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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期间，作为接触到新思想的先进学生代表周恩来和邓颖超立即投身到运动中，为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投身于爱国运动之中，开启了他们革命生涯的序幕，也加深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实情况认识并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在爱国运动中他们相识、相互仰慕，共同的革命理想，促使他们日后最终结为革命夫妻，共同致力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一、周恩来和邓颖超青年时期立下报国救国之志
周恩来、邓颖超生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苦难深重的年代。他们在天津求学期间刻苦学习、探索真理、品学兼优，为拯救中华立下宏伟志愿。
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字翔宇，浙江省绍兴人，1913年进入天津南开学校（今南开中学）学习。面对列强欺凌、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他12岁时便讲出“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救国之愿。他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的一篇作文中写道：“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表达了他对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祖国的忧虑。
在南开学校学习期间，他还阅读中外思想家的著作、阅读《新青年》，爱国思想更加高涨，愤然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主编《敬业》，并作为编辑代表编辑《校风》（1916—1917年）杂志。在《敬业》和《校风》上，他发表一系列的文章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在1914年出版的《敬业》创刊号上，周恩来的诗作发表，在诗中他写道：“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表达了他对黑暗政局的忧愤之情。1916年11月8日周恩来发表在《校风》上的《中国现时之危机》，文中全面地阐述了自己对国事的看法。他指出：在国家危亡之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中学毕业去日本留学，他给同学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东渡日本前，写下了抒发他救国抱负的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来在国内曾一度认为要拯救贫弱的中国，须学德意志实行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不可。到日本后，他通过对实行军国主义的日本的实地考察，尤其是目睹了日本席卷全国的米骚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他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推翻了他此前的一些想法。与此同时，在日本周恩来了解到十月革命的情况，阅读了当地学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初步认识了唯物史观、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等原理。对此，他深有感慨：“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与国内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相比，周恩来更早更多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发生了新变化。当母校南开中学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来，他决定“返国图他兴”。1919年4月5日，在回国途中，在日本京都周恩来写下了《雨中岚山》等三首诗。诗中写到：“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蛟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蛟妍。” 此后不久，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也改变了周恩来的人生道路。
邓颖超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1913年她与母亲辗转落脚于天津，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经过一年预科学习，1916年秋升入本科。在校期间，她努力学习，勤于思考，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刻苦学习之余，她还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她在担任校友会余兴部委员和图书部书记股干事的同时，还带头为学校图书馆捐款。这一年年底，年仅12岁的邓颖超写了《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感言》表达救国的思想，在文中她对反袁护国英雄的逝世表达了无限的哀思，并阐发了强烈的爱国主张：“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奋精神、谋国家之进步！ ”她热心社会活动，参与筹建了学生乐群会、学生自治会、青年会等组织。她也是周恩来等主办的《敬业》、《校风》刊物的忠实读者。
二、周恩来、邓颖超推動五四运动的发展
当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天津时，正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和女子师范的同学们一起，以实际行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投入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周恩来1919年4月从日本回国，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回到天津，以校友的身份经常到南开去。周恩来无论是在南开学校大学班入学前还是入学后，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伟大的爱国运动中去。他和他的战友邓颖超、马骏、郭隆真等在天津开始了坚决持续不断的战斗，有计划地展开宣传、组织和斗争。这场爱国运动锻炼了他们，他们推动运动向前发展，形成波澜壮阔的局面。
（一）积极宣传爱国思想
邓颖超通过组织爱国团体，讲演、办平民学校、演话剧等多种形式，宣传爱国思想，启发民众。五四运动爆发后，由郭隆真倡议，邓颖超、张若茗、王卓吾等同学首先响应组织爱国团体，女师学生联合其他女校学生和全市爱国妇女共同参加，5月25日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邓颖超在成立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并被推举为评议委员、讲演队长。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以提倡国货并唤起女界之爱国心为宗旨，它的成立标志着天津妇女爱国运动走上新的阶段。此后，“女界爱国同志会”便同先后成立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群众运动中并肩战斗。
