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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5年8月3日，在芬兰第三大城市坦佩雷举行的第十七届国际翻译家联盟（简称“国际译联”）正式成员大会上，国际译联会员一致通过中国获得2008年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主办权，中国上海将作为这届大会的举办城市；同时，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友义和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协会副会长邱举良再次当选第十七届国际译联理事。
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定于2008年8月4日至7日召开,会议的主题是“翻译与多元文化在中国”。国际译联选择中国作为主办方，表明中国不仅在国际译联的历史上，也在全球翻译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说明国际社会有强烈愿望了解中国。
世界翻译大会自1954年在巴黎第一次召开以来，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七届，从历次大会的主题来看，“沟通”是其核心。沟通与交往是人类存在的常态，只有在互通有无中各民族和国家之间才能达到相互了解和共同进步。由于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习俗所带来的误解成为沟通过程中的主要障碍，而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在化解矛盾、消除误解、加强沟通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即将在上海召开之际，为使读者了解翻译事业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本刊特推出这组专文。也算是献给世界翻译大会一个小小的礼物吧！
由国际翻译家联盟和中国翻译协会联合主办的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将于今年8月在中国上海召开。
400年前，中国科学家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上海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这对于此次以“翻译与多元文化”（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为主题的翻译界盛会，似乎有着特别的意义。
中国著名学者、翻译家季羡林先生曾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漫长的中国翻译发展史，大致可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汉隋唐宋的佛经翻译时期；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时期；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时期；“五四”运动后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时期；新中国翻译时期。
佛经翻译——来自印度的水
佛经翻译时期自东汉起，历时一千四百多年，史称“千年译经运动”。佛经翻译者，主要是从印度来中国的僧侣和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
波斯人安世高是最早从事佛经翻译的代表。他在20余年中（公元148—172年）共翻译佛经35部，41卷。
鸠摩罗什（天竺人，今印度）通过近四百卷佛教典籍的传译和阐发，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本来面目介绍过来，对南北朝时期中国佛学的繁荣，以及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鸠摩罗什开创了意译的先河，译文妙趣盎然，为中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
唐朝的玄奘从印度取回佛经600多部，和弟子共译出75部，1335卷经论，这个数字占唐代新译佛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玄奘还将中国哲学思想家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是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
这一时期译出的经书多达两万卷以上。佛经翻译和普及传世，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各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波及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诸多文化领域和从帝王到平民的各个社会阶层。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窥见一斑。今存的古寺名刹大多是建于这一时期，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少林寺、寒山寺等。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余座。
科技、西学翻译——来自西方的水
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译介了大量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西方科学著作。在科学家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合译的《几何原本》中，许多名词如点、线、直线等的译法在中国沿用至今。中国有经纬度的精确概念则开始于他们合译的数学著作《测量法义》。
在这一时期，耶稣会传教士还把中国的《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经籍及文学作品译成外文，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
到清末民初，反映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科技、法律、外交和政治制度的著作成为当时翻译的主要方向。据记载，从1860年到1919年间，中国翻译西方科学著作达468种。
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是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翻译家。在其20年的翻译生涯中，共翻译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专著11部，涉及的领域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等。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严复提出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达、雅这三条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实践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晚清时期，创作和翻译小说之风盛行。林纾是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诗人，也是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罕见的不懂外文，而译著颇丰、影响深远的西方文学翻译家。他靠精通外语的合作者口述，一生共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达185种，涉及11个国家的98位作家，堪称翻译领域的奇人。
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译介，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运动，都同国外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与传播有密切的关系。
近代翻译史中的东西方文学翻译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翻译史的开端。这一时期，中国对西方文化和文学高度重视，大批知名的翻译家广纳博取，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雨果、屠格涅夫、安徒生、莫泊桑、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得到了大规模的译介和出版。
