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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景村关系一直是我国风景名胜区普遍存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风景区内乡村聚落的变迁。文章以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内的三达古藏族村寨为例,分析村寨与景区内冰川环境相融相依形成的高山牧场聚落体系及其聚落景观特征,探究景村关系的变化过程及新聚落的景观再生途径;基于旅游发展后新的景村协同关系的构建,从原有聚落保护利用、新聚落文化空间再生、民族社区参与等方面提出风景名胜区内藏族乡村聚落的景观再生与发展策略。
关键词: 景村协同发展,聚落景观,旅游发展,再生性保护,三达古村
DOI: 10.12169/zgcsly.2021.03.01.0002
Landscape Re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Rural Settlements
Based on Scenic Spots and Villages Coordination
Zhang Lin1A Linna1Zheng Wenjun2
(1.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2.College of Tourism &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Guangxi,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s and scenic spots has always been the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enic spots in China.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recent years has accelerated the change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scenic spots to some extent. Focused on the Sandagu Tibetan Village in the Dagu Glacier Scenic Spo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ettlement system of alpine pasture and the settlement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ve been form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village and the natural glacial environment in the scenic spot, and explores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s and scenic spots as well as the landscape regeneration approach of new settlement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s and scenic spots after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landscape re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rural settlements in scenic spots from the aspects of old settlement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culture space regeneration of new settlements and local ethnic communitys participation.
Keywords:scenic spots and villag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ettlements landscape, tourism development, regenerative protection, Sandagu Village
我國的风景名胜区与传统村落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明显的耦合状态[1] ,景村关系一直是我国风景名胜区普遍存在的焦点问题[2] 。风景名胜区中的村落尤其是少数民族村寨往往历史悠久,与自然山水融合度高,已成为风景区价值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景村的原始关系开始发生变化,风景资源保护与村落去留问题日益凸显。许多学者都深入分析了景村关系,提出了推动景区与村落“共生”[3]“一体化”[4] 的协同发展理念;提出传统聚落“活态再生”[5] 的概念,致力于培育村落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出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空间保护再生策略[6] ;基于文化景观视角,指出泛化的静态保护方式会有损遗产村落的真实性[7] 。对于藏族乡村聚落的发展,有学者基于文化旅游进行了藏族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8] ,探讨了旅游产业转型下的藏族传统聚落的地域景观规划[9] 等。在构建新景村关系的背景下,藏族聚落景观如何进行有效保护与再生发展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四川省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内的藏族聚落三达古村为例,分析三达古村的景观 特征及其与达古冰川景区动态变化的景村关系,探讨基于景村协同的三达古村聚落景观再生与发展。
