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浩星，澳門出生，投身文化工作30多年，從事寫作、出版、策展及博物館管理工作。曾任澳門日報副刊編輯、副刊課副主任，2008年至2017年擔任澳門藝術博物館長。現為澳門立法會議員，故宮研究院書畫研究所、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西泠印社理事等。歷年策劃中外藝術展、文物展逾三十項，主編畫冊、文集逾五十種。擅長詩詞及書法、篆刻，多次參與國內外美術聯展。著有《夜航隨筆》正、續編，《一日之跡——陳浩星書法篆刻集》。並有《讀清人書法絕句》及藝文集待刋。2015年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文化功績勳章。
　　 此期人物訪談，記者榮幸邀請到陳浩星議員，就自己的文化人生，以及在疫情常態化下如何發展澳門的文化事業等話題進行分享。
　　書畫興趣源於兒時家庭培養
　　 陳浩星是澳門資深的文化工作者，談及自己的文化人生，他娓娓道來，笑言自己從小已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充滿興趣，喜歡閱讀書籍。在中小學時最喜歡的學科是語文、歷史與地理。稍長，對中國傳統藝術產生濃厚興趣，開始學習書法、篆刻。這些都與家庭環境和教育有關。
　　 他說：“我父親是海員，任職於航行港澳的佛山輪，1971年颱風吹襲港澳，佛山輪翻側，因此罹難。家中的姐姐比我年長，很是關心我的成長，鼓勵我閱讀，並購買書籍、兒童雜誌給我，支持我發展自己的興趣。父親是工會的積極分子，在我的印象中，父親非常愛國，對我的人生影響很大。那時過國慶節，家裡會在露臺掛上國旗，不止我們家，當時澳門的愛國家庭都會這麼做。每逢國慶，街巷都掛滿三角形彩旗，充滿節日氣氛。到了讀中學時，閱讀面較廣，對古典文學及近代歷史接觸較多，開始知道許多仁人志士，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清末陳天華在日本蹈海自殺以喚醒民族魂等等，深深為他們的觀念及事蹟所感動，令我立志今後從事新聞或文化方面的工作。”
　　 他接著談到：“中學畢業後，我在香港三聯書店當了幾個月臨時工，隨後赴日本升學。儘管之前我已經參加暨南大學的入學試，獲中文系錄取，但我還是選擇去日本，理由是近現代許多革命者、文化人都赴日本求學，多少有些年輕人的浪漫主義情緒，我是非常嚮往的。這事得到了姐姐經濟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只是在學期間因為患病，留醫半月，家人又不放心，只好中途輟學回澳。之後獲李鵬翥先生提攜，進入《澳門日報》工作，一做便是十五年。在報館工作，我感到是個很好的學習和鍛煉的機會。當年我任職副刊，報社的領導對我既嚴格要求，也循循善誘;既打開了文藝知識的窗口，也培養了正確的國家觀念，處事要顧全大局。當時除了報社工作，也鼓勵我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和社會工作，如以澳門新聞工作者身份，獲薦為全國青聯澳門區委員，廣泛聯繫澳門各界青年朋友，認識祖國發展，這些都成為我寶貴的人生經驗，自覺在《澳門日報》工作受益終生。”
　　 陳浩星的藝文人生豐富多彩，他曾擔任《澳門日報》副刊課編輯、副主任，又擔任過口碑載道的澳門藝術博物館的館長之職近十年。此外他還是一位詩人、書法篆刻家，其書法創作內容很多是他自作的詩文。
　　文化人需要清晰自己的立場
　　 談及博物館的策展工作，陳浩星坦言：“我中學時就對北京故宮有著深厚的感情。我其中一個姐姐在香港工作，她很關心我，知道我熱愛中華文化，有見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若干種介紹中國文物、宮廷建築、帝后生活的大型畫冊，內容廣泛，有書畫、陶瓷、工藝品，是國寶級的文物，她雖是工薪階層，但知道我一定會喜歡這些畫冊，即使價格不菲，也一一買來送給我。我非常開心，因此對故宮頗感親切。後來在東京短暫留學，假期都去神田區泡舊書店，也買過好幾本故宮文物赴日展出的圖錄。”
　　 他說，當了解到故宮文物在日本展出時，心中不禁思忖：“為什麽這些文物可以送到日本展覽，但在中國人土地的澳門卻看不到？我當時就有個夢想，希望將來在澳門也能夠看到故宮的展覽。”“後來回到澳門就業，離開報社文藝工作的崗位後，有幸參與藝術博物館的建設，也是自己的興趣所在。在回歸前夕，我感到條件成熟，應該努力爭取在澳門舉辦一場故宮文物展。我先是透過許世元先生的公子許禮平兄的介紹，邀請到故宮博物院楊新副院長來澳為我們鑑定館藏書畫，目的是希望和故宮博物院建立關係。"記者也被他的那份熱情和堅持所感染。
　　 “楊院長回京的當天，我和同事到澳門機場送行，我向楊院長展示一份《澳門日報》，頭條是報道國家領導人將來澳門主持政權交接儀式，我當面徵求楊院長的意見，是否可以適時把故宮的館藏送來澳門展覽，好讓澳門同胞認識中華文化，加強民族認同感與凝聚力。楊院長爽快地予以肯定及答應支持，建議我們致函故宮博物院說明此事。很高興最後得到了故宮博物院領導的大力支持，成功舉辦了‘盛世風華’故宮珍藏文物展。作為澳門回歸祖國的一項重要文化活動，獲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說到此，他有些激動和開心。
