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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奉命为艾伟写一篇文章。艾伟的小说我当然很熟悉，但我尚未准备好对他的小说进行条分缕析的评论，就这样仓促上阵，只能把我最直接的印象和感受说出来，顾不上逻辑性和深刻性了，但也好，说出来的话就会多一份真切。
艾伟的小说具有明显的丰富性，而且人们也从他的丰富性中总结出一些被大家所认同的特点，如他对内心的重视，他看重文学的寓意，他强调个人命运与时代意志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无疑都是论说艾伟非常恰当的切入点，我过去也曾从这些方面评论过艾伟的作品，但这次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谈艾伟。因为在阅读艾伟的小说时，总有一种印象在我头脑中不能抹去，那就是艾伟面对世界时的一副不信任的眼光。他不会轻信什么，哪怕是权威，哪怕是真理，他都要用自己的眼睛再审视一遍。当一个作家对什么都不相信时，很容易在写作中变得冷漠和寡情。这也是我为什么会特别在意艾伟的不信任眼光，我担心艾伟因此会走冷漠风格的路子。但艾伟并不是这样的，尽管他是以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看世界，他的情感却是温暖的，他的内心有一片温柔的湿地。这使他能够在黑暗的时刻寻觅到光亮，能够在进入人的内心时多一份体贴和理解。我愿意将艾伟称之为一个温情的怀疑主义者。艾伟小说的所有独特性也许都与他的这一重身份有关。
作为一名怀疑主义者，自然始终保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批判性是艾伟小说的闪光点。艾伟的批判性是立体的，他不仅对社会上的不良之风予以针砭， 对文化特别是对现代文明充满忧虑，而且，他对人性的黑暗面更是有着持久的批判激情。但是，艾伟的批判不是零碎的、片段的，他的所有批判都源于他对历史和社会的整体判断。可以说，艾伟的批判具有一种历史和社会的整体性。艾伟对历史和社会的整体判断是以“革命”为出发点的。他认为，他们这一代作家（即“60后”）经历了两个年代，一个是革命的年代，一个是经济的年代。这两个年代表面上看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是禁欲的，一个是纵欲的;一个是严肃的，一个是戏谑的;一个有所谓的信仰，一个是精神世界完全的破败。这两个年代看上去是如此不同，但它们背后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他将自己置身于这两个年代的转换之中，因此便建立起了“双向批判的目光”。
《爱人同志》典型体现了艾伟是如何以“双向批判的目光”来剖析人心的变化的。《爱人同志》讲述了一个曾在社会上非常流行的故事，在战场上光荣负伤的战士刘亚军，被一位仰慕英雄的姑娘张小影爱上，刘亚军成了全社会拥戴的英雄，张小影因为爱上一名身体残疾的英雄而被媒体赞誉为“圣母”。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事情，人们也会以习以为常的心態接受这样的宣传。艾伟显然对这样的事情和这样的宣传怀有极大的不信任感，这促使他写了这部小说。小说的批判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我读到不少关于《爱人同志》的评论文章，论者大多都是围绕作品的批判性来立论的，这些文章论述得非常充分，但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当我们讨论这部小说的批判性时，应该注意到艾伟的批判向度。艾伟并不是简单地对英雄和圣母进行批判，他是将英雄和圣母的现象放置在他所说的“革命的年代”和“经济的年代”这两个年代的转换中来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在艾伟笔下，刘亚军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将张小影称为“圣母”也未尝不可，她最初对刘亚军的感情一方面出于对英雄的崇拜，另一方面也是少女之心的萌动。小说写到，她“迷恋”他的声音和眼睛，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她觉得他很可怜很可怜，从那时起她发誓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她觉得自己只不过做了一件简单而普通不过的事情，也就是说她喜欢上了他。没有更多的理由”。一个少女愿意献身于一位身体残疾的英雄，这种行为当然从公共道德角度说是值得称颂的。当张小影被称为“圣母”后，她也将此作为对自己的鞭策。所以当有人指责她的婚姻“不人道”，反而激发起她要做一个完美无瑕的圣母的决心，她更为主动地把照顾刘亚军当成了自己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默默忍受着生活中烦恼和负累。