1 三达古村聚落景观特征
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西北部,面积约210 km2 。相关政府网站显示,三达古村坐落在达古冰川风景名胜 区内,是安多藏族聚居的聚落,全村总面积6.23 km2 , 分为上达古、中达古和下达古3个组,居民人口400余人。村落为半农半牧业村,农业以蔬菜、豆薯为主,牧业主要养殖牦牛、绵羊等牲畜,主要经济来源于牧业。 1.1 高山牧场聚落体系
2003年,科学家首次对黑水县等地的冰川水资源分布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黑水河流域内发育分布有19条现代冰川 [10] 。在第四纪冰期最盛时,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所在的区域被推测是统一的平顶冰帽冰川覆盖的区域;全新世(地质时代的最新阶段,约一万年前至今)期间因为全球气候变暖,雪线上升、冰川后退,取而代之的是山地森林和草甸等逐渐形成[10] 。现在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内多为高山地貌,达古河穿过境内并入黑水河,是长江上游岷江水系的水源之一。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天然高山牧场促进了三达古村聚落的形成,依山势而为的聚落景观构成其独特的高山牧场聚落体系。
三达古村聚落主要位于海拔3 000 m左右的高山地区,高山自然环境与当地藏族村民传统农耕畜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互作用。藏族村民依靠山上的牧场与山脚的水系——达古河完成基本的生产活动,使村寨得以生存发展。聚落建筑周边主要为高山牧场草甸,较少高大乔木覆盖,整个乡村聚落所在区域地形较陡,民居建筑依山脊分布、顺坡而下。从平面布局来看,村落依靠冰川退让后演变形成的高山牧场大环境,四周有草甸环绕。从垂直结构来看,聚落空间体现出“山-村-田-水”的垂直结构层次:位于村落垂直结构上方的山体牧场以及下方的田地为村落提供了屏障,他们在庇护村落的同时与“水”(达古河)一起为村落提供基本生存资源。因此,三达古村聚落环境不仅包括传统的民居建筑群,还包括周边的冰川遗迹和自然山水,体现了先人“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的生态营建理念[11] 。
1.2 山水精神空间
三达古村为安多藏族聚居之地,宗教信仰对藏族聚落景观空间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藏民观念中,家园是被神山所映照或环抱的居所[12] ,因此其聚落景观还包括朴素的山水崇拜及宗教活动场所等精神空间。基于对山神的敬畏和生态伦理观念的影响[12] ,三达古村在村民对自然和生态的自觉维护与和谐共生中,衍生出了寺庙、尼玛堆等进行宗教活动的精神空间,如在高山地势较高的区域设置供煨桑,以及祭祀山神、天神等用途的尼玛堆与经幡。由于宗教性的公共交流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替代,所以寺庙等宗教场所也就成为村落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当地村民“人神共场”的精神思想,也体现着对藏传佛教的宗教信仰。
1.3 聚落景观单元
在三达古村中,3层的藏式民居和其外围的小型院落——木栅栏围合而成的农地,是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求的最小用地单位,构成了一个基本的聚落景观单元;相似典型单元的重复组合成为整个三达古村聚落空间的重要景观模式。村落民居底层为圈养牲畜之地;二三层为主要生活空间,设有佛堂、厨房、卧室等功能空间,阳台承担走廊的功能,厕所一般凸出房屋而挂在建筑两侧。在底层之外,有些人家会有专门的储藏木柴的覆盖空间。民居外部具有宗教意义浓厚的建筑装饰,石头与黄土等材料筑起的墙体上还有精雕细琢且色彩艳丽的门窗和檐口。外墙绘有白色宗教式纹,常见卍“万”字装饰,意为吉祥万德之所集,藏语叫做“雍仲”;外墙还彩绘了野猪头、奇石、莲花台等图腾,充满浓郁的佛教氛围。民居周边用木栅栏围合构成的院落主要用于居民种植,属于家庭生产空间。院落较为规整,面积一般为20~30 m2 ;木栅栏连接或断开,其中的土地有灌木丛生长或种植土豆、毛白菜、萝卜等当季蔬菜,满足家庭日常生活之需。民居及院落空间依山就势,充分体现了当地居民在集约利用土地等方面的自然生存智慧,也是构成聚落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三达古村与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的关系
2.1 景—村的相互依存
随着理论研究和认识深化,人们已经愈来愈认识到自然风景资源和聚落人文景观相辅相依的关系。三达古村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同周边环境紧密相连,是达古冰川的自然山水孕育了三达古村的聚落景观结构和风貌特征(图1)。在黑水河流域的19條现代冰川中,达古冰川编号为18号,是位于达古沟海拔约4 680 m的冰斗悬冰川,面积仅约0.2 km2[13] 。从冰川的形成来看,正是由于全新世的全球气候趋暖,第四纪冰期时的平顶冰帽冰川退化、面积缩小,高山草甸和山地森林的演替才能在达古沟进行,达古沟才得以演变成一条适宜人居的古冰川“U”型谷地[10] 。1935—1936年红军长征时在阿坝州境内停留过,上达古藏寨也是红色革命的见证地,三达古村也因此成为融合红色文化的独特的民族文化村寨。三达古村充分体现了原生态的安多藏族文化和浓郁的民俗风情,村寨的选址、格局、建筑是具有地方价值的藏族居民历史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载体。独具特色的藏族风情与美丽的自然景观共同构成了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的核心价值,三达古村对保护风景资源价值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
