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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以来，俄国的文化学术思潮大体上是紧跟世界潮流，同时也融汇贯通、力求独树一帜。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最初年代，苏俄思想家们，在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诸领域，仍为人类文化宝库提供过彪炳显赫的财富。只是到三十年代之后的“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思想才如同进入冰库，迅速与操宰千百万人命运的权威熔为一体。二十多年之中的真理被垄断，在人类理性的历史跋涉中，虽只是小小一站，然而，思想的独断却往往比历史上的封建君主更于人间留下自己的痕迹。五十年代后的解冻，固然为学术注入生机，但早春气候的乍暖还寒、反复无常，使思想真正恢复真正的应有面貌，依然需要迁延时日。
也许，是因为旧体制下的学术界中，史学乃是一个最为沉闷而令人难以容忍的领域；也许，是专司历史之职的克丽雅女神最熬不得那些谗言媚语污染，使得正直的人们已经愈益与她疏远，因而，当八十年代中期一场铺天盖地的革命性变革降临到俄罗斯大地之上时，居然首先在史学领地里卷起了狂飚。
一
与一个带有浓重半东方传统的社会的发展轨迹并不相悖，问题依然是率先由“上层”提出。作为这种姿态的一个突出象征，是以史学革命为突破口的当今苏联改革，率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打响了前哨战。诚如美国史学家斯蒂芬·科恩所云，只要苏联这个国家想要改革，这个社会要有所变动，就不能回避如何对待斯大林主义这块试金石。看来，客观的历史进程是证实了不少历史学家的类似预言。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斯大林现象不仅是苏联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代表着某一种传统，而且，它几乎是俄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有基本的对立面互相抗争态势的一个缩影和断面。
但是，每一个时代的思想脉动又总是在“斯大林问题”上贯注进自己的时代精神，总是带着对令人困扰的当代问题的求索，诉诸于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人们总是不断地变换角度、更新起点去考察斯大林问题。如果说，五十年代中期，人们主要是从破坏法制、诋毁党内民主的角度去批判“个人迷信”，捍卫人类良知的话，那么，生活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人们已经大大拓展了视野，他们已经远不满足于在呼天抢地的愤怒声讨和对无辜受难者的哀哀冥思之中去宣泄自己的情感，甚至，也不仅仅是从斯大林现象违背人类理性的角度去返顾历史，斯大林现象本身迫使人们进而从超越理性的高度去审视历史。这种所谓对理性的超越，表现在人们在考察批评客观历史对象的同时，也越来越深刻地发现和剖析着自己，发现了斯大林主义与人本身的自然发展和整个社会进程有着深刻广泛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苏联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包含着思想者如何理解其本身，包含着对人类理性历史的辩证的批判。
二
斯大林也许可算得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对斯大林的个性、命运与历史作用的考察，几乎可以是人类良知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也许用算术方法的估量，永远难以找到给予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公允评价，他的高耸入云的功绩和犹如深渊的劣行竟是如此地须臾不可分离。难怪，当苏联第一位客观撰写斯大林生平的传记作者、苏联军事科学史研究所所长沃沃克格诺夫在总结自己的工作时，不无感叹地说道：“在分析斯大林的时候，有时候科学逻辑也会误入迷津。”
而当斯大林个人成为当今苏联公开性民主化大潮中众矢之的之时，历史学家们又想起了当年著名诗人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感谢您啊，斯大林同志，是您帮助我们经受考验坚持到胜利；我们是那样相信您，以至于会不相信我们自己……”。
自然，现在，人们是非常容易发现类似作品中的种种谬误与偏差。然而，当儿辈们读着这些追述往事的书籍文章之时，往往很难理解：一边是残酷地镇压无辜者，一边又是高呼“万岁、斯大林！”难道父兄先辈尽是白痴、傻瓜，难道是一个人愚弄了包括无数聪明的学者、作家、科学家甚至是老练的政治家在内的亿万人民？