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其译作约占其本人作品全集的一半以上，其中著名的有法捷耶夫的《毁灭》、果戈理的《死魂灵》等。郭沫若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海涅的《海涅诗选》，以及收有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小林多喜二等15位作家的《日本短篇小说集》。梁实秋、周作人、傅雷、巴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名翻译家。让中国人初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则是翻译家陈望道从日文版翻译成中文的。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新文化的发展进程。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更多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东西方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科技论著大量翻译出版。
日本著名作家如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宫本百合子、井上靖、江口涣、野间宏、川端康成、岛崎藤村、二叶亭四迷、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紫式部等的作品的译本大量涌现。
法国文学名著中，有些是重新校对再版的解放前的译本，但大部分是新译本。古典文学方面如拉伯雷的《巨人传》、莫里哀的《伪君子》、伏尔泰的《老实人》、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巴尔扎克、福楼拜、大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作家的重要作品。法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主要集中在艾吕雅、拉斐德、阿拉贡等十多位作家的小说、诗歌和戏剧。
这一时期翻译的英国古典文学作品，除1978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还有萨克雷的《名利场》、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司各特的《艾凡赫》等。为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还有乔治·艾略特、夏洛蒂·勃朗特、乔叟等众多英国文学家。布莱克、雪莱、拜伦的诗作也极受欢迎。
在世界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德国作家的主要作品，在新中国建立后也大都译介到中国来了。如布莱德尔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拉封丹寓言》，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凯勒的《绿衣亨利》，亨利希的《臣仆》等。
这一时期，南欧、北欧和东欧古典文学名著，如《安徒生童话》，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荷马的《伊利亚特》，奥维德的《变形记》、《伊索寓言》，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思》等都有了新译本和重译本。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阿尔巴尼亚等国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在50年代即有了译本。
早在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就翻译了不少美国文学作品。许多美国作家如华盛顿·欧文、霍桑、爱伦·坡、惠特曼、马克·吐温、德莱塞、杰克·伦敦、海明威等都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
20世纪50年代，马克·吐温的9部小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70年代后，更多美国文学流派及作家成为中国翻译工作者的译介对象。如玛格丽特·米切尔、詹·库柏、欧·亨利等。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外国文学中的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名著首先被大量翻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一些现当代通俗作品也逐渐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尼罗河上的惨案》、《珍妮的肖像》、《飘》、《假如明天来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作品，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在读者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日本文学的翻译在这一时期也十分繁荣，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村上春树等人的作品都被翻译到中国来。有学者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文学和美国文学一样，成为中国外国文学翻译界最重要的译介对象之一。
这一时期另一个热点是翻译拉美文学作品。20世纪70年代以后，拉美文学产生了一系列享誉国际文坛的文学流派 ：社会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等。这些作品反映拉美的社会现实，并以新颖、奇特的创作手法见长。中国对拉美文学作品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其中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多位著名作家的作品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改革开放之后大量东西方文学的翻译，让中国读者逐渐认识到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的特点和可取之处，纠正了偏激的认识，改变了对西方现代派作品采取全面否定的简单化做法。大量西方现代派作品，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黑色幽默等作品被译介过来，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打开了解与学习世界的窗口
中国翻译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有终身从事翻译事业的职业翻译家，更多的是一些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从事各种理论研究的学者。他们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研究领域，共同关注民族的强盛和世界的进步、发展。他们把世界上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种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打开了中国人了解、学习世界的窗口，对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与世界的沟通起了巨大作用。
在中国翻译界被公认为法国文学尤其是巴尔扎克作品权威翻译家的傅雷，用毕生的精力，把法国文坛巨匠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的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他一生翻译的文学名著有34部，其中巴尔扎克的作品有15部。
傅雷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是巴黎大学音乐艺术史和贝多芬研究的权威，他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犹如一部交响乐，字里行间充满对音乐、艺术的感知和理解，并穿插着对音乐家及音乐作品的评价。傅雷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以及对西方音乐和翻译艺术的精深见解，创造性地完成了这两部作品的翻译。这两部作品翻译和完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时期，傅雷希望用这些作品鼓舞中国人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