2.2 旅游发展后景—村关系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村民生活的发展以及达古冰川景区旅游产业的介入,村落与景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由以放牧为主转变为以旅游经营、外出务工为主;聚落对自然环境、高山牧场的“赖以生存”逐渐削弱,而对道路的依附逐渐增强;三达古村原有的聚落海拔较高,电信宽带等设施还未设置,村民逐渐感到生活不便;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三达古村承担了重要的旅游服务功能,给山上的生态环境承载带来压力。
景区建成初期,由于资金有限等原因,景区开发部门对三达古村并未进行过多干预。2008年,村寨在汶川大地震中受到一定的影响,三达古村获得灾后修建专项资金及国家牧民定居工程资金等专项投入。2010年左右,考虑到景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需要,在相关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下,三达古村进行了部分搬迁:3个村组中,上达古和中达古原址所在区域生态敏感度较高,在充分征询村民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搬迁,将村寨由原址所在的高山半山腰处搬迁至山脚下315乡道(景区主干道)附近,并修建新的藏式住宅。此后,三达古村整体进行了精品旅游村寨的建设,并被纳入“阿坝州精品村寨旅游”项目。搬迁后,山上的旅游接待服务人数也随之大量缩减,从而有效缓解了游客在生态敏感区长时间停留带来的环境压力,有利于风景资源的保护。半山腰的上达古和中达古原聚落没有拆除,是达古冰川景区内重要的人文景观,但原村寨基本处于空置状态,实际游览游客较少。 3 三达古村聚落景观的再生与发展
3.1 聚落景觀格局变化
搬迁后的三达古村距离景区主干道非常近,交通更加便捷,村民也更加愿意靠近道路居住,“道路”成为景观格局的重要部分。虽然整个新聚落距离原村落选址不远,但三达古村与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之间原始而自然的依赖关系发生了变化:从被动的以自然环境为主导的适应性建构转变为沿“道路”这一人为环境要素展开的主动性建构。从平面结构来看,村落主要依靠道路而布局,高山自然环境变成外围环境。从垂直结构来看,村落上下的山与田等生产空间重新布局且范围缩减,仅村落上方还留有少许生产空间仍在使用,且村落在垂直结构上更贴近下层道路等结构,整个聚落景观结构从“依山势而为”转变为“沿路而展”,聚落景观格局由高山牧场聚落体系变为道路依附聚落体系(图2、图3)。
3.2 山水精神空间保留
搬迁后的村落中,宗教空间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因居民持续的宗教信仰活动而得以延续,山水精神空间仍然被保留。在中达古村,搬迁后的村落最高处布局了一座小型寺庙,庙内设有转经处,一间小屋用作杂事储物并制作饮食等。每月初五前后,在村落里的居民于此集会,念经转经。寺庙不仅是宗教朝拜的场所,在很大程度上还承担了三达古村居民的社交功能。宗教性的公共交流也使寺庙成为聚落内重要的公共空间。
3.3 聚落景观单元调整
搬迁后的村寨聚落基本景观单元发生变化。搬迁后由于居民转向外出务工,从事农牧的比重减小,民居旁的田地作为生产空间的功能削弱,加之新搬迁区域建筑密度增大、排布整齐,民居松散分布、“屋-院”一体的景观肌理不复存在。民居的内部功能结构和外部形式也都发生了变化,原三层楼房因为底层不再需要圈养牲畜而被取消。由于村落排污处理等基础设施完善,厕所空间也无需再吊在建筑外部,而是统一布置在室内,因此民居的外挂空间消失。但是也有传统建筑元素得到了延续,民居建筑的外墙仍保留延续了一些传统景观要素符号,如外墙宗教符号、石质建筑材料以及色彩鲜艳的门窗檐口等。
4基于景村协同的乡村聚落景观的再生与发展策略
4.1 保留原有村寨聚落,再生闲置聚落功能
世界遗产保护组织对自然村寨景观的关注推进了其保护与利用的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中也提出了保护自然遗产地的小聚落社区及其传统自然资源管理智慧和乡村景观[14] 。三达古村对于区域风景资源价值的完整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原有聚落不应被直接拆除,而应保留其原址风貌。但由于上达古和中达古搬迁后居住功能弱化、无人维护,建筑已经出现一些破损。同时由于游线规划和路程等原因,游客很少有机会登上半山观赏村落的整体格局、体会村落的生态智慧;保留民居仅作为物理空间存在,内部没有文化展示等其他功能,对于游客而言可游览性较低。因此,对于原始的藏族聚落,建议结合旅游活动的开展对保留的原址进行维护修缮和功能活化,“注重培育其再生的内在活力” [15] 。可以利用被闲置的原有聚落,结合藏族传统生活场景作为天然的民俗博物馆,使游客获得更真实的藏区传统生活体验,甚至可结合破损的藏族民居,通过解说传统藏式建筑的建造和结构特征,向游客科普展示藏族传统建筑相关知识;保留原有村寨原生态的环境,在此举行传统节庆活动、民艺活动等,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体验。但是在利用原有民居建筑时,必须整体保护村落肌理,严禁破坏民居建筑,完好保存居民的生活生产环境,如耕地、菜地和周边森林等;要将旅游活动水平限制在承载力范围之内,并保护生态环境和民族村寨价值。
4.2 延续传统聚落风貌,再生文化关联空间
