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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24日，在北京东华门街道台基厂社区内，26名来自安徽、四川等6个省市的社区保姆，经北京市东华门街道工会的批准，正式成立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家”——社区家政服务员工会，她们中年龄最大的51岁，最小的20岁。而就是她们组成了北京市首个外来零散务工人员的工会组织。也就在这一天，已来北京打工3年的河北姑娘邱丽伟被这个京城第一家“保姆工会”推选为工会的调解委员。
“我是在今年‘三八’妇女节的社区晚会上第一次听到‘工会’这个词的。”一条笔挺黑色西裤，一件黑底碎花的收腰衬衫，把记者面前这位20岁出头的河北姑娘衬托得格外精神。
“刚开始，我并不完全理解‘工会’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台基厂社区工会联合会主席张智平告诉我们，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在家政服务中遇到难处时就可以来找工会，组织会为我们做主，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我当时就想如今还会有这么好的组织？随后便从心里想加入工会，现在‘保姆工会’就像是我们在北京的‘家’，心里话也有地方说了。”邱丽伟回忆道。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的生活节奏也在随之提速，外地务工人员在城市中寻找机会的同时，已经成为城市和城市人离不开的“伴侣”。然而，就是这数以百万计并不断增加的城市“伴侣”，除了在建筑行业和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是整建制地受到雇佣外，更多的人依然游离于任何组织之外，他们的心也不得不在这浩瀚的城市中“漂泊”。
其中从事保姆、小时工、修鞋、修车、理发等家政服务的进城务工人员则更是如此——他们大都分散在居民家庭和社区中。这个群体的数目正随着城市社区功能的不断完善而逐年增加，在他们与城市的磨合以及与城市人的互动过程中，摩擦与矛盾开始浮出水面，并且已经不可避免。这些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通过什么渠道得以保障？给出答案的要求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
2003年9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把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组织中来，不断加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新形势下，进城务工人员也是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
北京市东城区工会东华门街道工作委员会主席蒋桂云告诉记者，街道中这些家政服务员、社区服务员几乎都是来北京打工的外来人员，他们在雇主家中或社区中都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他们的合法权益迫切需要组织的保障。但由于他们的工作特点是分散的、流动的，工作很难做，所以这一点往往被忽视。而“随着这个群体人数的不断增多，如果合法权益没有人来保护，受到侵害时也无人过问，久而久之积怨太深，很容易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衡，成为社区不稳定的因素”。
蒋桂云说，现在成立“保姆工会”，多了一个关爱他们的集体，一旦权益受到侵害或是遇到困难，工会组织一定会给他们撑腰帮忙。另外，“保姆工会”的主席和委员都是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最信任的人担任，这就更方便了他们彼此间的沟通，也更能使工会切实代表他们的意愿，反映他们的要求。
“我来到北京当保姆快10年了，以前当保姆时碰到难题，只懂得自己偷偷流眼泪，也不知找谁解决，现在终于有了可以依靠的自己的工会组织。”来自安徽的杨桂平告诉记者，
“我以前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有虐待、欺负小保姆的报道，心里就觉得很害怕，只能默默祈祷自己千万别碰上这样的人家。虽然我目前很好，但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一想到这儿就觉得很无助。现在有了‘保姆工会’,我就不再担心了，感到心里有了一种依靠，也踏实了许多。”工会里年龄最小的会员、20岁的甘肃姑娘何红梅爽朗地笑了。她来北京做家政服务也有4年的时间了，由于她生性活泼、能唱会跳，被“保姆工会”选为宣传委员。
作为调节委员的邱丽伟坦言：“在没有成立‘保姆工会’、我没有成为调节委员之前，社区里的小姐妹跟我抱怨她‘家’的老人难伺候，忙得她没时间出家门时，我不是觉得她运气不好找了一个这样的人家，就是想别人的事管不了那么多。但自从当上了调节委员，我的责任意识就增强了，再遇到这样的事，我就会很耐心地劝导她，让她不要把事情憋在心里，平日里，干活儿勤快些，注意和‘家’里的老人多交流、多沟通，并且适时提出自己的想法，问题其实是不难解决的。”