在五四运动后，田汉第一次用白话文翻译了《哈姆雷特》，莎士比亚戏剧从此出现在中国。之后梁实秋、曹禺、曹未风、朱生豪的几种译本相继问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生豪（1912—1944），在其短促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忍受着战争和病痛的困苦，共翻译了31部莎士比亚剧作。至80年代末，他的译作共印行约140万册。
新中国成立后，著名诗人卞之琳用诗体陆续翻译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1958年，上海电影译制厂根据卞之琳的译本整理、配音译制出四十年代后期英国影片《王子复仇记》，大受欢迎。1978年，这部影片再度公映时，观众达亿万人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8年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译者：朱生豪、杨周翰、梁宗岱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翻译、出版的作品数量剧增，涉及语种达40多种。《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巴尔扎克全集》、《托尔斯泰文集》、《塞万提斯全集》等大型丛书和外国著名作家的全集和选集，相继出版。
近年来，中国翻译家对外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跟踪研究更加系统，《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选》、《当代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丛书》、《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作品的面世，使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了当代世界文学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是近年来中国汉译学术名著的突出成就。该丛书自1981年编辑印行，至今已达400种，涉及的科目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学、法律、地理、语言等领域。
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室统计，1978年至1990年，全国出版人文社科类翻译作品2.85万种；1996年至2006年，翻译类新书（不包括重译和多版本译著）的数量达到了12.75万种。内容除语言教学、文学作品、哲学社科类外，学术、财经、科技、电子和文化生活作品也被大量翻译出版。
通过翻译打开的通向世界的窗口，让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拉近了距离。在全球化已成现实的今天，这样的相互了解更显重要。
架设世界了解中国的桥梁
在打开了解世界之窗的同时，中国的翻译家积极将中国的优秀作品译成外文，为国外的读者架起了解中国的桥梁。其中，英文版《红楼梦》的翻译，被翻译界视作十分突出的成就。而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则是一对以浪漫的婚姻和丰硕的翻译成就著称的传奇人物。
1940年，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杨宪益回国，并带回他的未婚妻，21岁的英国姑娘戴乃迭。从此，他们在中国开始了60年中西合璧、相濡以沫的生活。
1953年，杨宪益夫妇进入外文出版社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工作。在这里，夫妇俩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作品，将《离骚》、《儒林外史》、《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鲁迅选集》等上百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
20世纪70年代后期，杨宪益和戴乃迭开始了翻译《红楼梦》的巨大工程。据杨先生的妹妹回忆，当年杨宪益夫妇俩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杨先生在打字机上把中文译成英文初稿，取下交给夫人执笔修改，两人忙于工作、思考，没有过多闲谈。戴乃迭累了会出去走走，在院子里跳绳，杨宪益则望着天空吸烟，随后又开始默默地工作。
英文版《红楼梦》于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译文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红楼梦》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
除了古典文学外，他们也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在杨宪益建议下出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丛书“熊猫丛书”，专门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该丛书出版了近百种，既有《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也有《边城》、《芙蓉镇》等“五四”后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
杨宪益夫妇最初就职的外文出版社，是中国较早的对外出版机构，至今仍是中国唯一专门出版外文图书的出版社。今天，它已经扩大为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是中国承担对外传播工作的新闻出版机构之一。它集出版、印刷和发行于一体，拥有25个语种，数百名专业翻译人才。每年出版的外文图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门类。
在出版外文图书的同时，中国外文局还出版22个文种和文版的《北京周报》、《今日中国》、《中国画报》、《人民中国》等周刊和月刊杂志，这些出版物用不同的语言向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发行。2007年，外文局共发行外文期刊641万册，图书发行3217万册，在第59届法兰克福书展中，外文局参展的外文图书达到了706种，约占中国展区外文图书总量的85%。
与中国外文局一样从事对外传播领域翻译工作的，还有新华通讯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海外英文频道和西班牙语法语频道等，这些机构为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做了大量的翻译和传播工作。
新华通讯社每天使用7种语言、24小时向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新闻专稿和特稿。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使用43种语言（38种外语和汉语普通话及4种少数民族语言）向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节目。
《中国日报》是全国性英文报纸，发行到世界150个国家和地区，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
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西班牙语法语频道的信号，通过卫星传送已基本覆盖全球，并在北美、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和中南美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落地入户。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媒体传播逐渐成为对外传播领域内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使用外文发布新闻的主要网络媒体有人民网（6个语种）、新华网（5个语种）、中国网（9个语种）、国际在线（43个语种）和英文的中国日报网站，每天更新外文信息上千条。
一国之内的多元文化
在中国，翻译工作并不仅限于中外文之间。多民族、多语言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中国有56个民族，汉族之外的55个少数民族，有1亿多人口。他们使用着80多种语言、40多种文字。