孤立地看，张小影是一个相当正面的人物，这个人物如果交给有些作家来处理，完全可以塑造成一个具有奉献精神和善良品质的圣母形象。但艾伟基本上不会“孤立”地塑造人物，他在一篇创作谈中说：“作家是人性的守护者。他的立场应该永远站在‘人’这一边。”同时他也指出如何才能准确认识“人”，他认为，“人不是孤立的，人处在各种力学关系中，这种力学的相互作用才决定他具体的表演”;要“从经验出发去觉察时代意志，看破时代的重重机关，并由此体恤人的真实处境”。这是艾伟判断世界和人的基本原则。他既不会孤立地处理张小影所做出的圣母般的行为，也不会孤立地将这些行为看成是一个女人的心机和伪装。艾伟揭示了英雄和圣母作为革命年代的核心话语所具有的合理性，但他要强调的是这种合理性不是出自人物的内心，相反，当这种核心话语嵌入人物内心时，将对人物的心理造成扭曲和变形。更重要的是，艾伟的批判并没有止步于此，他从革命年代写到经济年代，这时候，尽管英雄和圣母的合理性并没有被取消，但这种合理性已经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了。刘亚军相对来说一直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他自认为不是英雄，特别是到了经济年代，英雄话语不再被社会重视，他反而有了一种愿望要做回一个真实的自我，于是他要去捡破烂。而张小影还一直幻想着社会聚光灯能够再一次照到他们身上，但刘亚军捡破烂的事情给了她沉重的一击，她才发现真正的境况是“他们的存在已没有任何意义了”。这样说来，革命年代造成了他们的心理扭曲和变形，在经济年代他们的心理又遭到来自另一个方向的伤害。最终刘亚军只能以自焚来宣泄自己的愤懑。
我以《爱人同志》为例是想说明，艾伟的批判向度，基本上是通过对人性的探询，去追责历史和社会。艾伟的小说在人性刻画上很下功夫，他自诩：“我可能是中国作家当中为数不多的向人物的内心、向人物的精神世界掘进的作家。我相信人们不是我们习见的那个平庸的面貌，而是有着像宇宙一样深不可测，谜一样的领域有待于我们去探寻。”他同时又说道：“我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我相信人的内心以及精神世界和我们这个时代是紧密联系的，人是被时代劫持的，谁都逃脱不了庞大的时代意志。”艾伟在探询人物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时，从来不把人心当成一座孤岛来对待，哪怕一个人的内心有多封闭，他也要找出这个封闭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秘密接头点。我以为艾伟应该是相信古人所说的“性本善”的，他在小说中不乏写到人物作恶，但他一定要写出是一种什么样的外在力量将人物推向了“恶”。正是这样一种理念，让艾伟始终保持着温情和体恤之心。 对于一位致力于探询人物内心的作家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罪与罚的主题，比如《爱人有罪》，就是以罪与罚组成小说的基本结构的。然而我发现，尽管艾伟会不断涉及罪与罚的主题，但他基本上不会将这个主题延伸到赎罪或自我救赎的主题上来。这大概就与他所坚持的理念有关系，他既然强调是外在力量将人物推向了“恶”，那么就应该追究历史和社会的罪责，如果一味强调让个人来赎罪就显得不公正了。《爱人有罪》也写到了救赎。鲁建出狱后把诬陷他的俞智丽强奸了，但俞智丽反而决定要嫁给鲁建，她是要以这种方式为自己赎罪，她的赎罪意识也足够强大，以至于对于鲁建在精神和肉体上对她所施予的伤害她都能够容忍下来。但俞智丽的行为不仅没有救赎鲁建，反而将自己毁了，最终鲁建被他人所杀，俞智丽也丧失了理智，去派出所自首。俞智丽的救赎之所以不起作用，就在于施予人物内心的外部力量仍很强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不以赎罪或自我救赎的方式来拯救人物，表现了艾伟对人物所怀有的一种温情。《盛夏》同样也能充分说明这一点。《盛夏》里的人物都有着复杂和黑暗的一面，他们陷在善与恶的交锋中，游走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界，有雨夜车祸逃逸的，有雇杀手为父报仇的，有对爱情不忠的，但我们又能从每一个人物幽暗的内心里看到一丝善的光亮。艾伟剖析了人物内心，却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纷乱的现实，如同小说中所呈现的上访、拆迁、跟踪、为民请命，甚至温州的动车事故，这些社会现实都成为艾伟的批判对象。这部作品借用了侦探小说的模式，追求故事的悬念性，其实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
