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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成果，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体现和发展。在当代二胡创作中，人文精神的流变也发挥着巨大的引导作用。在人文精神的流变中，探寻现当代二胡艺术创作与发展是当下艺术家的历史使命。本文欲通过人文精神在不同时代对二胡创作与表演中的体现，结合不同的时代特征，提出当下二胡创作与表演应站在传统意境美学的基础上结合现当代的时代特点，从而创作出富有时代特征又不失传统韵味的优秀二胡作品。
关键词：二胡创作 人文精神 意境 自我意识 传统 当代
中图分类号： J632.21 文献标识码：A
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精神领域的重要成果。而人文精神却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及自身进步的有力武器，是上层建筑的主要内容。在艺术创作与表演中体现人文精神是艺术家的职责，而人文精神亦是艺术发展的精神力量。二胡曲作为一种艺术创作自然是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影响。
一 人文精神的流变
人文精神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产生的文化思潮，它是以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为起始，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把人从宗教神权和天国中拉回现实，提高人类自身的地位，启发人类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在人文精神发展的最初阶段是不断突破宗教束缚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了西方社会对人类自身的重新认识。“以人为本”是这个时期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在突破了宗教束缚之后，人类的自我意识得到充分认识与膨胀，这个时期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的特征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时虽然显得过于极端，但同时也把人自身的认识发展到了极致。当资本主义的破坏性明显表现之后，后现代的精英充分认识了人本主义的急剧膨胀所带来的弊端，随后他们提倡以东方的边缘性化解人本主义的膨胀，尤其受中国禅道哲学的影响，试图把“人性”拉回到良性发展的范畴中，人文精神在当代显现了它适合时代发展的特性，在和谐中把握人性的合理性。
人文精神在中国的发展有其天然的文化土壤。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禅道哲学的理念中，包含着对人的充分尊重与理解、对人性充分自由的理性自然把握，禅宗中的“自性”概念与人文精神的实质有不约而同的相似性。受禅道哲学的影响，人文精神在中国的发展如鱼得水，更没有西方社会探寻“人性”发展的弯路，并且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二 人文精神对传统二胡艺术的影响
人文精神归根结底是实现人自身的突破，人文精神在二胡创作与表演中，从草根走向舞台成长的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上世纪20年代，二胡走上舞台由伴奏地位提升至独立地位成为了独立的艺术门类，实现了自身的突破。在这之前它作为民间艺术形式，游离于自我表现与伴奏之间。并没有像今天二胡在社会上的地位，作为艺术表演的人即艺术家的地位也是可想而知的，正是阿炳、刘天华等老一辈艺术家经过不懈的努力将二胡这门民间艺术推向了舞台，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二胡艺术家才获得了独立的人格魅力。所以说艺术的独立意味着艺术家的独立，艺术的成熟意味着艺术家的成熟。艺术家独立人格的形成正是艺术家对“自我”认识的开始，二胡艺术家作为独立的人开始站在中国艺术的舞台上，这种对“自我”的审视正是人性地觉醒，人文精神在二胡作为独立的门类登上舞台的刹那展现得淋漓尽致。