今天，在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70%的民众只会使用本民族语言，有的地方这一比例达到95%以上。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的政策，并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中国的《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中国的少数民族分布广泛。今天，少数民族聚居区都成立了民族自治区、州、县、乡，民族自治的地方占国土面积的64％。民族语言在这些地方的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维护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已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与该民族的传统、创造、思考、历史和文化密切相关，是该民族文明的载体。多元的语言是多元文化的前提。
自古以来，中国各民族间的语言翻译，始终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传播起着不可或缺的先导作用。不论是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族典籍的翻译，还是近代对各民族优秀作品的翻译，如民族英雄史诗和古典文学《江格尔》、《格萨尔王传》、《玛纳斯》、《福乐智慧》等的汉译，以及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汉译出版，各民族之间从未中断过翻译活动。
民族语言翻译，让中国及世界的文学作品、科技成果和技术能够在少数民族民众中传播，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少数民族的文学、传说、诗歌的汉译出版，也增进了各民族间对文化传统、民族智慧的相互了解，使之能够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多方面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从而推进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
据中国民族语言翻译局局长吴水姊介绍，目前中国有13个省、自治区设有民族语言工作委员会或办公室，专门负责民族语言及翻译工作。全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机构有300多家，专职、兼职的翻译人员约有10万人。
例如，西藏自治区，从事民族语言翻译工作的人员近1000人，年翻译量达5000多万字。他们的翻译内容涉及政府文件、地方法律法规、小学到高中的各种教材、科普读物、普法知识读本和中外文学名著，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一千零一夜》等。
民族语言翻译也为少数民族民众平等参与国家建设，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提供了必要保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重要会议和全国或地区性重大活动，都会提供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7种语言的文件译本，选举票和表决票采用汉字和上述7种少数民族文字。会场的同声传译系统也有上述7种少数民族语和汉语共8种语言供选择收听。
同时，中国有用17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近百种报纸，用11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73种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电台用16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播。全国有37家出版社承担着民族文字图书的出版任务。
用少数民族语言摄制和译制的电影、电视剧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受到欢迎。如新疆电视台将内地热播的韩国电视剧翻译成维吾尔语版播放，尽管汉译版已经播过，维吾尔语版的收视率依然空前高涨。凸显了民族语言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翻译协会民族语言翻译委员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与新疆、内蒙古、西藏、吉林、四川、广西、云南、青海、甘肃、黑龙江、辽宁、延边等省、自治区、自治州的民族语言翻译协会共同举办了11次全国民族语言翻译学术研讨会，多次专业语种的学术研讨会，以及民族语言翻译优秀论文评奖等活动，促进了民族语言翻译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推动了中国民族语言翻译事业的整体发展。
（本文图片由《人民中国》杂志提供，本文作者系《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记者）
(读者反馈请发至[email protected])
责编：钟炜马新晶
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定于2008年8月4日至7日召开,会议的主题是“翻译与多元文化在中国”。国际译联选择中国作为主办方，表明中国不仅在国际译联的历史上，也在全球翻译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说明国际社会有强烈愿望了解中国。
世界翻译大会自1954年在巴黎第一次召开以来，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七届，从历次大会的主题来看，“沟通”是其核心。沟通与交往是人类存在的常态，只有在互通有无中各民族和国家之间才能达到相互了解和共同进步。由于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习俗所带来的误解成为沟通过程中的主要障碍，而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在化解矛盾、消除误解、加强沟通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即将在上海召开之际，为使读者了解翻译事业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本刊特推出这组专文。也算是献给世界翻译大会一个小小的礼物吧！
由国际翻译家联盟和中国翻译协会联合主办的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将于今年8月在中国上海召开。
400年前，中国科学家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上海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这对于此次以“翻译与多元文化”（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为主题的翻译界盛会，似乎有着特别的意义。
中国著名学者、翻译家季羡林先生曾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漫长的中国翻译发展史，大致可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汉隋唐宋的佛经翻译时期；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时期；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时期；“五四”运动后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时期；新中国翻译时期。
佛经翻译——来自印度的水
佛经翻译时期自东汉起，历时一千四百多年，史称“千年译经运动”。佛经翻译者，主要是从印度来中国的僧侣和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
波斯人安世高是最早从事佛经翻译的代表。他在20余年中（公元148—172年）共翻译佛经35部，41卷。
鸠摩罗什（天竺人，今印度）通过近四百卷佛教典籍的传译和阐发，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本来面目介绍过来，对南北朝时期中国佛学的繁荣，以及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鸠摩罗什开创了意译的先河，译文妙趣盎然，为中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
唐朝的玄奘从印度取回佛经600多部，和弟子共译出75部，1335卷经论，这个数字占唐代新译佛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玄奘还将中国哲学思想家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是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