但艾伟的批判性不是孤立地揪住一点做文章，而是建立在整体判断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更突出体现在他对“革命”的认知上。革命是中国现代历史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动力。艾伟自言他的成长是处于革命年代和经济年代的过渡期，因此对于革命的体认会有与革命父辈们不一样的地方。他曾多次说过：“革命曾经是我们的父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革命的遗孤。”他把革命视为自己的父亲，可见他对革命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同时又把他这一代人称为革命的遗孤，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称谓——遗孤，既暗示了死亡和终结，同时又蕴含着担当和责任。我们也许可以从艾伟的书写中拼接出一个革命遗孤的精神版图。艾伟是这样表述自己的写作的：“我试图写出革命以及后革命语境下人的复杂性，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在眼花缭乱的变化中，迅捷、生猛、浩大，如何有效地写出社会主义经验的复杂性，写出时代洪流下人的处境是我的写作兴趣所在。”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艾伟当然要对革命采取审视的态度，他的《风和日丽》就是一部审视革命最有分量的作品。
关于《风和日丽》的评论文章已有不少了，这些文章围绕小说对于革命的反思和审视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意见。我想在本文补充一个被大家所忽视的方面，即艾伟在这部小说中还审视了革命与精英文化的暧昧关系，对于精英文化在革命歷史中既被压抑又被征召的尴尬处境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这种批判性反思集中体现在私生子这一角色的设计上。艾伟本人就坦承：“在某种程度上私生子这样的身份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它虽然在革命之外，但有可能刺入革命的核心地带，刺探出革命的真相。”
《风和日丽》以一个私生女作为主角，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私生女并不是一个给人带来愉悦的词，杨小翼第一次知道自己是一个私生女时，她那单纯高傲的心无疑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是个难听的词，这个词就像随意掷在街头的垃圾。有一种肮脏的气味。”但这种“肮脏的气味”可能就会引起人们对小说的极大兴趣。无论是私生女还是私生子，这样一种特别的身份似乎必然包藏着很多的故事，他们会勾起人们的窥视欲望，作家们也愿意去挖掘他们的隐秘信息，故而小说中经常会出现私生子或私生女的形象，比如艾伟小说中所提到的《牛虻》，主人公亚瑟就是一个私生子。但艾伟决定以私生女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并不是看重私生女背后的隐秘故事和她对于读者的诱惑，他是要以私生女为“匕首”刺入革命的核心地带，显然，这个私生女具有一种隐喻的功能。这是一个隐喻的私生女。
杨小翼是一个将军的私生女，她的出场就意味着她的父母经历过一段浪漫的情事。这段浪漫的情事发生在革命战争年代。年轻的军人尹泽桂在战斗中负伤，被悄悄地送到上海一所同情共产党的教会医院里治疗，在这里他遇见了年轻美丽的小护士杨泸，他们相爱了。但军人尹泽桂必须返回战场，他到了延安后，与组织安排的对象结了婚，而杨泸怀上了将军的孩子却只能作为私生女抚养大。最重要的是，这个革命加浪漫的故事不是一个轻率的、欲望化的故事，这是两个年轻人的真诚的相爱。这恰是艾伟要追问的症结所在。也就是说，艾伟讲述的这个故事与我们听得比较多的同类型故事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常常有作家讲述革命者的风流故事，但这种风流故事多半只是革命者在伟大革命行动中的一个插曲而已，留下的也多半是一个轻率的革命者和一个悲剧性的痴情女。艾伟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么真诚的爱情却会戛然断裂，为什么当革命胜利了，一切障碍清除了之后，这段革命加浪漫的情事仍然讳莫如深。于是他与私生女杨小翼一起走上了寻父和审父的道路。
杨小翼寻找父亲的过程虽然非常艰难，但更艰难的却是得到父亲的承认，所以当杨小翼看到父亲却又被迫离开北京后，她就开始了一个审父的过程。直到她成了革命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她最感兴趣的就是研究革命者的遗孤及其私生子问题。她在接触了成百上千个革命者的遗孤及私生子后发现，私生子的处境要比遗孤艰难得多，这些私生子是“因为伦理的原因和某种革命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要求，而被抛弃在外，流落民间，其血统成为一个问题”。血统，是艾伟用私生女这把“匕首”刺破革命历史图景后所得到的真相。血统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当我们从文化意义上进入到血统这个词时，我们就发现了私生女的隐喻义。