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作家爱德曼前不久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斯大林成功的秘诀究竟在哪里呢？是威吓，是恐怖吗？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任何一个暴君也不能仅仅依靠恐怖术久坐宝座。那么，是依靠它的机关吗？自然它们是‘相互建立的’，但是，机关工作人员仅占人口的2—3％。看来，更贴近现实的因素，在于占人口97—98％的其他人，正是他们在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悲惨的时候，仿佛还真心诚意地相信，并一再宣告：‘我们生活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快乐。事情更接近于这样的状况，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我国居民的大部分人，处于一种奇特的‘社会嗜睡症’的状态之中。”
如果说，大部分居民群众的“嗜睡”乃是一种社会心态的话，那么，更由于其核心部分、曾作为政权建立基础的工人阶级本身的尚欠成熟与衰退，而使得这种状态越发严重。按照苏联史家现在的看法：到三十年代中期，真正的产业工人实际上已经所剩无多。在经济恢复初期，工厂工人的数量同一九一七年相比，减少了三倍多，刚刚超过一百万。而在工人阶级恢复和凝聚时期的后期，工人数量也没有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量。所以，急剧工业化时期大量递补的新工人，大部分是尚未经过大生产训练的农民。与产业工人相比，农民并不需要更多集体意识，与他们的生活劳动习惯相匹配的，更需要纪律与服从。难怪，据著名诗人叶甫图申柯的披露，象斯达汉诺夫一类的先进工人典范，尽管以手持风镐英姿勃发的形象多年来出现于报章刊物街头巷尾，然而在阶级意识上还需要继续锻炼和提高。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三十年代干部阶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又跟工人阶级“农民化”这一现象有关系。莫斯科大学专事研究苏联工人史的副教授索科洛夫在一九八七年一次“圆桌会议”上曾提到他们借助计算语言系统分析三十年代干部状况，发现三十年代中期，老一代领导人及当时具有相当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的人被替换了下来，在国内战争时期被提拔上来的一代新人补充进了政权机关。这一代干部不光较多地习惯于内战时期强迫命令的军事管理方法，而且，他们先前的社会职业并非来自于产业工人。到三十年代中期，这一代人虽然经过各种形式的速成强化教育，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但实际上，他们远未具备必要的现代管理经验与技能。①时至今日的大学课堂里，当人们还在津津乐道地重复斯大林当年的警语“干部决定一切”之时，有否想到，正是当年的这种干部队伍状况为“个人崇拜”提供着土壤。
三
当今苏联史学界对“斯大林主义”进行讨论的另一问题，是三十年代斯大林模式形成之前，是否有其他历史发展方向可供选择的问题。
多年以来，苏联史学界的一条戒律，是“不能重新设计历史的发展道路”，甚至，在前资本主义史阶段，当有学者提出，十六世纪的俄国在驱除了鞑靼入侵、酝酿建立大一统民族国家之际，俄国并非只能建立无限制的专制王权，而且还具有选择英国式议会制国家的可能性时，曾经遭到史学界的激烈批评。
在五十、六十年代对斯大林问题的评论中，也并没有出现“在三十年代，除了斯大林模式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历史发展道路‘可选择性’”问题。当时需要解决的，首先是党内早期领导人本人蒙受的不白之冤是否能够得以解决，这一问题不解决，谈不上讨论以他们为代表的政治路线问题。八十年代的史学家在这方面则表现出突出的勇气。早在八七年五月，尤·阿法纳西耶夫博士就曾对笔者表示过：“在二十年代下半期到三十年代前期，存在着未来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方案问题。”目前，苏联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首先是提出当时存在着几种选择的方案，不光是斯大林模式与布哈林模式之争，而且，托洛茨基的构想也不同于斯大林的模式。发展道路的选择不仅涉及国内，而且也涉及对外政策。有学者提出，三十年代早期，与斯大林反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不同，布哈林更早更坚定地提出，主要危险在“社会法西斯主义”，如果坚持布哈林的路线，较早地改变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看法，世界的发展会走上另一条道路，因为那时“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在欧洲也许不会取得胜利”。