行一步。而这先行者的脚步无疑踩踏着荆棘，忍受着阵痛。
　　历史是一步步、一个个阶段向前走的，但倘若没有这种“向死而生”的意识，没有这种决绝态度，我们就无法看到后来抢救工作的进展与保护措施、法规的逐渐建立与落实，也无法收获我们今天文化保护的实实在在的成果。可以说，冯骥才正是靠着这种满腔热诚和坚定信念，写就了他那让人震撼的丰美“生命书”。
　　有一种写作叫“心灵拷问”
　　《漩涡里》兼及之前的《冰河》《凌汛》《激流中》是冯骥才的“非虚构”写作“四部曲”，也可称其为“心灵史”式的自传体著述，这种直面自我的“心灵拷问”式写作，或许能给我们当下的“非虚构”写作注入一泓思想的清泉。
　　“非虚构”是近年来比较火热的一种写作文体。“非虚构”的名字原本是个“舶来品”，是对英文Non-fiction的直译，同虚构类的小说、戏剧、诗歌相区别，特指纪实、散文、传记等类型。一般认为，美国的《冷血》（1966）、《夜幕下的大军》（1968）和《刽子手之歌》（1969）是“非虚构”文学的发轫之作和经典之作，这些作品通过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介入到社会性的自我反思、批判之中。而在中国，2010年之后，随着《人民文学》等刊对“非虚构”写作的倡导和梁鸿《中国在梁庄》、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等一批作品的強力推介，“非虚构”开始越来越引人注目。这些作品更多地含有纪实性、调查性和社会性等现场感与时代因子，因而具有强烈的“公共意义”。而冯骥才的《漩涡里》作为“非虚构”作品，自然有其强烈的“公共”因子——文化遗产保护。然而，除此之外，作品的巨大冲击力或许更多来自于一种强烈的“心灵拷问”，这本身就给予我们当下的“非虚构”写作诸多启发。
　　启发之首，当属充溢的真诚感。庄子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在《漩涡里》，我们能感受到冯骥才对自我最真诚的袒露，从这个意义而言，这是一部真正的“自我之书”，是其纵贯20余年的“心灵史”。应该说，冯骥才的真诚感是贯穿在不断地自我叩问中的：我为什么要舍弃文学而纵入文化遗产保护中？在碾压式的时代巨轮面前我果真有保护能力吗？我竭尽自己的全力了吗？面对一次次失败的颓丧，我能怎么样？我被打垮了吗？谁能理解我们呢？……正是这种敢于直面自我的诚意，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氤氲心灵的温暖，那是源自一颗真切而炽烈的心脏，是将自我人生全部奉献给文物保护的掺杂着爱与痛的赤诚感情。文学，究其根本毕竟是一种人学，“非虚构”尽管从显在层面社会纪实的因子要强烈一些，但其核心要义仍然要直通人事、人情和人性，尤其在当下的大众阅读时代，这种来自心灵的真诚感尤为重要，因为唯有借助于此，方能联通读者建立一种“情感共同体”，进而动人以情、引起共鸣，这或许是《漩涡里》真正打动人心的核心所在，也是当下诸多“非虚构”作品所缺乏的内在因素。
　　其次，是绵密的细节感。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曾说：“‘非虚构’这个词避‘虚’就‘实’，有一种争夺的姿态。争夺什么呢？争夺真实。它是在说，我比你那个虚构、那个小说拥有更多的真实。”这段话，点出了“非虚构”的优势所在，即“真实性”，而“真实性”源自故事“动作线”的细节挖掘，因为细节是骗不了人的。《漩涡里》洋洋洒洒10余万字，极为沉稳厚重，通篇给人一种阔大雄浑的冲击力，而这背后是由其扎实的细节“砖瓦”构筑而起的。整个作品贯穿了冯骥才20余年的生命历程，大大小小事件数十起，而每件又都用尽了心力去书写，让人如临其境。毕竟，这是冯骥才7千多个日日夜夜的点滴记录，是其漫长岁月的一次清点，而正是这种由一个个来自心灵深处的细节累积起的厚积薄发，才让我们有种繁复而不繁杂的厚重之感。这部作品启发我们，“非虚构”作为一种文体，由于其远离虚构的叙述立场，决定了其必须从“实”处下手，而这些更需要有日复一日的长久生活积累和突进现实的鲜活体验作为基础，这样方能淬炼出稳健大器的作品来。
　　再次，是尖锐的力度感。文学活动，是一种介入活动，无论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还是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直露精神，抑或“新乐府运动”的“切质直肆”批判主张，及至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于小说“熏浸刺提”社会改良功能的定位，无不直接触及文学的社会责任担当。“非虚构”写作由于其大都直击社会关注度高的事件，因而其本身也理应承担更多社会担当，这就需要其有更为显明的批判意识。在《漩涡里》，我们能看到诸多对文化遗产的摧残事实，作者用悲愤的鞭挞之笔写出了我们身处时代变局中的利欲熏心、目光短浅及累累罪行。在作者笔下，我们仿佛看到一座座村庄正迅速消亡，大批的古城正被拆除，无尽的文物正在堙没，正是这种尖锐的批判意识带给我们强烈的痛感和耻感，让我们产生深刻的反思和自省。而这种有力度的批判，正是“非虚构”写作需要捍卫的尊严所在。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被“非虚构”的写作者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摘得，对此，著名学者李兆忠有段论述发人深思，他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的不是普利策奖，而是诺奖。或许是因为在她的作品中，有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有震撼人心的东西，打动了诺奖的评委。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应该向她致以敬意。”（《北京晨报》2015年10月13日《中国记者离诺奖有多远》）我想，这种敬意，应该有很大程度是赠与她那饱含着悲悯和激愤之情的鞭挞之笔的，而这也是《漩涡里》的光耀所在。
　　最后，是深沉的庄严感。“敦煌是我的课堂”“抢救老街”“谁分我的生命蛋糕？”“把自己钉在文化的十字架上”“做行动的知识分子”“文化自救”“把所有武器都用起来”“抢救没有句号”……单从这一个个铮铮有声、浩然有势的标题中，我们便可感受到强烈的冲撞力量，而当真正步入文本，我们在作者那波澜浩瀚的文字之间，更能触摸到一种源自心灵拷问的神圣的庄严感。这种庄严，使作品超越了“文化遗产保护”这一“目的性”的叙述，而呈现出更多文本意义上的思想价值。在人类文学的星空，有很多光辉灿烂的星子，譬如《荷马史诗》《哈姆雷特》《堂吉诃德》《浮士德》《源氏物语》《红楼梦》……她们一再警醒我们，伟大的艺术作品是有永恒生命力的，可以永久地“活”下去，因为她们凸显了“人”的主题，这是一个涉关情感和命运的问题，是一个千秋万代都熠熠闪光的主题。而在此方面，“非虚构”较之虚构作品，或许本身是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的。但我们从《漩涡里》或许能看到一种希望来，一种同虚构作品相通的以一己心灵的拷问出发，进而触及人类生存幸福福祉的深沉、莊严的书写，而唯有将“非虚构”的写作上升到此种高度，方能产生强大的震撼力量。
　　质言之，《漩涡里》作为“心灵史”式的作品，给予我们诸多“非虚构”写作的养分和灵感，它用真诚、细节、力度和庄严，诠释了“非虚构”写作的别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