这一时期译出的经书多达两万卷以上。佛经翻译和普及传世，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各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波及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诸多文化领域和从帝王到平民的各个社会阶层。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窥见一斑。今存的古寺名刹大多是建于这一时期，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少林寺、寒山寺等。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余座。
科技、西学翻译——来自西方的水
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译介了大量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西方科学著作。在科学家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合译的《几何原本》中，许多名词如点、线、直线等的译法在中国沿用至今。中国有经纬度的精确概念则开始于他们合译的数学著作《测量法义》。
在这一时期，耶稣会传教士还把中国的《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经籍及文学作品译成外文，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
到清末民初，反映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科技、法律、外交和政治制度的著作成为当时翻译的主要方向。据记载，从1860年到1919年间，中国翻译西方科学著作达468种。
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是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翻译家。在其20年的翻译生涯中，共翻译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专著11部，涉及的领域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等。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严复提出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达、雅这三条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实践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晚清时期，创作和翻译小说之风盛行。林纾是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诗人，也是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罕见的不懂外文，而译著颇丰、影响深远的西方文学翻译家。他靠精通外语的合作者口述，一生共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达185种，涉及11个国家的98位作家，堪称翻译领域的奇人。
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译介，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运动，都同国外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与传播有密切的关系。
近代翻译史中的东西方文学翻译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翻译史的开端。这一时期，中国对西方文化和文学高度重视，大批知名的翻译家广纳博取，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雨果、屠格涅夫、安徒生、莫泊桑、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得到了大规模的译介和出版。
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其译作约占其本人作品全集的一半以上，其中著名的有法捷耶夫的《毁灭》、果戈理的《死魂灵》等。郭沫若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海涅的《海涅诗选》，以及收有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小林多喜二等15位作家的《日本短篇小说集》。梁实秋、周作人、傅雷、巴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名翻译家。让中国人初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则是翻译家陈望道从日文版翻译成中文的。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新文化的发展进程。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更多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东西方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科技论著大量翻译出版。
日本著名作家如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宫本百合子、井上靖、江口涣、野间宏、川端康成、岛崎藤村、二叶亭四迷、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紫式部等的作品的译本大量涌现。
法国文学名著中，有些是重新校对再版的解放前的译本，但大部分是新译本。古典文学方面如拉伯雷的《巨人传》、莫里哀的《伪君子》、伏尔泰的《老实人》、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巴尔扎克、福楼拜、大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作家的重要作品。法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主要集中在艾吕雅、拉斐德、阿拉贡等十多位作家的小说、诗歌和戏剧。
这一时期翻译的英国古典文学作品，除1978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还有萨克雷的《名利场》、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司各特的《艾凡赫》等。为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还有乔治·艾略特、夏洛蒂·勃朗特、乔叟等众多英国文学家。布莱克、雪莱、拜伦的诗作也极受欢迎。
在世界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德国作家的主要作品，在新中国建立后也大都译介到中国来了。如布莱德尔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拉封丹寓言》，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凯勒的《绿衣亨利》，亨利希的《臣仆》等。
这一时期，南欧、北欧和东欧古典文学名著，如《安徒生童话》，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荷马的《伊利亚特》，奥维德的《变形记》、《伊索寓言》，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思》等都有了新译本和重译本。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阿尔巴尼亚等国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在50年代即有了译本。
早在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就翻译了不少美国文学作品。许多美国作家如华盛顿·欧文、霍桑、爱伦·坡、惠特曼、马克·吐温、德莱塞、杰克·伦敦、海明威等都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
20世纪50年代，马克·吐温的9部小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70年代后，更多美国文学流派及作家成为中国翻译工作者的译介对象。如玛格丽特·米切尔、詹·库柏、欧·亨利等。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外国文学中的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名著首先被大量翻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一些现当代通俗作品也逐渐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尼罗河上的惨案》、《珍妮的肖像》、《飘》、《假如明天来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作品，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在读者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日本文学的翻译在这一时期也十分繁荣，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村上春树等人的作品都被翻译到中国来。有学者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文学和美国文学一样，成为中国外国文学翻译界最重要的译介对象之一。