搬迁后新建藏式建筑应该尽量保留原有风貌,这样既可以延续传统建筑文化,也能够寄托村民的情感需求。例如,保留传统的建筑符号,新民居可再现藏族民居常见的卍“万”字装饰、白色宗教式纹以及充满藏传佛教色彩的彩绘等;建筑墙体及外围矮墙可仍考虑选用当地传统的石头和泥作为构筑材料,或使用木材,使新建民居与原有的环境较为融合、不显突兀,也能更好地再现藏族村落聚落风貌特征。风景名胜区中的村落搬迁要特别关注当地村民的意愿、保证村民的利益,不仅要改善生活条件,更要关注村民的情感需求,尊重其生活习惯和传统习俗。搬迁后新的村落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对村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有显著效果,但同时也应注重提高当地藏族村民对聚落的满意度和归属感。例如,在新的聚落中修缮寺庙等宗教场所,其实是通过再生非物质文化关联空间,延续了村民的宗教活动和日常交流习惯,有利于本地传统文化和乡土习俗的传承发展。除了物质空间的建筑符号延续及风貌保留,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也不可忽视。在聚落景观的发展中,通过非物质文化关联空间作为载体[6] ,保护和保存传统民族文化与民俗活动也是传统聚落景观再生的有效途径之一。
4.3鼓励社区参与,促进景村关系可持续发展
风景名胜区中旅游业的发展应将居民社区价值纳入风景区整体价值体系,强调多方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政策制定过程和社区居民内生力量的培育等[16-17] 。在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中,现有的旅游方式仍以乘车观光为主,游线与时间安排更多侧重于自然风景观赏。在景村作为有机统一体的背景下,三达古村需要精准定位,人文景观与达古冰山风景区自然观光差异互补、共同发展,提供更多的藏族人文风俗展示与原住民的当地生活体验。注重村落价值的挖掘,转型传统的观光旅游方式,在丰富游客体验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展示和传承三达古村的文化价值,进而促进景村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风景名胜区核心价值的一部分,民族村寨本身也具有重要的风景资源价值,而不应只提供旅游服务。在风景名胜区的藏族村落中,尤其要强调当地村民的积极参与合作,如鼓励中青年居民积极参与传统转山和祭拜等活动,鼓励村民向游客开展传统文化解说教育和文化体验活动等,向游客展示真实的藏族村寨生活,避免发展成商业化的旅游村。通过民族社区参与合作,可以保护民族村寨景观的地域特征和民族文化价值,打造和谐、可持续的景村关系。 5 结语
三达古村的保护与发展对于风景区中传统村落的保护再生及协调“景-村”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三达古村新建的民族村寨在建筑样式、符号上保留了传统,但在搬迁中,其聚落景观格局和聚落结构已经发生变化。风景名胜区中乡村聚落的保护与发展具有综合性、复杂性,搬迁后如何进行整体保护,实现新的人地关系协调是关键问题。基于景村协同关系,藏族聚落景观的再生与发展需要各方利益相关体的共同努力,需要促进新旧聚落的均衡 发展,需要时刻关注聚落所处自然环境的保护,更需要注重自然与人文景观相互作用下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1]高蛤,余压芳,曾增.风景名胜区与传统村落规划互适性影响研究:以贵州楼上古村落景区为例[J].中国园林,2020,36(6):89-94.
[2]陈耀华,妙关素.风景区传统村落居民诉求与应对研究:以长屿硐天景区岙里村为例[J].中国园林,2015,31(4):109-113.
[3]王思彤,池腾龙.共生理念下景区与周边村庄协同发展规划探索:以河北天生桥景区和朱家营村为例[C]//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8乡村规划).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广东东莞市人民政府,2017:434-444.
[4]郭大奇.“景村一体化”理念下旅游型宜居乡村规划研究[J].城市住宅,2017,24(11):49-53.
[5] 杨贵庆,开欣,宋代军,等.探索传统村落活态再生之道:浙江黄岩乌岩头古村实践为例[J].南方建筑,2018,187(5):49-55.
[6]王宝强,宦小艳,李萍萍.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保护的空间再生策略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花山景区濑江屯为例[J].华中建筑,2020,38(12):116-120.
[7]云翃,林浩文.文化景观动态变化视角下的遗产村落保护再生途径[J].国际城市规划,2021,36(4):91-98,107.
[8]馬骏.基于文化旅游的白马藏族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8.
[9]蒋悦,马骏.旅游产业转型下的乡村景观规划研究:以甘南藏族传统聚落为例[J].建筑与文化,2017,158(5):179-180.
[10] 张文敬李明,吴志根,等.四川省黑水县冰川水资源的特征与评价[J].山地学报,2002,20(4):461-465.
[11]刘沛林.古村落:独特的人居文化空间[J].人文地理,1998(1):38-41.
[12]张雪梅.诸神的居所—西部中国的信仰社区[D].成都:四川大学,2007.
[13]张文敬.横断山:中国冰川的“绿色”故乡[J].今日科苑,2013(12):29-34.
[14]余压芳.自然村寨景观的价值取向及其保护利用研究[J].中国园林,2006,22(2):66-68.
[15]杨贵庆,戴庭曦,王祯,等.社会变迁视角下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J].城市规划学刊,2016(3):45-54.
