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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张俊成曾被视为“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他从一个北大保安，逆袭为一个北大成人自考生。当他走出高光时刻，从北京回到家乡长治，在职业学校教书、办学，面对的是另一个时代的另一群学生，他可以带领他们，实现命运的二次突围吗？
校长的难题
3月8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校长张俊成要应付的事情可太多了。这间面积不过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同时容纳了四拨人。张俊成来回走动，穿插解决，像一个熟练的棋手应付多场棋局对弈。
他的合伙人郝校长，是这所职业学校的五位股东之一，他走进走出，跟张俊成反复确认几天后去北京的行程。燕郊和亦庄将是他们此次北京之行的目的地。到燕郊，参观一家航空类大专学校；到亦庄，考察一家光电传感器企业。一旦合作谈成，未来那里将是长治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流向地。对这次出差，张俊成有些兴奋，但他不言明，只是提几句：“到北京有空，咱们去城里逛逛。”
对北京，张俊成有种特殊的情感。1994年，他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保安，通过成人自学考试考上了北大法律系的专科，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最高光的5年，被形容为“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而回到家乡山西省长治市后，他成为一名职业学校的老师，苦心于管教问题学生，周旋于地方官僚和商人之间。
这天，张俊成穿一件深色衬衫，西装式夹克，脚上的黑色皮鞋从每一个角度看都锃光瓦亮。他做保安时的发型一直没变，站岗要戴大檐帽，按照规定，露出的头发必须是短发。不露出的那部分，他模仿其他保安，留了起来。
他的学生、现在长治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教课的刘剑波记得，10年前，他们的班主任张俊成第一次走进教室时，“穿了一身西装，打着领带，一看就是个职场人”。而现在，刘剑波觉得，随着年岁渐长，张俊成对很多事情不再像过去抓得那么紧了，“像整理形象这方面，他已经休闲很多了”。
开学第一天，张俊成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阻止学生退学。一个对口升学班的女学生成绩不佳，丧失了信心，想退学去学美容美发。女孩说话声音几乎只有气声，坐在张俊成办公室里，泪光闪闪。
“首先我是校长，其次我（就像）是你的父親，再者咱们生活中还是朋友，我绝对不会害你。”张俊成语重心长，“你过了明年的高考机会，你要啥没啥了，学校也考不了了，谁还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女孩意愿强烈，退学单上已经盖了班主任和教务主任的印章，只剩下最后校长这一关了。
这种学生在张俊成的教学经历里已经屡见不鲜了。职校学生比普通高中生更容易陷入习得性无助，为了让他们坚持念完，张俊成要做的就是给他们摆道理、打鸡血。张俊成时常对学生讲起他那段励志的过往，每半个月还会组织一场德育大讲堂，找来不同的人，跟学生们分享人生经验和心灵感悟。他接触过的任何一个人，遭遇的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成为“励志素材”。我们见面刚一天，隔天，他就在升旗仪式上激励学生们：“有个北京来的记者，大老远跑来长治采访，人家还是本科毕业的，同学们，做什么事不辛苦？”
最终，女孩放弃了退学。“美容美发毕竟是个底层工作。你考上专科或本科，学历就有了，咱不图什么，就是你10年后出嫁找婆家的城市也不一样。”张俊成试图宽慰她，“学习是要轻松愉快的，不要有任何压力，我们只能说这一年半继续努力，考上本科那是太幸运，考不到本科就走专科，再专升本。专科走不了，咱还可以就业嘛。”
北大保安
S形的山路绵延向上，坡顶就是张俊成从小成长的地方——土泉村，它不高也不低，距离县城近20公里的路程，除了贫穷、闭塞，张俊成找不到形容它的其他词语，可能只是“比周边的村子更破、更穷一些”。
张家一共7个兄弟姊妹，张俊成是老小。张父年轻时在铁路工作。1962年，因为“六二压”（压缩城镇人口政策），张父回到了农村务农。1992年，16岁的张俊成不得不放弃继续念高中，尽管他初中成绩稳居班级前五，但从入学第一年起，他的学费就没有如期交过。
