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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口述历史一直吸引眼球。它经常能爆出更多的细节乃至猛料，补充档案历史的不足。2013年6月22日，北京佟麟阁路85号的老教堂里，档案研究学者沈志华与央视名嘴崔永元对阵，携带各自的“智囊”，聚首论说“朝鲜战争”，容纳300人的会场挤进了600多人。崔永元这次的身份不是主持人，而是“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带头人。
少了这个人不行
81岁的王敏清面对镜头做了一上午的讲述，吃过午饭后正在休息。老人的身份是邓小平生前的保健医生。室内光线昏暗，局促狭小的卫生间亮着灯，已经变成工作室。助手小杨把电脑放在凳子上查找资料，另一位制片的电脑堆在洗漱台上。
这是崔永元团队拍摄口述历史的典型场景。
目前，已有4000多位老人接受了采访，如此大的寻访范围和影像记录，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其中1000多人受访后离世，使得这些影像资料更加弥足珍贵。
对于大部分受访老人来说，面对镜头讲述亲身经历，并非易事。他们往往需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肯说出自己经历的一切。比如，前不久去世的现代女作家梅娘，崔永元团队做了两年游说，老人才终于在镜头前开口。
梅娘是上世纪30年代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当年，文学界素有“南玲北梅”之称。崔永元团队的首席记者张钧找到90多岁的梅娘时，老人深居简出，对于回首往事了无兴趣。
为了获得老人的认同，经常性地拜访成了常事，张钧甚至联络了梅娘远在美国的女儿进行说服。终于有一天，老人娓娓讲起20年代她所出生和成长的东北大家庭……
为了达到采访目的，口述历史的记者们什么都干。他们要观察老人的脸色，及时调整采访时间。病了，要带着鲜花和水果去看望。沙发坏了、窗帘坏了，也要帮助修理。记者们自己做了一本厚厚的采访手册，细到如此程度：在老人家拍摄时间长了，要交电费。
崔永元反复强调，现在的片子都是咬着牙剪的。这意味着太多的内容难以取舍，太多的声音尚未呈现。
“做节目的时候，请个人，他不来，不来拉倒，再换一个，很从容，无所谓。但是口述历史，少了这个人不行。”崔永元说。
前不久去土耳其采访，沈志华关于朝鲜战争的书被崔永元携带在身，“一边看1500年前的建筑，一边看朝鲜战争，感触特别深。”
“我和我的团队更像一个拓荒者”，崔永元表示，他们现在着力去做的，是把现在有价值的口述历史资料收集起来，供后人去研究，也许50年或100年以后才有用。
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什么是口述历史？采访普通民众，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当事人讲述的历史”。其实，更精确的说法是，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的一门学科、一种方法。
崔永元磨破了嘴皮，几乎每天都要解释这件事情。“普及口述历史的特别少，公众不知道是什么。电视台做节目，叫口述历史。节目火了，但观众弄错了，以为口述历史就是纪录片。”
崔永元说：“口述历史源于美国，是世界各国广为应用的一种‘公众记忆’式的历史记录方式，在西方国家日臻成熟，而国内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南非把口述历史中心叫作人民记忆中心，新加坡正在做华人进入新加坡的历史和原住民在新加坡的发展研究……。
“不管是不是发达国家，GDP高还是低，对于一个文明国家来说，历史研究所是不能缺少的。不管是国家史、民族史还是家族史，都是财富。欧美发达国家呕心沥血，不一定研究本国，我见过英国人一辈子研究中国历史。”崔永元说。
中国大众熟悉和了解口述历史，学界认为，最早应该起源于已故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记录的张学良、李宗仁、胡适等人的口述历史作品。近年来，以口述历史为主体的大陆出版物也日渐增多，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堪称经典。
作为后来者，崔永元所做的口述历史散见于系列电视节目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电影传奇》、《我的长征》、《我的抗战》、《我的祖国》。
抑郁症一度是崔永元的标签。2001年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心理医生问崔永元有没有他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的事情，他凝神半天回答说是电影，“后半辈子放电影我都可以活下去”。这就是《电影传奇》的开端。
《电影传奇》中，让崔永元津津乐道的是对珠影导演王为一的采访，80多岁的老人眉飞色舞地讲了7个多小时，这是当时最长的一次采访，而现在口述历史采访一个人物的纪录已经达到85小时。那场采访，让崔永元意识到，以往“到了采访对象家里面，把摄像机一架，等人说完，打包抬腿就走的做法太功利了。”崔永元说，“很多采访对象还意犹未尽，而他们的讲述，或将成为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崔永元和他的团队更多地是在做抢救工作，那些承载历史的人物大多都很普通，但他们经历过第一现场。受访人多半已是耄耋老人，经历过很多运动，不敢张嘴，身体欠佳，下很大决心才能面对镜头说出一切。
“我们做资料收集，是在和时间赛跑。目前采访对象4000多位，受访者平均年龄85岁，最大的106岁，有1000多位已经离开。”比如谢晋，他在被采访后15天过世。
“老人们等不起。”崔永元说，如果采访不及时，一些传奇历史会因此消亡。
在崔永元看来，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当年接受的采访，侯宝林相声段子的炼成，这些存留至今的影像内容是“对历史的尊重和敬仰”。
公益，免费
崔永元曾笑称，如果能拍下孔子，也就没有于丹了。
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口述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是在个人感受中去体验和了解历史。
崔永元曾经带着自己的团队走访各国口述历史中心，2002年访问日本NHK电视台时，他对这个公共电视台保存和提取资料的能力大为惊讶，在那里，张学良的详尽影像记录唾手可得。