与此同时，苏联学者提出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俄国已经存在“历史道路选择性”的问题，认为，传统的说法否认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选择性问题，其根据是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的必然是作为一种或然过程而实现的。为了这种必然性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得以实现，首先需要人民与党为争取社会主义选择而作出巨大的努力。如果没有这种努力，实现的就可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另一种选择。②如果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毫无理由以“历史的必然性”去掩饰历史真实之被扭曲。
苏联学者还认为，对历史发展道路的选择在斯大林身后依然存在。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对外政策、反斯大林模式的国内改革未尝不是当时各种方案之下的一种选择。甚至，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当时存在以谢列平为一方的全面修改赫鲁晓夫时期苏共政策、全面恢复斯大林方针的十七点声明；也存在着安德罗波夫的以苏共二十二大决定为理论根据的更彻底的改革计划。然而，勃列日涅夫最终哪一方意见都不采纳，走了一条以保持平衡、稳定发展的折衷路线，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深刻反映政治力量配置和利益关系变动的选择？
在谈到苏俄党的历史发展道路是否具有可选择性问题时，人们就会想到一九八七年十月革命前夕，戈尔巴乔夫关于苏共历史的讲话。
关于这篇讲话，西方舆论的评价普遍不高，并没有引起很大兴趣。其原因在于，八七年早春思想文化领域开放之后，苏联舆论界出现了对二十——三十年代历史的尖锐批评，但外界一直寄于很大期望的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报告，相形之下，反倒没有什么惊人之笔，与整个舆论界、学术界的开放与活跃气氛形成为一个反差，因而，西方为之称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展“缺乏连贯性”。但如果仔细推敲戈尔巴乔夫的这篇报告，可以发现此文并非平淡无奇，也不是简单的折衷主义，而是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为进一步开展二、三十年代苏联史的研究，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都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以“历史选择性”问题而论，从表面上看，戈尔巴乔夫从确认二、三十年代之交“帝国主义侵略威胁近在眼前”，因而“必须不是走，而是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跑完由手工业和农村村社到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的距离”，从而认为：党不能选择除了加紧实现工业化之外的另外的历史道路。但是，戈尔巴乔夫在这里并不否认存在历史选择性的可能，而只是冀图证明，就加速工业化的方向来说，党作了正确的选择。然而，在农业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不能搬用指挥工业化的方法来“解决农业改造任务”；在政治上，明确点出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对国家社会政治发展起了致命的影响。③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是在肯定工业化方向选择对头的同时，指出在农业与国内政治生活取向上应该具有完全不同的选择，也即当时有可能“按照列宁的态度对待农民”，保护农民的利益以及发扬民主、遵循法制、防止专横与镇压，走一条更有成效、同时也更富人性、“把恐怖限制在最小程度内”的发展道路。以此而言，戈尔巴乔夫这个重要报告反映的是国内多数学者的意见，并非排斥历史选择的可能。④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承认还是否认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可选择性”问题，又是一个如何正确看待人类理性本身是否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否具有其历史局限性的问题。如主张“无选择性”，那么实际上就确认了已走过的历史道路，乃是一种在前定目的引导下自动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千百万人为某种选择所作的英勇努力，不是对现实历史进程中各种复杂关系的艰苦探索。在这里，前定的目标已成为一种理性的绝对标准，而在此标准范围之外的一切价值都失却了存在的意义。事实上，对尚未认识的世界所采取的这种独断的否定态度，得到的只能是理性界限的消失，也即一切非理性现象，都可以以理性的面目出现，甚至可以以理性之知去确保这种非理性。