辍学后，他被父母安排去铁矿干活儿。铁矿在村旁的山脚处，每家分得一片，村民们视之为财富宝库，挖之不尽。他整日忧心忡忡，感觉矿洞随时会塌。下矿时，他拿电石照明，石头燃烧散发出的烟雾味令他恶心，熏得他鼻子发黑。矿下不分年龄，他干的是和成年人一样的活儿，拿大锤凿洞，打炮眼，在雷管里填上炸药，炸石头。不过，靠这份危险的工作，总算还清了以前欠的所有债务。按张俊成的话说：“从前的日子都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是大窟窿盖小窟窿！最后总算把窟窿给补上了。”
他到农田里割麦子，偶尔抬头看看，感到发愁，“苦日子就跟这活计一样，绵延不断，一眼望不到头”。他下定决心要走出大山，幻想中城市的样子，“就像香港片里那种，都是高楼大厦”。
当个人欲望和时代浪潮相契时，一个人往往能走到比他想象中更远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推动了高校后勤的社会化改革，各大高校开始从农村引进劳动力，一条向外的通道缓缓打开。张俊成的表哥是劳动局领导的司机，他得知襄垣县劳动局要向北京输送50个人，便帮张俊成报了名。1994年5月，张俊成怀着懵懂而炙热的憧憬，坐上了绿皮火车。到了北京，张俊成才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保安”。
保安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职业。1994年，保安还算个新兴职业，保安公司要通过各种渠道，在各地招募18岁左右的年轻人，将他们统一送到北京。
张俊成被拉至北京昌平的一个村子，从早到晚练习正步、齐步、跑步，后来进阶到擒拿格斗，过着一种部队式生活。跟他一起从长治来的50个男孩，有忍受不了训练强度的，还没等到分配工作，就买了火车票回家了。26天训练结束后，他的考核成绩位列第一，被分配到了北大。
某种程度上，“没有选择权”给了他好运。因为若干年后，当他得知当时选出来的人还有去贸易公司当保安，那里的工资待遇更好一些时，他想，倘若让17岁的自己选，肯定选“钱多的那个”了。 培训时，教官对张俊成解释：“保安就是保一方平安。”他不理解其含义。真正上岗后，穿着制服往门口一站，他感觉自己代表了北大形象，外在的体面对他格外重要。他迎来送往的既包括普通的北大师生，也有克林顿、李岚清和中国女排等国内外名人。为他们提供安保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他的日记里时常记录这些重要人物来访北大的情况。
保安工作更多的是繁琐的事项，比如记住某系学生的住宿楼号，以便核对；遇到蛮横路人时保持礼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在成为保安的管理者后，更需要“会写作、会说话、会做思想工作”。
除了个人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张俊成也受惠于当时北大平等、开放的氛围。1994年，学校公示栏上到处都贴着新东方和托福补习班的广告，“学英语”热潮正在校园里弥漫。张俊成驻守在北大西门，进出的多是留学生，他想同他们对话。于是，他买来教材，从《常用英语100句》开始学，都是些简单的常用语：“请出示证件”“北京大学谢绝参观”“请您下单车推行”。
一次，张俊成上晚班，站岗的时候读英语。北大西语系的曹燕教授经过时提点他：“好学是个好事情，可我听你读了这几天，以为你说的是德语。你要这样说，会把外国人气疯的。”一个月后，曹教授将他叫到办公室，拿出一张GRE考前培训班听课证、一张成人高考培训班听课证，交到他手里，叮嘱他说，可以选择性地上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这些基础课程。她从保安大队要了张俊成的照片，帮他贴在了听课证上。还跟保安队的领导讲，让排班时照顾他的学习时间。
后来，他还和北大西语系的张玉书教授建立了不错的交往。每天早上散步时，张教授绕着未名湖走，张俊成就陪在他身边听。张玉书给他讲尼采、黑格尔、叔本华，他一个保安哪儿能听懂。讲的人不管，听的人也不顾，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讲到了马克思，张俊成才慢慢听懂了。
与张俊成同期的保安、内蒙古人包布和苏道说：“我们西门的保安跟北大老师建立了比较好的个人关系。他们会为我们的未来做打算，会跟我们讲高考政策。”
分岔路
得知成人高考的政策后，张俊成开始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学习上。他将所有轮班申请到了夜班，晚上站岗能坐着复习。夜里12点到凌晨3點，是值班最艰难的时段。他坐在西门的保安亭里，身前摆着半指厚的成人高考考前辅导丛书。为了不打盹，他看会儿书便起身跑跑步。抽烟的习惯也是那时候养成的，抽烟令他清醒。
