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古代“公务员”捧的是“瓷饭碗”，重要的还不是指上述“通过读书考试或其他途径”成为朝廷命官这个群体，因为此群体数量在古代实在太少。
　　朱元璋时期，全国有七成官员因各种原因离开岗位
　　在明朝，朱元璋对违法乱纪的官员严惩不贷，先是借户部侍郎（财政部长）郭桓“空印案”杀掉官员1.5万人；然后又借丞相胡惟庸、大将蓝玉谋反案，大开杀戒14年，受株连被杀的各级官员4万余人，至于那些被关进监狱、辞退、开除的更是不计其数。
　　据不完全统计，朱元璋时期，全国有七成官员因各种原因离开岗位。当时，有的官员在早晨上班时要跟家里举行告别仪式，说今天走了就不一定能回来；熬过一天回到家里，长舒一口气又对老婆说一句：“哎哟，今天总算又活了一天，明儿再说吧。”官员如此“朝不保夕”，连平头百姓还不如，这时的公务员端的饭碗，只怕都称不上“瓷饭碗”。或许有人说，这是建朝之初须用重典，不足为凭，和平时期的古代公务员应该端的是“铁饭碗”吧！答案是：也不见得。
　　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考成法》，据此办法，万历三年（1575年），查出“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巡抚（相当于省部级）、抚按（相当于中央驻各省纪委书记）官员54人。其中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因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万历四年，山东有19名、河南有12名地市级官员，因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和革职处分。张居正当政期间，按《考成法》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由此可见，在和平时期，朝廷对“未完成工作任务”的地方官员，动辄扣工资、降级、降职甚至干脆辞退，稍不注意，饭碗就可能被打碎。
　　不仅省部级官员的饭碗随时被打破，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的首辅的饭碗有时也好不到哪去。明崇祯在任17年，撤免宰相多达50多人，罢黜国防部长14人、巡抚11人。类似的情况并不只发生在明朝。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也不长，平均四年多；东汉时，“三公”（古代最显贵的三个官职太师、太傅、太保）的平均任期还不到两年半。
　　官员这碗饭并不好吃，但一辞职就会变成“三无”
　　如果你觉得官员这碗饭不好吃，想辞职却也没有现在这样自由。比如你不幸遇到朱元璋，你说你不干了，啥意思？绝对“杀无赦”！秦汉时代，凡任公职、吃财政者，通称为官，除了替朝廷出勤打工外，别无脱离职务的身份和权益。当时的讲法叫“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近似现在人们帮老板打工的意思。一旦因奔丧生病、任满更替、罢免辞官等各种缘故退休，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即告解除。那么往往就会变成“三无”了。
　　哪“三无”呢？
　　一无退休金。就是无论原先俸禄多少，只要离开职位，一律停发俸禄（除非有皇帝特诏照顾）。譬如汉朝俸禄本来就薄，俸禄低或负担重的人积蓄不易，所以不少官吏一旦休官停俸，就要另觅生计。
　　二无工龄。就是除了曾任二千石（郡守的通称）以上高官者在休官以后重新出仕時，可授予“比六百石”职位以示优惠外，其他二千石以下的休官者，如果再当官，都得回到起跑线，和新任菜鸟官员一起竞争。总之，既没有可以保留的干部身份，也没有可以累计的连续工龄。
　　三无余荫。就是“人走茶凉”，在职时候的特权和影响，就此一笔勾销。
　　朝廷要官都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官阶更小的官员自然待遇就更差了：二千石“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中低层官吏，则有“司隶、部刺史”等纪检官员随时“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就是动不动便会打碎了饭碗。
　　退休后，便开始了“房奴”生涯
　　自隋唐开始，官、职分离，所谓休官，其实只是休职，就是由于奔丧、病伤、候选、罢免、离任、致仕等各种缘故，脱离了能行使一定权力的职位（或差使）而已，但代表个人资格权利的官员身份依然存在。
　　换句话说，秦汉魏晋的“公务员”休官以后就是平民（原有贵族身份者例外）。从隋唐开始，“公务员”休官以后依旧是官，在许多方面享有老百姓企望不及的特权：比如涉及诉讼时可以不在公庭抛头露面，犯罪了可以用官告抵刑，又如住宅厅堂可以有几间几架，车舆骑乘可以怎样装饰，衣冠可以穿什么样式和颜色，乃至死后可以按什么规格办丧事、起坟墓，都可以根据官资高低采取与级别相应的排场。虽然说费用都需自掏腰包，但对比布衣即使有钱也不得僭越的种种禁限，“官有常尊”的身份意义就弥足珍贵了。此外，从唐代后期起，退休的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可以享受“半俸”养老，更是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尽管如此，唐宋时休官的实际含义，也不止是失去了在某个职位上行使权力以及支领全额官俸的特权，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房屋居住权。
　　古代官员授职有回避原则，就是不许在原籍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所以当时的公务员如果经常在职的话，就得到处宦游。一方面少有时间精力在原籍营建房产之类，另一方面无论到哪儿工作，总有条件优越的官邸供你和家属居住。可是一旦休官，马上就得搬出官邸让给继任者。而且往后定居何处还有限制，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所以若要盘点休官所带来的实际损失，迫在眉睫的就是再也不能继续居住设备齐全的官邸了。
　　唐玄宗登基后，前朝宰相李日知瞒着家人向朝廷提出辞职申请，待皇帝批准下来，回家后即命家人整理行装，马上搬出官邸，移居乡村住宅。夫人惊问何故，他说他已经退休了。夫人大怒：“家产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遽辞职也？”
　　宋仁宗时做过宰相的杜衍，因为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连迁居乡间住宅的退路也没有，只好长期借居南京（今河南商丘）车院（教习驭车技艺的单位，近似后世的驾校），直到去世，“第室卑陋，才数十楹，居之裕如也”。宰相尚且不能占住官邸，其他休官者当然更得靠自己设法解决居住问题。苏辙退居许州后，眼看李方叔起盖新居，羡慕不已，“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于是他决心盖房，享受一下老有所居之福，“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不过心愿满足了，一生积蓄也耗尽了，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