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祥夫先生是个挺好玩的人，这个说法相信认识他的人都会承认。跟他在一起聊天，听他爽朗的笑声，看他搞笑的脸部表情，以及他对某个看法仰头沉思后再低首表达自己意见，说到痛快时一拍手大笑的样子——真是有趣，热闹，好玩儿。
说到王祥夫先生的热闹，最要紧处当是喝酒。每次来京，他都会打电话给我说，国祥，我已经在车上，方便吗？方便的话我们晚上聚聚，我们叫谁呢，叫谁呢？云雷，叫上云雷，庆邦，把他也叫上，他们俩都喜欢喝，能喝，我们就要找能喝的。好像是近来，他不断地喝醉，为什么喝醉不知道。怎么个醉法呢？你比如，我们约好晚上喝酒，快到点了给他打电话，他会说啊呀，国祥，我又喝醉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会问，谁谁谁在吗？我说全在。他说，那好，我过来，朋友呀，不喝酒哪行。他总是在酒醒来后说，国祥，下次我们不喝那么醉，你看我又忘了跟谁谁谁的约了，又是我约的人家，唉，这多不好。然后，他又这样对我说，不喝恐怕不行，不喝没气氛，不好玩，少喝点吧，不喝醉。我说，我们喝酒，一喝哪能刹得住。他就说，哈哈哈，就是，那就喝吧，不喝就不是我们了。
我与王祥夫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07年9月。他从大连开会回来，说无论如何也要过北京来见个面。本来是约好到赵公口长途汽车站接的，可是，送他的车子不知怎么的开到了北京站北面的某个地方。是个下雨天，北京的晴天视线还差呢，不要说下雨天了，时间又六点多了，在电话里一次又一次说接头地点，打得手机发烫，就是找不到。这是北京的坏处，太大，车又多。还有就是我总是怕开过头，问得太细，这一下子反而让他说不到点子上去了。后来，他突然说到了边上有个肯德基，老天，这下可有谱了，那家店我刚好去吃过——就是从北京站东街向北转到长安街。果然，王祥夫先生很孤独地站在那儿，身边立着个旅行箱，不高的个子，略胖的身材，戴副墨镜。我在心里说，不张扬，好接近。这就让我悬着的心安稳了些。我问道：王老师，不是说有很多朋友吗？他说：噢，都是去开会的人，他们都作鸟兽散了。说完，哈哈哈地笑起来。
早就约好了，在赵公口的岳阳楼，吃湖南菜。菜也点好了，“那地方挺好，有白菜苔，米汤青菜，有风干鱼，有炒腊八豆。”王祥夫先生在电话里很多次说起过。那次吃饭有云雷，土路，海佛。一坐下，他就说：“谁也别动，这次我请，我来，我来。”
送王祥夫先生回酒店的路上，我们真正第一次单独地谈起了文学。我说王老师，其实我已经不写小说了。王祥夫先生说，我感觉得你是真正喜欢小说的，不写太可惜了。我说写是想写，可是不知道能不能写得好。王祥夫先生说，我想你是会写出来的，我愿意做你小说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编辑。我们能成为好朋友的。
其实，我对自己能不能再提起写小说的热情是很怀疑的，我愿意在网上开博客，还写点文字，还看点别人的文字，其实只是一种情结了，混饭吃的念想早就丢弃了，只剩下这样一种对自己的安慰。所以，我问道，王老师，你说的朋友是指文学上的吗？王祥夫先生说，那当然，除了文学，我们谈什么？除了文学，我们还能谈什么？
王祥夫先生这句话，让我感到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很沉，这是他对文学的态度，这是我读他的小说时没有读出来的，却是最重要、最需要读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作家用对待作品的态度来对待朋友。他回家后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国祥，我真的非常希望读到你的小说。
我想我是没有退路了。就这样，隔了七八年之久，我又写起了小说。先给他发了一个《醉酒》，他打电话来说，不错不错，有味道。过几天我又写了一个《疼痛》发给他。他在电子邮件里很认真地回复了这个小说不足之处，更多的是说了这个小说的好处。我一激动打了个电话给他。他在电话里说，国祥，我对你的小说心里有底了，你好好写，一定能写出好小说的。啊呀，我回来以后一直担心呀，就是怕你的小说不好，会让我很失望。我说写不好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吗。他说，那是那是，可是，我最想与你做的朋友是小说朋友，来北京看到你之后，我就更担心了，看上去很投缘的一个人，如果因为你写不好小说而让我失望，那这种失望就更大了。我嘿嘿嘿地笑起来说，王老师，你最担心我什么？他说，我就担心你是个文学青年。