1994年，他报名参加了成人高考。“我对结果没抱多大期待，压根没想到第一次就能考上。”结果如他所料，第一次，他落榜了。1995年他再次报名，又落榜了。放在一般人身上，这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保持了一种朴素的乐观，立刻改考了成人自考。
在包布和苏道看来：“成人高考比自考要正规，是有组织、有体系的，而且成人高考对报考对象有限制。”可以说，自考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这一次，张俊成终于得偿所愿，通过了考试。
考上成人自考后，张俊成更加频繁地在西门保安岗与各大教学楼之间穿梭。每次下课，他都掐好点儿，提前15分钟跟老师打个招呼离开，一路小跑回宿舍，换上保安服，再跑到西门换班。他不愿意上课穿着保安服，因为那样“太扎眼了，会有点自卑”。
临近考试，张俊成跟包布和苏道找不到学习的地方，只能蹭课、蹭教室。他们跟其他学生一样占座，大水杯放桌上。“如果突然有老师走进来要上课，我们就不能再坐着了。”包布和苏道说，“很多小课蹭不了。”
1998年，张俊成修完了成人自考的全部课程。等他专科毕业时，他在保安队也升到了分队长的位置。他的工资从最初的241元涨到了快1 000元，但减去一年1 500元的学费和一些书费，所剩寥寥无几。
保安队人员流失的情况也越发严重。包布和苏道估算，当时每年自然离队和中途离队的人应该能达到30%～50%。“每个班来一个新人走一个人，每年都有很多新面孔。”他和另一个保安队员艾中天在张俊成之后，都通过了北大计算机系的成人高考，被录取的那一年，他们纷纷选择离队，投入市场经济的浪潮。包布和苏道说：“我们肯定不能在那儿待太长的时间。说白了，我们那几年的青春做了保安工作，同时我们也在保安这个平台得到了往前走一步的机会。”多年后，包布和苏道在中关村经历一番沉浮，回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创办了一家私人医院。艾中天则留在北京的一家企业做技术，在北京成家立业。
在命运的分岔口，张俊成做出了不同的选择。1999年，他同书信来往4年的女友举办了婚礼。很快，妻子怀上了孩子，他决定离开北京。当年7月，他带着学历证书、印有他报道的报纸和三麻袋书坐上了回长治的火车。
求学故事在北大保安队得到了某种延续。后来北大保安队大队长王桂明在接受采访时说，截至2016年，先后有500多名北大保安进行了考学深造，其中大部分是大专，少量本科，12名研究生。“适合成人自学者”甚至被写进了北大保安的招聘启事中。
不过，那些借保安工作半工半读、实现人生转折的还是少数。2017年，有媒体报道如今的“北大保安”，除了对文凭有执念的人外，更多人的状态是“初高中毕业，无过硬技能，对读书没兴趣，更爱玩游戏、看电视、打球和逛街，对未来感到迷茫，做保安只是暂时的过渡，随时可能离开，去送快递或者外卖”。
落地
1999年回到长治以后，张俊成去人才市场找工作。他对工作只有一个期待：“不再干底层卖苦力的活儿。”于是，在广场上众多摆台的企业里，他一眼看中了一所职业学校，之前在北大的经历让他天然地对学校有一种安心感。他的简历完美契合，“之前在北京管保安，现在到职校管理学生”。
几天后，当他走进太行科技职业学校时，才意识到，即将入职的这所学校与他在北京的工作环境天差地别。学校虽在市中心，但面积不大，而且大部分被那栋有些年代感的教学楼占据了。他要面对的也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和受制度约束的保安，而是一帮叛逆少年，青春期的盛焰无处发泄，他们之中甚至有人会将刀藏在宿舍里。这些学生来到职业学校，为的就是找份工作。 在教师办公室里，张俊成从来不主动提起他在北大的那段经历。他解释说：“怕别人说北大读过书的，怎么沦落到这里？也是怕跟其他老师之间有隔阂。”
那时候，学校的老师中不乏本科毕业的，但他仍很难同他们找到共同语言。于是，他申请从坐办公室的行政人员转为老师，在课堂上释放他的表达欲。他讲课的效果得到了校长的认可，满课六节，他一天平均能排四节。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政治课和普法课都被他包揽。
他的学生李风说，张俊成私下跟每个学生都处得很好，大家月末没生活费了，他就带学生出去下馆子，吃烩面。他也时常跟学生以书信的方式往来，让他们写心得体会，他在下方回复批语。
张俊成也有相当强硬的一面。刘剑波读书时对张俊成最深的印象是，一个男人走进班里，对着30多个新生说：“你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服从。”接着开始安排工作，雷厉风行，没有半点含糊。第一次见面后，张俊成权威的形象就不可磨灭了。
他看重规矩。“我管的那类学生，他敢逃课、打架，脑子一热，干一些不该干的事，所以你必须用制度来约束他们。”张俊成说，“制度就是方法，制度就是措施。”