邓颖超担任着“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和“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长。讲演队经常到各处讲演。在市内各宣讲所、民教馆，以及公共集会的场合，年仅15岁的演讲队长邓颖超，以强烈的爱国热情，率领爱国演讲队队员，向民众诉说政府卖国外交失败的经过，揭露卖国贼的卖国罪行，痛述朝鲜亡国后当亡国奴的痛苦，规劝同胞齐心抵制日货、协力救国，抗议当时北洋政府对学生的迫害、争取妇女自由平等权利等等。有时声泪俱下，使听众深受感动，久久不愿离去。据当年天津《益世报》记载，7月末，正值暑假期间，女演讲队在王天麟、邓颖超率领下，到赵家胡同、黄家胡同等处演讲。演讲队为了使爱国宣传活动更加深入到妇女群众中去，她们还时常作家庭访问，并到比较偏僻的地区和贫民区去挨家宣传，即使碰钉子，她们也毫不灰心。 “女界爱国同志会”为了提高平民妇女的爱国觉悟，帮助平民妇女提高文化，还举办了妇女补习学校，分设在东、西两个演讲所。学员主要是家庭妇女，课程是识字、谈话（主要进行爱国教育）、织花边等。为了补助补习学校的经费，女师同学们除募捐外，还演出话剧，把收入作捐款。她们曾演出歌颂我国古代女英雄的《木兰从军》和描写刺杀日本伊藤博文的朝鲜英雄的故事《安重根》（又名《亡国恨》）。这两个话剧的主角都由邓颖超扮演。邓颖超在60多年后重忆此事时说：“我演戏总是演男的，而恩来总是扮演女的。因为那时候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封建习俗可厉害哩！男女授受不亲。”
周恩来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传播先进思想。五四运动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天津。在1919年5月7日，天津学生就举行了示威，很快的组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周恩来回国后，还未入学便投入到了这场热烈的学生爱国运动中。他表示“有恒心，有胆量，方能成功”，充分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大家熟知周恩来品学兼优、才能出众，邀请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深感义不容辞，欣然接受。1919年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简称《会报》）创刊，周恩来担任主笔，从筹措资金到各项具体出版事宜，从搜集新闻到写稿子，从编排版面到校对，甚至卖报，他都亲力亲为，不辞辛苦地战斗。创刊号上周恩来以《革心！革新！》为题撰写的发刊词，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宣扬“民主主义”精神和“革心”与“革新”的办报主旨，要求青年改造旧社会，改造自己的思想。在文章中他指明革命运动的方向，传播新思潮，指导和推动五四运动的发展。文章发表后，天津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他在报上发表的《黑暗势力》一文中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 ”“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 明确提出必须要“罢工！罢市！不纳税！罢课！”
《会报》以“敢言”闻名，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冠”，在指导天津五四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周恩来用飞飞署名发表《黑暗势力》、《讨安福派的办法》、《评现今舆论界并问〈益世报〉》等一系列笔锋犀利，战斗性强的文章，他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提出“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依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的主张，指明了革命的方向。《会报》初为日刊，10月7日改为三日刊，后来改为对开一大张的日报，“每期销到二万份以上，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以《会报》为阵地，周恩来揭露时政黑暗，唤醒民众觉悟，传播马克思主义，共出100多期。他主编的《会报》有四五千订户，读者包括学生、员工在内的社会各界，在全国产生影响。
（二）创办严密的革命团体觉悟社
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進一步激发起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和对救国真理的探求。随着爱国运动的不断深入，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在总结了几次请愿斗争的经验之后，郭隆真、周恩来等根据大家的意见，提议另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来推动各项斗争。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学生联合会选出部分骨干分子，组成了比学联更加严密的团体——觉悟社。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于1919年9月16日正式成立，它的第一批社员包括马骏、谌志笃、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男女20人。
觉悟社是五四运动中天津影响最广泛、作用最突出的进步学生组织。它的组织严密，社员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发展新社员须经社员3人以上介绍，内部实行委员制，分工负责，是当时青年团体中比较健全的一个。周恩来起草觉悟社的宣言，提出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实现这个宗旨的方法有四点：一、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的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演讲；四、灌输世界新思潮。
觉悟社的成员经常聚到一起开会，讨论时局，研究下一步开展学生运动的办法。为灌输世界新思潮，觉悟社不定期出版《觉悟》社刊，号召青年学生到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去，进行广泛宣传，“让国人知道国事真相”，“用全国的实力”去反对军阀政府。觉悟社成立不久便引起社会关注。当时的北京《早报》称觉悟社为“天津的小明星”，北京《晨报》曾称它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小团体。”“他们抱了时时觉悟、刻刻觉悟的决心”，有着改造社会的愿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当时觉悟社有20个社员，都是大中学生，他们虽然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但思想上单纯幼稚，需要先进科学思想知识的武装。周恩来提议，觉悟社应当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来天津演讲，指导觉悟社的活动 。觉悟社成立的第五天，9月21日，李大钊应邀来津。李大钊在同觉悟社社员们的谈话中，对觉悟社出版《觉悟》，“出版不定期小册子的办法，同不分男女的组合，都非常赞成。”并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他还向社员们讲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于周恩来、邓颖超都有很大的启发。