这一时期另一个热点是翻译拉美文学作品。20世纪70年代以后，拉美文学产生了一系列享誉国际文坛的文学流派 ：社会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等。这些作品反映拉美的社会现实，并以新颖、奇特的创作手法见长。中国对拉美文学作品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其中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多位著名作家的作品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改革开放之后大量东西方文学的翻译，让中国读者逐渐认识到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的特点和可取之处，纠正了偏激的认识，改变了对西方现代派作品采取全面否定的简单化做法。大量西方现代派作品，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黑色幽默等作品被译介过来，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打开了解与学习世界的窗口
中国翻译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有终身从事翻译事业的职业翻译家，更多的是一些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从事各种理论研究的学者。他们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研究领域，共同关注民族的强盛和世界的进步、发展。他们把世界上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种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打开了中国人了解、学习世界的窗口，对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与世界的沟通起了巨大作用。
在中国翻译界被公认为法国文学尤其是巴尔扎克作品权威翻译家的傅雷，用毕生的精力，把法国文坛巨匠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的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他一生翻译的文学名著有34部，其中巴尔扎克的作品有15部。
傅雷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是巴黎大学音乐艺术史和贝多芬研究的权威，他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犹如一部交响乐，字里行间充满对音乐、艺术的感知和理解，并穿插着对音乐家及音乐作品的评价。傅雷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以及对西方音乐和翻译艺术的精深见解，创造性地完成了这两部作品的翻译。这两部作品翻译和完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时期，傅雷希望用这些作品鼓舞中国人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
在五四运动后，田汉第一次用白话文翻译了《哈姆雷特》，莎士比亚戏剧从此出现在中国。之后梁实秋、曹禺、曹未风、朱生豪的几种译本相继问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生豪（1912—1944），在其短促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忍受着战争和病痛的困苦，共翻译了31部莎士比亚剧作。至80年代末，他的译作共印行约140万册。
新中国成立后，著名诗人卞之琳用诗体陆续翻译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1958年，上海电影译制厂根据卞之琳的译本整理、配音译制出四十年代后期英国影片《王子复仇记》，大受欢迎。1978年，这部影片再度公映时，观众达亿万人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8年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译者：朱生豪、杨周翰、梁宗岱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翻译、出版的作品数量剧增，涉及语种达40多种。《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巴尔扎克全集》、《托尔斯泰文集》、《塞万提斯全集》等大型丛书和外国著名作家的全集和选集，相继出版。
近年来，中国翻译家对外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跟踪研究更加系统，《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选》、《当代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丛书》、《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作品的面世，使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了当代世界文学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是近年来中国汉译学术名著的突出成就。该丛书自1981年编辑印行，至今已达400种，涉及的科目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学、法律、地理、语言等领域。
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室统计，1978年至1990年，全国出版人文社科类翻译作品2.85万种；1996年至2006年，翻译类新书（不包括重译和多版本译著）的数量达到了12.75万种。内容除语言教学、文学作品、哲学社科类外，学术、财经、科技、电子和文化生活作品也被大量翻译出版。
通过翻译打开的通向世界的窗口，让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拉近了距离。在全球化已成现实的今天，这样的相互了解更显重要。
架设世界了解中国的桥梁
在打开了解世界之窗的同时，中国的翻译家积极将中国的优秀作品译成外文，为国外的读者架起了解中国的桥梁。其中，英文版《红楼梦》的翻译，被翻译界视作十分突出的成就。而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则是一对以浪漫的婚姻和丰硕的翻译成就著称的传奇人物。
1940年，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杨宪益回国，并带回他的未婚妻，21岁的英国姑娘戴乃迭。从此，他们在中国开始了60年中西合璧、相濡以沫的生活。
1953年，杨宪益夫妇进入外文出版社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工作。在这里，夫妇俩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作品，将《离骚》、《儒林外史》、《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鲁迅选集》等上百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
20世纪70年代后期，杨宪益和戴乃迭开始了翻译《红楼梦》的巨大工程。据杨先生的妹妹回忆，当年杨宪益夫妇俩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杨先生在打字机上把中文译成英文初稿，取下交给夫人执笔修改，两人忙于工作、思考，没有过多闲谈。戴乃迭累了会出去走走，在院子里跳绳，杨宪益则望着天空吸烟，随后又开始默默地工作。
英文版《红楼梦》于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译文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红楼梦》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