在管理学生方面，张俊成在自由和强制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刘剑波说：“他会引导大家讨论，我们该怎么改善班级环境，好的提议就放进班规，所有人都要在班规下面签字。”对于违反班规的学生，惩罚措施通常是写检查，5 000到1万字。契约上标的惩罚是写1万字，执行起来，张俊成只让学生写5 000字。“你得宽一点，让他们犯错，不犯错误，他认识不到制度的存在。”
刘剑波回忆自己三年的职高生活：“早上5点50分起床，10分钟赶到教室上早自习，7点下了自习再回去整理内务。晚上9点以后我们上晚自习到11点，回去11点半必须准时熄灯。”现在，刘剑波已经27岁，一张圆脸，戴副眼镜，颇有种少年老成的气质。大专毕业后，他回到了张俊成的学校教计算机。
张俊成辗转4个学校教法律。从前，法律是职校最受欢迎的专业，“计算机热门，但不高端”。法律专业的学生拿到中专毕业证后，就能在长治的4所律师事务所或图书馆得到一份工作。但2002年之后，山西省将参加司法考试的学历限制提升到了本科，只有考上本科才能考律师资格证。所有学生都得通过针对职业学校考生的对口高考继续升学，才能走上司法这条道路。于是，2010年以后，长治市开设法律专业的职业学校几近消失，到现在，只剩下张俊成的学校。
被张俊成送入大专院校的学生们之后的人生走向千差万别，有的在基层司法部门工作，有的在邮政局工作，有的子承父业回家经营防爆电机企业。而女生，多因嫁人在他的视野中消失了。
张俊成任职的第一所职业学校因为经营不善，校长改行办小学，张俊成只好另寻出路。后来，他任职的第二所民办职业学校也遭遇变故，被收编改制为公立综合职业学校。2015年，他决心办一所自己的学校。
二次突围
转遍长治周边村镇，张俊成一眼看中了一家旧工厂。厂子位于市区北部的一个村子里，距离市中心十几公里，他觉得这里“僻静又宽敞，是个学习的地儿”。
租下这块片区以后，他简单修整了一番，学校的墙体全部刷成了迷彩色，一条路直通主楼，两侧的平房就是学生的宿舍。学生食堂是由礼堂改造的，北面是一块巨幅红色帷幕，帷幕下是围坐在圆桌前用餐的学生，一幅2米高的毛主席肖像挂在墙上，营造出一种与现实隔绝的氛围。在这里，张俊成沿袭了他“军事化管理”的理念。学生穿迷彩服，床单、被套统一为军绿色，卫生检查的标准按军队标准——被子叠成豆腐块，床底下两只盆，床上不准放东西。
学校创办第一年，刘剑波去招生，“一个没有成绩的学校要怎么吸引人家，靠的就是两张王牌——张俊成的脸和他的愿景”。
“职业教育最主要的是你得找出路，你得有落脚点，不然的话白白念十几年书又回家了。如果说我能给他连大专毕业后的路都修通了，那就成了高铁快速路了。”张俊成试图以此來解决学生就业问题，他称此为“终生服务”。
他尝试过“订单班”培养模式，按照企业用工的需求进行招生和培养，成绩合格的学生毕业后按照签订的订单，直接进入企业或工厂工作。他也推荐学生们以半工半读的方式深造，这让他想起当年在北大的时光。“既能省钱还能读书，多好！”也有企业跳过大专院校，直接找到张俊成，预定他的学生大专毕业后去公司工作。为此，张俊成只需要找到一条固定的路径，让同一批人考同一个大专，再进入同一家企业。
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养成系”。从进入学校那天起，学生们的培养费用都不需要自己承担，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进工厂”。对张俊成来说，这解决了他最大的心事：“培养他们有一技之长，能找份谋生的工作。”然而，这也框定了学生们未来在社会组织结构中的位置。
2011年以后，我国由劳动力过剩转向短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趋势下降，农民工供不应求。职业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随之发生改变。张俊成说：“以前是咱们求别人，现在是别人求咱！”
3月的北京之行，张俊成对那家做传感器的工厂感到满意，他签下协议，等到4月，就能输送一批机电专业的学生前往那里，他也会派老师跟着一起去工厂。不过，虽然一条稳定的路铺就在前方，但也有不少新一代的年轻人想自己寻找出路。这是校长张俊成的新难题。
庞鸿波是2016级机电专业的学生，一年级时他去成都一家笔记本电脑厂实习，日常工作是将组装电脑的零件配齐，交给流水线工人，“就是比流水线工人还要低端的工种”。职校毕业后，他既没有继续升学念大专，也没有按照学校的就业安排，去那家工厂工作，他在一家装修设计公司从底层做起，三年后成了公司的骨干。
刘剑波记得，二年级时他去山东潍坊的一家大型电子厂实习。有一天，他上夜班出来遇上阴天，早上7点，天空灰蒙蒙一片，他突然感到迷茫：“我到底上的是夜班还是白班？”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工厂食堂吃饭，往回走的路上，只有他一个人，那一刻，他暗下决心：“这辈子再也不来这种鬼地方了。”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张洁琼/文）