此外，李大钊还在天津基督教维斯理堂（今和平区滨江商厦所在地）对天津青年发表公开讲演。李大钊作题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的演讲，内容主要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同时也谈到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必须坚持到底。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演讲，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心中埋下了种子，对他们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觉悟社还请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和时代精英前来演讲指导工作。
周恩来等人创建、领导的觉悟社是天津学生界的核心领导组织之一，作为五四运动中在天津影响最广泛、作用最突出的进步学生组织，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急流中奋勇搏斗，给古老衰败的中国带来希望。社员们研究当时世界新思潮和一些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理论问题，经过分析、比较，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憧憬十月革命。
（三）推动革命活动持续发展 觉悟社的成立，标志着天津学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将天津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再次推向高潮。在以觉悟社社員为核心的天津学联和各界爱国团体的领导和组织下，发动了天津更大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
1919年10月10日，由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天津全市市民大会，继续坚持惩办卖国贼，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加紧抵制日货，举行游行示威。在周恩来等人的组织下，天津人民在南开大学操场集会，痛斥北洋军阀政府镇压、逮捕爱国群众的罪恶行径，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请愿活动。在这次活动中，邓颖超机智勇敢带领女生队伍冲锋在前，与军警展开搏斗，斗争一直坚持到次日黎明。
在10月10日事件以后，压迫愈来愈紧，过了一个多月，“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查封。1919年11月，天津1000多人游行演讲，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数万人两次举行国民大会，焚烧日货，高呼救亡。马千里、马骏等24个领导人被逮捕。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周恩来和邓颖超更认识了军阀政府的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利，决不是不经过斗争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的。
1920年1月，全国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1月23日，天津学联调查员在检查日货时，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反动当局不但不惩办日本浪人，反而指使军警毒打学生，逮捕进步人士，并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为了抗议反动当局的罪行，29日，周恩来等人率领各校五六千学生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他们知道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所以作了周密细致的布置。邓颖超回忆说：我们事先有系统地动员了各校的同学与各界市民，并且在请愿的组织领导上作了精密的适当的分工。刘清扬、邓颖超、王天麟被指定担任留守工作。这次请愿活动遭到反动军警血腥镇压，重伤50余人，造成了天津“一·二九”流血惨案。周恩来等当场被拘捕。“一·二九”惨案发生后，2月1日，天津全市学生罢课抗议。学联并分别派遣代表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呼吁支援。在上海学生总会的号召下，掀起了全国性的声援天津学生运动的大游行、大示威。
在被检察厅羁押期间，周恩来等组织读书团、演讲会。他亲自讲解马克思主义学说，所讲内容主要有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等。周恩来在狱中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自己讲“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他还说：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在狱中编写了《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这两个历史文献，详细记录了在狱中的斗争情况。
“一·二九”惨案发生后，觉悟社的一些主要骨干被捕或离津，谌志笃、邓颖超等就承担了领导天津学生运动的主要工作。被捕的学生代表一直在狱中坚持斗争，抗议非法拘捕。但警察厅当局无视他们的正义要求，压迫更加严重，代表们被迫以绝食来表示抗议。4月初，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同学们都十分难过。邓颖超、谌志笃等24名同学，当即自愿报名到警察厅去代替被捕的代表受监禁。正义的斗争，弄得警察厅十分狼狈，只得同意他们与被拘代表见面。这样，被拘代表与外界沟通了联系。邓颖超等加紧开展营救活动。他们组织“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分子和被捕代表的家属经常去探望、慰问；发动群众，广泛宣传，用社会舆论对反动当局提出谴责，施加压力；积极准备提出公诉，要求公审；此外，还聘请全国有名的爱国律师刘崇佑先生为被捕代表辩护。
虽然进行了不少斗争，但青岛仍然没有收回，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取消，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的一些领导骨干还押在监狱里，所以女师同学决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再向群众作一次爱国主义的宣传演讲，同时也为释放被捕代表制造舆论。学校当局不答应她们停课外出，但同学们意志坚决，并分三路去向市民宣传。1920年的5月7日，邓颖超带领300多名女学生冲出了校门，去参加“五七”国耻纪念大会，但回到学校时，校中已挂出牌示，竟公布将全校200多同学全数开除学籍。经过12天的斗争，在家长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迫使学校当局收回成命。