二十世纪乃是任何一个民族都将被重新塑造的时代，而恰恰在这个时代，历史的理性权威又被人宠幸得更加恣横与傲慢。理性权威，在三十年代的苏联被体现为历史上一向处于至尊的“国家崇拜”，似乎国家及其政治领导人物的作为，可以超越所有关于人本身的价值观念，一切悖乎人性的行为，只要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就会被赋予无比崇高的理性色彩。现代的神，正是在理性的屏障之下，导演着一幕幕或以“两种制度的决战”，或以“肃清内部敌人”为由的血腥搏斗。然而，苏联半个多世纪前出现的超高速集体化，以及全民大肃反中的虐杀，难道，不正是由于在“不可抗拒的规律性”的掩蔽之下，某些人们已经失却了理性中理应包容的更深刻内含——即人，这一世间最高存在的应有尊严？！
四
目前苏联史学界引起争议的第三个有关“斯大林主义”的问题，乃是“斯大林主义是一种特殊传统的产物”，还是一种带有更大普遍性的“国际性现象”。主张“斯大林主义”并非“舶来品”，也即并非国际现象的人，强调斯大林主义渊源于俄国的专制主义传统；同时，认为西方民主力量虽然有时也倾向并支持“领袖崇拜”，但那完全是另一种状况。
但是，另一些学者则不同于这样的看法，认为“斯大林主义”中所包含的个人崇拜、专制主义乃是一种国际现象，尤其发生在任何国家制度的建立之初，或面临外来威胁这两种情况之下，而并非是孤立的、特殊的现象，也并非只是围绕社会主义苏联旋转的“卫星”。这些学者枚举了法国大革命早期的罗伯斯庇尔的专政，墨索里尼、希特勒的独裁，战后希腊面临革命威胁时实行的军事专制，认为专政在国家某种发展阶段上，乃是必然出现的统治形式，甚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把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定名为“无产阶级专政”。⑤
对于苏联学者的争论，笔者无意作出学理上的判断，倒是发现这一争论本身似乎提出了一个经常发生而又容易忽略的问题：也即能否简单地运用因果分析去观察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上述两派学者实际上给出的是这样的推理：也即俄国具有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所以必然产生斯大林主义；另一条推理是，因为政权初建、或面临强敌，所以斯大林主义式的专权乃是普遍现象。然而试问：在以上同样的前提之下，能否导出另一大相径庭的结论呢？
看来，还是马克斯·韦伯来得较为谨慎，他认为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仅仅表现为“可能”或“机遇”，整个社会建构中的某一部分、并不能独断地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就比如，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可能导致斯大林现象的重复出现，但也可能导致对它加以根本性的改造。从那种单方向的、线性的、决定论式的思维习惯出发，往往把复杂历史过程中的因果联系加以夸大推广，所得到的只能是被扭曲的类比和与事实相悖的推理。这里，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已然向“方法”发起了挑战。
以目前苏联斯大林研究中的政治文化背景分析而言，固然仍有大批著述执着于传统方法的探讨，但也有一些苏联学者超越传统思维习惯，转而从多元结构分析入手研究斯大林现象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在斯大林主义产生渊源问题上，一些苏联学者坚决反对以简单的因果分析去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他们认为，斯大林现象的确与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素养与心理需求有着深刻的联系，但不同意由此推出片面独断的结论。
一九八七年五月，在莫斯科国立档案与历史学院院长办公室的小楼里，当今苏联史学改革的先锋大将、社会著名活动家尤·尼·阿法纳西耶夫曾经与笔者有过一次长谈。两年多过去了，阿法纳西耶夫博士那深邃、睿智而又充满激情的眼神不时重新在笔者脑海演映。两年多的思想进程表明，苏联史家已经在这场几同于疆场搏杀的冲锋陷阵之中，充分体现了理性的威力：对斯大林现象中个人责任的追究，已经转化为对整个政治社会结构以及全民文化素质的探讨；由决定论角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已升华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究；包括传统的思维习惯也正向新方法论的重构演进。尽管，还有着这样那样的方方面面未尽人意，但更重要之处在于：充满批判精神的理性思考正在切切实实地衍化为现实的进程。
①〔苏〕《历史问题》杂志，一九八八年第一期，第3－23页“圆桌会议；关于苏联工人阶级史的若干问题”。