校长的难题
3月8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校长张俊成要应付的事情可太多了。这间面积不过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同时容纳了四拨人。张俊成来回走动，穿插解决，像一个熟练的棋手应付多场棋局对弈。
他的合伙人郝校长，是这所职业学校的五位股东之一，他走进走出，跟张俊成反复确认几天后去北京的行程。燕郊和亦庄将是他们此次北京之行的目的地。到燕郊，参观一家航空类大专学校；到亦庄，考察一家光电传感器企业。一旦合作谈成，未来那里将是长治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流向地。对这次出差，张俊成有些兴奋，但他不言明，只是提几句：“到北京有空，咱们去城里逛逛。”
对北京，张俊成有种特殊的情感。1994年，他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保安，通过成人自学考试考上了北大法律系的专科，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最高光的5年，被形容为“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而回到家乡山西省长治市后，他成为一名职业学校的老师，苦心于管教问题学生，周旋于地方官僚和商人之间。
这天，张俊成穿一件深色衬衫，西装式夹克，脚上的黑色皮鞋从每一个角度看都锃光瓦亮。他做保安时的发型一直没变，站岗要戴大檐帽，按照规定，露出的头发必须是短发。不露出的那部分，他模仿其他保安，留了起来。
他的学生、现在长治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教课的刘剑波记得，10年前，他们的班主任张俊成第一次走进教室时，“穿了一身西装，打着领带，一看就是个职场人”。而现在，刘剑波觉得，随着年岁渐长，张俊成对很多事情不再像过去抓得那么紧了，“像整理形象这方面，他已经休闲很多了”。
开学第一天，张俊成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阻止学生退学。一个对口升学班的女学生成绩不佳，丧失了信心，想退学去学美容美发。女孩说话声音几乎只有气声，坐在张俊成办公室里，泪光闪闪。
“首先我是校长，其次我（就像）是你的父親，再者咱们生活中还是朋友，我绝对不会害你。”张俊成语重心长，“你过了明年的高考机会，你要啥没啥了，学校也考不了了，谁还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女孩意愿强烈，退学单上已经盖了班主任和教务主任的印章，只剩下最后校长这一关了。
这种学生在张俊成的教学经历里已经屡见不鲜了。职校学生比普通高中生更容易陷入习得性无助，为了让他们坚持念完，张俊成要做的就是给他们摆道理、打鸡血。张俊成时常对学生讲起他那段励志的过往，每半个月还会组织一场德育大讲堂，找来不同的人，跟学生们分享人生经验和心灵感悟。他接触过的任何一个人，遭遇的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成为“励志素材”。我们见面刚一天，隔天，他就在升旗仪式上激励学生们：“有个北京来的记者，大老远跑来长治采访，人家还是本科毕业的，同学们，做什么事不辛苦？”
最终，女孩放弃了退学。“美容美发毕竟是个底层工作。你考上专科或本科，学历就有了，咱不图什么，就是你10年后出嫁找婆家的城市也不一样。”张俊成试图宽慰她，“学习是要轻松愉快的，不要有任何压力，我们只能说这一年半继续努力，考上本科那是太幸运，考不到本科就走专科，再专升本。专科走不了，咱还可以就业嘛。”
北大保安
S形的山路绵延向上，坡顶就是张俊成从小成长的地方——土泉村，它不高也不低，距离县城近20公里的路程，除了贫穷、闭塞，张俊成找不到形容它的其他词语，可能只是“比周边的村子更破、更穷一些”。
张家一共7个兄弟姊妹，张俊成是老小。张父年轻时在铁路工作。1962年，因为“六二压”（压缩城镇人口政策），张父回到了农村务农。1992年，16岁的张俊成不得不放弃继续念高中，尽管他初中成绩稳居班级前五，但从入学第一年起，他的学费就没有如期交过。
辍学后，他被父母安排去铁矿干活儿。铁矿在村旁的山脚处，每家分得一片，村民们视之为财富宝库，挖之不尽。他整日忧心忡忡，感觉矿洞随时会塌。下矿时，他拿电石照明，石头燃烧散发出的烟雾味令他恶心，熏得他鼻子发黑。矿下不分年龄，他干的是和成年人一样的活儿，拿大锤凿洞，打炮眼，在雷管里填上炸药，炸石头。不过，靠这份危险的工作，总算还清了以前欠的所有债务。按张俊成的话说：“从前的日子都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是大窟窿盖小窟窿！最后总算把窟窿给补上了。”