在被拘代表同各界代表狱内外共同坚持斗争下，在全国各地的有力声援下，7月，反动当局被迫宣布公开审理这个案子。开庭审讯时，被拘代表大义凛然地据理驳斥，痛斥卖国政府的罪行，大讲救国的道理，变审判厅为传播爱国思想的讲台。法庭被迫宣布无罪释放马千里、马骏、周恩来、郭隆真等20多名被拘代表。天津各界人民慰问团隆重地迎接被释代表凯旋。
觉悟社的社友又团聚在一起了，经受了这次考验，大家感到分外亲切。1920年8月10日左右，他们召开年会总结一年多来天津爱国运动的经验、教训，大家感到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团体，但形形色色，思想复杂，“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 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旧中国。他们决定到北京去请教李大钊。李大钊建议他们邀请北京的一些进步团体，如“少年中国学会”等共同开会座谈，研讨问题。
1920年8月16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五个团体在北京陶然亭召开会议。会上先由邓颖超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和一年来的活动情况。周恩来详细阐述了觉悟社年会上提出的联合改造的主张。李大钊鼓励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以便团结一致进行战斗。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通过《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布“本联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 在《宣言》中提出，“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同志，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改造联合约章》中更提出了到民间去，开展宣传事业，社会实际之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以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等具体任务。
1920年秋，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一批社员、同学，为了进一步探索拯民济世的真理，陆续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在欧洲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且创建旅欧党组织。留在国内的邓颖超等几个社员，则开始走向社会。他们有的一边工作，一边根据《约章》的精神，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劳工、妇女、青年学生运动，到码头、工厂、农村开展工作，开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教员，邓颖超是这所小学吸收的第一名女教员。她工作中努力勤奋、处事有方，在实践中为男女平等、开放女禁树立了一个榜样。 三、投身五四运动对周恩来、邓颖超产生重大影响
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的洪流，深化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现实及深入群众开展运动的认识，对于他们个人的人生道路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邓颖超认为“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俄十月革命成功了；只是“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但是通过投身五四运动中，尤其是邀请李大钊作演讲，与其他团体加强学习交流，使得他们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的重要时期。
周恩来、邓颖超都积极投入到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之中，并成为天津引人注目的学生运动领导人。正如邓颖超后来这样回忆：“当时我们这些青年都是爱国的，热情高涨，不顾一切，为反对政府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为实现中国的改造，流血牺牲，被捕坐牢，以至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五四运动开启了他们革命生涯的序幕。
（二）进一步认识到发动民众力量的重要性
在爱国斗争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不能单靠学生请愿上书、罢课示威，更重要的是发动工农劳苦大众。民众觉醒了，斗争才能有出路。周恩来从日本米骚动特别是五四运动的风暴中，深刻感受到工农劳苦大众是革命的伟大力量，“要根本改造社会，就需要唤醒学生和民众的觉悟，不能等着腐败政府来杀戮，我们要把有这样志愿的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周恩来、邓颖超和他的年轻战友们，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农群众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周恩来总结觉悟社一年来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今后的救国道路必须是革命青年在“改造的赤旗下联合起来”，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进一步提出依靠劳工群众，“要组织起来去切切实实的做点事。” 这种依靠工农群众改造社会的主张，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萌芽。
邓颖超投入精力致力于五四运动中一个主要内容，即妇女解放运动，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要求“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学开女禁”、“各机关开放任用女职员”等。向广大妇女宣传“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启发她们的觉悟，提升她们的思想认识，发动她们参与到斗争中来。觉悟社更是率先打破男女不能共同开展活动的情况，为全国其他学生团体树立了榜样。
信仰马克思主義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依靠工农群众改造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之路，周恩来、邓颖超是这条道路的积极探索者。
（三）在革命运动中相识相知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的急风暴雨中。热情活泼的邓颖超在话剧《木兰从军》中的优美形象，吸引了台下天津学生运动领袖周恩来的注意。在觉悟社的活动中他们逐渐熟识起来。他们互相吸引，共同的革命理想促使两个人在日后的革命历程中走到了一起，从此两人既是忠诚的伴侣，又是革命伙伴。这对革命夫妻携手走过半个世纪，成为人们倾慕的典范。
