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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政治家把持着绝大部分资源配置权力的社会中，寻租是经济人的最大化选择。已有的寻租理论过多关注非生产性寻利行为对生产的影响，但是对寻租行为演化形式缺乏足够解释。本文构造了一个内部调整成本条件下的厂商寻租模型，说明在一个特定的行业寻租规模下，较大的寻租边际收益导致寻租自我强制实行，市场体系崩溃；较小寻租边际收益会自发抑制寻租。政策可以改变寻租边际收益，进而改善寻租治理条件。
关键词：寻租；边际收益；寻租治理
一、引言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注重生产过程，将制度环境当作外生条件，强调生产是经济的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生产者行为理论是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经济分析并没有将制度分析包含进来。即使新古典主义如何鼓吹市场配置的作用，厂商在其成本开支上总有那么一部分非生产性的投入存在。在现实生产决策中，除了在资本，劳动力，技术更新等方面的投入决策之外，生产者还得判断生产环境是否存在寻租机会。对于生产者而言，寻租机会也是稀缺的，最先进入租金空间的人会占据竞争优势，所以分析寻租行为不仅仅得将其和厂商自身的生产作对比，还得将其他厂商的行为考虑在内。这样，当寻租空间存在时，是选择生产投入还是寻租投入就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出发，一个最大化者放弃从交易中获利是令人费解的（Coase，1988），这样，将寻租行为作为一种厂商日常面临的经济决策问题是适宜的。
本文通过构造一个具有内部调整成本的寻租模型，将寻租纳入到厂商的日常经营决策中来，试图通过分析寻租的边际收益解释厂商寻租行为的自我强制区域和自我抑制区域，以及对寻租治理提出一些建议。
二、文献综述
凯恩斯主义使得国家干预政策成为众多政府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个常态措施。为了对抗国家干预主义，寻租理论的出现迎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需求。在深受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影响的经济学家看来，寻租确实不是一个让人愉悦的词眼。戈登.塔洛克认为寻租是“利用资源通过政治活动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布坎南将租金解释为在支付给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能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巴格瓦蒂将寻租称之为“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无论寻租的定义怎样，在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租金的多出领域应该包含：（1）政府采购；（2）特殊政策；（3）国企私有化；（4）超前信息的获得（景乃权，2002）。
寻租是重新配置产量的活动，其社会报酬为零。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寻租活动无法促进社会财产的增加，反而会抑制生产。没收其他人的资源以及保护自己的资源免受没收的努力减少了生产。传统寻租模型对分利或者寻租的讨论着眼于其最显著的形式，例如犯罪、税收优惠游说和诉讼等活动。这些模型将经济生活分为生产，保护和寻租，生产性活动与寻租活动之间存在这一种相互抑制的关系（Acemoglu，1995）。并且指出寻租有一种乘数效应，这是指随着寻租人数的增加，生产会变得没有吸引力，随后整个社会都投入到游说活动中了。除了寻租人数上升导致寻租规模递增之外，也存在着其他的自我增强的途径，例如，存在一种“从众安全”（safety in numbers）效应，即当寻租人数增加时，每个人被查处的可能性就降低，因而寻租的吸引力上升（Acemoglu，1995）。类似的，当寻租增加时，可用于查处，惩罚寻租者的资源减少，对寻租进行的社会制裁将会减少。这些传统寻租模型提供了分析资源在这些寻租与生产之间配置的框架，同时证明了寻租如何自我强制地进行。不同于新古典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对寻租的分析将制度这个因素包含了进来。Lon Fuller把“经济学”定义为“关于良好秩序和可行制度安排的科学、理论或研究”（Fuller，1954），这个观点引起了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共鸣。North认为制度通过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的规则来减少不确定性。提供制度的国家的发展被看做是获得贸易收益的基本前提条件。但是国家也是造成剥削的一个原因，一般来说，为现代发展付出的代价是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用于交易和政治制度中（North，1990）。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各方参与者所导致的囚徒困境表明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进行寻租是理性人在制度环境下最大化行为。我们国家从完全计划经济体制到双轨制经济的改革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寻租活动，这些寻租活动同时也引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促进了制度本身的改变。由于制度本身具有的强烈的外部性，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创造出极大的收益，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加（洪必纲，2008）。在生产资源分配权力被政治家垄断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经济系统在出现大量租金耗散的同时，也出现了短期经济增长。稳定的分成组关系导致寻租活动得到强制实行，这也使得长期内经济增长无法实现稳态均衡，并只能在一个低人均资本存量水平的区域内生产（黄少安，赵建，2009）。