他到农田里割麦子，偶尔抬头看看，感到发愁，“苦日子就跟这活计一样，绵延不断，一眼望不到头”。他下定决心要走出大山，幻想中城市的样子，“就像香港片里那种，都是高楼大厦”。
当个人欲望和时代浪潮相契时，一个人往往能走到比他想象中更远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推动了高校后勤的社会化改革，各大高校开始从农村引进劳动力，一条向外的通道缓缓打开。张俊成的表哥是劳动局领导的司机，他得知襄垣县劳动局要向北京输送50个人，便帮张俊成报了名。1994年5月，张俊成怀着懵懂而炙热的憧憬，坐上了绿皮火车。到了北京，张俊成才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保安”。
保安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职业。1994年，保安还算个新兴职业，保安公司要通过各种渠道，在各地招募18岁左右的年轻人，将他们统一送到北京。
张俊成被拉至北京昌平的一个村子，从早到晚练习正步、齐步、跑步，后来进阶到擒拿格斗，过着一种部队式生活。跟他一起从长治来的50个男孩，有忍受不了训练强度的，还没等到分配工作，就买了火车票回家了。26天训练结束后，他的考核成绩位列第一，被分配到了北大。
某种程度上，“没有选择权”给了他好运。因为若干年后，当他得知当时选出来的人还有去贸易公司当保安，那里的工资待遇更好一些时，他想，倘若让17岁的自己选，肯定选“钱多的那个”了。 培训时，教官对张俊成解释：“保安就是保一方平安。”他不理解其含义。真正上岗后，穿着制服往门口一站，他感觉自己代表了北大形象，外在的体面对他格外重要。他迎来送往的既包括普通的北大师生，也有克林顿、李岚清和中国女排等国内外名人。为他们提供安保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他的日记里时常记录这些重要人物来访北大的情况。
保安工作更多的是繁琐的事项，比如记住某系学生的住宿楼号，以便核对；遇到蛮横路人时保持礼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在成为保安的管理者后，更需要“会写作、会说话、会做思想工作”。
除了个人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张俊成也受惠于当时北大平等、开放的氛围。1994年，学校公示栏上到处都贴着新东方和托福补习班的广告，“学英语”热潮正在校园里弥漫。张俊成驻守在北大西门，进出的多是留学生，他想同他们对话。于是，他买来教材，从《常用英语100句》开始学，都是些简单的常用语：“请出示证件”“北京大学谢绝参观”“请您下单车推行”。
一次，张俊成上晚班，站岗的时候读英语。北大西语系的曹燕教授经过时提点他：“好学是个好事情，可我听你读了这几天，以为你说的是德语。你要这样说，会把外国人气疯的。”一个月后，曹教授将他叫到办公室，拿出一张GRE考前培训班听课证、一张成人高考培训班听课证，交到他手里，叮嘱他说，可以选择性地上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这些基础课程。她从保安大队要了张俊成的照片，帮他贴在了听课证上。还跟保安队的领导讲，让排班时照顾他的学习时间。
后来，他还和北大西语系的张玉书教授建立了不错的交往。每天早上散步时，张教授绕着未名湖走，张俊成就陪在他身边听。张玉书给他讲尼采、黑格尔、叔本华，他一个保安哪儿能听懂。讲的人不管，听的人也不顾，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讲到了马克思，张俊成才慢慢听懂了。
与张俊成同期的保安、内蒙古人包布和苏道说：“我们西门的保安跟北大老师建立了比较好的个人关系。他们会为我们的未来做打算，会跟我们讲高考政策。”
分岔路
得知成人高考的政策后，张俊成开始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学习上。他将所有轮班申请到了夜班，晚上站岗能坐着复习。夜里12点到凌晨3點，是值班最艰难的时段。他坐在西门的保安亭里，身前摆着半指厚的成人高考考前辅导丛书。为了不打盹，他看会儿书便起身跑跑步。抽烟的习惯也是那时候养成的，抽烟令他清醒。
1994年，他报名参加了成人高考。“我对结果没抱多大期待，压根没想到第一次就能考上。”结果如他所料，第一次，他落榜了。1995年他再次报名，又落榜了。放在一般人身上，这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保持了一种朴素的乐观，立刻改考了成人自考。