将军显然是革命文化的象征，革命对于小资产阶级情调采取了决断的姿态，但小资产阶级的魅力依然存在，在小说中将军与杨泸的恋爱虽然着墨不多，但我们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对心心相印的恋人，这是一段纯洁高尚的爱情。艾伟在这里暗示我们，革命与小资产阶级情调结合将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然而这样一件美妙的事情却只能埋藏在革命的隐蔽处，不能赋予其合法的位置，而以后的一系列悲剧又都与它的不合法有关。如果我们继续追溯杨泸的文化血统，她的身上深深留下了贵族文化精神的印记。反思中国革命进程，正是对贵族文化精神的暧昧态度，给新社会的文化精神建设埋下了祸种。作为革命的对象，贵族阶级无疑是要被打倒的，但贵族精神积淀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却应该传承下来。事实上，当革命成功之后，必然要通过吸收贵族精神中的精英文化来建立新的秩序的，但是，革命始终不愿给精英文化一个合法的身份。就像将军那样，即使他非常喜爱他的女儿杨小翼，而一旦杨小翼要公开自己的身份，认他做父亲时，他就毫不留情地将杨小翼赶出了家门。杨小翼的隐喻义就在于，革命需要与精英文化的结合，才能建立起新的文化秩序，让革命的蓝图落到实处，但是，在革命成功后，精英文化却始终戴着不合法的枷锁，像一个私生女一样小心翼翼地生活着。艾伟以一种非常冷静客观的叙述，再现了精英文化被视为私生女的历史事实。 否定精英文化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它是那么的理直气壮。夏津博作为杨小翼的同龄人，也在进行着审父，但因为夏津博的文化身份不同，他的視角也不一样。他的父母都是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保留着坚实的精英文化。因此，夏津博说：“不要看我父母有点儿小资产阶级情调，他们挺会生活的，会苦中作乐。”但这些只能说是他父母的精英文化的不自觉的流露，在思想上他们是非常自觉地摒弃精英文化意识的。夏津博发现父母的革命意志坚如磐石，为此他都感到害羞。精英文化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却又不得不在新的文化秩序里担当起自己的一份职责的东西。它的历史结果便是建立起来的新的文化秩序变得非常脆弱，缺乏有效的保护，于是那些暴力文化、粗鄙文化、造反文化就可以尽情地生长。吕维宁这个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大学生就是一个有力的反证。他的堕落并不在于他身上的荷尔蒙太旺盛，而在于他接受了精英文化的教育，却从来没有以敬仰之心去理会精英文化的实质，而是将亵渎精英文化当成正道。他轻蔑地说班上同学“这帮少爷，懂什么，满身都是资产阶级幼稚病”。他就这样纵容着自己身上的文化恶习，直到彻底堕落。伍思岷是一个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他的悲剧就在于，他清楚地看到了新文化秩序中的精英文化不过是没有合法身份的“私生女”，他挑战新的文化秩序就变得名正言顺。更重要的是，当精英文化只能以一种“私生女”的身份进入到新的文化秩序中时，这种新的文化秩序的成长就难以在阳光下得到健康的发育。杨小翼在干部子弟学校上学时，因为穿了一双皮鞋，会在课堂上被刘世晨悄悄脱下，并被训斥为资产阶级小姐。这个细节具有极丰富的象征意味。
经历了巨大的历史磨难，将军也在反省，也在调整自己的思路。将军后来对杨小翼的儿子宠爱有加，又是一个重要的暗示，它暗示着革命开始从绝对的二元对立思维中走出，能够正视精英文化的建设性。将军在天安的墓前刻下自己当年在巴黎写的诗句，就明显有这层含义。但尽管如此，将军仍然不愿公开认杨小翼为自己的女儿。我们与其将这看成是历史的悲剧，不如看成是历史与革命交汇时的瓶颈。而这一点，只有始终在寻父和审父途中的杨小翼理解到了，因此，当将军的儿子尹南方对杨小翼说将军对不起她和她的母亲时，她告诉尹南方，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得多。艾伟让我敬佩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洞穿历史之核心，而且有一种历史的勇气，他要把这“复杂得多”的事情告诉人们，在这样一个历史与革命交汇的瓶颈处，他要为革命的“私生女”争取到合法的身份。
艾伟在《风和日丽》中对于私生女的讲述以及隐喻，让我对艾伟的怀疑主义者的姿态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他的怀疑主义与后现代无关，他不是以解构主义的方式去对待他所怀疑的对象，相反，他力图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艺术图景，对待革命同样如此，这也正是艾伟的温情在发挥作用。做一个温情的怀疑主义者，非常不容易！
