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在青岛读高中。暑假漫长，有时会去市图书馆上自习，课本啃累了，便去期刊室翻阅各类杂志。某日翻阅一本文学期刊，在其中“经典重读”之类的栏目里读到一篇小说，叫《B·华兹华斯》：一个小男孩，无意中认识了一位奇怪的“诗人”，这位“诗人”致力于写出一首“世界上最伟大的诗”。小说的作者是奈保尔，彼时我对奈保尔和华兹华斯都没有概念，但我依然被那个故事打动。我头一次意识到，一个人生命力的骤然委顿，是可以同“诗写得不太顺利”这种理由联系在一起的。我知道了有些奇奇怪怪的念头和梦想固然无用，却可以导致“世界变成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我还记住了小说最后，少年告别了垂死的诗人，“哭着跑回家，像个诗人一样，看到什么都想哭。”
　　 忽然想起奈保尔的《B·华兹华斯》，是因为读到了李浩然的小说《发明家》。小说里的三叔是个有些怪异的民间“发明家”，一个中国小镇版的“B·华兹华斯”。三叔也是奈保尔意义上的“诗人”，搞发明就是他的“诗”，他选择为此付出一切。然后，不难想象，“诗写得不太顺利”——直到故事最后三叔不知所终，他也没有真正搞出过什么成功、正经的发明成果。这是一位执拗的、志大才疏的，也有点倒霉的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多半是有代价的，尤其是当理想者被高度世俗化的语境包围，而他自己的才能又不足以完全超越这世俗语境的时候。关于这一点，小说甫一开篇便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三叔辞掉教师公职，投身于“震惊世界的发明”，直接把奶奶气成了中风，从此三叔就成了“我们家的一个疮”。而直到故事结束，三叔也没能真正与身边的环境和解。他始终是孤独的，甚至是被放逐的。
　　 理想主义者落在反理想的处境中，这是很经典的文学主题。除了《B·华兹华斯》之外，远到《堂·吉诃德》，近到鲁迅的《孤独者》《药》或郁达夫的《沉沦》，甚至当下同代作家的许多作品（譬如双雪涛的《飞行家》、陈春成的《音乐家》等），也都成功处理过类似的主题和人物形象。“经典”的另一面就是“难”：很多人已经写过而且写得很好，再想出彩出新，自然不容易。然而李浩然的这个故事，的确是有些新意的。其一，是把三叔塑造得沉默。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鲁迅笔下的夏瑜、郁达夫笔下的“我”，都热衷于不断地“说”（或者“吼叫”），致力于不断地表达和诠释自己。而李浩然笔下的三叔却很少说话，甚至很少摆出抗争的姿态。三叔呈现给我們的永远是那副低头摆弄的背影，是一种沉默的、拒斥性的抗争。显然他并不指望说服这个世界，以至于他“跟世界过不去”的方式，其实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在此意义上，他很 ，但是又很执拗，他的孤独是用来被看见，而不是被听见的。在我看来，这种“沉默的抗争”和“ 人的执拗”，是具有时代感、症候性，甚至典型意义的。
　　 其二，是借三婶的角色埋藏了暗线。“除蟑机”和“空调衣”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动力装置，而这两件装置，事实上都关乎三叔与三婶的爱情故事：前者类似于起点、“信物”，后者则逐渐变成了终点和“遗物”。一始一终之间，伴侣的理解和爱意抚慰了失落的理想，竟让一个注定“有始无终”的故事变得“有始有终”了。我认为，这样一条情感的暗线，其实已覆盖，甚至颠覆了直观层面上的“理想主义者”叙事：它用驯顺的温暖包裹、消化了坚硬的明亮;在“理想”的身边，它让人世的情意闪耀出了毫不逊色的光芒。
　　 ——这种光芒，或许竟是最值得“诗人”们看到，并且为之流泪的。
　　责任编辑 侯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