②〔苏〕《苏联历史》，一九八七年第六期，《对“俄国革命传统”一书的评论》，尤·尼·阿法纳西耶夫博士曾向笔者极力推荐此书。
③《真理报》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七日，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④同上
⑤〔苏〕《莫斯科新闻》，一九八八年七月十日、六月十二日有关文章。
也许，是因为旧体制下的学术界中，史学乃是一个最为沉闷而令人难以容忍的领域；也许，是专司历史之职的克丽雅女神最熬不得那些谗言媚语污染，使得正直的人们已经愈益与她疏远，因而，当八十年代中期一场铺天盖地的革命性变革降临到俄罗斯大地之上时，居然首先在史学领地里卷起了狂飚。
一
与一个带有浓重半东方传统的社会的发展轨迹并不相悖，问题依然是率先由“上层”提出。作为这种姿态的一个突出象征，是以史学革命为突破口的当今苏联改革，率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打响了前哨战。诚如美国史学家斯蒂芬·科恩所云，只要苏联这个国家想要改革，这个社会要有所变动，就不能回避如何对待斯大林主义这块试金石。看来，客观的历史进程是证实了不少历史学家的类似预言。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斯大林现象不仅是苏联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代表着某一种传统，而且，它几乎是俄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有基本的对立面互相抗争态势的一个缩影和断面。
但是，每一个时代的思想脉动又总是在“斯大林问题”上贯注进自己的时代精神，总是带着对令人困扰的当代问题的求索，诉诸于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人们总是不断地变换角度、更新起点去考察斯大林问题。如果说，五十年代中期，人们主要是从破坏法制、诋毁党内民主的角度去批判“个人迷信”，捍卫人类良知的话，那么，生活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人们已经大大拓展了视野，他们已经远不满足于在呼天抢地的愤怒声讨和对无辜受难者的哀哀冥思之中去宣泄自己的情感，甚至，也不仅仅是从斯大林现象违背人类理性的角度去返顾历史，斯大林现象本身迫使人们进而从超越理性的高度去审视历史。这种所谓对理性的超越，表现在人们在考察批评客观历史对象的同时，也越来越深刻地发现和剖析着自己，发现了斯大林主义与人本身的自然发展和整个社会进程有着深刻广泛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苏联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包含着思想者如何理解其本身，包含着对人类理性历史的辩证的批判。
二
斯大林也许可算得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对斯大林的个性、命运与历史作用的考察，几乎可以是人类良知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也许用算术方法的估量，永远难以找到给予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公允评价，他的高耸入云的功绩和犹如深渊的劣行竟是如此地须臾不可分离。难怪，当苏联第一位客观撰写斯大林生平的传记作者、苏联军事科学史研究所所长沃沃克格诺夫在总结自己的工作时，不无感叹地说道：“在分析斯大林的时候，有时候科学逻辑也会误入迷津。”
而当斯大林个人成为当今苏联公开性民主化大潮中众矢之的之时，历史学家们又想起了当年著名诗人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感谢您啊，斯大林同志，是您帮助我们经受考验坚持到胜利；我们是那样相信您，以至于会不相信我们自己……”。
自然，现在，人们是非常容易发现类似作品中的种种谬误与偏差。然而，当儿辈们读着这些追述往事的书籍文章之时，往往很难理解：一边是残酷地镇压无辜者，一边又是高呼“万岁、斯大林！”难道父兄先辈尽是白痴、傻瓜，难道是一个人愚弄了包括无数聪明的学者、作家、科学家甚至是老练的政治家在内的亿万人民？
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作家爱德曼前不久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斯大林成功的秘诀究竟在哪里呢？是威吓，是恐怖吗？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任何一个暴君也不能仅仅依靠恐怖术久坐宝座。那么，是依靠它的机关吗？自然它们是‘相互建立的’，但是，机关工作人员仅占人口的2—3％。看来，更贴近现实的因素，在于占人口97—98％的其他人，正是他们在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悲惨的时候，仿佛还真心诚意地相信，并一再宣告：‘我们生活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快乐。事情更接近于这样的状况，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我国居民的大部分人，处于一种奇特的‘社会嗜睡症’的状态之中。”