王祥夫先生说，他最好的短篇是《五张犁》，最喜欢的中篇是《明桂》，最满意的长篇是《蝴蝶》。我没有读过王祥夫先生的《蝴蝶》，只见过那本书。那天，王祥夫先生来北京跟一家影视公司谈改编《蝴蝶》，带了家里仅存的一本书。他对我说，国祥，那个时候写小说真是用心，我觉得这个小说，随便翻开一页来读，都对得起读者，不丢人。然后，他随手翻开书，再随手翻开书，翻开了，眼睛盯一下书中的某一句话。忽然把书“啪”地一合，哈哈地笑起来说，这么说其实已经丢人了，哪有这样夸自己小说的。
《明桂》是王祥夫先生的中篇小说中我最喜爱的一个，他把一个长得近似侏儒、面目可憎的乡妇联主任的爱情写绝了。因为长相的原因，她首先要做的是抗争，她动用了一切能动用的手段：父亲的权势，女人的身体、自尊、智慧、温情。几乎是她建立起了属于她自己的王国：把长得貌似潘安的丈夫、家人都控制在了她的权力之下。然后，世事意外，随着父亲的突然去世，丈夫的外遇更是有恃无恐，她的王国轰然坍塌，最终彻底触发了她内心的人性之恶，用硫酸毁了丈夫的容貌。这个小说看起来似乎是王祥夫先生在批判人性之恶，然而，绝不仅仅是。小说写到最后是明桂从看守所出来，丈夫于国栋已经醒来：这下终于与明桂扯平了女人（与叫床叫得像在练声的相好齐新丽比）还不都一样其实更深刻的是他明白了明桂就是和别的女人不一样。这一年来，他不断地与家人一起给法院写陈述书，要求撤诉。最终，明桂一家人在金色的向日葵地里团聚了。
小说细细密密地写了七万字，就是为了最后能让明桂得以在金色的向日葵地里相聚——为一份最后的温情。小说于批判之后表现出来的异样温情，仍然满足我对王祥夫小说的一贯看法：他没有在小说里对人性展开严厉的批判，而是动用人性的温情对一个底层群体展开了关怀的无限想像。
说到王祥夫先生自己觉得最好的短篇《五张犁》，我可以这样说，这是一曲时代的挽歌，一个农业大国的农民接近疯癫地在土地上种出的不是黄灿灿的麦子，而是鲜花。就是这鲜花也将作为违法种植而被拔掉。我无数次面对城市街道上盛开的鲜花沉默，眼前似乎晃动着无数个五张犁。
关于王祥夫先生小说的种种妙处，众多读者与评论家已谈得很多。王祥夫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尊长，我敬称他为老师，读他的小说不仅是喜欢，也是带着学习的心态去阅读，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有我最喜欢的意味。我对王祥夫的文字最无法忘怀的是他的散文《何时与先生一起看山》，文章里王祥夫失去了最敬爱的老师吴先生，在描述吴先生最后近似枯寂的生命与生活中，先生的文字流露的情感每每使我读得眼眶发酸。这篇散文是我对王祥夫先生的文字最虔诚的阅读，因为在我的生活里也有一位突然逝去的师长蔡老师，是心灵的共同缺失让我对里面的文字茫然若失，心生戚然。在那一瞬间出现时，我的眼前中浮现起他的形象——仰首抬视，神色忧郁。那是一个完全与热闹、好玩不同的王祥夫先生。
2008年10月，王祥夫先生去过我的老家。那是个特殊的天气，他那里天空飘着小雪，到浙江时气温却高达32℃，看到我村子里房屋的窗子都露风，他不止一次地问我，国祥，这样的房子大家冬天怎么过？我当时哈哈大笑说，这没什么呀，我们的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的，这是一种习惯呀。他当时说，对对对，这倒也是。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对我说，不过，我感觉还是会冷的。就这个事，后来我们见面时，他不断地提起，说我老是想起你们村的窗户。有时在电话里说着说着也会提起这事。这又让我想起他有一次给我打电话说，国祥，我写完《桥》了，一写完我就哭了。《桥》只是王祥夫先生众多关怀底层的小说中的一个。曾经，我问过王祥夫先生，我说王老师，你的生活状态其实跟底层没有什么关系的，你是怎么去写这些小说的呢？王祥夫先生没有作答。他只是对我说，我只是写了我想写的东西。王祥夫先生还说过：“唯一不使我烦弃的就只有写作！”而且，他喜欢在深夜写作。在深夜写作，让他在情感上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深远。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热闹的王祥夫属于白天，属于俗世，跟朋友们喝酒，玩笑。
