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来，外交战略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78年，主要表现为抵御外来威胁，维护共和国安全。新中国建立以后，面临着巨大的外来威胁，其核心任务是确保中国生存，这如同足球比赛中的“密集防守”。但我们也不是消极防守，我们是积极防守，如在这一时期我们发展了和非洲的关系。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至上世纪末的“防守反击”。我们同西方国家在争夺中场，防守反击。场面已经不那么被动。我们的影响已经赢得了国外的尊重。第三阶段是新世纪开始到现在的“全攻全守”。中华民族开始复兴，我们的影响力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我们同西方国家已经可以“全攻全守”了，但还处于比较粗糙的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非常科学，其中有交叉，也有转换的过程。
　　当前中国正处于历史发展阶段的新起点，中国的国际角色正在经历三个重大转变：一是中国正在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转变，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影响力正在逐步走向世界，我们的战略视角也要随之转变。二是中国正在从国际体系的配角向国际体系的主角（或次主角）转变，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把我们提前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的“责任意识”和“机遇意识”要随之增长。三是中国正在从一个“单项选手”向一个“全能选手”转变，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诸领域内扮演全球角色，最起码也要开始思考和准备扮演全球角色。
　　问题在于中国在这些转变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比之前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都要多。首先因为世界上还存在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对立，西方国家总把我们认为异类，我们GDP再高，也只是被看成“农民工”，领不来“城市户口”。其次，有的西方国家将中国的和平发展视为挑战，认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体系主导国家的冲突不可避免。最后，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些传统友好国家对我们也有一些意见。
　　面对这些新变化，中国外交须采取三大姿态来应对，即全面参与、及时反应和主动塑造。我们必须积极全面介入和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在涉及我们核心利益时，要及时态度鲜明地表态；同时赋予外交传统新内涵，影响游戏规则的变化。中国应以国际利益为战略圆心，以国家能力为准绳，更主动并切实有效地捍卫我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