[16]王应临,庄优波,杨锐.风景区居民社区规划优化研究:以九寨沟为例[J].中国园林,2017,33(8):24-29.
[17]张琳,邓文君.风景名胜区社区的价值认知及调控规划:以浏阳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为例[J].中国城市林业,2017,15(3):30-34,38.
关键词: 景村协同发展,聚落景观,旅游发展,再生性保护,三达古村
DOI: 10.12169/zgcsly.2021.03.01.0002
Landscape Re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Rural Settlements
Based on Scenic Spots and Villages Coordination
Zhang Lin1A Linna1Zheng Wenjun2
(1.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2.College of Tourism &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Guangxi,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s and scenic spots has always been the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enic spots in China.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recent years has accelerated the change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scenic spots to some extent. Focused on the Sandagu Tibetan Village in the Dagu Glacier Scenic Spo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ettlement system of alpine pasture and the settlement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ve been form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village and the natural glacial environment in the scenic spot, and explores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s and scenic spots as well as the landscape regeneration approach of new settlement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s and scenic spots after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landscape re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rural settlements in scenic spots from the aspects of old settlement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culture space regeneration of new settlements and local ethnic communitys participation.
Keywords:scenic spots and villag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ettlements landscape, tourism development, regenerative protection, Sandagu Village
我國的风景名胜区与传统村落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明显的耦合状态[1] ,景村关系一直是我国风景名胜区普遍存在的焦点问题[2] 。风景名胜区中的村落尤其是少数民族村寨往往历史悠久,与自然山水融合度高,已成为风景区价值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景村的原始关系开始发生变化,风景资源保护与村落去留问题日益凸显。许多学者都深入分析了景村关系,提出了推动景区与村落“共生”[3]“一体化”[4] 的协同发展理念;提出传统聚落“活态再生”[5] 的概念,致力于培育村落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出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空间保护再生策略[6] ;基于文化景观视角,指出泛化的静态保护方式会有损遗产村落的真实性[7] 。对于藏族乡村聚落的发展,有学者基于文化旅游进行了藏族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8] ,探讨了旅游产业转型下的藏族传统聚落的地域景观规划[9] 等。在构建新景村关系的背景下,藏族聚落景观如何进行有效保护与再生发展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四川省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内的藏族聚落三达古村为例,分析三达古村的景观 特征及其与达古冰川景区动态变化的景村关系,探讨基于景村协同的三达古村聚落景观再生与发展。
1 三达古村聚落景观特征