周恩来、邓颖超作为先进学生代表投身于五四运动中，为推动运动向前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在五四运动中，他们也在不断地成长，不仅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确定自己人生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在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
一、周恩来和邓颖超青年时期立下报国救国之志
周恩来、邓颖超生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苦难深重的年代。他们在天津求学期间刻苦学习、探索真理、品学兼优，为拯救中华立下宏伟志愿。
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字翔宇，浙江省绍兴人，1913年进入天津南开学校（今南开中学）学习。面对列强欺凌、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他12岁时便讲出“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救国之愿。他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的一篇作文中写道：“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表达了他对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祖国的忧虑。
在南开学校学习期间，他还阅读中外思想家的著作、阅读《新青年》，爱国思想更加高涨，愤然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主编《敬业》，并作为编辑代表编辑《校风》（1916—1917年）杂志。在《敬业》和《校风》上，他发表一系列的文章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在1914年出版的《敬业》创刊号上，周恩来的诗作发表，在诗中他写道：“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表达了他对黑暗政局的忧愤之情。1916年11月8日周恩来发表在《校风》上的《中国现时之危机》，文中全面地阐述了自己对国事的看法。他指出：在国家危亡之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中学毕业去日本留学，他给同学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东渡日本前，写下了抒发他救国抱负的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来在国内曾一度认为要拯救贫弱的中国，须学德意志实行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不可。到日本后，他通过对实行军国主义的日本的实地考察，尤其是目睹了日本席卷全国的米骚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他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推翻了他此前的一些想法。与此同时，在日本周恩来了解到十月革命的情况，阅读了当地学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初步认识了唯物史观、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等原理。对此，他深有感慨：“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与国内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相比，周恩来更早更多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发生了新变化。当母校南开中学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来，他决定“返国图他兴”。1919年4月5日，在回国途中，在日本京都周恩来写下了《雨中岚山》等三首诗。诗中写到：“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蛟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蛟妍。” 此后不久，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也改变了周恩来的人生道路。
邓颖超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1913年她与母亲辗转落脚于天津，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经过一年预科学习，1916年秋升入本科。在校期间，她努力学习，勤于思考，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刻苦学习之余，她还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她在担任校友会余兴部委员和图书部书记股干事的同时，还带头为学校图书馆捐款。这一年年底，年仅12岁的邓颖超写了《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感言》表达救国的思想，在文中她对反袁护国英雄的逝世表达了无限的哀思，并阐发了强烈的爱国主张：“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奋精神、谋国家之进步！ ”她热心社会活动，参与筹建了学生乐群会、学生自治会、青年会等组织。她也是周恩来等主办的《敬业》、《校风》刊物的忠实读者。
二、周恩来、邓颖超推動五四运动的发展
当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天津时，正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和女子师范的同学们一起，以实际行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投入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周恩来1919年4月从日本回国，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回到天津，以校友的身份经常到南开去。周恩来无论是在南开学校大学班入学前还是入学后，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伟大的爱国运动中去。他和他的战友邓颖超、马骏、郭隆真等在天津开始了坚决持续不断的战斗，有计划地展开宣传、组织和斗争。这场爱国运动锻炼了他们，他们推动运动向前发展，形成波澜壮阔的局面。
（一）积极宣传爱国思想
邓颖超通过组织爱国团体，讲演、办平民学校、演话剧等多种形式，宣传爱国思想，启发民众。五四运动爆发后，由郭隆真倡议，邓颖超、张若茗、王卓吾等同学首先响应组织爱国团体，女师学生联合其他女校学生和全市爱国妇女共同参加，5月25日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邓颖超在成立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并被推举为评议委员、讲演队长。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以提倡国货并唤起女界之爱国心为宗旨，它的成立标志着天津妇女爱国运动走上新的阶段。此后，“女界爱国同志会”便同先后成立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群众运动中并肩战斗。