如果说，大部分居民群众的“嗜睡”乃是一种社会心态的话，那么，更由于其核心部分、曾作为政权建立基础的工人阶级本身的尚欠成熟与衰退，而使得这种状态越发严重。按照苏联史家现在的看法：到三十年代中期，真正的产业工人实际上已经所剩无多。在经济恢复初期，工厂工人的数量同一九一七年相比，减少了三倍多，刚刚超过一百万。而在工人阶级恢复和凝聚时期的后期，工人数量也没有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量。所以，急剧工业化时期大量递补的新工人，大部分是尚未经过大生产训练的农民。与产业工人相比，农民并不需要更多集体意识，与他们的生活劳动习惯相匹配的，更需要纪律与服从。难怪，据著名诗人叶甫图申柯的披露，象斯达汉诺夫一类的先进工人典范，尽管以手持风镐英姿勃发的形象多年来出现于报章刊物街头巷尾，然而在阶级意识上还需要继续锻炼和提高。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三十年代干部阶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又跟工人阶级“农民化”这一现象有关系。莫斯科大学专事研究苏联工人史的副教授索科洛夫在一九八七年一次“圆桌会议”上曾提到他们借助计算语言系统分析三十年代干部状况，发现三十年代中期，老一代领导人及当时具有相当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的人被替换了下来，在国内战争时期被提拔上来的一代新人补充进了政权机关。这一代干部不光较多地习惯于内战时期强迫命令的军事管理方法，而且，他们先前的社会职业并非来自于产业工人。到三十年代中期，这一代人虽然经过各种形式的速成强化教育，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但实际上，他们远未具备必要的现代管理经验与技能。①时至今日的大学课堂里，当人们还在津津乐道地重复斯大林当年的警语“干部决定一切”之时，有否想到，正是当年的这种干部队伍状况为“个人崇拜”提供着土壤。
三
当今苏联史学界对“斯大林主义”进行讨论的另一问题，是三十年代斯大林模式形成之前，是否有其他历史发展方向可供选择的问题。
多年以来，苏联史学界的一条戒律，是“不能重新设计历史的发展道路”，甚至，在前资本主义史阶段，当有学者提出，十六世纪的俄国在驱除了鞑靼入侵、酝酿建立大一统民族国家之际，俄国并非只能建立无限制的专制王权，而且还具有选择英国式议会制国家的可能性时，曾经遭到史学界的激烈批评。
在五十、六十年代对斯大林问题的评论中，也并没有出现“在三十年代，除了斯大林模式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历史发展道路‘可选择性’”问题。当时需要解决的，首先是党内早期领导人本人蒙受的不白之冤是否能够得以解决，这一问题不解决，谈不上讨论以他们为代表的政治路线问题。八十年代的史学家在这方面则表现出突出的勇气。早在八七年五月，尤·阿法纳西耶夫博士就曾对笔者表示过：“在二十年代下半期到三十年代前期，存在着未来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方案问题。”目前，苏联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首先是提出当时存在着几种选择的方案，不光是斯大林模式与布哈林模式之争，而且，托洛茨基的构想也不同于斯大林的模式。发展道路的选择不仅涉及国内，而且也涉及对外政策。有学者提出，三十年代早期，与斯大林反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不同，布哈林更早更坚定地提出，主要危险在“社会法西斯主义”，如果坚持布哈林的路线，较早地改变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看法，世界的发展会走上另一条道路，因为那时“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在欧洲也许不会取得胜利”。与此同时，苏联学者提出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俄国已经存在“历史道路选择性”的问题，认为，传统的说法否认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选择性问题，其根据是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的必然是作为一种或然过程而实现的。为了这种必然性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得以实现，首先需要人民与党为争取社会主义选择而作出巨大的努力。如果没有这种努力，实现的就可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另一种选择。②如果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毫无理由以“历史的必然性”去掩饰历史真实之被扭曲。
