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在藏语是家族的意思。邦达昌，指的是邦达·阳佩、邦达·热嘎、邦达·多吉三兄弟在西藏区内外、国内外的统一商号。从民国初年到50年代末，邦达昌是云、贵、川、藏著名的商号，在印度、缅甸、尼泊尔、不丹等国家也很有名。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邦达昌以其骡马商队开辟陆地国际运输线，有力地支援了大后方，功绩卓越，成为国内外美谈。纵观邦达昌的兴衰，在那个时代，它确实为发展西藏民族商业，为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传奇发迹
　　
　　邦达三兄弟是西藏昌都芒康县人，三代前是萨迦寺在芒康县的差户。邦达·阳佩的爷爷原先只是个很小的“聪本”，最早靠几匹骡子和24两藏银的本钱，做起从云南德钦到西藏芒康之间的生意。后来，他的生意发展到藏东重镇昌都，生意路子越做越宽。到了阳佩父亲那一辈，生意做到了拉萨和印度，邦达昌的商号开到了噶伦堡和加尔各答。所以，邦达三兄弟可以说是典型的商人出身。
　　老大阳佩专门掌管生意；老二热嘎学识很好，既做生意，又参与西藏的政治；老三多吉则在藏东老家一带带兵，据说他的枪法非常好，还有一对虎牙长出嘴唇外。这倒跟他的名字很相配。“多吉”，藏语就是“霹雳”的意思。
　　1910年，13世达赖喇嘛和驻藏清兵发生冲突，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经曲水、帕里跑到了大吉岭。难得的一片金云忽然笼罩在了邦达昌头上。那时的邦达昌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阳佩的父亲大大方方拿出钱来帮助了窘迫的达赖喇嘛。3年后，达赖喇嘛重返拉萨，重赏那些在危难中帮过他的人们，邦达昌自然被摆到了重赏的前列。许多人都得到了封官重赏，然而邦达昌的人却无缘做官，因为西藏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康巴人都不得当官。拉萨的贵族和官员把富饶的康区视为巧取豪夺、发财致富的地方，他们不仅在那里担任了几乎全部的官职，而且可以任意差遣康巴人为他们的私人商业活动无偿地服“乌拉”差役。作为康巴人，邦达昌的人很难跻身仕途。达赖喇嘛于是下令，特许已经主掌邦达昌事务的阳佩主持西藏与印度之间的商务，特许邦达昌独家经营十几种商品。巨大的垄断权使邦达家族大发特发起来，成了权倾一方的富豪。
　　达赖喇嘛还把自己的一个侄女嫁给了老二热嘎，并且封了他一个带兵官的头衔。老三多吉也得了个带兵的官职。在西藏人看来，带兵的官并不是从政的官，什么人都可以做，哪怕他没有半点军事知识。而且康巴人骠悍善战，驻扎在康区的藏兵多由他们组成，不让康巴人带兵又让谁带呢？
　　
　　大展鸿图
　　
　　由于藏传佛教的传统，邦达昌经营场所没有招牌、招幌之类的标志。
　　老大阳佩坐镇拉萨，老二热嘎坐镇印度噶伦堡，老三多吉坐镇昌都。邦达昌经营很广泛，主要从事西藏区内外、国内外茶叶、食盐、粮油、副食品、畜产品、中药材，西药、日用工业品的批发经营。1914年，仅阳佩在拉萨的流动资金已达709090两藏银。邦达昌曾在国民政府组建的喜马伦公司投资20多万元大洋。1953，邦达昌拥有150多万银元的商业资金。这些还不包括存在美国、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无法估算的美元和其他外币。老百姓有一个传说，邦达昌在拉萨有一座小金库，里面装满了一千块一封的大洋，把厚厚的墙壁都胀得裂缝了。邦达昌拥有1000来名职工，其中秘书（文书兼会计）13名；经理若干名。半年算一次工资，秘书、督管一年发两套藏装。
　　邦达昌有数队骡帮，每队骡、马、牦牛头数在200左右。每队骡帮有一名督管，其腰别长藏刀，肩挎英制步枪，威风凛凛。经长途运输货物安全抵达后，督管可得到一驮货物作为奖赏。有的督管把这一驮货物卖掉，变成现钱，时间一长，就发了财。在印度噶伦堡，两队骡帮发生械斗，打死了人，官司打到藏政府，才弄清都是为邦达昌服务的，足见其经营规模是很大的。另外在拉萨市内，有一个6辆6轮汽车的小车队，当时市外没有公路，就在市区倒运商品。在噶伦堡，邦达昌与热振、萨多两个商号共同拥有一座500名职工的羊毛加工厂，出口羊毛在这里分等级，重新打包以后出口到印度、英美等国家。
　　饮茶在藏族人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老百姓有“茶是生命、茶是精神、茶是肉”的说法。光是茶叶的牌子就很丰富，当时邦达昌主要经营的牌子有：仁增多吉、扎门拉、森格湟玛、落布门巴、梅朵白玛珠、扎西达吉。
　　邦达昌经营方式很灵活。将收购或采购的商品运至昌都、拉萨、日喀则后，邀请大、中小商人看货选购。为了融洽气氛，同时备有丰富的饭、菜、烟、酒、茶款待客商，信誉很好。另外常采用流动购销，扩大收购和销售。邦达昌的骡帮满载各种商品深入农牧区，一面出售商品，一面收购农牧副土特产品。邦达昌也采取赊销方式，在春夏之季，先将日用百货等商品赊给城镇居民或农牧民，待秋季农牧副土特产品收获后，再上门收购，以抵偿货款。