【作者简介】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 周 荣）
艾伟的小说具有明显的丰富性，而且人们也从他的丰富性中总结出一些被大家所认同的特点，如他对内心的重视，他看重文学的寓意，他强调个人命运与时代意志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无疑都是论说艾伟非常恰当的切入点，我过去也曾从这些方面评论过艾伟的作品，但这次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谈艾伟。因为在阅读艾伟的小说时，总有一种印象在我头脑中不能抹去，那就是艾伟面对世界时的一副不信任的眼光。他不会轻信什么，哪怕是权威，哪怕是真理，他都要用自己的眼睛再审视一遍。当一个作家对什么都不相信时，很容易在写作中变得冷漠和寡情。这也是我为什么会特别在意艾伟的不信任眼光，我担心艾伟因此会走冷漠风格的路子。但艾伟并不是这样的，尽管他是以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看世界，他的情感却是温暖的，他的内心有一片温柔的湿地。这使他能够在黑暗的时刻寻觅到光亮，能够在进入人的内心时多一份体贴和理解。我愿意将艾伟称之为一个温情的怀疑主义者。艾伟小说的所有独特性也许都与他的这一重身份有关。
作为一名怀疑主义者，自然始终保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批判性是艾伟小说的闪光点。艾伟的批判性是立体的，他不仅对社会上的不良之风予以针砭， 对文化特别是对现代文明充满忧虑，而且，他对人性的黑暗面更是有着持久的批判激情。但是，艾伟的批判不是零碎的、片段的，他的所有批判都源于他对历史和社会的整体判断。可以说，艾伟的批判具有一种历史和社会的整体性。艾伟对历史和社会的整体判断是以“革命”为出发点的。他认为，他们这一代作家（即“60后”）经历了两个年代，一个是革命的年代，一个是经济的年代。这两个年代表面上看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是禁欲的，一个是纵欲的;一个是严肃的，一个是戏谑的;一个有所谓的信仰，一个是精神世界完全的破败。这两个年代看上去是如此不同，但它们背后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他将自己置身于这两个年代的转换之中，因此便建立起了“双向批判的目光”。
《爱人同志》典型体现了艾伟是如何以“双向批判的目光”来剖析人心的变化的。《爱人同志》讲述了一个曾在社会上非常流行的故事，在战场上光荣负伤的战士刘亚军，被一位仰慕英雄的姑娘张小影爱上，刘亚军成了全社会拥戴的英雄，张小影因为爱上一名身体残疾的英雄而被媒体赞誉为“圣母”。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事情，人们也会以习以为常的心態接受这样的宣传。艾伟显然对这样的事情和这样的宣传怀有极大的不信任感，这促使他写了这部小说。小说的批判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我读到不少关于《爱人同志》的评论文章，论者大多都是围绕作品的批判性来立论的，这些文章论述得非常充分，但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当我们讨论这部小说的批判性时，应该注意到艾伟的批判向度。艾伟并不是简单地对英雄和圣母进行批判，他是将英雄和圣母的现象放置在他所说的“革命的年代”和“经济的年代”这两个年代的转换中来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在艾伟笔下，刘亚军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将张小影称为“圣母”也未尝不可，她最初对刘亚军的感情一方面出于对英雄的崇拜，另一方面也是少女之心的萌动。小说写到，她“迷恋”他的声音和眼睛，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她觉得他很可怜很可怜，从那时起她发誓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她觉得自己只不过做了一件简单而普通不过的事情，也就是说她喜欢上了他。没有更多的理由”。一个少女愿意献身于一位身体残疾的英雄，这种行为当然从公共道德角度说是值得称颂的。当张小影被称为“圣母”后，她也将此作为对自己的鞭策。所以当有人指责她的婚姻“不人道”，反而激发起她要做一个完美无瑕的圣母的决心，她更为主动地把照顾刘亚军当成了自己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默默忍受着生活中烦恼和负累。孤立地看，张小影是一个相当正面的人物，这个人物如果交给有些作家来处理，完全可以塑造成一个具有奉献精神和善良品质的圣母形象。