除了古典文学外，他们也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在杨宪益建议下出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丛书“熊猫丛书”，专门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该丛书出版了近百种，既有《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也有《边城》、《芙蓉镇》等“五四”后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
杨宪益夫妇最初就职的外文出版社，是中国较早的对外出版机构，至今仍是中国唯一专门出版外文图书的出版社。今天，它已经扩大为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是中国承担对外传播工作的新闻出版机构之一。它集出版、印刷和发行于一体，拥有25个语种，数百名专业翻译人才。每年出版的外文图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门类。
在出版外文图书的同时，中国外文局还出版22个文种和文版的《北京周报》、《今日中国》、《中国画报》、《人民中国》等周刊和月刊杂志，这些出版物用不同的语言向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发行。2007年，外文局共发行外文期刊641万册，图书发行3217万册，在第59届法兰克福书展中，外文局参展的外文图书达到了706种，约占中国展区外文图书总量的85%。
与中国外文局一样从事对外传播领域翻译工作的，还有新华通讯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海外英文频道和西班牙语法语频道等，这些机构为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做了大量的翻译和传播工作。
新华通讯社每天使用7种语言、24小时向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新闻专稿和特稿。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使用43种语言（38种外语和汉语普通话及4种少数民族语言）向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节目。
《中国日报》是全国性英文报纸，发行到世界150个国家和地区，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
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西班牙语法语频道的信号，通过卫星传送已基本覆盖全球，并在北美、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和中南美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落地入户。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媒体传播逐渐成为对外传播领域内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使用外文发布新闻的主要网络媒体有人民网（6个语种）、新华网（5个语种）、中国网（9个语种）、国际在线（43个语种）和英文的中国日报网站，每天更新外文信息上千条。
一国之内的多元文化
在中国，翻译工作并不仅限于中外文之间。多民族、多语言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中国有56个民族，汉族之外的55个少数民族，有1亿多人口。他们使用着80多种语言、40多种文字。
今天，在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70%的民众只会使用本民族语言，有的地方这一比例达到95%以上。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的政策，并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中国的《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中国的少数民族分布广泛。今天，少数民族聚居区都成立了民族自治区、州、县、乡，民族自治的地方占国土面积的64％。民族语言在这些地方的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维护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已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与该民族的传统、创造、思考、历史和文化密切相关，是该民族文明的载体。多元的语言是多元文化的前提。
自古以来，中国各民族间的语言翻译，始终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传播起着不可或缺的先导作用。不论是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族典籍的翻译，还是近代对各民族优秀作品的翻译，如民族英雄史诗和古典文学《江格尔》、《格萨尔王传》、《玛纳斯》、《福乐智慧》等的汉译，以及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汉译出版，各民族之间从未中断过翻译活动。
民族语言翻译，让中国及世界的文学作品、科技成果和技术能够在少数民族民众中传播，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少数民族的文学、传说、诗歌的汉译出版，也增进了各民族间对文化传统、民族智慧的相互了解，使之能够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多方面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从而推进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
据中国民族语言翻译局局长吴水姊介绍，目前中国有13个省、自治区设有民族语言工作委员会或办公室，专门负责民族语言及翻译工作。全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机构有300多家，专职、兼职的翻译人员约有10万人。
例如，西藏自治区，从事民族语言翻译工作的人员近1000人，年翻译量达5000多万字。他们的翻译内容涉及政府文件、地方法律法规、小学到高中的各种教材、科普读物、普法知识读本和中外文学名著，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一千零一夜》等。
民族语言翻译也为少数民族民众平等参与国家建设，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提供了必要保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重要会议和全国或地区性重大活动，都会提供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7种语言的文件译本，选举票和表决票采用汉字和上述7种少数民族文字。会场的同声传译系统也有上述7种少数民族语和汉语共8种语言供选择收听。
同时，中国有用17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近百种报纸，用11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73种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电台用16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播。全国有37家出版社承担着民族文字图书的出版任务。
用少数民族语言摄制和译制的电影、电视剧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受到欢迎。如新疆电视台将内地热播的韩国电视剧翻译成维吾尔语版播放，尽管汉译版已经播过，维吾尔语版的收视率依然空前高涨。凸显了民族语言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翻译协会民族语言翻译委员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与新疆、内蒙古、西藏、吉林、四川、广西、云南、青海、甘肃、黑龙江、辽宁、延边等省、自治区、自治州的民族语言翻译协会共同举办了11次全国民族语言翻译学术研讨会，多次专业语种的学术研讨会，以及民族语言翻译优秀论文评奖等活动，促进了民族语言翻译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推动了中国民族语言翻译事业的整体发展。
（本文图片由《人民中国》杂志提供，本文作者系《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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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钟炜马新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