　　邦达昌在印度的商号就在云南恒盛公张家的附近，张乃骞先生的父亲张相臣跟他们有很好的关系。据张乃骞先生估计，邦达昌在最兴盛的时候大概有200多万印度卢比的资产。但据丽江仁和昌赖敬庵以及杨超然先生的回忆，邦达昌拥有的资金达1000万卢比以上。当时一个卢比值三四两银子，卢比最挺的时候要换八九两银子。算下来邦达昌差不多有数千万两银子的资产。
　　
　　以商抗日
　　
　　邦达昌以商抗日的业绩最为突出。
　　“七七事变”后，日本对抗战后方实行战略封锁，切断海路运输线，致使大西南商品、物资非常匮乏。阳佩和多吉策划并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完全依靠骡马运输的陆路运输国际交通线。邦达昌加强印度加尔各答和噶伦堡的商业机构，以拉萨为转发中心，先后在玉树、昌都、芒康、甘孜、巴塘、义敦、理塘、雅安、成都、重庆、昆明、丽江、中甸等地设立固定和流动商号及转动站。从印度购进大批商品，如棉纱、染料、药品（材）、皮革、毛料、布匹、香烟、卷烟备纸以及麝香、虫草、克什米尔红花和贝母等，从噶伦堡直发康定和丽江后转至成都、昆明等地。邦达昌自备骡马2000余头，驮运费相当高，其中要翻越雀儿山、二郎山等大山，千里迢迢、忍饥受冻，途中常遇盗匪侵扰，但邦达昌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前后支援抗战物资达1.5亿美元。
　　1942年，在爱国力量支持下，邦达昌在康定成立了“康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同年7月，在理塘设邦达昌临时总号，动员藏区大中小商人不惜一切代价支援西南大后方。
　　在邦达昌兄弟鼓动下，商人们纷纷前往拉萨或噶伦堡办货，分别送至康定和丽江等地。回程又办茶叶等商品送回拉萨，在康定掀起了大办商贸积极支援持久抗战的热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原来康藏沿途盗匪猖獗，后来为邦达兄弟大义所感召，盗匪竟销声匿迹，往来商旅畅通无阻。
　　1942年冬，邦达昌派仲麦·格桑扎西带上从印度发来的西药、皮革、毛料、布匹、棉纱到成都。这些商品当时是俏货，不到两个月全部脱销，随后又有大批商品运到成都销售，对繁荣战时后方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43年，仲麦·格桑扎西参加了重庆金融市场建设，每天了解外币特别是美金、黄金、公债、行情变化，伺机买进外汇，又汇往印度购买战时内地急需商品。1943年至1946年，汇往印度邦达昌总号1000万卢比，在重庆、成都、昆明、丽江购进黄金1万两、银元30多万元、银锭元宝3.3万多两。
　　
　　悠悠报国情
　　
　　1933年底，13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内部争权夺利空前惨烈。1934年，多吉在康区发动了反叛，邦达昌差点被查抄。阳佩贿赂当时大权在握的赤门噶伦，动用各路关系游说噶厦政府，以至噶厦政府最终未敢对掌握着西藏经济命脉的邦达昌下手。阳佩还作为1948年西藏地方政府组织的商务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到过中国内地和英国。阳佩1959年1月去了印度，1964年回西藏，1976年患脑溢血去世。
　　藏文化非常好的老二热嘎是个有理想的人，他对当时西藏的现实极为不满，痛切感到西藏的社会现实非改变不可。他曾将孙中山的一些重要的著作翻译成藏文，试图寻求对西藏进行变革的途径。他参与了弟弟多吉于1934年发动的那场反抗噶厦政府的没有成功的反叛，后来逃到了康区。再后来来到重庆，进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供职。1939年，他在噶伦堡与索朗杰波、土登贡培一道建立了“西藏革命党”。40年代中期他们秘密进入西藏从事活动，后在英国殖民者的干预下失败。最后热嘎作为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委员”离开印度到了上海，后病逝于印度。
　　多吉一直留在巴塘和理塘之间的玉敦，带着他的察雅骑兵，直到1950年都没敢再进入卫藏地区。1950年，多吉积极协助解放军进军西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主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74年，多吉患脑溢血去世，临终留有遗嘱，不幸丢失。
　　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邦达昌曾遭受很大的不幸。邦达昌三兄弟的老父亲在拉萨过雪顿节耍林卡，和中甸去到拉萨做生意并定居下来的马青山老人等在一起。天气忽然阴了下来，他们四个人就坐在帐篷里打起了藏式麻将，突然“乓”地响了一声，马青山还以为是打雷呢，哪知是阳佩的父亲被人从帐篷外面开枪打死。后来凶手也没有下落，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1958年，邦达昌经营活动停止。（编辑/左后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