艺术家对“自我”的挑战亦是人文精神在二胡创作与表演中的重要体现。阿炳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二胡艺术家，他的一曲《二泉映月》响彻中国大地、唱响世界舞台，更让我们备受感慨的是阿炳对命运的挑战，在他的生命境界里我们看到了悲怆的力量，更是看到了一股坚忍不拔的气质。阿炳34岁时双目失明，为了生计走上街头自编自唱、抨击社会黑暗，“一二八事变”之后，双目失明的他怀着崇高的爱国热情坚持创作，一曲曲气魄豪迈，感人肺腑的二胡曲倾吐了他驱走列强抗日救国的伟大民族情感，这份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正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情感。在他失明沦为乞丐之后，在黑暗的世界里，他用低沉的旋律演奏悲怆的人生。在那黑暗的年代，在他残弱的身躯中却有着坚如磐石般顽强的生命力和创作热情，他不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又在狂风暴雨中体现了超越生死的宁静，用他明澈的心灵创作出了《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等颇具影响力的优秀作品。他对命运的斗争，用生命演奏的旋律是对“自我”的突破、对人生境界的突破，是对人文精神的有力演绎。
中国是个讲究意境的国度，意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亦是中国二胡音乐的文化表达。意境一词最早出现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他提出了“言外之味，弦外之响”。
在艺术作品中，意境一般是指通过艺术形象的描写所体现出来的境界或者是情调，在二胡的创作和演奏中意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元素。意境二字的“意”是指艺术家主观情感的流露，“境”是指外在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的反映、再现，也就是人们的“心境”。众所周知，演奏是作者对原作品的“二度创作”，它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演奏者的诠释，使人们听到的音乐不只是达到“好听”的效果，还能有利于精神的健康。将艺术作品的感染性发挥出来，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这便需要演奏者内心情感的流露，通过“二度创作”所透露给观众。大家知道，同一事物在人们心中的印象是不同的，这是由于人们的思维对感官的影响不同，当人们离开这些客观的事物之后，存储于大脑的事物会在我们的大脑中再现，这就形成了意境。例如，常见的“日出日落”、“山河瀑布”、“雪山草地”等景象，这些都可以作为二胡创作和表演中的意境。例如，二胡曲《赶集》让人们感受到农村人赶集路上的喜悦和兴奋；《江河水》让听者体会到一位失去丈夫的妇女在江边无助的痛哭；《战马奔腾》让人们体会到万马奔驰、勇于杀敌的壮观场面和大无畏的精神，这些意境都存在于创作者和演奏者的思维中。
二胡音乐尤其是中国传统二胡曲的创作在表现意境方面更为突出，它主要是受儒、道二家及民间音乐思想的影响，在艺术实践上影响尤深。二胡曲无论是曲目、音色、音乐结构、弹奏姿势等和其它乐器比较，含蓄内敛的风格都更为突出鲜明，这种含蓄内敛的风格所追求的意境强调一种内在的艺术境界。二胡曲中的音乐思想也是靠意境的营造来传达艺术家对生活的理解、传达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往往是对生命的本质有领悟的艺术家才能传达出更灵动的意境。朱道忠在《二胡人文精神之我见》中谈到“旋律是生命、韵味是气质、人文是灵魂”，二胡创作不能丢掉传统的“道”和“韵味”，其它的只是手法的变化而已，而手法要为“灵魂”服务。像阿炳的《二泉映月》、刘天华的《光明行》、《病中吟》、《悲歌》、《空山鸟语》无不是作曲家精神世界的体现。 《二泉映月》是众所周知的一首传统二胡乐曲，它让我们感受到凄苦、文雅、愤恨、宁静、不安等情感互相交织，宛如皓月般沉浸到我们的心底，让我们在意境中感受到了艺术家的心境。音乐中传达的美妙意境是艺术家美妙心境的传达。音乐是人类心灵的产物，撞击着人类的灵魂。在二胡的演奏中，内外两弦在震荡中传达了艺术家对生命的理解，内外两弦传达的不只是一种声音，更是传达一种唯美的意境，将艺术家的整个生命能量传达给听众。艺术家美妙心境的获得需要艺术家对人生的突破，只有充分认识了“自我”，才能把心灵置空传达出空灵的意味。能够把握“自我”的艺术家必然是成熟的艺术家，成熟的艺术家必然含有对人生的透彻理解与把握，人的这种成熟性及对“自我”的认识便是人文精神的具体反映。