在包布和苏道看来：“成人高考比自考要正规，是有组织、有体系的，而且成人高考对报考对象有限制。”可以说，自考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这一次，张俊成终于得偿所愿，通过了考试。
考上成人自考后，张俊成更加频繁地在西门保安岗与各大教学楼之间穿梭。每次下课，他都掐好点儿，提前15分钟跟老师打个招呼离开，一路小跑回宿舍，换上保安服，再跑到西门换班。他不愿意上课穿着保安服，因为那样“太扎眼了，会有点自卑”。
临近考试，张俊成跟包布和苏道找不到学习的地方，只能蹭课、蹭教室。他们跟其他学生一样占座，大水杯放桌上。“如果突然有老师走进来要上课，我们就不能再坐着了。”包布和苏道说，“很多小课蹭不了。”
1998年，张俊成修完了成人自考的全部课程。等他专科毕业时，他在保安队也升到了分队长的位置。他的工资从最初的241元涨到了快1 000元，但减去一年1 500元的学费和一些书费，所剩寥寥无几。
保安队人员流失的情况也越发严重。包布和苏道估算，当时每年自然离队和中途离队的人应该能达到30%～50%。“每个班来一个新人走一个人，每年都有很多新面孔。”他和另一个保安队员艾中天在张俊成之后，都通过了北大计算机系的成人高考，被录取的那一年，他们纷纷选择离队，投入市场经济的浪潮。包布和苏道说：“我们肯定不能在那儿待太长的时间。说白了，我们那几年的青春做了保安工作，同时我们也在保安这个平台得到了往前走一步的机会。”多年后，包布和苏道在中关村经历一番沉浮，回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创办了一家私人医院。艾中天则留在北京的一家企业做技术，在北京成家立业。
在命运的分岔口，张俊成做出了不同的选择。1999年，他同书信来往4年的女友举办了婚礼。很快，妻子怀上了孩子，他决定离开北京。当年7月，他带着学历证书、印有他报道的报纸和三麻袋书坐上了回长治的火车。
求学故事在北大保安队得到了某种延续。后来北大保安队大队长王桂明在接受采访时说，截至2016年，先后有500多名北大保安进行了考学深造，其中大部分是大专，少量本科，12名研究生。“适合成人自学者”甚至被写进了北大保安的招聘启事中。
不过，那些借保安工作半工半读、实现人生转折的还是少数。2017年，有媒体报道如今的“北大保安”，除了对文凭有执念的人外，更多人的状态是“初高中毕业，无过硬技能，对读书没兴趣，更爱玩游戏、看电视、打球和逛街，对未来感到迷茫，做保安只是暂时的过渡，随时可能离开，去送快递或者外卖”。
落地
1999年回到长治以后，张俊成去人才市场找工作。他对工作只有一个期待：“不再干底层卖苦力的活儿。”于是，在广场上众多摆台的企业里，他一眼看中了一所职业学校，之前在北大的经历让他天然地对学校有一种安心感。他的简历完美契合，“之前在北京管保安，现在到职校管理学生”。
几天后，当他走进太行科技职业学校时，才意识到，即将入职的这所学校与他在北京的工作环境天差地别。学校虽在市中心，但面积不大，而且大部分被那栋有些年代感的教学楼占据了。他要面对的也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和受制度约束的保安，而是一帮叛逆少年，青春期的盛焰无处发泄，他们之中甚至有人会将刀藏在宿舍里。这些学生来到职业学校，为的就是找份工作。 在教师办公室里，张俊成从来不主动提起他在北大的那段经历。他解释说：“怕别人说北大读过书的，怎么沦落到这里？也是怕跟其他老师之间有隔阂。”
那时候，学校的老师中不乏本科毕业的，但他仍很难同他们找到共同语言。于是，他申请从坐办公室的行政人员转为老师，在课堂上释放他的表达欲。他讲课的效果得到了校长的认可，满课六节，他一天平均能排四节。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政治课和普法课都被他包揽。
他的学生李风说，张俊成私下跟每个学生都处得很好，大家月末没生活费了，他就带学生出去下馆子，吃烩面。他也时常跟学生以书信的方式往来，让他们写心得体会，他在下方回复批语。
张俊成也有相当强硬的一面。刘剑波读书时对张俊成最深的印象是，一个男人走进班里，对着30多个新生说：“你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服从。”接着开始安排工作，雷厉风行，没有半点含糊。第一次见面后，张俊成权威的形象就不可磨灭了。
他看重规矩。“我管的那类学生，他敢逃课、打架，脑子一热，干一些不该干的事，所以你必须用制度来约束他们。”张俊成说，“制度就是方法，制度就是措施。”
在管理学生方面，张俊成在自由和强制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刘剑波说：“他会引导大家讨论，我们该怎么改善班级环境，好的提议就放进班规，所有人都要在班规下面签字。”对于违反班规的学生，惩罚措施通常是写检查，5 000到1万字。契约上标的惩罚是写1万字，执行起来，张俊成只让学生写5 000字。“你得宽一点，让他们犯错，不犯错误，他认识不到制度的存在。”