邓颖超担任着“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和“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长。讲演队经常到各处讲演。在市内各宣讲所、民教馆，以及公共集会的场合，年仅15岁的演讲队长邓颖超，以强烈的爱国热情，率领爱国演讲队队员，向民众诉说政府卖国外交失败的经过，揭露卖国贼的卖国罪行，痛述朝鲜亡国后当亡国奴的痛苦，规劝同胞齐心抵制日货、协力救国，抗议当时北洋政府对学生的迫害、争取妇女自由平等权利等等。有时声泪俱下，使听众深受感动，久久不愿离去。据当年天津《益世报》记载，7月末，正值暑假期间，女演讲队在王天麟、邓颖超率领下，到赵家胡同、黄家胡同等处演讲。演讲队为了使爱国宣传活动更加深入到妇女群众中去，她们还时常作家庭访问，并到比较偏僻的地区和贫民区去挨家宣传，即使碰钉子，她们也毫不灰心。 “女界爱国同志会”为了提高平民妇女的爱国觉悟，帮助平民妇女提高文化，还举办了妇女补习学校，分设在东、西两个演讲所。学员主要是家庭妇女，课程是识字、谈话（主要进行爱国教育）、织花边等。为了补助补习学校的经费，女师同学们除募捐外，还演出话剧，把收入作捐款。她们曾演出歌颂我国古代女英雄的《木兰从军》和描写刺杀日本伊藤博文的朝鲜英雄的故事《安重根》（又名《亡国恨》）。这两个话剧的主角都由邓颖超扮演。邓颖超在60多年后重忆此事时说：“我演戏总是演男的，而恩来总是扮演女的。因为那时候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封建习俗可厉害哩！男女授受不亲。”
周恩来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传播先进思想。五四运动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天津。在1919年5月7日，天津学生就举行了示威，很快的组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周恩来回国后，还未入学便投入到了这场热烈的学生爱国运动中。他表示“有恒心，有胆量，方能成功”，充分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大家熟知周恩来品学兼优、才能出众，邀请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深感义不容辞，欣然接受。1919年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简称《会报》）创刊，周恩来担任主笔，从筹措资金到各项具体出版事宜，从搜集新闻到写稿子，从编排版面到校对，甚至卖报，他都亲力亲为，不辞辛苦地战斗。创刊号上周恩来以《革心！革新！》为题撰写的发刊词，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宣扬“民主主义”精神和“革心”与“革新”的办报主旨，要求青年改造旧社会，改造自己的思想。在文章中他指明革命运动的方向，传播新思潮，指导和推动五四运动的发展。文章发表后，天津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他在报上发表的《黑暗势力》一文中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 ”“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 明确提出必须要“罢工！罢市！不纳税！罢课！”
《会报》以“敢言”闻名，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冠”，在指导天津五四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周恩来用飞飞署名发表《黑暗势力》、《讨安福派的办法》、《评现今舆论界并问〈益世报〉》等一系列笔锋犀利，战斗性强的文章，他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提出“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依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的主张，指明了革命的方向。《会报》初为日刊，10月7日改为三日刊，后来改为对开一大张的日报，“每期销到二万份以上，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以《会报》为阵地，周恩来揭露时政黑暗，唤醒民众觉悟，传播马克思主义，共出100多期。他主编的《会报》有四五千订户，读者包括学生、员工在内的社会各界，在全国产生影响。
（二）创办严密的革命团体觉悟社
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進一步激发起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和对救国真理的探求。随着爱国运动的不断深入，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在总结了几次请愿斗争的经验之后，郭隆真、周恩来等根据大家的意见，提议另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来推动各项斗争。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学生联合会选出部分骨干分子，组成了比学联更加严密的团体——觉悟社。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于1919年9月16日正式成立，它的第一批社员包括马骏、谌志笃、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男女20人。
觉悟社是五四运动中天津影响最广泛、作用最突出的进步学生组织。它的组织严密，社员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发展新社员须经社员3人以上介绍，内部实行委员制，分工负责，是当时青年团体中比较健全的一个。周恩来起草觉悟社的宣言，提出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实现这个宗旨的方法有四点：一、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的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演讲；四、灌输世界新思潮。
觉悟社的成员经常聚到一起开会，讨论时局，研究下一步开展学生运动的办法。为灌输世界新思潮，觉悟社不定期出版《觉悟》社刊，号召青年学生到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去，进行广泛宣传，“让国人知道国事真相”，“用全国的实力”去反对军阀政府。觉悟社成立不久便引起社会关注。当时的北京《早报》称觉悟社为“天津的小明星”，北京《晨报》曾称它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小团体。”“他们抱了时时觉悟、刻刻觉悟的决心”，有着改造社会的愿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当时觉悟社有20个社员，都是大中学生，他们虽然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但思想上单纯幼稚，需要先进科学思想知识的武装。周恩来提议，觉悟社应当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来天津演讲，指导觉悟社的活动 。觉悟社成立的第五天，9月21日，李大钊应邀来津。李大钊在同觉悟社社员们的谈话中，对觉悟社出版《觉悟》，“出版不定期小册子的办法，同不分男女的组合，都非常赞成。”并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他还向社员们讲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于周恩来、邓颖超都有很大的启发。