苏联学者还认为，对历史发展道路的选择在斯大林身后依然存在。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对外政策、反斯大林模式的国内改革未尝不是当时各种方案之下的一种选择。甚至，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当时存在以谢列平为一方的全面修改赫鲁晓夫时期苏共政策、全面恢复斯大林方针的十七点声明；也存在着安德罗波夫的以苏共二十二大决定为理论根据的更彻底的改革计划。然而，勃列日涅夫最终哪一方意见都不采纳，走了一条以保持平衡、稳定发展的折衷路线，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深刻反映政治力量配置和利益关系变动的选择？
在谈到苏俄党的历史发展道路是否具有可选择性问题时，人们就会想到一九八七年十月革命前夕，戈尔巴乔夫关于苏共历史的讲话。
关于这篇讲话，西方舆论的评价普遍不高，并没有引起很大兴趣。其原因在于，八七年早春思想文化领域开放之后，苏联舆论界出现了对二十——三十年代历史的尖锐批评，但外界一直寄于很大期望的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报告，相形之下，反倒没有什么惊人之笔，与整个舆论界、学术界的开放与活跃气氛形成为一个反差，因而，西方为之称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展“缺乏连贯性”。但如果仔细推敲戈尔巴乔夫的这篇报告，可以发现此文并非平淡无奇，也不是简单的折衷主义，而是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为进一步开展二、三十年代苏联史的研究，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都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以“历史选择性”问题而论，从表面上看，戈尔巴乔夫从确认二、三十年代之交“帝国主义侵略威胁近在眼前”，因而“必须不是走，而是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跑完由手工业和农村村社到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的距离”，从而认为：党不能选择除了加紧实现工业化之外的另外的历史道路。但是，戈尔巴乔夫在这里并不否认存在历史选择性的可能，而只是冀图证明，就加速工业化的方向来说，党作了正确的选择。然而，在农业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不能搬用指挥工业化的方法来“解决农业改造任务”；在政治上，明确点出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对国家社会政治发展起了致命的影响。③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是在肯定工业化方向选择对头的同时，指出在农业与国内政治生活取向上应该具有完全不同的选择，也即当时有可能“按照列宁的态度对待农民”，保护农民的利益以及发扬民主、遵循法制、防止专横与镇压，走一条更有成效、同时也更富人性、“把恐怖限制在最小程度内”的发展道路。以此而言，戈尔巴乔夫这个重要报告反映的是国内多数学者的意见，并非排斥历史选择的可能。④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承认还是否认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可选择性”问题，又是一个如何正确看待人类理性本身是否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否具有其历史局限性的问题。如主张“无选择性”，那么实际上就确认了已走过的历史道路，乃是一种在前定目的引导下自动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千百万人为某种选择所作的英勇努力，不是对现实历史进程中各种复杂关系的艰苦探索。在这里，前定的目标已成为一种理性的绝对标准，而在此标准范围之外的一切价值都失却了存在的意义。事实上，对尚未认识的世界所采取的这种独断的否定态度，得到的只能是理性界限的消失，也即一切非理性现象，都可以以理性的面目出现，甚至可以以理性之知去确保这种非理性。
二十世纪乃是任何一个民族都将被重新塑造的时代，而恰恰在这个时代，历史的理性权威又被人宠幸得更加恣横与傲慢。理性权威，在三十年代的苏联被体现为历史上一向处于至尊的“国家崇拜”，似乎国家及其政治领导人物的作为，可以超越所有关于人本身的价值观念，一切悖乎人性的行为，只要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就会被赋予无比崇高的理性色彩。现代的神，正是在理性的屏障之下，导演着一幕幕或以“两种制度的决战”，或以“肃清内部敌人”为由的血腥搏斗。然而，苏联半个多世纪前出现的超高速集体化，以及全民大肃反中的虐杀，难道，不正是由于在“不可抗拒的规律性”的掩蔽之下，某些人们已经失却了理性中理应包容的更深刻内含——即人，这一世间最高存在的应有尊严？！