作品《长城随想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沧桑和蓬勃动力，这既是对民族的关怀，亦是对人的关怀，是一种对中华民族“人类”的关怀。《赶集》体现了艺术家对农村生活的关爱，这样的作品模仿性、叙事性很强，对幸福生活的关心中体现生活的美好，对生活的关照就是对人的关照，在关照中体现了人文精神的深刻内涵。还有一类乐曲，例如，《月夜》、《良宵》，这类作品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让听众在美妙的意境中陶醉，在陶醉中体会绝妙的人生境界，体会人在世界上的独立存在，体会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三 人文精神影响下的现当代二胡创作与表演
人文精神经过不断的蜕变和发展，在现当代更加突出的反映了它在二胡创作与表演中的重要意义，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建民二胡狂想曲的创作与表演。
狂想曲这一名称来源于希腊文，作为一种音乐体裁，是指一种感情奔放的幻想曲，常常取材于民族音乐、民间音乐或流行音乐的音调，在专业创作中是指以民歌或民间舞曲为主题而发展的器乐幻想曲。“二胡狂想曲”与传统的二胡曲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叙事性的减少，抽象的元素增加，这是时代给予二胡艺术家的创作灵感，艺术家敢于突破是因为“自我”意识在增长、人文精神在发展，这意义类似于现当代的绘画艺术给艺术创作带来的革命性成果，大大发挥了艺术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二胡步入现当代之后，受西方现代、后现代意识的影响，艺术家在现实中认识了“自我”，同样认识了二胡这门艺术独立的创作潜力，叙事性的语言逐渐被纯抽象的符号代替。受中国当代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意识的影响，人们的审美水平发生了转向，这种抽象的、理性的语言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中人们更倾向于抽象的语言带来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直接与我们的灵魂对话。《赶集》是叙事性较强的语言表述方式，通过对赶集的现实联想来体会生活的美好。而王建民的一系列“二胡狂想曲”中抽象的音乐符号串联足以创造美妙的意境，让我们的精神受到冲击，灵魂得到洗礼。
二胡艺术家对抽象语言的钟爱是源于独立的“自我”意识成熟，只有突破了“自我”才敢于突破传统艺术语言的限制。追求技巧的纯熟是当代二胡创作中的重要特征，作曲结构也相对更加复杂，越来越多的作品追求更多快节奏的变化和更加丰富的意境。当二胡作为独立的门类站在世界舞台之后，我们与世界乐坛有了更多的交流，更要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是由中国人“自我”意识的增长所决定的。独立是发展的成熟之道，展现二胡的技巧性，增强了二胡这门乐器的存在感。当然这未必是中国当代二胡创作与发展的唯一路径，中国传统文化是充足丰富的，这足以引导我们创作出符合时代的优秀作品。在追求技巧的同时，不要忽略中国传统文化对意境的追寻，意境才是音乐的根本，才是二胡创作与表演的本源。王建民的“二胡狂想曲”探索了一条通向成功的路，不但向我们展现了高超的技巧，也向我们展现了美好的意境。
在中国的当代文化情境中，二胡的创作与表演应该既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应该符合时代的特色，艺术家只有不断实现人的“自我”突破，把握“自我”意识，才能创作出符合时代意境高远的优秀作品。另外，人文精神是任何一个时代进行艺术创作的思想本源，抓住它也就抓住了其根本。现当代的二胡创作与表演，以其抽象的艺术语言直达意境的巅峰，创作出了符合时代特征、具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品，这样的创作才能做到从语言到情感、从生活到艺术、从现实到灵魂都是通透的，这是艺术家对时代的突破，对生命的突破，在物我两忘的状态里实现中国的人文精神，实现艺术家彻底的人性解放，这才是中国现当代二胡创作与表演中展现人文精神的根本。当下，二胡创作与表演刚踏上现代性的征程，我们期望当代的二胡创作与表演能探寻出更多适合艺术发展的途径，创作出更多符合时代特点的优秀二胡作品。
参考文献：
[1] [英]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
[2] 朱道忠：《二胡人文精神之我见》，《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3] 傅建生、方立平：《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
[4] 石一冰：《二十世纪中国二胡专业音乐教育概览》，《人民音乐》，2004年第3期。