传统的寻租模型对寻租执行的关注点在于寻租人数以及惩罚机制，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制度对厂商经济活动的影响并指出厂商与政治家之间稳定的分成租关系是寻租活动得以延续的重要条件。本文从另外一个视角，即寻租的收益来看寻租活动的自我强制执行问题，并且指出在寻租收益较小的区域内，寻租活动是会自发抑制的。
三、模型假定
五、现实意义
阿尔钦于1950年提出的进化假设（evolutionary hypothesis）认为，无处不在的竞争将剔除劣势的制度，而使那些能更好地解决人类问题的制度得以存留下来。在具体新旧制度变迁上，如果无法通过政治过程中的份额调整使利益团体得到足够好处以赢得它们的支持，具有潜在的经济进步作用的有力的制度变迁可能不会发生。渐进式改革是一场在与分配性努力进行对抗的同时谋求生产性努力进步的运动，降低整个社会寻租的边际收益涉及到整个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在我们国家现阶段，政治与经济企业家所面临的机会是混杂的，有很多机会都对再分配性质的活动有利，而不是对生产性活动有利；它们导致了垄断，而不是形成竞争性的环境；它们限制机会而不是扩大机会。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发展起来的组织将会越来越有效率。只不过，这种效率体现在使社会愈加缺乏生产性，基本制度愈加不适应生产活动方面。这样的路径将一直延续下去，因为这些经济体的政治与经济市场的交易费用，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模型，都不能使他们迈向更有效率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命题一中的情形，市场体系最终自我毁灭了。从三十年改革发展的步伐来看，制度进步的过程总是是伴随着参与者的讨价还价和妥协，因而制度的變迁是极其稳定而缓慢的。在短时间内，租金空间依然会存在，寻租仍然是厂商最大化的有利选择。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走上了帕累托改善式的渐进改革道路，由国家主导施行的双轨制虽然可以通过付出租金收买特权阶级来获得短期利益，但是会付出高昂的长期宪政转轨成本，这也就是意味着政治体制转轨的滞后性会产生大量的寻租机会，从而损坏社会经济的长期增长。目前，在国民经济的很多领域，比如房地产、能源、电信行业等都存在巨额的寻租空间。在这些行业当中的寻租活动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挤占公共领域的共有资源的寻租活动，一是通过索要优惠政策谋取经济利益的寻租活动。这些寻租活动处在不同的状态，有的可能处在自我强制区域，有的可能处在自我抑制区域。针对不同的尋租区域，应当采用不同的寻租治理政策。对于处在自我抑制区域的寻租活动，由于其会自发导致租金耗散，可以不采取对应的措施；而针对自我强制区域的寻租活动，可以通过扩展寻租的自我抑制区域的覆盖面而达到寻租治理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贺 卫：《寻租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2]斯蒂文.G.米德玛：《科斯经济学-法与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罗君丽，李井奎，茹玉骢译，上海三联书店.
[3][美]戈登·塔洛克：《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李政军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4][美]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6][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
[7][美]菲吕博顿等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炜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8]黄少安，赵建：《转轨失衡与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增长：一个寻租模型》，《经济研究》，2009（12）.
[9]卢现祥：《我国的渐进式改革及其寻租问题》，《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8，（5）.
[10]洪必纲：《寻租理论：对寻租活动正外部性的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8（12）.
[11]景乃权：《公共领域中的寻租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2（01）.
[12]Acemoglu，Daron，1995，”Reward Structures and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 39： 17） 33.