刘剑波回忆自己三年的职高生活：“早上5点50分起床，10分钟赶到教室上早自习，7点下了自习再回去整理内务。晚上9点以后我们上晚自习到11点，回去11点半必须准时熄灯。”现在，刘剑波已经27岁，一张圆脸，戴副眼镜，颇有种少年老成的气质。大专毕业后，他回到了张俊成的学校教计算机。
张俊成辗转4个学校教法律。从前，法律是职校最受欢迎的专业，“计算机热门，但不高端”。法律专业的学生拿到中专毕业证后，就能在长治的4所律师事务所或图书馆得到一份工作。但2002年之后，山西省将参加司法考试的学历限制提升到了本科，只有考上本科才能考律师资格证。所有学生都得通过针对职业学校考生的对口高考继续升学，才能走上司法这条道路。于是，2010年以后，长治市开设法律专业的职业学校几近消失，到现在，只剩下张俊成的学校。
被张俊成送入大专院校的学生们之后的人生走向千差万别，有的在基层司法部门工作，有的在邮政局工作，有的子承父业回家经营防爆电机企业。而女生，多因嫁人在他的视野中消失了。
张俊成任职的第一所职业学校因为经营不善，校长改行办小学，张俊成只好另寻出路。后来，他任职的第二所民办职业学校也遭遇变故，被收编改制为公立综合职业学校。2015年，他决心办一所自己的学校。
二次突围
转遍长治周边村镇，张俊成一眼看中了一家旧工厂。厂子位于市区北部的一个村子里，距离市中心十几公里，他觉得这里“僻静又宽敞，是个学习的地儿”。
租下这块片区以后，他简单修整了一番，学校的墙体全部刷成了迷彩色，一条路直通主楼，两侧的平房就是学生的宿舍。学生食堂是由礼堂改造的，北面是一块巨幅红色帷幕，帷幕下是围坐在圆桌前用餐的学生，一幅2米高的毛主席肖像挂在墙上，营造出一种与现实隔绝的氛围。在这里，张俊成沿袭了他“军事化管理”的理念。学生穿迷彩服，床单、被套统一为军绿色，卫生检查的标准按军队标准——被子叠成豆腐块，床底下两只盆，床上不准放东西。
学校创办第一年，刘剑波去招生，“一个没有成绩的学校要怎么吸引人家，靠的就是两张王牌——张俊成的脸和他的愿景”。
“职业教育最主要的是你得找出路，你得有落脚点，不然的话白白念十几年书又回家了。如果说我能给他连大专毕业后的路都修通了，那就成了高铁快速路了。”张俊成试图以此來解决学生就业问题，他称此为“终生服务”。
他尝试过“订单班”培养模式，按照企业用工的需求进行招生和培养，成绩合格的学生毕业后按照签订的订单，直接进入企业或工厂工作。他也推荐学生们以半工半读的方式深造，这让他想起当年在北大的时光。“既能省钱还能读书，多好！”也有企业跳过大专院校，直接找到张俊成，预定他的学生大专毕业后去公司工作。为此，张俊成只需要找到一条固定的路径，让同一批人考同一个大专，再进入同一家企业。
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养成系”。从进入学校那天起，学生们的培养费用都不需要自己承担，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进工厂”。对张俊成来说，这解决了他最大的心事：“培养他们有一技之长，能找份谋生的工作。”然而，这也框定了学生们未来在社会组织结构中的位置。
2011年以后，我国由劳动力过剩转向短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趋势下降，农民工供不应求。职业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随之发生改变。张俊成说：“以前是咱们求别人，现在是别人求咱！”
3月的北京之行，张俊成对那家做传感器的工厂感到满意，他签下协议，等到4月，就能输送一批机电专业的学生前往那里，他也会派老师跟着一起去工厂。不过，虽然一条稳定的路铺就在前方，但也有不少新一代的年轻人想自己寻找出路。这是校长张俊成的新难题。
庞鸿波是2016级机电专业的学生，一年级时他去成都一家笔记本电脑厂实习，日常工作是将组装电脑的零件配齐，交给流水线工人，“就是比流水线工人还要低端的工种”。职校毕业后，他既没有继续升学念大专，也没有按照学校的就业安排，去那家工厂工作，他在一家装修设计公司从底层做起，三年后成了公司的骨干。
刘剑波记得，二年级时他去山东潍坊的一家大型电子厂实习。有一天，他上夜班出来遇上阴天，早上7点，天空灰蒙蒙一片，他突然感到迷茫：“我到底上的是夜班还是白班？”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工厂食堂吃饭，往回走的路上，只有他一个人，那一刻，他暗下决心：“这辈子再也不来这种鬼地方了。”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张洁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