“真的，我也没想到自己对待一件事情的态度前后会有这么大的转变！”邱丽伟羞涩地点着头，笑着说道。她还告诉记者，希望“保姆工会”能多办一些活动，她们很渴望多学到一些知识，多认识一些朋友。
而真正给保姆办工会，在操作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张智平告诉记者，她是从2003年年底开始筹备、摸底、建档案并与物业沟通的。她说：“今年的‘三八’妇女节我们开始了正式的宣讲工作，保姆的工作很好做，她们知道了工会是维护她们合法权益的，心里很高兴，加入也积极。但是，由于家政服务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部分雇主并不十分支持家里的保姆参加工会活动。”
张智平回忆道：“记得那段时间我和70多岁的业主委员会主任卫德娴老人挨家挨户地去宣讲，希望雇主们明白家政服务员工会并不是组织起来针对雇主的，而是通过工会与保姆们的进一步沟通，说服她们与雇主们更好地相处。同时，争取做到双方一旦出现较为严重的矛盾，能够给予及时的疏导与调解。应当明确提出的是，家政服务员工会维护的是雇佣双方的合法权益。”
张智平还告诉记者，家政服务员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要她们真正了解参加工会的权利义务，增强自己的维权意识，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记者从台基厂社区工会还了解到，目前“保姆工会”正处于初创阶段和探索时期，考虑到家政服务员的收入不高，工会活动的有关费用将暂时由街道工会支出。目前工会活动定为一个季度开展一次，主要的内容是办讲座，加强相关知识的培训，包括法律法规、思想道德、服务技能等培训，另外还有科普知识、生活保健等讲座。除此之外，还会尽可能地组织保姆参加社区组织的文体活动，以社区“职工之家”开展的活动为主，充分利用已经建立的社区图书馆、棋牌室、背投电视等活动场地和活动器材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叶静漪教授对此评价说，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加快，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他们维权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如今，在陌生的大城市，没有工会组织的帮助，他们的权利将始终处于虚设的局面，“保姆工会”的成立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谢丽华认为：“如果不切实了解家政服务员们的真正需要，遵循她们自身的合理意愿，而仅仅依靠行政手段予以干预，则容易流于形式，成为徒有虚名的空架子……因此，我们期待‘保姆工会’能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真正为维护家政服务员的合法权益尽一份力。”
“我是在今年‘三八’妇女节的社区晚会上第一次听到‘工会’这个词的。”一条笔挺黑色西裤，一件黑底碎花的收腰衬衫，把记者面前这位20岁出头的河北姑娘衬托得格外精神。
“刚开始，我并不完全理解‘工会’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台基厂社区工会联合会主席张智平告诉我们，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在家政服务中遇到难处时就可以来找工会，组织会为我们做主，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我当时就想如今还会有这么好的组织？随后便从心里想加入工会，现在‘保姆工会’就像是我们在北京的‘家’，心里话也有地方说了。”邱丽伟回忆道。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的生活节奏也在随之提速，外地务工人员在城市中寻找机会的同时，已经成为城市和城市人离不开的“伴侣”。然而，就是这数以百万计并不断增加的城市“伴侣”，除了在建筑行业和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是整建制地受到雇佣外，更多的人依然游离于任何组织之外，他们的心也不得不在这浩瀚的城市中“漂泊”。
其中从事保姆、小时工、修鞋、修车、理发等家政服务的进城务工人员则更是如此——他们大都分散在居民家庭和社区中。这个群体的数目正随着城市社区功能的不断完善而逐年增加，在他们与城市的磨合以及与城市人的互动过程中，摩擦与矛盾开始浮出水面，并且已经不可避免。这些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通过什么渠道得以保障？给出答案的要求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
2003年9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把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组织中来，不断加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新形势下，进城务工人员也是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