此外，李大钊还在天津基督教维斯理堂（今和平区滨江商厦所在地）对天津青年发表公开讲演。李大钊作题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的演讲，内容主要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同时也谈到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必须坚持到底。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演讲，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心中埋下了种子，对他们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觉悟社还请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和时代精英前来演讲指导工作。
周恩来等人创建、领导的觉悟社是天津学生界的核心领导组织之一，作为五四运动中在天津影响最广泛、作用最突出的进步学生组织，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急流中奋勇搏斗，给古老衰败的中国带来希望。社员们研究当时世界新思潮和一些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理论问题，经过分析、比较，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憧憬十月革命。
（三）推动革命活动持续发展 觉悟社的成立，标志着天津学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将天津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再次推向高潮。在以觉悟社社員为核心的天津学联和各界爱国团体的领导和组织下，发动了天津更大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
1919年10月10日，由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天津全市市民大会，继续坚持惩办卖国贼，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加紧抵制日货，举行游行示威。在周恩来等人的组织下，天津人民在南开大学操场集会，痛斥北洋军阀政府镇压、逮捕爱国群众的罪恶行径，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请愿活动。在这次活动中，邓颖超机智勇敢带领女生队伍冲锋在前，与军警展开搏斗，斗争一直坚持到次日黎明。
在10月10日事件以后，压迫愈来愈紧，过了一个多月，“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查封。1919年11月，天津1000多人游行演讲，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数万人两次举行国民大会，焚烧日货，高呼救亡。马千里、马骏等24个领导人被逮捕。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周恩来和邓颖超更认识了军阀政府的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利，决不是不经过斗争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的。
1920年1月，全国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1月23日，天津学联调查员在检查日货时，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反动当局不但不惩办日本浪人，反而指使军警毒打学生，逮捕进步人士，并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为了抗议反动当局的罪行，29日，周恩来等人率领各校五六千学生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他们知道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所以作了周密细致的布置。邓颖超回忆说：我们事先有系统地动员了各校的同学与各界市民，并且在请愿的组织领导上作了精密的适当的分工。刘清扬、邓颖超、王天麟被指定担任留守工作。这次请愿活动遭到反动军警血腥镇压，重伤50余人，造成了天津“一·二九”流血惨案。周恩来等当场被拘捕。“一·二九”惨案发生后，2月1日，天津全市学生罢课抗议。学联并分别派遣代表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呼吁支援。在上海学生总会的号召下，掀起了全国性的声援天津学生运动的大游行、大示威。
在被检察厅羁押期间，周恩来等组织读书团、演讲会。他亲自讲解马克思主义学说，所讲内容主要有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等。周恩来在狱中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自己讲“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他还说：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在狱中编写了《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这两个历史文献，详细记录了在狱中的斗争情况。
“一·二九”惨案发生后，觉悟社的一些主要骨干被捕或离津，谌志笃、邓颖超等就承担了领导天津学生运动的主要工作。被捕的学生代表一直在狱中坚持斗争，抗议非法拘捕。但警察厅当局无视他们的正义要求，压迫更加严重，代表们被迫以绝食来表示抗议。4月初，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同学们都十分难过。邓颖超、谌志笃等24名同学，当即自愿报名到警察厅去代替被捕的代表受监禁。正义的斗争，弄得警察厅十分狼狈，只得同意他们与被拘代表见面。这样，被拘代表与外界沟通了联系。邓颖超等加紧开展营救活动。他们组织“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分子和被捕代表的家属经常去探望、慰问；发动群众，广泛宣传，用社会舆论对反动当局提出谴责，施加压力；积极准备提出公诉，要求公审；此外，还聘请全国有名的爱国律师刘崇佑先生为被捕代表辩护。
虽然进行了不少斗争，但青岛仍然没有收回，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取消，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的一些领导骨干还押在监狱里，所以女师同学决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再向群众作一次爱国主义的宣传演讲，同时也为释放被捕代表制造舆论。学校当局不答应她们停课外出，但同学们意志坚决，并分三路去向市民宣传。1920年的5月7日，邓颖超带领300多名女学生冲出了校门，去参加“五七”国耻纪念大会，但回到学校时，校中已挂出牌示，竟公布将全校200多同学全数开除学籍。经过12天的斗争，在家长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迫使学校当局收回成命。
在被拘代表同各界代表狱内外共同坚持斗争下，在全国各地的有力声援下，7月，反动当局被迫宣布公开审理这个案子。开庭审讯时，被拘代表大义凛然地据理驳斥，痛斥卖国政府的罪行，大讲救国的道理，变审判厅为传播爱国思想的讲台。法庭被迫宣布无罪释放马千里、马骏、周恩来、郭隆真等20多名被拘代表。天津各界人民慰问团隆重地迎接被释代表凯旋。