而他的写作从深夜起步，他在深夜沉思，那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王祥夫先生。
说到王祥夫先生的热闹，最要紧处当是喝酒。每次来京，他都会打电话给我说，国祥，我已经在车上，方便吗？方便的话我们晚上聚聚，我们叫谁呢，叫谁呢？云雷，叫上云雷，庆邦，把他也叫上，他们俩都喜欢喝，能喝，我们就要找能喝的。好像是近来，他不断地喝醉，为什么喝醉不知道。怎么个醉法呢？你比如，我们约好晚上喝酒，快到点了给他打电话，他会说啊呀，国祥，我又喝醉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会问，谁谁谁在吗？我说全在。他说，那好，我过来，朋友呀，不喝酒哪行。他总是在酒醒来后说，国祥，下次我们不喝那么醉，你看我又忘了跟谁谁谁的约了，又是我约的人家，唉，这多不好。然后，他又这样对我说，不喝恐怕不行，不喝没气氛，不好玩，少喝点吧，不喝醉。我说，我们喝酒，一喝哪能刹得住。他就说，哈哈哈，就是，那就喝吧，不喝就不是我们了。
我与王祥夫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07年9月。他从大连开会回来，说无论如何也要过北京来见个面。本来是约好到赵公口长途汽车站接的，可是，送他的车子不知怎么的开到了北京站北面的某个地方。是个下雨天，北京的晴天视线还差呢，不要说下雨天了，时间又六点多了，在电话里一次又一次说接头地点，打得手机发烫，就是找不到。这是北京的坏处，太大，车又多。还有就是我总是怕开过头，问得太细，这一下子反而让他说不到点子上去了。后来，他突然说到了边上有个肯德基，老天，这下可有谱了，那家店我刚好去吃过——就是从北京站东街向北转到长安街。果然，王祥夫先生很孤独地站在那儿，身边立着个旅行箱，不高的个子，略胖的身材，戴副墨镜。我在心里说，不张扬，好接近。这就让我悬着的心安稳了些。我问道：王老师，不是说有很多朋友吗？他说：噢，都是去开会的人，他们都作鸟兽散了。说完，哈哈哈地笑起来。
早就约好了，在赵公口的岳阳楼，吃湖南菜。菜也点好了，“那地方挺好，有白菜苔，米汤青菜，有风干鱼，有炒腊八豆。”王祥夫先生在电话里很多次说起过。那次吃饭有云雷，土路，海佛。一坐下，他就说：“谁也别动，这次我请，我来，我来。”
送王祥夫先生回酒店的路上，我们真正第一次单独地谈起了文学。我说王老师，其实我已经不写小说了。王祥夫先生说，我感觉得你是真正喜欢小说的，不写太可惜了。我说写是想写，可是不知道能不能写得好。王祥夫先生说，我想你是会写出来的，我愿意做你小说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编辑。我们能成为好朋友的。
其实，我对自己能不能再提起写小说的热情是很怀疑的，我愿意在网上开博客，还写点文字，还看点别人的文字，其实只是一种情结了，混饭吃的念想早就丢弃了，只剩下这样一种对自己的安慰。所以，我问道，王老师，你说的朋友是指文学上的吗？王祥夫先生说，那当然，除了文学，我们谈什么？除了文学，我们还能谈什么？
王祥夫先生这句话，让我感到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很沉，这是他对文学的态度，这是我读他的小说时没有读出来的，却是最重要、最需要读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作家用对待作品的态度来对待朋友。他回家后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国祥，我真的非常希望读到你的小说。
我想我是没有退路了。就这样，隔了七八年之久，我又写起了小说。先给他发了一个《醉酒》，他打电话来说，不错不错，有味道。过几天我又写了一个《疼痛》发给他。他在电子邮件里很认真地回复了这个小说不足之处，更多的是说了这个小说的好处。我一激动打了个电话给他。他在电话里说，国祥，我对你的小说心里有底了，你好好写，一定能写出好小说的。啊呀，我回来以后一直担心呀，就是怕你的小说不好，会让我很失望。我说写不好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吗。他说，那是那是，可是，我最想与你做的朋友是小说朋友，来北京看到你之后，我就更担心了，看上去很投缘的一个人，如果因为你写不好小说而让我失望，那这种失望就更大了。我嘿嘿嘿地笑起来说，王老师，你最担心我什么？他说，我就担心你是个文学青年。
