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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老段子有了新版本——周末晚上9点刚过,住在隔壁的老外敲开中国邻居的门说:“我家电视坏了,没法换台。”邻居回头看了一眼自家电视,淡定地回答:“哦,这个时段全中国只有一个台:选秀台。”
的确,暑期开始,各个电视台火力全开,从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到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还有北京卫视、安徽卫视、东方卫视、天津卫视……每到周末晚上,10余档选秀节目一窝蜂涌上电视屏幕,一派“全民皆唱”的盛况,无论你怎么按遥控器,也逃不开“选秀”这个关键词。
虽然名目繁多、形式各异,但这些选秀节目本质趋同。赛制无非是“晋级”、“待定”、“淘汰”,催人泪下的地方不外是“梦想”、“坚持”、“青春”,千篇一律的杀手锏难以掩盖节目的呆板与浅薄。也正因此,这些节目让不喜欢看选秀的观众感到郁闷,让以往喜欢看选秀的观众觉得乏味。
选秀类节目的泛滥折射出中国文化生产中创新能力的不足。《中国梦之声》的原型是红遍欧美的《美国偶像》;《中国好声音》的版权购自荷兰;刚兴起的两档明星跳水节目也是从德国、荷兰学来的。舶来并非不好,但只有一窝蜂的舶来、没有一丁点的创新,就是徒有其表的虚假繁荣。用编造故事来骗取眼泪;用假唱来博取收视;没有卖点,就炒作几条桃色绯闻;眼球不够,就增加一些恶趣味爆点……这样的节目,拉低了观众欣赏水准,侵害了社会文化氛围,既是对观众的不尊重,也是媒体工作者对自己手中传播权的不尊重。
沙发对面的大电视,是中国家庭的“标配”。没有什么大众传播手段,能像电视这样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有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智商。如果“全民皆为选秀醉”,而选秀节目又充满劣质的选手、低俗的内容和虚荣的理念,难免损及公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水平。并且,观众的品位一旦被拉低,又反过来影响电视的制作,形成恶性循环,让大众文化氛围每况愈下,甚至导致人们把“审丑”当审美。
岂止选秀节目。香港维多利亚港的小黄鸭火了,内地很多城市的大小水洼里即出现了造型诡异的黄色大玩具;《明朝那些事儿》畅销了,就出现了先秦那些人、唐朝那些诗;一部穿越剧火了,无数穿越小说遍地开花……当前的中国,虽然观念多元、思想多变,但整体的文化创造力未能与之匹配。
每每说起这些乱象,人们总会想起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一书中的名言:“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但文化上的事,无法靠行政手段来解决。波兹曼也说过:“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滑稽戏。”选秀成风是一场滑稽戏,但解决它无法靠“一刀切”的行政命令,而要靠真正提升文化创造力。那些有创新的作品,哪一个不在市场上赚得盆满钵满?电视剧《潜伏》、电影《泰囧》、话剧《蒋公的面子》,这些原创作品的惊人收益远比“山寨”选秀节目更可观。
诚然,现在是一个能进行3D打印的年代,依靠这种新技术,一切皆可“复印”。但真正负责任、有能力的文化生产者,必须保持专业精神和慧心巧思,并且有这样的认识:文化产品不仅仅是商品,而且能塑造一个时代的思想和心灵。反之,急功近利“复印”出来的选秀节目,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去年年底,选秀风的始作俑者湖南卫视广告招标额缩水五成,就是最好的例证。
电视在中国真正兴起不超过30年,无论是节目制作还是推广,还远未成熟。但背靠独一无二的中华文化、13亿人的巨大市场、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兴国度,包括电视人在内的文化工作者,理应有更好的想象力和更大的创造力,不能被蝇头小利缚住手脚,更不能被蝇营狗苟绑住心灵。或许只有这样,面对“中国人失去了文化创造力”的质疑,才能斩钉截铁给出否定的回答。
的确,暑期开始,各个电视台火力全开,从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到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还有北京卫视、安徽卫视、东方卫视、天津卫视……每到周末晚上,10余档选秀节目一窝蜂涌上电视屏幕,一派“全民皆唱”的盛况,无论你怎么按遥控器,也逃不开“选秀”这个关键词。
虽然名目繁多、形式各异,但这些选秀节目本质趋同。赛制无非是“晋级”、“待定”、“淘汰”,催人泪下的地方不外是“梦想”、“坚持”、“青春”,千篇一律的杀手锏难以掩盖节目的呆板与浅薄。也正因此,这些节目让不喜欢看选秀的观众感到郁闷,让以往喜欢看选秀的观众觉得乏味。
选秀类节目的泛滥折射出中国文化生产中创新能力的不足。《中国梦之声》的原型是红遍欧美的《美国偶像》;《中国好声音》的版权购自荷兰;刚兴起的两档明星跳水节目也是从德国、荷兰学来的。舶来并非不好,但只有一窝蜂的舶来、没有一丁点的创新,就是徒有其表的虚假繁荣。用编造故事来骗取眼泪;用假唱来博取收视;没有卖点,就炒作几条桃色绯闻;眼球不够,就增加一些恶趣味爆点……这样的节目,拉低了观众欣赏水准,侵害了社会文化氛围,既是对观众的不尊重,也是媒体工作者对自己手中传播权的不尊重。
沙发对面的大电视,是中国家庭的“标配”。没有什么大众传播手段,能像电视这样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有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智商。如果“全民皆为选秀醉”,而选秀节目又充满劣质的选手、低俗的内容和虚荣的理念,难免损及公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水平。并且,观众的品位一旦被拉低,又反过来影响电视的制作,形成恶性循环,让大众文化氛围每况愈下,甚至导致人们把“审丑”当审美。
岂止选秀节目。香港维多利亚港的小黄鸭火了,内地很多城市的大小水洼里即出现了造型诡异的黄色大玩具;《明朝那些事儿》畅销了,就出现了先秦那些人、唐朝那些诗;一部穿越剧火了,无数穿越小说遍地开花……当前的中国,虽然观念多元、思想多变,但整体的文化创造力未能与之匹配。
每每说起这些乱象,人们总会想起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一书中的名言:“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但文化上的事,无法靠行政手段来解决。波兹曼也说过:“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滑稽戏。”选秀成风是一场滑稽戏,但解决它无法靠“一刀切”的行政命令,而要靠真正提升文化创造力。那些有创新的作品,哪一个不在市场上赚得盆满钵满?电视剧《潜伏》、电影《泰囧》、话剧《蒋公的面子》,这些原创作品的惊人收益远比“山寨”选秀节目更可观。
诚然,现在是一个能进行3D打印的年代,依靠这种新技术,一切皆可“复印”。但真正负责任、有能力的文化生产者,必须保持专业精神和慧心巧思,并且有这样的认识:文化产品不仅仅是商品,而且能塑造一个时代的思想和心灵。反之,急功近利“复印”出来的选秀节目,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去年年底,选秀风的始作俑者湖南卫视广告招标额缩水五成,就是最好的例证。
电视在中国真正兴起不超过30年,无论是节目制作还是推广,还远未成熟。但背靠独一无二的中华文化、13亿人的巨大市场、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兴国度,包括电视人在内的文化工作者,理应有更好的想象力和更大的创造力,不能被蝇头小利缚住手脚,更不能被蝇营狗苟绑住心灵。或许只有这样,面对“中国人失去了文化创造力”的质疑,才能斩钉截铁给出否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