[13]Acemoglu，Daron，Johnson，Simon，and Robinson，James A.2001.”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December）：1369-1401.
[14]Acemoglu，Daron，Johnson，Simon，and Robinson，James A.2002.”Reversal of Fortune：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November） ：1231-1294.
[15]Coase， Ronald H. ，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 ） 44.
关键词：寻租；边际收益；寻租治理
一、引言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注重生产过程，将制度环境当作外生条件，强调生产是经济的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生产者行为理论是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经济分析并没有将制度分析包含进来。即使新古典主义如何鼓吹市场配置的作用，厂商在其成本开支上总有那么一部分非生产性的投入存在。在现实生产决策中，除了在资本，劳动力，技术更新等方面的投入决策之外，生产者还得判断生产环境是否存在寻租机会。对于生产者而言，寻租机会也是稀缺的，最先进入租金空间的人会占据竞争优势，所以分析寻租行为不仅仅得将其和厂商自身的生产作对比，还得将其他厂商的行为考虑在内。这样，当寻租空间存在时，是选择生产投入还是寻租投入就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出发，一个最大化者放弃从交易中获利是令人费解的（Coase，1988），这样，将寻租行为作为一种厂商日常面临的经济决策问题是适宜的。
本文通过构造一个具有内部调整成本的寻租模型，将寻租纳入到厂商的日常经营决策中来，试图通过分析寻租的边际收益解释厂商寻租行为的自我强制区域和自我抑制区域，以及对寻租治理提出一些建议。
二、文献综述
凯恩斯主义使得国家干预政策成为众多政府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个常态措施。为了对抗国家干预主义，寻租理论的出现迎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需求。在深受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影响的经济学家看来，寻租确实不是一个让人愉悦的词眼。戈登.塔洛克认为寻租是“利用资源通过政治活动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布坎南将租金解释为在支付给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能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巴格瓦蒂将寻租称之为“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无论寻租的定义怎样，在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租金的多出领域应该包含：（1）政府采购；（2）特殊政策；（3）国企私有化；（4）超前信息的获得（景乃权，2002）。
寻租是重新配置产量的活动，其社会报酬为零。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寻租活动无法促进社会财产的增加，反而会抑制生产。没收其他人的资源以及保护自己的资源免受没收的努力减少了生产。传统寻租模型对分利或者寻租的讨论着眼于其最显著的形式，例如犯罪、税收优惠游说和诉讼等活动。这些模型将经济生活分为生产，保护和寻租，生产性活动与寻租活动之间存在这一种相互抑制的关系（Acemoglu，1995）。并且指出寻租有一种乘数效应，这是指随着寻租人数的增加，生产会变得没有吸引力，随后整个社会都投入到游说活动中了。除了寻租人数上升导致寻租规模递增之外，也存在着其他的自我增强的途径，例如，存在一种“从众安全”（safety in numbers）效应，即当寻租人数增加时，每个人被查处的可能性就降低，因而寻租的吸引力上升（Acemoglu，1995）。类似的，当寻租增加时，可用于查处，惩罚寻租者的资源减少，对寻租进行的社会制裁将会减少。这些传统寻租模型提供了分析资源在这些寻租与生产之间配置的框架，同时证明了寻租如何自我强制地进行。不同于新古典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对寻租的分析将制度这个因素包含了进来。Lon Fuller把“经济学”定义为“关于良好秩序和可行制度安排的科学、理论或研究”（Fuller，1954），这个观点引起了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共鸣。North认为制度通过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的规则来减少不确定性。提供制度的国家的发展被看做是获得贸易收益的基本前提条件。但是国家也是造成剥削的一个原因，一般来说，为现代发展付出的代价是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用于交易和政治制度中（North，1990）。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各方参与者所导致的囚徒困境表明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进行寻租是理性人在制度环境下最大化行为。我们国家从完全计划经济体制到双轨制经济的改革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寻租活动，这些寻租活动同时也引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促进了制度本身的改变。由于制度本身具有的强烈的外部性，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创造出极大的收益，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加（洪必纲，2008）。在生产资源分配权力被政治家垄断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经济系统在出现大量租金耗散的同时，也出现了短期经济增长。稳定的分成组关系导致寻租活动得到强制实行，这也使得长期内经济增长无法实现稳态均衡，并只能在一个低人均资本存量水平的区域内生产（黄少安，赵建，2009）。