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西北部,面积约210 km2 。相关政府网站显示,三达古村坐落在达古冰川风景名胜 区内,是安多藏族聚居的聚落,全村总面积6.23 km2 , 分为上达古、中达古和下达古3个组,居民人口400余人。村落为半农半牧业村,农业以蔬菜、豆薯为主,牧业主要养殖牦牛、绵羊等牲畜,主要经济来源于牧业。 1.1 高山牧场聚落体系
2003年,科学家首次对黑水县等地的冰川水资源分布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黑水河流域内发育分布有19条现代冰川 [10] 。在第四纪冰期最盛时,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所在的区域被推测是统一的平顶冰帽冰川覆盖的区域;全新世(地质时代的最新阶段,约一万年前至今)期间因为全球气候变暖,雪线上升、冰川后退,取而代之的是山地森林和草甸等逐渐形成[10] 。现在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内多为高山地貌,达古河穿过境内并入黑水河,是长江上游岷江水系的水源之一。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天然高山牧场促进了三达古村聚落的形成,依山势而为的聚落景观构成其独特的高山牧场聚落体系。
三达古村聚落主要位于海拔3 000 m左右的高山地区,高山自然环境与当地藏族村民传统农耕畜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互作用。藏族村民依靠山上的牧场与山脚的水系——达古河完成基本的生产活动,使村寨得以生存发展。聚落建筑周边主要为高山牧场草甸,较少高大乔木覆盖,整个乡村聚落所在区域地形较陡,民居建筑依山脊分布、顺坡而下。从平面布局来看,村落依靠冰川退让后演变形成的高山牧场大环境,四周有草甸环绕。从垂直结构来看,聚落空间体现出“山-村-田-水”的垂直结构层次:位于村落垂直结构上方的山体牧场以及下方的田地为村落提供了屏障,他们在庇护村落的同时与“水”(达古河)一起为村落提供基本生存资源。因此,三达古村聚落环境不仅包括传统的民居建筑群,还包括周边的冰川遗迹和自然山水,体现了先人“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的生态营建理念[11] 。
1.2 山水精神空间
三达古村为安多藏族聚居之地,宗教信仰对藏族聚落景观空间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藏民观念中,家园是被神山所映照或环抱的居所[12] ,因此其聚落景观还包括朴素的山水崇拜及宗教活动场所等精神空间。基于对山神的敬畏和生态伦理观念的影响[12] ,三达古村在村民对自然和生态的自觉维护与和谐共生中,衍生出了寺庙、尼玛堆等进行宗教活动的精神空间,如在高山地势较高的区域设置供煨桑,以及祭祀山神、天神等用途的尼玛堆与经幡。由于宗教性的公共交流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替代,所以寺庙等宗教场所也就成为村落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当地村民“人神共场”的精神思想,也体现着对藏传佛教的宗教信仰。
1.3 聚落景观单元
在三达古村中,3层的藏式民居和其外围的小型院落——木栅栏围合而成的农地,是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求的最小用地单位,构成了一个基本的聚落景观单元;相似典型单元的重复组合成为整个三达古村聚落空间的重要景观模式。村落民居底层为圈养牲畜之地;二三层为主要生活空间,设有佛堂、厨房、卧室等功能空间,阳台承担走廊的功能,厕所一般凸出房屋而挂在建筑两侧。在底层之外,有些人家会有专门的储藏木柴的覆盖空间。民居外部具有宗教意义浓厚的建筑装饰,石头与黄土等材料筑起的墙体上还有精雕细琢且色彩艳丽的门窗和檐口。外墙绘有白色宗教式纹,常见卍“万”字装饰,意为吉祥万德之所集,藏语叫做“雍仲”;外墙还彩绘了野猪头、奇石、莲花台等图腾,充满浓郁的佛教氛围。民居周边用木栅栏围合构成的院落主要用于居民种植,属于家庭生产空间。院落较为规整,面积一般为20~30 m2 ;木栅栏连接或断开,其中的土地有灌木丛生长或种植土豆、毛白菜、萝卜等当季蔬菜,满足家庭日常生活之需。民居及院落空间依山就势,充分体现了当地居民在集约利用土地等方面的自然生存智慧,也是构成聚落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三达古村与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的关系
2.1 景—村的相互依存
随着理论研究和认识深化,人们已经愈来愈认识到自然风景资源和聚落人文景观相辅相依的关系。三达古村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同周边环境紧密相连,是达古冰川的自然山水孕育了三达古村的聚落景观结构和风貌特征(图1)。在黑水河流域的19條现代冰川中,达古冰川编号为18号,是位于达古沟海拔约4 680 m的冰斗悬冰川,面积仅约0.2 km2[13] 。从冰川的形成来看,正是由于全新世的全球气候趋暖,第四纪冰期时的平顶冰帽冰川退化、面积缩小,高山草甸和山地森林的演替才能在达古沟进行,达古沟才得以演变成一条适宜人居的古冰川“U”型谷地[10] 。1935—1936年红军长征时在阿坝州境内停留过,上达古藏寨也是红色革命的见证地,三达古村也因此成为融合红色文化的独特的民族文化村寨。三达古村充分体现了原生态的安多藏族文化和浓郁的民俗风情,村寨的选址、格局、建筑是具有地方价值的藏族居民历史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载体。独具特色的藏族风情与美丽的自然景观共同构成了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的核心价值,三达古村对保护风景资源价值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
