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夫语系是充满阴影的。”
　　当今罗马尼亚最重要的诗人安娜·布兰迪亚娜在今年举办的第六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一场世纪对话中，这样描述她的母语。
　　采访诗人之前，我读到的一篇关于她的文章形容她具有“形而上的悲伤”。
　　喜欢她的诗歌是更早的事情。十几年前，她唯一的一本中文版诗集出版。她的诗歌举重若轻，短句和轻盈背后，是关于威权世界中，自身命运的思考，是无声的尖叫，以及她后来总是向我提及的隐喻。阅读她的诗歌，就像一个解读密码的过程，在说与不说的边界相遇，神秘而欣喜。
　　11月21日，香港，海洋公园旁边的酒店，采访安娜。这次“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来自四大洲的30个诗人，都住在这个远离市区、没有“硝烟”的山坳里。那天早上，阳光透彻，空气安宁，她穿一件白色内衬，加蓝色西服，长而丰富的荷叶袖是亮点。当她笑盈盈地和我握手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采访中对她的描述：这个民族在她的诗歌中认识到了自己的命运。
　　她说话总是带着笑，哪怕是谈论严肃的话题。我还能听出羞涩和轻盈，找不到斯拉夫语系中的“阴影”。但在她的诗歌中，具象的影子随处可见：“草的影子/什么能比这更纤细/同时又更难以抹去呢？”“文字中/最具有价值的/只是影子，/出卖了灵魂的文字，/不再有影子。”
　　11月22日，饶宗颐文化馆有安娜的朗诵。“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两年一次，今年是十周年，规模盛大，地点从香港大学换到九龙的饶宗颐文化馆，求得一隅偏安。我第三次到香港参加这个由北岛发起的盛会，诗人的朗诵也听了很多，之前对法国诗人阿多尼斯印象深刻，这次是安娜。她的朗诵像是在布道，又像在耳语，有天真也有焦虑，语调没有高低的变换，只有快慢的转化。她的声音像温柔而坚定的海浪，把我推向黎明前的惶惑。
　　77岁的安娜·布兰迪亚娜被比作罗马尼亚的阿赫玛托娃，著有十八本诗集、两部小说、七本散文作品，曾获赫尔德奖、欧洲自由诗人奖和格里芬诗歌基金会终身成就奖等。东欧解体后曾任罗马尼亚人权联盟主席，推動罗马尼亚加入欧盟，现在仍然是社会活动家，管理一个文化基金。
　　11月29日，成都，再次见到安娜。这次她开始向我提问，似乎有很多秘密需要答案：中国经济繁荣，能否导致更大的开放？中国的城市都这么崭新，你怀旧吗？我的中文诗集从美学角度看翻译得怎样？我可以看看你狗狗的照片吗？你的头发是自然卷还是烫的？这里的女人都是直发呀。然后好奇地打开我的保温杯，看个究竟。
　　11月30日为她送行，在酒店房间，她坚持让我坐在最舒服的一张沙发上，自己坐在沙发前的凳子上，不自觉地又开始回忆。她说东欧瓦解之前，她的诗被封杀，她是没有可能这样和记者共处一室的——房间被监控，信件被检查，电话被监听。
　　对于东欧作家来说，写作必然被历史节点所切割，作家命运和国家命运是如此戏剧性地关联着。流放四十多年后，米兰·昆德拉在今年11月重新获得捷克的公民身份，而他曾认为“故乡”的概念只是一个幻想或迷思。米沃什50年代离开波兰开始他的流亡生涯，但终生用波兰语写作，并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谈到罗马尼亚现代文学，安娜一直围绕着一个时间轴展开：一战二战时期、二战后苏联占领时期、58年苏联撤军到齐奥塞斯库政权，东欧解体后近三十年的自由经济时期……
　　她对集体无意识的敏感，对宏大叙事的反感，对颂歌式话语的警惕，贯穿我们的全部交流。
　　我和安娜谈起我最喜欢的她那首《祖国》（1977），她说是一首爱情诗，可是我读到的是对祖国的重新定义，是对抗恐惧的解药。
　　在你心中我不会思念任何人，
　　通过绿色眼眶
　　沉入睡眠的土地啊，
　　假如我越过
　　你那疲惫的发辫的边境，
　　我便是个异乡人。
　　梦中，我只会
　　说你的语言，
　　只为你讲述一个个童话，
　　我的过于短暂的天堂，
　　我的过于短暂的主人。
　　外面真冷，
　　还有浓雾弥漫，
　　天黑了，时间款款降临，
　　可家里多么好，多么温馨，
　　当我们互相成为祖国的时候。
　　“一首诗如此简单，干净，透明，甚至看起来都不存在。” 她在一本诗集的后记中这样描述对诗的理解。