　　 他直言：“我們的發展方向，一定會有傾向性。作為澳門特區政府的博物館，服務市民，我們當然做中國人應做的事。展覽以中華文化為主軸，但這個宗旨並不妨礙我們和外國的文化藝術機構合作。藝博館歷年均舉辦世界知名的、優秀的藝術家作品及流派展，吸收多元文化，就是證明。但毫無疑問以中華文化為主體，作為文化人，需要清楚自己的文化立場。過去有人質疑我們這個立場，我只能回答，羅浮宮也會有交流項目，也會展示外國文物，但那僅屬次要，其宗旨還是宣揚法蘭西的文化藝術吧？”
　　文化事業亦需要社會效益
　　 談及如何振興澳門的文藝，陳浩星說，先不論政策方向或具體措施，他反而認為有兩個“服務”和“角色”的問題值得澳門文化人一起思考：
　　 一是我們可以為社會提供什麼服務？二是在社會的建設中我們可以擔當什麼角色？具體一點說，站在文化人角度，我們的工作成果可以為社會帶來什麼正面改變？或者說社會效益。我們做事不能不講社會效益，當然文化效益不同經營商業，不同工程建設，但總得向社會交代我們文化工作有哪些效益，例如以培養下一代為目標，有利於提高澳門市民的綜合素養，提高審美能力，拓闊文化視野，加強其競爭力，從而為澳儲才，旨在爭取更多普羅大眾支持，支持者也是文化資源，讓全社會知道投資文化的利之所在，由反對、排斥變成認識、了解;由認識、了解變成認同、支持，有利於文化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也有利於社會均衡發展。這些都是結構性的問題，不是透過爭取政府某一個政策或利好措施就可扭轉現狀，而應是推動全社會對文化效益有理性而準確的認知，這才是根本發展之道。 　　 “如果我們的創作只屬滿足個人或與小部分專業人士交流，那也很正常，沒有問題。但如果使用社會資源，不妨多規劃效益。你搞創作也會希望多些人欣賞吧？如果作品難以引起受眾興趣或共鳴，或者缺乏社會意義、經濟效益，令入門者因無從入手而卻步，既不利於培養觀眾，也不利於大眾藝術水平的提高。但如果我從事的藝術創作是大家關注的議題，或者說對社會有益的，而不是只滿足於自己的創作慾望，這樣的文化藝術會有更廣泛的群眾基礎，才會爭取到社會更多的支持。如果此項文化活動沒有社會效益，如何得到支持？”他誠懇地說道。文化也是一項服務。他打了一個很形象的比方：“例如在交通不便之處建橋，社會效益容易量化，較易爭取市民支持。我們做文化工作，是建溝通人心的橋，意義重大！值得我們向社會說清楚。”
　　 他說：“與此同時，文化界也可以共同思考什麼項目可以做，值得做。澳門的文化事業要發展，需要政府從整體政策上多扶持，這亦有賴業界集思廣益，建言獻策。事業和產業本無矛盾，事業也可以成產業，只要文化工作有發展，自然能夠提供多些就業機會及創業機會。”
　　疫下文化工作的“協同動態管理”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目前未知何時可以結束。在目前的情況下，不少行業倍感艱難。文化界的從業人員亦不例外。陳浩星稱：“目前的經濟環境下，文化界的從業員亦感艱辛。手停口停，但大家並沒有過激反應，比較理性，這裡也有理想的支撐，相互支持打氣，但值得社會予以更多的關心和支援。”
　　 談及抗疫常態化下，應該如何發展澳門的文化事業，陳浩星指出：抗疫和文化產業要做好兩手抓，做好兩者的平衡，在防疫常態化下盡可能將負面影響減至最低。澳門是旅遊城市，文化活動也是旅遊資源。建議研究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如何在澳門更好地積極開展文化活動。例如文化場館，當有確診個案出現時，是否都以關門為唯一防疫手段？是否可參考內地的經驗，是否可協同防疫部門採取更為積極有效的措施實施動態管理？如登記訪客資料、檢驗健康碼、測量體溫、控制場館人數等等，盡可能讓市民生活恢復正常，享受正當文化娛樂權益，也有利於旅遊業復甦。“我試以‘協同動態管理’稱之，是否可以操作，不妨大家探討。”
　　 “此外疫情下也需要發揮自救精神，不可能事事找政府，政府亦不可能幫到這麼多。大家需要積極樂觀面對疫情帶來的巨大影響，適應轉變。如果一味抱怨，於事無補，倒不如大家一起研究對策，自助助人。”他語重心長地說道。
　　用忠誠、謙卑、敬畏的心對待議會工作
　　 作為第七屆澳門立法會的新人，他表示：“今次是第一次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的選舉，我能夠獲得行政長官委任，深感榮幸。十分感謝行政長官對我的信任和肯定，這也是對我的鼓勵和鞭策。我將會如立法會宣誓當日所言：‘竭誠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服務’，以忠誠的心面對行政長官交付的工作任務，以謙卑的心服務澳門社會和市民，多聽意見，特別是文化界的意見，然後透過議會反映，希望能為推動澳門文化事業的發展盡一分力量。”
　　 他表示亦會以敬畏的心面對自己的權利和義務，面對工作，時刻保持清醒，注重從社會大局出發考慮問題，多考慮有建設性的意見。“目前澳門遇到的困難只是發展歷程的某個階段，衝擊只是一時的，艱苦奮鬥也是澳門老一輩的優良傳統，應予以繼承。我堅信只要澳門人自強不息，協作互助，有國家的支持，澳門一定會行穩致遠，越來越好。”他語氣堅定地說。
　　 站在人生的新起點上，陳浩星對未來充滿信心，在此祝他不忘初心，事業順利，眾望所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