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始苏姓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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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苏姓何时居于固始,方志谱牒无载。明嘉靖《固始县志》卷二“山川”条中有大苏山,“相传苏真人升仙之所,下有苏仙石”,此地今属商城县,这是固始历史地域内最早有关“苏”姓的记载。虽为传说,但说明早在汉代,固始已有与苏姓有关的地名,也可间接反映在此时,固始已有苏姓族人居住。
  目前,最早记录苏姓居住固始的,是苏振团编著的《外塘苏氏定居九百年志》:外塘苏氏源于武功郡,河南洛阳苏氏为苏武派系,是南祖简公派下,南朝宋泰始元年(465年),有广公三兄弟居住河南固始县大桥头。此记载又见于福建福安《苏氏总谱》。
  其次是2003年固始苏山堂理事会所编《苏世宗谱》中,有一篇为唐光州刺史苏奕的《苏氏总谱脉序》,其中有曰:“传至隋末唐初时,有吾苏九十四世祖威公,为固始始祖,炀帝尚书右仆射、少保、房国公,因直谏被贬为河南光州刺史,丧前妻宇文氏,续娶黄太尉之女,黄氏祖居固始林德乡黄家楼。威公就此在固始西建一苏宅,取名苏堆子。”如果此说属实,说明隋末“光州刺史”苏威曾在今固始西部居住过,只是明嘉靖《固始县志》无载,《光州志》亦无载。
  其三是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随陈政前往闽南平乱的府兵队正苏道。据后来的此支族谱记载,苏道也是固始人,至于住在固始何处,家族情况如何,以及后裔分布情况,谱牒不详。
  其四是据苏颂为叔父苏绎所撰墓志铭及《苏世宗谱》等资料介绍,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任光州刺史的苏奕致仕后,在固始西乡定居,终葬今县西胡族铺镇陈营村圆山上,墓今犹存,这是苏氏定居固始最早的实证。此支苏氏在固始西部生活了四五代人,直到唐末动乱时苏益等后裔外迁。据1992年版《潢川县志》第十四编“政权·光州”中“光州知州(刺史、太守)更迭表”,时间起自后周,无苏威,而有苏奕,其籍贯为“陕西武功”。
  二
  依前文所列的相关史迹、史料可知,固始地域很早即有苏姓族人居住,但由于年代久远,史迹、史料很少,不仅简略而且多有矛盾之处。苏姓各支系也为此进行过研讨。
  入闽各支苏姓,大部分与“光州固始”有关。现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结合固始南迁移民历史探索,对所知几支从固始入闽苏姓的相关情况略作考证,并求教于方家。
  有较早明确记载的入闽苏姓是福安苏氏谱和外塘苏氏的资料。笔者有福安苏氏《狮峰武功苏祠宗谱》及一份明代万历七年“穆洋苏家坂元孙应琚敬誊”的“苏氏族谱序”的复印件,对照外塘资料,可知皆为“居住固始县大桥头”苏氏三兄弟之广公派下,《外塘苏氏定居九百年志》有关其源流中介绍:“到隋朝广公五代孙惟忠、惟智、惟信,即大、中、小三公是入闽始祖……大、中、小三公兄弟于隋炀帝大业辛未年(611年)正月十二,由淮入闽至福州乌石山月余,寻至长溪县穆阳奏儒峰下澳里迁居。唐景云二年正月十五雪满群山,大公长子曹公咏雪立房号‘江、南、瑞、雪、满、群、山’。外塘祖原住穆阳澳里池边,为第三房瑞房,生公派下。”而应琚敬誊的“苏氏族谱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历汉而唐,而有祖苏大公、苏小公自淮而入闽,复自闽而入长溪之穆洋,取名苏家坂。蒙天有佑,两公共生七子,时天地清和、霜雪和润日,对景咏诗有云:‘江南瑞雪满群山’,遂以七字分为七房……其后分迁苏州、光州府固始及南安、淮安……”谱序还告诉我们另一个信息,广公的后人还有回迁固始者,时间和人名不详。另外,福安这部《狮峰武功苏祠宗谱》,在世系上与闽地芦山、阜阳谱系有所不同,虽然外塘苏氏述源时,强调是“苏武派系,是南祖简公派下”,但《苏祠宗谱》的世系是述公—唐公—侃公(旁有手写的“苏建”二字)—文公、武公,观谱中示线图所指,福安苏氏应在文公派下。