[5] 刘承华：《中国音乐的人文阐释》，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顾晓莹，女，1983—，山东聊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音乐，工作单位：渭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关键词：二胡创作 人文精神 意境 自我意识 传统 当代
中图分类号： J632.21 文献标识码：A
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精神领域的重要成果。而人文精神却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及自身进步的有力武器，是上层建筑的主要内容。在艺术创作与表演中体现人文精神是艺术家的职责，而人文精神亦是艺术发展的精神力量。二胡曲作为一种艺术创作自然是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影响。
一 人文精神的流变
人文精神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产生的文化思潮，它是以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为起始，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把人从宗教神权和天国中拉回现实，提高人类自身的地位，启发人类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在人文精神发展的最初阶段是不断突破宗教束缚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了西方社会对人类自身的重新认识。“以人为本”是这个时期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在突破了宗教束缚之后，人类的自我意识得到充分认识与膨胀，这个时期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的特征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时虽然显得过于极端，但同时也把人自身的认识发展到了极致。当资本主义的破坏性明显表现之后，后现代的精英充分认识了人本主义的急剧膨胀所带来的弊端，随后他们提倡以东方的边缘性化解人本主义的膨胀，尤其受中国禅道哲学的影响，试图把“人性”拉回到良性发展的范畴中，人文精神在当代显现了它适合时代发展的特性，在和谐中把握人性的合理性。
人文精神在中国的发展有其天然的文化土壤。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禅道哲学的理念中，包含着对人的充分尊重与理解、对人性充分自由的理性自然把握，禅宗中的“自性”概念与人文精神的实质有不约而同的相似性。受禅道哲学的影响，人文精神在中国的发展如鱼得水，更没有西方社会探寻“人性”发展的弯路，并且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二 人文精神对传统二胡艺术的影响
人文精神归根结底是实现人自身的突破，人文精神在二胡创作与表演中，从草根走向舞台成长的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上世纪20年代，二胡走上舞台由伴奏地位提升至独立地位成为了独立的艺术门类，实现了自身的突破。在这之前它作为民间艺术形式，游离于自我表现与伴奏之间。并没有像今天二胡在社会上的地位，作为艺术表演的人即艺术家的地位也是可想而知的，正是阿炳、刘天华等老一辈艺术家经过不懈的努力将二胡这门民间艺术推向了舞台，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二胡艺术家才获得了独立的人格魅力。所以说艺术的独立意味着艺术家的独立，艺术的成熟意味着艺术家的成熟。艺术家独立人格的形成正是艺术家对“自我”认识的开始，二胡艺术家作为独立的人开始站在中国艺术的舞台上，这种对“自我”的审视正是人性地觉醒，人文精神在二胡作为独立的门类登上舞台的刹那展现得淋漓尽致。