2.2 旅游发展后景—村关系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村民生活的发展以及达古冰川景区旅游产业的介入,村落与景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由以放牧为主转变为以旅游经营、外出务工为主;聚落对自然环境、高山牧场的“赖以生存”逐渐削弱,而对道路的依附逐渐增强;三达古村原有的聚落海拔较高,电信宽带等设施还未设置,村民逐渐感到生活不便;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三达古村承担了重要的旅游服务功能,给山上的生态环境承载带来压力。
景区建成初期,由于资金有限等原因,景区开发部门对三达古村并未进行过多干预。2008年,村寨在汶川大地震中受到一定的影响,三达古村获得灾后修建专项资金及国家牧民定居工程资金等专项投入。2010年左右,考虑到景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需要,在相关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下,三达古村进行了部分搬迁:3个村组中,上达古和中达古原址所在区域生态敏感度较高,在充分征询村民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搬迁,将村寨由原址所在的高山半山腰处搬迁至山脚下315乡道(景区主干道)附近,并修建新的藏式住宅。此后,三达古村整体进行了精品旅游村寨的建设,并被纳入“阿坝州精品村寨旅游”项目。搬迁后,山上的旅游接待服务人数也随之大量缩减,从而有效缓解了游客在生态敏感区长时间停留带来的环境压力,有利于风景资源的保护。半山腰的上达古和中达古原聚落没有拆除,是达古冰川景区内重要的人文景观,但原村寨基本处于空置状态,实际游览游客较少。 3 三达古村聚落景观的再生与发展
3.1 聚落景觀格局变化
搬迁后的三达古村距离景区主干道非常近,交通更加便捷,村民也更加愿意靠近道路居住,“道路”成为景观格局的重要部分。虽然整个新聚落距离原村落选址不远,但三达古村与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之间原始而自然的依赖关系发生了变化:从被动的以自然环境为主导的适应性建构转变为沿“道路”这一人为环境要素展开的主动性建构。从平面结构来看,村落主要依靠道路而布局,高山自然环境变成外围环境。从垂直结构来看,村落上下的山与田等生产空间重新布局且范围缩减,仅村落上方还留有少许生产空间仍在使用,且村落在垂直结构上更贴近下层道路等结构,整个聚落景观结构从“依山势而为”转变为“沿路而展”,聚落景观格局由高山牧场聚落体系变为道路依附聚落体系(图2、图3)。
3.2 山水精神空间保留
搬迁后的村落中,宗教空间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因居民持续的宗教信仰活动而得以延续,山水精神空间仍然被保留。在中达古村,搬迁后的村落最高处布局了一座小型寺庙,庙内设有转经处,一间小屋用作杂事储物并制作饮食等。每月初五前后,在村落里的居民于此集会,念经转经。寺庙不仅是宗教朝拜的场所,在很大程度上还承担了三达古村居民的社交功能。宗教性的公共交流也使寺庙成为聚落内重要的公共空间。
3.3 聚落景观单元调整
搬迁后的村寨聚落基本景观单元发生变化。搬迁后由于居民转向外出务工,从事农牧的比重减小,民居旁的田地作为生产空间的功能削弱,加之新搬迁区域建筑密度增大、排布整齐,民居松散分布、“屋-院”一体的景观肌理不复存在。民居的内部功能结构和外部形式也都发生了变化,原三层楼房因为底层不再需要圈养牲畜而被取消。由于村落排污处理等基础设施完善,厕所空间也无需再吊在建筑外部,而是统一布置在室内,因此民居的外挂空间消失。但是也有传统建筑元素得到了延续,民居建筑的外墙仍保留延续了一些传统景观要素符号,如外墙宗教符号、石质建筑材料以及色彩鲜艳的门窗檐口等。
4基于景村协同的乡村聚落景观的再生与发展策略
4.1 保留原有村寨聚落,再生闲置聚落功能
世界遗产保护组织对自然村寨景观的关注推进了其保护与利用的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中也提出了保护自然遗产地的小聚落社区及其传统自然资源管理智慧和乡村景观[14] 。三达古村对于区域风景资源价值的完整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原有聚落不应被直接拆除,而应保留其原址风貌。但由于上达古和中达古搬迁后居住功能弱化、无人维护,建筑已经出现一些破损。同时由于游线规划和路程等原因,游客很少有机会登上半山观赏村落的整体格局、体会村落的生态智慧;保留民居仅作为物理空间存在,内部没有文化展示等其他功能,对于游客而言可游览性较低。因此,对于原始的藏族聚落,建议结合旅游活动的开展对保留的原址进行维护修缮和功能活化,“注重培育其再生的内在活力” [15] 。可以利用被闲置的原有聚落,结合藏族传统生活场景作为天然的民俗博物馆,使游客获得更真实的藏区传统生活体验,甚至可结合破损的藏族民居,通过解说传统藏式建筑的建造和结构特征,向游客科普展示藏族传统建筑相关知识;保留原有村寨原生态的环境,在此举行传统节庆活动、民艺活动等,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体验。但是在利用原有民居建筑时,必须整体保护村落肌理,严禁破坏民居建筑,完好保存居民的生活生产环境,如耕地、菜地和周边森林等;要将旅游活动水平限制在承载力范围之内,并保护生态环境和民族村寨价值。
4.2 延续传统聚落风貌,再生文化关联空间