传统的寻租模型对寻租执行的关注点在于寻租人数以及惩罚机制，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制度对厂商经济活动的影响并指出厂商与政治家之间稳定的分成租关系是寻租活动得以延续的重要条件。本文从另外一个视角，即寻租的收益来看寻租活动的自我强制执行问题，并且指出在寻租收益较小的区域内，寻租活动是会自发抑制的。
三、模型假定
五、现实意义
阿尔钦于1950年提出的进化假设（evolutionary hypothesis）认为，无处不在的竞争将剔除劣势的制度，而使那些能更好地解决人类问题的制度得以存留下来。在具体新旧制度变迁上，如果无法通过政治过程中的份额调整使利益团体得到足够好处以赢得它们的支持，具有潜在的经济进步作用的有力的制度变迁可能不会发生。渐进式改革是一场在与分配性努力进行对抗的同时谋求生产性努力进步的运动，降低整个社会寻租的边际收益涉及到整个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在我们国家现阶段，政治与经济企业家所面临的机会是混杂的，有很多机会都对再分配性质的活动有利，而不是对生产性活动有利；它们导致了垄断，而不是形成竞争性的环境；它们限制机会而不是扩大机会。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发展起来的组织将会越来越有效率。只不过，这种效率体现在使社会愈加缺乏生产性，基本制度愈加不适应生产活动方面。这样的路径将一直延续下去，因为这些经济体的政治与经济市场的交易费用，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模型，都不能使他们迈向更有效率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命题一中的情形，市场体系最终自我毁灭了。从三十年改革发展的步伐来看，制度进步的过程总是是伴随着参与者的讨价还价和妥协，因而制度的變迁是极其稳定而缓慢的。在短时间内，租金空间依然会存在，寻租仍然是厂商最大化的有利选择。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走上了帕累托改善式的渐进改革道路，由国家主导施行的双轨制虽然可以通过付出租金收买特权阶级来获得短期利益，但是会付出高昂的长期宪政转轨成本，这也就是意味着政治体制转轨的滞后性会产生大量的寻租机会，从而损坏社会经济的长期增长。目前，在国民经济的很多领域，比如房地产、能源、电信行业等都存在巨额的寻租空间。在这些行业当中的寻租活动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挤占公共领域的共有资源的寻租活动，一是通过索要优惠政策谋取经济利益的寻租活动。这些寻租活动处在不同的状态，有的可能处在自我强制区域，有的可能处在自我抑制区域。针对不同的尋租区域，应当采用不同的寻租治理政策。对于处在自我抑制区域的寻租活动，由于其会自发导致租金耗散，可以不采取对应的措施；而针对自我强制区域的寻租活动，可以通过扩展寻租的自我抑制区域的覆盖面而达到寻租治理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贺 卫：《寻租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2]斯蒂文.G.米德玛：《科斯经济学-法与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罗君丽，李井奎，茹玉骢译，上海三联书店.
[3][美]戈登·塔洛克：《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李政军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4][美]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6][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
[7][美]菲吕博顿等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炜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8]黄少安，赵建：《转轨失衡与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增长：一个寻租模型》，《经济研究》，2009（12）.
[9]卢现祥：《我国的渐进式改革及其寻租问题》，《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8，（5）.
[10]洪必纲：《寻租理论：对寻租活动正外部性的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8（12）.
[11]景乃权：《公共领域中的寻租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2（01）.
[12]Acemoglu，Daron，1995，”Reward Structures and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 39： 17） 33.
[13]Acemoglu，Daron，Johnson，Simon，and Robinson，James A.2001.”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December）：1369-1401.
[14]Acemoglu，Daron，Johnson，Simon，and Robinson，James A.2002.”Reversal of Fortune：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November） ：1231-1294.
[15]Coase， Ronald H. ，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 ）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