王祥夫先生说，他最好的短篇是《五张犁》，最喜欢的中篇是《明桂》，最满意的长篇是《蝴蝶》。我没有读过王祥夫先生的《蝴蝶》，只见过那本书。那天，王祥夫先生来北京跟一家影视公司谈改编《蝴蝶》，带了家里仅存的一本书。他对我说，国祥，那个时候写小说真是用心，我觉得这个小说，随便翻开一页来读，都对得起读者，不丢人。然后，他随手翻开书，再随手翻开书，翻开了，眼睛盯一下书中的某一句话。忽然把书“啪”地一合，哈哈地笑起来说，这么说其实已经丢人了，哪有这样夸自己小说的。
《明桂》是王祥夫先生的中篇小说中我最喜爱的一个，他把一个长得近似侏儒、面目可憎的乡妇联主任的爱情写绝了。因为长相的原因，她首先要做的是抗争，她动用了一切能动用的手段：父亲的权势，女人的身体、自尊、智慧、温情。几乎是她建立起了属于她自己的王国：把长得貌似潘安的丈夫、家人都控制在了她的权力之下。然后，世事意外，随着父亲的突然去世，丈夫的外遇更是有恃无恐，她的王国轰然坍塌，最终彻底触发了她内心的人性之恶，用硫酸毁了丈夫的容貌。这个小说看起来似乎是王祥夫先生在批判人性之恶，然而，绝不仅仅是。小说写到最后是明桂从看守所出来，丈夫于国栋已经醒来：这下终于与明桂扯平了女人（与叫床叫得像在练声的相好齐新丽比）还不都一样其实更深刻的是他明白了明桂就是和别的女人不一样。这一年来，他不断地与家人一起给法院写陈述书，要求撤诉。最终，明桂一家人在金色的向日葵地里团聚了。
小说细细密密地写了七万字，就是为了最后能让明桂得以在金色的向日葵地里相聚——为一份最后的温情。小说于批判之后表现出来的异样温情，仍然满足我对王祥夫小说的一贯看法：他没有在小说里对人性展开严厉的批判，而是动用人性的温情对一个底层群体展开了关怀的无限想像。
说到王祥夫先生自己觉得最好的短篇《五张犁》，我可以这样说，这是一曲时代的挽歌，一个农业大国的农民接近疯癫地在土地上种出的不是黄灿灿的麦子，而是鲜花。就是这鲜花也将作为违法种植而被拔掉。我无数次面对城市街道上盛开的鲜花沉默，眼前似乎晃动着无数个五张犁。
关于王祥夫先生小说的种种妙处，众多读者与评论家已谈得很多。王祥夫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尊长，我敬称他为老师，读他的小说不仅是喜欢，也是带着学习的心态去阅读，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有我最喜欢的意味。我对王祥夫的文字最无法忘怀的是他的散文《何时与先生一起看山》，文章里王祥夫失去了最敬爱的老师吴先生，在描述吴先生最后近似枯寂的生命与生活中，先生的文字流露的情感每每使我读得眼眶发酸。这篇散文是我对王祥夫先生的文字最虔诚的阅读，因为在我的生活里也有一位突然逝去的师长蔡老师，是心灵的共同缺失让我对里面的文字茫然若失，心生戚然。在那一瞬间出现时，我的眼前中浮现起他的形象——仰首抬视，神色忧郁。那是一个完全与热闹、好玩不同的王祥夫先生。
2008年10月，王祥夫先生去过我的老家。那是个特殊的天气，他那里天空飘着小雪，到浙江时气温却高达32℃，看到我村子里房屋的窗子都露风，他不止一次地问我，国祥，这样的房子大家冬天怎么过？我当时哈哈大笑说，这没什么呀，我们的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的，这是一种习惯呀。他当时说，对对对，这倒也是。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对我说，不过，我感觉还是会冷的。就这个事，后来我们见面时，他不断地提起，说我老是想起你们村的窗户。有时在电话里说着说着也会提起这事。这又让我想起他有一次给我打电话说，国祥，我写完《桥》了，一写完我就哭了。《桥》只是王祥夫先生众多关怀底层的小说中的一个。曾经，我问过王祥夫先生，我说王老师，你的生活状态其实跟底层没有什么关系的，你是怎么去写这些小说的呢？王祥夫先生没有作答。他只是对我说，我只是写了我想写的东西。王祥夫先生还说过：“唯一不使我烦弃的就只有写作！”而且，他喜欢在深夜写作。在深夜写作，让他在情感上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深远。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热闹的王祥夫属于白天，属于俗世，跟朋友们喝酒，玩笑。
而他的写作从深夜起步，他在深夜沉思，那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王祥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