但艾伟基本上不会“孤立”地塑造人物，他在一篇创作谈中说：“作家是人性的守护者。他的立场应该永远站在‘人’这一边。”同时他也指出如何才能准确认识“人”，他认为，“人不是孤立的，人处在各种力学关系中，这种力学的相互作用才决定他具体的表演”;要“从经验出发去觉察时代意志，看破时代的重重机关，并由此体恤人的真实处境”。这是艾伟判断世界和人的基本原则。他既不会孤立地处理张小影所做出的圣母般的行为，也不会孤立地将这些行为看成是一个女人的心机和伪装。艾伟揭示了英雄和圣母作为革命年代的核心话语所具有的合理性，但他要强调的是这种合理性不是出自人物的内心，相反，当这种核心话语嵌入人物内心时，将对人物的心理造成扭曲和变形。更重要的是，艾伟的批判并没有止步于此，他从革命年代写到经济年代，这时候，尽管英雄和圣母的合理性并没有被取消，但这种合理性已经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了。刘亚军相对来说一直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他自认为不是英雄，特别是到了经济年代，英雄话语不再被社会重视，他反而有了一种愿望要做回一个真实的自我，于是他要去捡破烂。而张小影还一直幻想着社会聚光灯能够再一次照到他们身上，但刘亚军捡破烂的事情给了她沉重的一击，她才发现真正的境况是“他们的存在已没有任何意义了”。这样说来，革命年代造成了他们的心理扭曲和变形，在经济年代他们的心理又遭到来自另一个方向的伤害。最终刘亚军只能以自焚来宣泄自己的愤懑。
我以《爱人同志》为例是想说明，艾伟的批判向度，基本上是通过对人性的探询，去追责历史和社会。艾伟的小说在人性刻画上很下功夫，他自诩：“我可能是中国作家当中为数不多的向人物的内心、向人物的精神世界掘进的作家。我相信人们不是我们习见的那个平庸的面貌，而是有着像宇宙一样深不可测，谜一样的领域有待于我们去探寻。”他同时又说道：“我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我相信人的内心以及精神世界和我们这个时代是紧密联系的，人是被时代劫持的，谁都逃脱不了庞大的时代意志。”艾伟在探询人物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时，从来不把人心当成一座孤岛来对待，哪怕一个人的内心有多封闭，他也要找出这个封闭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秘密接头点。我以为艾伟应该是相信古人所说的“性本善”的，他在小说中不乏写到人物作恶，但他一定要写出是一种什么样的外在力量将人物推向了“恶”。正是这样一种理念，让艾伟始终保持着温情和体恤之心。 对于一位致力于探询人物内心的作家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罪与罚的主题，比如《爱人有罪》，就是以罪与罚组成小说的基本结构的。然而我发现，尽管艾伟会不断涉及罪与罚的主题，但他基本上不会将这个主题延伸到赎罪或自我救赎的主题上来。这大概就与他所坚持的理念有关系，他既然强调是外在力量将人物推向了“恶”，那么就应该追究历史和社会的罪责，如果一味强调让个人来赎罪就显得不公正了。《爱人有罪》也写到了救赎。鲁建出狱后把诬陷他的俞智丽强奸了，但俞智丽反而决定要嫁给鲁建，她是要以这种方式为自己赎罪，她的赎罪意识也足够强大，以至于对于鲁建在精神和肉体上对她所施予的伤害她都能够容忍下来。但俞智丽的行为不仅没有救赎鲁建，反而将自己毁了，最终鲁建被他人所杀，俞智丽也丧失了理智，去派出所自首。俞智丽的救赎之所以不起作用，就在于施予人物内心的外部力量仍很强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不以赎罪或自我救赎的方式来拯救人物，表现了艾伟对人物所怀有的一种温情。《盛夏》同样也能充分说明这一点。《盛夏》里的人物都有着复杂和黑暗的一面，他们陷在善与恶的交锋中，游走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界，有雨夜车祸逃逸的，有雇杀手为父报仇的，有对爱情不忠的，但我们又能从每一个人物幽暗的内心里看到一丝善的光亮。艾伟剖析了人物内心，却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纷乱的现实，如同小说中所呈现的上访、拆迁、跟踪、为民请命，甚至温州的动车事故，这些社会现实都成为艾伟的批判对象。这部作品借用了侦探小说的模式，追求故事的悬念性，其实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