  关于固始苏山堂所编《苏世宗谱》所载唐光州刺史苏奕所撰的“序”,细研起来,多有违史、违制之处,可以确定为元代以后的作品。且不说目前尚未发现唐元和前后由个人公开编撰私家族谱的记载,苏奕身为刺史,应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隋炀帝时实行郡县制,苏威即使在炀帝时遭贬到“河南光州”,也不能任刺史,只能任太守,何况“河南光州”连称是元代时的区划称谓,唐朝时的苏奕何以先称之?苏威贬光州一事,在《隋书》《北史》的苏威本传中无载,州、县志亦无载,不知何据。苏奕“序”文中还有苏威在光州任职时丧妻后又娶“固始黄太尉之女”,在当地建宅、生活,更与前封建时代外任长官“居衙”的制度相左。
  其实,可考实者,最有可能居于固始西乡的是刺史苏奕。宋代名宦、科学家苏颂为其叔父苏绎写墓志铭,追述其祖籍时说:“叔父讳绎,字谋甫。谨按家谱,苏氏自唐许文正公瑰至叔父,凡三徙籍,今为安州景陵人。许公之曾孙奕,元和中,终光州刺史,子孙因家固始。光州之四世孙赠隰州刺史,讳益,自固始从王潮入闽,又为泉州同安人。”到了四世孙苏益,随王绪义军入闽,开苏氏芦山支系,为芦山支系始祖。
  苏益之名,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卷四“苏氏”中有载,且只有他一人,尚未记录雁行;入闽事迹在其后各志书如《闽书》《福建通志》《泉州府志》《同安县志》及各支谱牒、碑记中均有记载,此处不列。当然,唐末中原、江淮大乱,仅从淮南固始地域随王潮入闽的苏姓人士也不仅苏益一人,就是苏益家族也应还有其他南迁入闽者,但因时逢乱世,资料很少,又无其他名讳记载,故有待进一步研讨、查证。
  三
  族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资产,它不仅是一个家族载世系、崇祖考、示子孙、分昭穆、明长幼的文字依据,也是一个家族在一个或几个地区生存、发展的历史记录。随着时代的发展,谱牒的文化、政治功能往往与血脉记事功能互相依重,特别是明清以来,合祠、联宗现象比较普遍,谱牒的转借传抄现象也日渐增多,假托族内外名人文字以示显贵者更不少见。以固始苏山堂《苏世宗谱》为例,它的“渊源总谱”世系借用芦山堂谱又有所“改造”:唐光州刺史苏奕的“序”当是元代以后的作品,而非苏奕所作。
  按厦门大学教授陈支平在《福建族谱》一书中的观点,谱牒热衷于把族内外政要、名人的文字显于谱首,也把族内名流列为显祖,以示显贵,这种情况全国皆然,它体现了中国家族文化的向心政治和追求正统的社会观念。这本无可非议,只是在我们使用谱牒资料时,必须认真做好鉴别,既不能过分肯定谱牒资料的可信性,也不能过分否定它应有的史料价值。比如诸多苏氏支系都以武功为郡望,苏武为显祖,只能理解为一种文化向心力的表现,其他姓氏也存在这种情况。
  由于所处时代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不同,同一族系的各分支在发展繁衍中,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他们的族谱记录也必然会不同。发展道路不同,史事有别,这很正常,在明代中期以前的谱牒中反映也最明显。但随着明代中期以后的祠谱合流现象增多,原有史料不同必然会在合流中显现出来,产生碰撞和争议,于是会产生两种必然结果:宗族内传统势力依据传统优势维护其支系及显祖地位,老的谱系得以保存;新的政治、经济力量会在族内逐渐分立,产生属于他们自己的新的显祖和世系,并出现新的族谱。当然,也有比较理想的结果,即在族内各支力量协调、平衡时,在旧谱基础上“增加”新的成分,续修新的“综谱”,这类族谱晚清以来比较多见。这些结果看似矛盾,其实都是家族文化向心政治和追求正统的社会观念的反映。目前,家谱存在的社会文化意义已重于血脉意义,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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