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后期提出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3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70周年。其中“绥远方式”是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提出的，是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和当时的现实需要的。
　　毛泽东提出“绥远方式”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发出通电，完全接受中共提出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次日，傅作义通过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致电中共中央，称：已与董其武初步商定，愿采取和平起义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为了尽快挥师南下，歼灭国民党军主力，决定对绥远的董其武部采取暂时维持现状的方针。
　　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拉着傅的手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等待他们的起义。”“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队作战的一种方式，既不同于天津，也不同于北平。先画一条停战线，让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等待他们起义。”“我们俘虏你们的人员，包括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斗中俘获的约1.2万人都给你放回去。”
　　傅作义向董其武详细传达了毛泽东有关“绥远方式”和释放俘虏回绥远的指示。董其武听后表示：“有了绥远方式，我们的和平起义就有了明确的指针和方向。感谢毛主席对绥远将士的宽厚。”
　　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天津、北平、绥远3种方式”，会后，毛泽东派李井泉去绥远，向董其武转达他对“绥远方式”的论述。3月25日，经双方研究决定，成立绥远问题谈判协商委员会，并确定了双方谈判代表。
　　纠正對“绥远方式”的误解
　　在谈判过程中，傅、董方面代表希望中共帮助解决蒋介石断绝军饷和财政补给造成的困难，以稳定军心，尽快做好起义准备。这引起中共代表的不满，认为董其武是“假和谈、真备战”，谈判几度陷于僵局。
　　毛泽东及时指出：“董其武确有实际困难，要答应他提出的条件。”毛泽东连续3次指示，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于是，他召见中共谈判代表和绥蒙省委负责人，阐明：现在是我们与蒋介石进行拔河比赛，在我们必胜的情况下，就不要在谈判桌上与董其武拔河了。而且整个兵团、整个省的起义，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可能造成更多国民党军将领效仿，可以减少成千上万战士的伤亡，所以，我们要答应董方提出的所有条件，撤回我方提出的条件，尽快签订协议，使董做好内部工作，举行起义。
　　军事分界线划定后，因中共绥蒙军区首长误判，两次武装进攻绥远。这些做法使董其武颇感困惑。毛泽东告诫中共绥蒙省委和军区负责人：命令部队立即停止战斗，释放俘虏，撤回原驻地，今后不得再发生此类事件。毛泽东还向董其武转达了他和朱德总司令的歉意，并称这次武装进攻，纯属误会，不会影响“绥远方式”。
　　几经周折，双方在6月8日举行了《关于绥远问题协议》的签字仪式。
　　绥远起义
　　董其武收到蒋介石补发的1900两黄金后，经傅作义向中共请示如何处理。毛泽东指出：黄金可以收下。可是这点儿黄金怎么能解决绥远的困难呢？随即委派傅作义带15万块现大洋赴绥，帮助董渡过难关。
　　蒋介石先后两次派遣徐永昌、王叔铭两位上将前往绥远，做争取傅作义、董其武和孙兰峰的工作。董其武与他们反复斗智，使他们乃至蒋介石都被蒙在鼓里，始终对董其武抱有一线希望。
　　在起义前夕，毛泽东致电称：“可进一步做工作，请徐永昌领衔起义。起义后，请他来北平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但此时中共绥蒙省委致电要求扣留徐永昌、王叔铭等人。傅作义、董其武与中共驻绥联络处主任鲁志浩研究决定，将毛泽东的电报转发给中共绥蒙省委，最终省委不再要求扣留他们，也使蒋介石没有实施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绥远起义通电》宣告大会胜利召开。
　　《绥远起义通告》发出后，毛泽东立即电请董其武、孙兰峰前往北平参加政协会议，两人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还分别任绥远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傅作义、董其武分别任绥远军区正、副司令员。1955年9月，董其武被授予上将军衔，在耄耋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摘自《党史博览》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