搬迁后新建藏式建筑应该尽量保留原有风貌,这样既可以延续传统建筑文化,也能够寄托村民的情感需求。例如,保留传统的建筑符号,新民居可再现藏族民居常见的卍“万”字装饰、白色宗教式纹以及充满藏传佛教色彩的彩绘等;建筑墙体及外围矮墙可仍考虑选用当地传统的石头和泥作为构筑材料,或使用木材,使新建民居与原有的环境较为融合、不显突兀,也能更好地再现藏族村落聚落风貌特征。风景名胜区中的村落搬迁要特别关注当地村民的意愿、保证村民的利益,不仅要改善生活条件,更要关注村民的情感需求,尊重其生活习惯和传统习俗。搬迁后新的村落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对村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有显著效果,但同时也应注重提高当地藏族村民对聚落的满意度和归属感。例如,在新的聚落中修缮寺庙等宗教场所,其实是通过再生非物质文化关联空间,延续了村民的宗教活动和日常交流习惯,有利于本地传统文化和乡土习俗的传承发展。除了物质空间的建筑符号延续及风貌保留,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也不可忽视。在聚落景观的发展中,通过非物质文化关联空间作为载体[6] ,保护和保存传统民族文化与民俗活动也是传统聚落景观再生的有效途径之一。
4.3鼓励社区参与,促进景村关系可持续发展
风景名胜区中旅游业的发展应将居民社区价值纳入风景区整体价值体系,强调多方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政策制定过程和社区居民内生力量的培育等[16-17] 。在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中,现有的旅游方式仍以乘车观光为主,游线与时间安排更多侧重于自然风景观赏。在景村作为有机统一体的背景下,三达古村需要精准定位,人文景观与达古冰山风景区自然观光差异互补、共同发展,提供更多的藏族人文风俗展示与原住民的当地生活体验。注重村落价值的挖掘,转型传统的观光旅游方式,在丰富游客体验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展示和传承三达古村的文化价值,进而促进景村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风景名胜区核心价值的一部分,民族村寨本身也具有重要的风景资源价值,而不应只提供旅游服务。在风景名胜区的藏族村落中,尤其要强调当地村民的积极参与合作,如鼓励中青年居民积极参与传统转山和祭拜等活动,鼓励村民向游客开展传统文化解说教育和文化体验活动等,向游客展示真实的藏族村寨生活,避免发展成商业化的旅游村。通过民族社区参与合作,可以保护民族村寨景观的地域特征和民族文化价值,打造和谐、可持续的景村关系。 5 结语
三达古村的保护与发展对于风景区中传统村落的保护再生及协调“景-村”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三达古村新建的民族村寨在建筑样式、符号上保留了传统,但在搬迁中,其聚落景观格局和聚落结构已经发生变化。风景名胜区中乡村聚落的保护与发展具有综合性、复杂性,搬迁后如何进行整体保护,实现新的人地关系协调是关键问题。基于景村协同关系,藏族聚落景观的再生与发展需要各方利益相关体的共同努力,需要促进新旧聚落的均衡 发展,需要时刻关注聚落所处自然环境的保护,更需要注重自然与人文景观相互作用下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1]高蛤,余压芳,曾增.风景名胜区与传统村落规划互适性影响研究:以贵州楼上古村落景区为例[J].中国园林,2020,36(6):89-94.
[2]陈耀华,妙关素.风景区传统村落居民诉求与应对研究:以长屿硐天景区岙里村为例[J].中国园林,2015,31(4):109-113.
[3]王思彤,池腾龙.共生理念下景区与周边村庄协同发展规划探索:以河北天生桥景区和朱家营村为例[C]//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8乡村规划).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广东东莞市人民政府,2017:434-444.
[4]郭大奇.“景村一体化”理念下旅游型宜居乡村规划研究[J].城市住宅,2017,24(11):49-53.
[5] 杨贵庆,开欣,宋代军,等.探索传统村落活态再生之道:浙江黄岩乌岩头古村实践为例[J].南方建筑,2018,187(5):49-55.
[6]王宝强,宦小艳,李萍萍.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保护的空间再生策略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花山景区濑江屯为例[J].华中建筑,2020,38(12):116-120.
[7]云翃,林浩文.文化景观动态变化视角下的遗产村落保护再生途径[J].国际城市规划,2021,36(4):91-98,107.
[8]馬骏.基于文化旅游的白马藏族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8.
[9]蒋悦,马骏.旅游产业转型下的乡村景观规划研究:以甘南藏族传统聚落为例[J].建筑与文化,2017,158(5):179-180.
[10] 张文敬李明,吴志根,等.四川省黑水县冰川水资源的特征与评价[J].山地学报,2002,20(4):461-465.
[11]刘沛林.古村落:独特的人居文化空间[J].人文地理,1998(1):38-41.
[12]张雪梅.诸神的居所—西部中国的信仰社区[D].成都:四川大学,2007.
[13]张文敬.横断山:中国冰川的“绿色”故乡[J].今日科苑,2013(12):29-34.
[14]余压芳.自然村寨景观的价值取向及其保护利用研究[J].中国园林,2006,22(2):66-68.
[15]杨贵庆,戴庭曦,王祯,等.社会变迁视角下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J].城市规划学刊,2016(3):45-54.
[16]王应临,庄优波,杨锐.风景区居民社区规划优化研究:以九寨沟为例[J].中国园林,2017,33(8):24-29.
[17]张琳,邓文君.风景名胜区社区的价值认知及调控规划:以浏阳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为例[J].中国城市林业,2017,15(3):30-3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