北京市东城区工会东华门街道工作委员会主席蒋桂云告诉记者，街道中这些家政服务员、社区服务员几乎都是来北京打工的外来人员，他们在雇主家中或社区中都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他们的合法权益迫切需要组织的保障。但由于他们的工作特点是分散的、流动的，工作很难做，所以这一点往往被忽视。而“随着这个群体人数的不断增多，如果合法权益没有人来保护，受到侵害时也无人过问，久而久之积怨太深，很容易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衡，成为社区不稳定的因素”。
蒋桂云说，现在成立“保姆工会”，多了一个关爱他们的集体，一旦权益受到侵害或是遇到困难，工会组织一定会给他们撑腰帮忙。另外，“保姆工会”的主席和委员都是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最信任的人担任，这就更方便了他们彼此间的沟通，也更能使工会切实代表他们的意愿，反映他们的要求。
“我来到北京当保姆快10年了，以前当保姆时碰到难题，只懂得自己偷偷流眼泪，也不知找谁解决，现在终于有了可以依靠的自己的工会组织。”来自安徽的杨桂平告诉记者，
“我以前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有虐待、欺负小保姆的报道，心里就觉得很害怕，只能默默祈祷自己千万别碰上这样的人家。虽然我目前很好，但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一想到这儿就觉得很无助。现在有了‘保姆工会’,我就不再担心了，感到心里有了一种依靠，也踏实了许多。”工会里年龄最小的会员、20岁的甘肃姑娘何红梅爽朗地笑了。她来北京做家政服务也有4年的时间了，由于她生性活泼、能唱会跳，被“保姆工会”选为宣传委员。
作为调节委员的邱丽伟坦言：“在没有成立‘保姆工会’、我没有成为调节委员之前，社区里的小姐妹跟我抱怨她‘家’的老人难伺候，忙得她没时间出家门时，我不是觉得她运气不好找了一个这样的人家，就是想别人的事管不了那么多。但自从当上了调节委员，我的责任意识就增强了，再遇到这样的事，我就会很耐心地劝导她，让她不要把事情憋在心里，平日里，干活儿勤快些，注意和‘家’里的老人多交流、多沟通，并且适时提出自己的想法，问题其实是不难解决的。”
“真的，我也没想到自己对待一件事情的态度前后会有这么大的转变！”邱丽伟羞涩地点着头，笑着说道。她还告诉记者，希望“保姆工会”能多办一些活动，她们很渴望多学到一些知识，多认识一些朋友。
而真正给保姆办工会，在操作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张智平告诉记者，她是从2003年年底开始筹备、摸底、建档案并与物业沟通的。她说：“今年的‘三八’妇女节我们开始了正式的宣讲工作，保姆的工作很好做，她们知道了工会是维护她们合法权益的，心里很高兴，加入也积极。但是，由于家政服务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部分雇主并不十分支持家里的保姆参加工会活动。”
张智平回忆道：“记得那段时间我和70多岁的业主委员会主任卫德娴老人挨家挨户地去宣讲，希望雇主们明白家政服务员工会并不是组织起来针对雇主的，而是通过工会与保姆们的进一步沟通，说服她们与雇主们更好地相处。同时，争取做到双方一旦出现较为严重的矛盾，能够给予及时的疏导与调解。应当明确提出的是，家政服务员工会维护的是雇佣双方的合法权益。”
张智平还告诉记者，家政服务员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要她们真正了解参加工会的权利义务，增强自己的维权意识，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记者从台基厂社区工会还了解到，目前“保姆工会”正处于初创阶段和探索时期，考虑到家政服务员的收入不高，工会活动的有关费用将暂时由街道工会支出。目前工会活动定为一个季度开展一次，主要的内容是办讲座，加强相关知识的培训，包括法律法规、思想道德、服务技能等培训，另外还有科普知识、生活保健等讲座。除此之外，还会尽可能地组织保姆参加社区组织的文体活动，以社区“职工之家”开展的活动为主，充分利用已经建立的社区图书馆、棋牌室、背投电视等活动场地和活动器材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叶静漪教授对此评价说，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加快，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他们维权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如今，在陌生的大城市，没有工会组织的帮助，他们的权利将始终处于虚设的局面，“保姆工会”的成立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谢丽华认为：“如果不切实了解家政服务员们的真正需要，遵循她们自身的合理意愿，而仅仅依靠行政手段予以干预，则容易流于形式，成为徒有虚名的空架子……因此，我们期待‘保姆工会’能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真正为维护家政服务员的合法权益尽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