艺术家对“自我”的挑战亦是人文精神在二胡创作与表演中的重要体现。阿炳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二胡艺术家，他的一曲《二泉映月》响彻中国大地、唱响世界舞台，更让我们备受感慨的是阿炳对命运的挑战，在他的生命境界里我们看到了悲怆的力量，更是看到了一股坚忍不拔的气质。阿炳34岁时双目失明，为了生计走上街头自编自唱、抨击社会黑暗，“一二八事变”之后，双目失明的他怀着崇高的爱国热情坚持创作，一曲曲气魄豪迈，感人肺腑的二胡曲倾吐了他驱走列强抗日救国的伟大民族情感，这份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正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情感。在他失明沦为乞丐之后，在黑暗的世界里，他用低沉的旋律演奏悲怆的人生。在那黑暗的年代，在他残弱的身躯中却有着坚如磐石般顽强的生命力和创作热情，他不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又在狂风暴雨中体现了超越生死的宁静，用他明澈的心灵创作出了《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等颇具影响力的优秀作品。他对命运的斗争，用生命演奏的旋律是对“自我”的突破、对人生境界的突破，是对人文精神的有力演绎。
中国是个讲究意境的国度，意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亦是中国二胡音乐的文化表达。意境一词最早出现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他提出了“言外之味，弦外之响”。
在艺术作品中，意境一般是指通过艺术形象的描写所体现出来的境界或者是情调，在二胡的创作和演奏中意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元素。意境二字的“意”是指艺术家主观情感的流露，“境”是指外在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的反映、再现，也就是人们的“心境”。众所周知，演奏是作者对原作品的“二度创作”，它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演奏者的诠释，使人们听到的音乐不只是达到“好听”的效果，还能有利于精神的健康。将艺术作品的感染性发挥出来，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这便需要演奏者内心情感的流露，通过“二度创作”所透露给观众。大家知道，同一事物在人们心中的印象是不同的，这是由于人们的思维对感官的影响不同，当人们离开这些客观的事物之后，存储于大脑的事物会在我们的大脑中再现，这就形成了意境。例如，常见的“日出日落”、“山河瀑布”、“雪山草地”等景象，这些都可以作为二胡创作和表演中的意境。例如，二胡曲《赶集》让人们感受到农村人赶集路上的喜悦和兴奋；《江河水》让听者体会到一位失去丈夫的妇女在江边无助的痛哭；《战马奔腾》让人们体会到万马奔驰、勇于杀敌的壮观场面和大无畏的精神，这些意境都存在于创作者和演奏者的思维中。
二胡音乐尤其是中国传统二胡曲的创作在表现意境方面更为突出，它主要是受儒、道二家及民间音乐思想的影响，在艺术实践上影响尤深。二胡曲无论是曲目、音色、音乐结构、弹奏姿势等和其它乐器比较，含蓄内敛的风格都更为突出鲜明，这种含蓄内敛的风格所追求的意境强调一种内在的艺术境界。二胡曲中的音乐思想也是靠意境的营造来传达艺术家对生活的理解、传达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往往是对生命的本质有领悟的艺术家才能传达出更灵动的意境。朱道忠在《二胡人文精神之我见》中谈到“旋律是生命、韵味是气质、人文是灵魂”，二胡创作不能丢掉传统的“道”和“韵味”，其它的只是手法的变化而已，而手法要为“灵魂”服务。像阿炳的《二泉映月》、刘天华的《光明行》、《病中吟》、《悲歌》、《空山鸟语》无不是作曲家精神世界的体现。 《二泉映月》是众所周知的一首传统二胡乐曲，它让我们感受到凄苦、文雅、愤恨、宁静、不安等情感互相交织，宛如皓月般沉浸到我们的心底，让我们在意境中感受到了艺术家的心境。音乐中传达的美妙意境是艺术家美妙心境的传达。音乐是人类心灵的产物，撞击着人类的灵魂。在二胡的演奏中，内外两弦在震荡中传达了艺术家对生命的理解，内外两弦传达的不只是一种声音，更是传达一种唯美的意境，将艺术家的整个生命能量传达给听众。艺术家美妙心境的获得需要艺术家对人生的突破，只有充分认识了“自我”，才能把心灵置空传达出空灵的意味。能够把握“自我”的艺术家必然是成熟的艺术家，成熟的艺术家必然含有对人生的透彻理解与把握，人的这种成熟性及对“自我”的认识便是人文精神的具体反映。
作品《长城随想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沧桑和蓬勃动力，这既是对民族的关怀，亦是对人的关怀，是一种对中华民族“人类”的关怀。《赶集》体现了艺术家对农村生活的关爱，这样的作品模仿性、叙事性很强，对幸福生活的关心中体现生活的美好，对生活的关照就是对人的关照，在关照中体现了人文精神的深刻内涵。还有一类乐曲，例如，《月夜》、《良宵》，这类作品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让听众在美妙的意境中陶醉，在陶醉中体会绝妙的人生境界，体会人在世界上的独立存在，体会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三 人文精神影响下的现当代二胡创作与表演