四
目前苏联史学界引起争议的第三个有关“斯大林主义”的问题，乃是“斯大林主义是一种特殊传统的产物”，还是一种带有更大普遍性的“国际性现象”。主张“斯大林主义”并非“舶来品”，也即并非国际现象的人，强调斯大林主义渊源于俄国的专制主义传统；同时，认为西方民主力量虽然有时也倾向并支持“领袖崇拜”，但那完全是另一种状况。
但是，另一些学者则不同于这样的看法，认为“斯大林主义”中所包含的个人崇拜、专制主义乃是一种国际现象，尤其发生在任何国家制度的建立之初，或面临外来威胁这两种情况之下，而并非是孤立的、特殊的现象，也并非只是围绕社会主义苏联旋转的“卫星”。这些学者枚举了法国大革命早期的罗伯斯庇尔的专政，墨索里尼、希特勒的独裁，战后希腊面临革命威胁时实行的军事专制，认为专政在国家某种发展阶段上，乃是必然出现的统治形式，甚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把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定名为“无产阶级专政”。⑤
对于苏联学者的争论，笔者无意作出学理上的判断，倒是发现这一争论本身似乎提出了一个经常发生而又容易忽略的问题：也即能否简单地运用因果分析去观察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上述两派学者实际上给出的是这样的推理：也即俄国具有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所以必然产生斯大林主义；另一条推理是，因为政权初建、或面临强敌，所以斯大林主义式的专权乃是普遍现象。然而试问：在以上同样的前提之下，能否导出另一大相径庭的结论呢？
看来，还是马克斯·韦伯来得较为谨慎，他认为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仅仅表现为“可能”或“机遇”，整个社会建构中的某一部分、并不能独断地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就比如，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可能导致斯大林现象的重复出现，但也可能导致对它加以根本性的改造。从那种单方向的、线性的、决定论式的思维习惯出发，往往把复杂历史过程中的因果联系加以夸大推广，所得到的只能是被扭曲的类比和与事实相悖的推理。这里，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已然向“方法”发起了挑战。
以目前苏联斯大林研究中的政治文化背景分析而言，固然仍有大批著述执着于传统方法的探讨，但也有一些苏联学者超越传统思维习惯，转而从多元结构分析入手研究斯大林现象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在斯大林主义产生渊源问题上，一些苏联学者坚决反对以简单的因果分析去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他们认为，斯大林现象的确与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素养与心理需求有着深刻的联系，但不同意由此推出片面独断的结论。
一九八七年五月，在莫斯科国立档案与历史学院院长办公室的小楼里，当今苏联史学改革的先锋大将、社会著名活动家尤·尼·阿法纳西耶夫曾经与笔者有过一次长谈。两年多过去了，阿法纳西耶夫博士那深邃、睿智而又充满激情的眼神不时重新在笔者脑海演映。两年多的思想进程表明，苏联史家已经在这场几同于疆场搏杀的冲锋陷阵之中，充分体现了理性的威力：对斯大林现象中个人责任的追究，已经转化为对整个政治社会结构以及全民文化素质的探讨；由决定论角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已升华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究；包括传统的思维习惯也正向新方法论的重构演进。尽管，还有着这样那样的方方面面未尽人意，但更重要之处在于：充满批判精神的理性思考正在切切实实地衍化为现实的进程。
①〔苏〕《历史问题》杂志，一九八八年第一期，第3－23页“圆桌会议；关于苏联工人阶级史的若干问题”。
②〔苏〕《苏联历史》，一九八七年第六期，《对“俄国革命传统”一书的评论》，尤·尼·阿法纳西耶夫博士曾向笔者极力推荐此书。
③《真理报》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七日，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④同上
⑤〔苏〕《莫斯科新闻》，一九八八年七月十日、六月十二日有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