但艾伟的批判性不是孤立地揪住一点做文章，而是建立在整体判断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更突出体现在他对“革命”的认知上。革命是中国现代历史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动力。艾伟自言他的成长是处于革命年代和经济年代的过渡期，因此对于革命的体认会有与革命父辈们不一样的地方。他曾多次说过：“革命曾经是我们的父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革命的遗孤。”他把革命视为自己的父亲，可见他对革命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同时又把他这一代人称为革命的遗孤，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称谓——遗孤，既暗示了死亡和终结，同时又蕴含着担当和责任。我们也许可以从艾伟的书写中拼接出一个革命遗孤的精神版图。艾伟是这样表述自己的写作的：“我试图写出革命以及后革命语境下人的复杂性，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在眼花缭乱的变化中，迅捷、生猛、浩大，如何有效地写出社会主义经验的复杂性，写出时代洪流下人的处境是我的写作兴趣所在。”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艾伟当然要对革命采取审视的态度，他的《风和日丽》就是一部审视革命最有分量的作品。
关于《风和日丽》的评论文章已有不少了，这些文章围绕小说对于革命的反思和审视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意见。我想在本文补充一个被大家所忽视的方面，即艾伟在这部小说中还审视了革命与精英文化的暧昧关系，对于精英文化在革命歷史中既被压抑又被征召的尴尬处境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这种批判性反思集中体现在私生子这一角色的设计上。艾伟本人就坦承：“在某种程度上私生子这样的身份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它虽然在革命之外，但有可能刺入革命的核心地带，刺探出革命的真相。”
《风和日丽》以一个私生女作为主角，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私生女并不是一个给人带来愉悦的词，杨小翼第一次知道自己是一个私生女时，她那单纯高傲的心无疑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是个难听的词，这个词就像随意掷在街头的垃圾。有一种肮脏的气味。”但这种“肮脏的气味”可能就会引起人们对小说的极大兴趣。无论是私生女还是私生子，这样一种特别的身份似乎必然包藏着很多的故事，他们会勾起人们的窥视欲望，作家们也愿意去挖掘他们的隐秘信息，故而小说中经常会出现私生子或私生女的形象，比如艾伟小说中所提到的《牛虻》，主人公亚瑟就是一个私生子。但艾伟决定以私生女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并不是看重私生女背后的隐秘故事和她对于读者的诱惑，他是要以私生女为“匕首”刺入革命的核心地带，显然，这个私生女具有一种隐喻的功能。这是一个隐喻的私生女。
杨小翼是一个将军的私生女，她的出场就意味着她的父母经历过一段浪漫的情事。这段浪漫的情事发生在革命战争年代。年轻的军人尹泽桂在战斗中负伤，被悄悄地送到上海一所同情共产党的教会医院里治疗，在这里他遇见了年轻美丽的小护士杨泸，他们相爱了。但军人尹泽桂必须返回战场，他到了延安后，与组织安排的对象结了婚，而杨泸怀上了将军的孩子却只能作为私生女抚养大。最重要的是，这个革命加浪漫的故事不是一个轻率的、欲望化的故事，这是两个年轻人的真诚的相爱。这恰是艾伟要追问的症结所在。也就是说，艾伟讲述的这个故事与我们听得比较多的同类型故事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常常有作家讲述革命者的风流故事，但这种风流故事多半只是革命者在伟大革命行动中的一个插曲而已，留下的也多半是一个轻率的革命者和一个悲剧性的痴情女。艾伟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么真诚的爱情却会戛然断裂，为什么当革命胜利了，一切障碍清除了之后，这段革命加浪漫的情事仍然讳莫如深。于是他与私生女杨小翼一起走上了寻父和审父的道路。
杨小翼寻找父亲的过程虽然非常艰难，但更艰难的却是得到父亲的承认，所以当杨小翼看到父亲却又被迫离开北京后，她就开始了一个审父的过程。直到她成了革命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她最感兴趣的就是研究革命者的遗孤及其私生子问题。她在接触了成百上千个革命者的遗孤及私生子后发现，私生子的处境要比遗孤艰难得多，这些私生子是“因为伦理的原因和某种革命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要求，而被抛弃在外，流落民间，其血统成为一个问题”。血统，是艾伟用私生女这把“匕首”刺破革命历史图景后所得到的真相。血统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当我们从文化意义上进入到血统这个词时，我们就发现了私生女的隐喻义。