我用温柔的语言来传达一种痛

　　人物周刊：你早期的诗歌从表面上看，是轻盈的、精巧的，所用的词汇是日常的，包括天空、自然、花朵、飞鸟，但深入体会，可以感受到某种挣扎，你怎么看自己的诗歌语言？
　　安娜·布兰迪亚娜：我接受采访时，特别是电视采访，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爱笑。这是一种对比：我用温柔的语言来传达一种痛、一些可怕的事情，更容易让读者承受。这并不是我的主动选择，而是我的天性，也和当时的写作环境有关。
　　我的第一本诗集里充满天真，虽然我一直很珍惜这种天真的风格，并希望一直保持，但环境和现实最终让我变成了怀疑主义者。我的风格从60年代开始形成，文学评论家把我归入罗马尼亚新现代主义诗人，后来我的作品逐渐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也更贴近现实。
　　人物周刊：2010年你的诗集《我的故土A4》（My Native Land A4）出版，得到广泛好评，被翻译成6种语言，获得包括“欧洲自由诗人奖”在内的很多奖项，近些年的诗歌里，似乎出现了更多类似天使、神、时间等意象，以及更抽象的词汇，如罪恶感、天真、信仰等。你怎么评价自己不同时代的作品？ 　　新现代主义希望通过和罗马尼亚二战以前的传统文化进行对话，重新认识诗歌精髓，超越意识形态上的禁锢。他们并非形成统一的美学风格，而是以更多样化的风格同时涌现，一改当时的沉闷局面。
　　冷战之后，整个社会发生巨大改变，思想更解放，自由度更高，现在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写诗，但都深受西欧诗歌的影响，非常后现代。
　　人物周刊：东欧文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怎样？
　　安娜·布兰迪亚娜：冷战之后，大量东欧国家的作品被翻译介绍到西欧，在这之前，更多看到的是苏联文学。在西欧人眼中，东欧的诗歌太过沉重，我认为这正是它的优势所在，因为诗歌最重要的源泉来自苦难。在新的自由社会中，诗歌是抵抗霸权的一种方式，虽然言论自由削弱了诗句的分量。

诗人是他所经历世界的见证人

　　人物周刊：你认为诗人和社会责任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安娜·布兰迪亚娜：诗人不是创造者，而是他所经历世界的见证人。现实可能把诗人带入危险境地，比如俄苏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前期，他有非常好的作品，比如《穿裤子的云》。但后来他改变了写作方向。
　　诗人无法避免地承担着某种责任，他们总是某个国家、某个地方和某个时代中精神最自由的一个群体。诗歌是语言的精华，诗人是社会系统中的精华，就像19世纪罗马尼亚诗人George Cosbuc所说——我是我民众的灵魂，阿赫玛托娃也称自己为“一亿人尖叫的嘴”。
　　人物周刊：很多人对你诗歌的解读，更倾向于政治层面而非艺术层面，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安娜·布兰迪亚娜：这是一个奇怪而危险的现象。但在冷战结束之前并不是这样，那时候，诗歌就是诗歌，是我们挣扎的方式，它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免遭摧残。人们传阅地下手抄诗歌时，是活得最自由的时刻。
　　冷战结束后，罗马尼亚分成两大阵营：一部分人反对集权，但又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获得财富和权力;另一部分人希望建立民主的法治体系。我属于后者，建立了多个民权组织，推动罗马尼亚的民主法治进程。人们更多时候把我当成意见领袖而不是诗人，读我诗歌的人越来越少。幸运的是，我的作品开始被大量的翻译成各种文字，于是我在别的国家又成了诗人。
　　人物周刊：你认为这个时代还会有伟大的诗人吗？伟大诗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特质？
　　安娜·布兰迪亚娜：以前我认为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诗歌。当下，在市场伦理为导向的消费主义社会中，诗人被边缘化。通过文化来抵抗物质主义的侵蚀，也许是诗人创造精神价值的契机。
　　伟大的诗人首先是有最自由和独立的灵魂，第二，以前的诗人相信神明，现在的诗人需要相信某种抽象的神秘力量的存在。机器人无法写出好诗，即使它比人类更聪明，也无法感受那些不可言传和抽象的感情。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的价值来源于它和人性最根本的连接。现代科技似乎带来了人与人的隔阂。
　　人物周刊：：作为罗马尼亚最重要的诗人和社会活动家，你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安娜·布兰迪亚娜：我非常忙，从早上10点工作到下午5点。我在管理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运营包括一个博物馆在内的很多文化项目，博物馆在罗马尼亚北部，有60个房间，展览罗马尼亚的历史。
　　人物周刊：你有什么业余爱好？
　　安娜·布兰迪亚娜：我喜欢做饭，看电影。在我丈夫去世前，我们总是一起看电影，他是作家，也是电影评论家。我18岁嫁给他，直到两年前他去世，一直都在一起。现在我和我的猫咪一起生活。每年8月，都会去乡下的房子住一个月，那里太美了，我可以安静地写作。
　　人物周刊：如果让你推荐一首自己的诗给年轻人，会是哪首？
　　安娜·布兰迪亚娜：《清晨的挽歌》——
　　起初我答应保持沉默，但是，在早晨
　　我看见你在门口，
　　像耕耘麥子一样耕耘灰烬，
　　我忍受不住大叫：
　　“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
　　我彻夜为你下着雪，
　　我为你把黑夜染成了白色：哦
　　你知道下雪有多困难吗！
　　昨晚你一睡着我就出去了。
　　当时又黑又冷。我必须
　　飞向指定的虚空
　　让太阳旋转并昏暗
　　我必须调整角度让一切更加闪烁不定
　　让雪花为你而飘。
　　我思考，权衡，测试，模拟
　　我用眼睛擦亮每一片雪花，
　　现在我焦虑、困倦、疲惫。
　　我看见你在耕耘无法复燃的灰烬
　　在那些白色的礼物上。我笑着告诉你这个秘密——
　　更多的雪会随我而来
　　世上所有的白色将覆盖你，
　　从现在开始请了解规律，
　　大雪将至，
　　你的灰烬将耗尽，
　　孩子们将学会让雪下得更大，
　　白色将覆盖你软弱的借口，
　　地球将回归恒星轨道
　　如同烈日炎炎的雪花。
　　（资料整理：杨佳、黄胜伟;翻译：宋轶男、 董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