觉悟社的社友又团聚在一起了，经受了这次考验，大家感到分外亲切。1920年8月10日左右，他们召开年会总结一年多来天津爱国运动的经验、教训，大家感到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团体，但形形色色，思想复杂，“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 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旧中国。他们决定到北京去请教李大钊。李大钊建议他们邀请北京的一些进步团体，如“少年中国学会”等共同开会座谈，研讨问题。
1920年8月16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五个团体在北京陶然亭召开会议。会上先由邓颖超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和一年来的活动情况。周恩来详细阐述了觉悟社年会上提出的联合改造的主张。李大钊鼓励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以便团结一致进行战斗。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通过《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布“本联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 在《宣言》中提出，“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同志，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改造联合约章》中更提出了到民间去，开展宣传事业，社会实际之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以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等具体任务。
1920年秋，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一批社员、同学，为了进一步探索拯民济世的真理，陆续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在欧洲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且创建旅欧党组织。留在国内的邓颖超等几个社员，则开始走向社会。他们有的一边工作，一边根据《约章》的精神，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劳工、妇女、青年学生运动，到码头、工厂、农村开展工作，开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教员，邓颖超是这所小学吸收的第一名女教员。她工作中努力勤奋、处事有方，在实践中为男女平等、开放女禁树立了一个榜样。 三、投身五四运动对周恩来、邓颖超产生重大影响
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的洪流，深化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现实及深入群众开展运动的认识，对于他们个人的人生道路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邓颖超认为“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俄十月革命成功了；只是“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但是通过投身五四运动中，尤其是邀请李大钊作演讲，与其他团体加强学习交流，使得他们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的重要时期。
周恩来、邓颖超都积极投入到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之中，并成为天津引人注目的学生运动领导人。正如邓颖超后来这样回忆：“当时我们这些青年都是爱国的，热情高涨，不顾一切，为反对政府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为实现中国的改造，流血牺牲，被捕坐牢，以至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五四运动开启了他们革命生涯的序幕。
（二）进一步认识到发动民众力量的重要性
在爱国斗争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不能单靠学生请愿上书、罢课示威，更重要的是发动工农劳苦大众。民众觉醒了，斗争才能有出路。周恩来从日本米骚动特别是五四运动的风暴中，深刻感受到工农劳苦大众是革命的伟大力量，“要根本改造社会，就需要唤醒学生和民众的觉悟，不能等着腐败政府来杀戮，我们要把有这样志愿的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周恩来、邓颖超和他的年轻战友们，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农群众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周恩来总结觉悟社一年来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今后的救国道路必须是革命青年在“改造的赤旗下联合起来”，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进一步提出依靠劳工群众，“要组织起来去切切实实的做点事。” 这种依靠工农群众改造社会的主张，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萌芽。
邓颖超投入精力致力于五四运动中一个主要内容，即妇女解放运动，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要求“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学开女禁”、“各机关开放任用女职员”等。向广大妇女宣传“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启发她们的觉悟，提升她们的思想认识，发动她们参与到斗争中来。觉悟社更是率先打破男女不能共同开展活动的情况，为全国其他学生团体树立了榜样。
信仰马克思主義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依靠工农群众改造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之路，周恩来、邓颖超是这条道路的积极探索者。
（三）在革命运动中相识相知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的急风暴雨中。热情活泼的邓颖超在话剧《木兰从军》中的优美形象，吸引了台下天津学生运动领袖周恩来的注意。在觉悟社的活动中他们逐渐熟识起来。他们互相吸引，共同的革命理想促使两个人在日后的革命历程中走到了一起，从此两人既是忠诚的伴侣，又是革命伙伴。这对革命夫妻携手走过半个世纪，成为人们倾慕的典范。
周恩来、邓颖超作为先进学生代表投身于五四运动中，为推动运动向前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在五四运动中，他们也在不断地成长，不仅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确定自己人生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在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