将军显然是革命文化的象征，革命对于小资产阶级情调采取了决断的姿态，但小资产阶级的魅力依然存在，在小说中将军与杨泸的恋爱虽然着墨不多，但我们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对心心相印的恋人，这是一段纯洁高尚的爱情。艾伟在这里暗示我们，革命与小资产阶级情调结合将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然而这样一件美妙的事情却只能埋藏在革命的隐蔽处，不能赋予其合法的位置，而以后的一系列悲剧又都与它的不合法有关。如果我们继续追溯杨泸的文化血统，她的身上深深留下了贵族文化精神的印记。反思中国革命进程，正是对贵族文化精神的暧昧态度，给新社会的文化精神建设埋下了祸种。作为革命的对象，贵族阶级无疑是要被打倒的，但贵族精神积淀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却应该传承下来。事实上，当革命成功之后，必然要通过吸收贵族精神中的精英文化来建立新的秩序的，但是，革命始终不愿给精英文化一个合法的身份。就像将军那样，即使他非常喜爱他的女儿杨小翼，而一旦杨小翼要公开自己的身份，认他做父亲时，他就毫不留情地将杨小翼赶出了家门。杨小翼的隐喻义就在于，革命需要与精英文化的结合，才能建立起新的文化秩序，让革命的蓝图落到实处，但是，在革命成功后，精英文化却始终戴着不合法的枷锁，像一个私生女一样小心翼翼地生活着。艾伟以一种非常冷静客观的叙述，再现了精英文化被视为私生女的历史事实。 否定精英文化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它是那么的理直气壮。夏津博作为杨小翼的同龄人，也在进行着审父，但因为夏津博的文化身份不同，他的視角也不一样。他的父母都是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保留着坚实的精英文化。因此，夏津博说：“不要看我父母有点儿小资产阶级情调，他们挺会生活的，会苦中作乐。”但这些只能说是他父母的精英文化的不自觉的流露，在思想上他们是非常自觉地摒弃精英文化意识的。夏津博发现父母的革命意志坚如磐石，为此他都感到害羞。精英文化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却又不得不在新的文化秩序里担当起自己的一份职责的东西。它的历史结果便是建立起来的新的文化秩序变得非常脆弱，缺乏有效的保护，于是那些暴力文化、粗鄙文化、造反文化就可以尽情地生长。吕维宁这个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大学生就是一个有力的反证。他的堕落并不在于他身上的荷尔蒙太旺盛，而在于他接受了精英文化的教育，却从来没有以敬仰之心去理会精英文化的实质，而是将亵渎精英文化当成正道。他轻蔑地说班上同学“这帮少爷，懂什么，满身都是资产阶级幼稚病”。他就这样纵容着自己身上的文化恶习，直到彻底堕落。伍思岷是一个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他的悲剧就在于，他清楚地看到了新文化秩序中的精英文化不过是没有合法身份的“私生女”，他挑战新的文化秩序就变得名正言顺。更重要的是，当精英文化只能以一种“私生女”的身份进入到新的文化秩序中时，这种新的文化秩序的成长就难以在阳光下得到健康的发育。杨小翼在干部子弟学校上学时，因为穿了一双皮鞋，会在课堂上被刘世晨悄悄脱下，并被训斥为资产阶级小姐。这个细节具有极丰富的象征意味。
经历了巨大的历史磨难，将军也在反省，也在调整自己的思路。将军后来对杨小翼的儿子宠爱有加，又是一个重要的暗示，它暗示着革命开始从绝对的二元对立思维中走出，能够正视精英文化的建设性。将军在天安的墓前刻下自己当年在巴黎写的诗句，就明显有这层含义。但尽管如此，将军仍然不愿公开认杨小翼为自己的女儿。我们与其将这看成是历史的悲剧，不如看成是历史与革命交汇时的瓶颈。而这一点，只有始终在寻父和审父途中的杨小翼理解到了，因此，当将军的儿子尹南方对杨小翼说将军对不起她和她的母亲时，她告诉尹南方，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得多。艾伟让我敬佩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洞穿历史之核心，而且有一种历史的勇气，他要把这“复杂得多”的事情告诉人们，在这样一个历史与革命交汇的瓶颈处，他要为革命的“私生女”争取到合法的身份。
艾伟在《风和日丽》中对于私生女的讲述以及隐喻，让我对艾伟的怀疑主义者的姿态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他的怀疑主义与后现代无关，他不是以解构主义的方式去对待他所怀疑的对象，相反，他力图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艺术图景，对待革命同样如此，这也正是艾伟的温情在发挥作用。做一个温情的怀疑主义者，非常不容易！
【作者简介】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