人文精神经过不断的蜕变和发展，在现当代更加突出的反映了它在二胡创作与表演中的重要意义，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建民二胡狂想曲的创作与表演。
狂想曲这一名称来源于希腊文，作为一种音乐体裁，是指一种感情奔放的幻想曲，常常取材于民族音乐、民间音乐或流行音乐的音调，在专业创作中是指以民歌或民间舞曲为主题而发展的器乐幻想曲。“二胡狂想曲”与传统的二胡曲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叙事性的减少，抽象的元素增加，这是时代给予二胡艺术家的创作灵感，艺术家敢于突破是因为“自我”意识在增长、人文精神在发展，这意义类似于现当代的绘画艺术给艺术创作带来的革命性成果，大大发挥了艺术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二胡步入现当代之后，受西方现代、后现代意识的影响，艺术家在现实中认识了“自我”，同样认识了二胡这门艺术独立的创作潜力，叙事性的语言逐渐被纯抽象的符号代替。受中国当代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意识的影响，人们的审美水平发生了转向，这种抽象的、理性的语言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中人们更倾向于抽象的语言带来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直接与我们的灵魂对话。《赶集》是叙事性较强的语言表述方式，通过对赶集的现实联想来体会生活的美好。而王建民的一系列“二胡狂想曲”中抽象的音乐符号串联足以创造美妙的意境，让我们的精神受到冲击，灵魂得到洗礼。
二胡艺术家对抽象语言的钟爱是源于独立的“自我”意识成熟，只有突破了“自我”才敢于突破传统艺术语言的限制。追求技巧的纯熟是当代二胡创作中的重要特征，作曲结构也相对更加复杂，越来越多的作品追求更多快节奏的变化和更加丰富的意境。当二胡作为独立的门类站在世界舞台之后，我们与世界乐坛有了更多的交流，更要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是由中国人“自我”意识的增长所决定的。独立是发展的成熟之道，展现二胡的技巧性，增强了二胡这门乐器的存在感。当然这未必是中国当代二胡创作与发展的唯一路径，中国传统文化是充足丰富的，这足以引导我们创作出符合时代的优秀作品。在追求技巧的同时，不要忽略中国传统文化对意境的追寻，意境才是音乐的根本，才是二胡创作与表演的本源。王建民的“二胡狂想曲”探索了一条通向成功的路，不但向我们展现了高超的技巧，也向我们展现了美好的意境。
在中国的当代文化情境中，二胡的创作与表演应该既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应该符合时代的特色，艺术家只有不断实现人的“自我”突破，把握“自我”意识，才能创作出符合时代意境高远的优秀作品。另外，人文精神是任何一个时代进行艺术创作的思想本源，抓住它也就抓住了其根本。现当代的二胡创作与表演，以其抽象的艺术语言直达意境的巅峰，创作出了符合时代特征、具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品，这样的创作才能做到从语言到情感、从生活到艺术、从现实到灵魂都是通透的，这是艺术家对时代的突破，对生命的突破，在物我两忘的状态里实现中国的人文精神，实现艺术家彻底的人性解放，这才是中国现当代二胡创作与表演中展现人文精神的根本。当下，二胡创作与表演刚踏上现代性的征程，我们期望当代的二胡创作与表演能探寻出更多适合艺术发展的途径，创作出更多符合时代特点的优秀二胡作品。
参考文献：
[1] [英]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
[2] 朱道忠：《二胡人文精神之我见》，《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3] 傅建生、方立平：《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
[4] 石一冰：《二十世纪中国二胡专业音乐教育概览》，《人民音乐》，2004年第3期。
[5] 刘承华：《中国音乐的人文阐释》，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顾晓莹，女，1983—，山东聊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音乐，工作单位：渭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