“你说找中国资料，不管是‘九·一八’还是‘一二·八’，它立马就能调出来。任意说出一個时间或者人名，它能调出所有相关资料。” 做一个口述历史博物馆的念头，最早就来自于在国外访问时的触动。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他同样发现了保存完整的中国文献和口述历史资料。参观过日本、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机构后，崔永元发现，“我们的‘口述历史库’甚至比不过人家的一个大学。”
有人说这只是技术手段的问题，但崔永元却不这么认为。“我在日本书店看过一整面墙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我们口述历史中心也接待过十几个国家的学者、记者。曾经有德国学者跟我说：‘如果你要看中国资料，可以来德国看。’我问有多少，他说有一鸟巢。”
让崔永元感到痛心的是口述历史在国内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做历史研究之前不要问自己研究它有什么用，本着这样的目标什么用都没有。”
有人觉得口述历史可以是一只潜力股，也并非没有前人可循。即使不拿资料直接卖钱，也可以自己出书、出片子。
崔永元告诉对方，你们最好去美国看看，去哥伦比亚大学看看，去美国国会图书馆看看。答案是，人家全是公益的，赔钱。
“现在很多人都掉钱眼里了”。崔永元想在中国开这个先例，公益，免费。
留一个与后人用心对话的机会
系列电视节目仅仅是这些年崔永元做口述历史很小的一部分，在其身后，一个积累多年的影像资料库正在成形。
2013年底，8400平方米的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将在中国传媒大学落成，该中心已投入2亿元人民币，这些钱大都来自十几个企业大户。担心有人会进行比较，崔永元不愿透露人名和数目。他做过很多关于孩子的慈善活動，理念是，“一千万个人的一元，好过一个人的一千万元”。
“我借钱、拉钱、募钱，除了偷钱”，说起10年间的集资，崔永元忍不住吐槽。截至2012年2月，研究中心收录了6大领域、约4000人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及图片、实物等；搜集整理了300万分钟以上的口述历史资料，30万件稀有历史实物。这些资料和成果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笔巨大财富。
媒体称，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博物馆的成立，填补了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地带。
崔永元10年收集到的所有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将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除了保存、归类整理及永久传承之外，还将免费向中国传媒大学师生及社会其他学术机构或个人开放。
“我们留下了一个千百年后还可以和后人用心对话的机会。”崔永元说。与其他博物馆不一样的地方是，其他的博物馆不让说话，不让吃东西，甚至不能喝水，而这个博物馆，崔永元透露，“能谈恋爱”。
2012年11月12日，崔永元的第一堂公选课——《口述历史研究》开课。本是研究生的课程，本科生也来蹭听，只能容纳400人的报告厅被挤满，连过道都被塞满。校方只好临时改变上课地点，转去1500人的报告厅，看到这么多人赶来听课，崔永元感慨“口述历史的春天到了。”
用生动的口述来拼凑一个历史的真相，或者说，所谓的历史真相，是崔永元的梦想。
“我到现在坚定地认为没有历史真相，历史永远没有真相。所有人能做的就是看谁更接近真相，大家做的都是这件事。口述历史是接近真相的一种方式，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我们现在是迷上了这个方式。”
他打趣道，“做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乐趣就是我差不多访了10000个人了，你跟10000个人过不一样的人生，就是别人活一辈子，你活10000辈子，你说你占了多大的便宜！”
少了这个人不行
81岁的王敏清面对镜头做了一上午的讲述，吃过午饭后正在休息。老人的身份是邓小平生前的保健医生。室内光线昏暗，局促狭小的卫生间亮着灯，已经变成工作室。助手小杨把电脑放在凳子上查找资料，另一位制片的电脑堆在洗漱台上。
这是崔永元团队拍摄口述历史的典型场景。
目前，已有4000多位老人接受了采访，如此大的寻访范围和影像记录，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其中1000多人受访后离世，使得这些影像资料更加弥足珍贵。
对于大部分受访老人来说，面对镜头讲述亲身经历，并非易事。他们往往需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肯说出自己经历的一切。比如，前不久去世的现代女作家梅娘，崔永元团队做了两年游说，老人才终于在镜头前开口。
梅娘是上世纪30年代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当年，文学界素有“南玲北梅”之称。崔永元团队的首席记者张钧找到90多岁的梅娘时，老人深居简出，对于回首往事了无兴趣。
为了获得老人的认同，经常性地拜访成了常事，张钧甚至联络了梅娘远在美国的女儿进行说服。终于有一天，老人娓娓讲起20年代她所出生和成长的东北大家庭……
为了达到采访目的，口述历史的记者们什么都干。他们要观察老人的脸色，及时调整采访时间。病了，要带着鲜花和水果去看望。沙发坏了、窗帘坏了，也要帮助修理。记者们自己做了一本厚厚的采访手册，细到如此程度：在老人家拍摄时间长了，要交电费。
崔永元反复强调，现在的片子都是咬着牙剪的。这意味着太多的内容难以取舍，太多的声音尚未呈现。
“做节目的时候，请个人，他不来，不来拉倒，再换一个，很从容，无所谓。但是口述历史，少了这个人不行。”崔永元说。
前不久去土耳其采访，沈志华关于朝鲜战争的书被崔永元携带在身，“一边看1500年前的建筑，一边看朝鲜战争，感触特别深。”
“我和我的团队更像一个拓荒者”，崔永元表示，他们现在着力去做的，是把现在有价值的口述历史资料收集起来，供后人去研究，也许50年或100年以后才有用。
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什么是口述历史？采访普通民众，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当事人讲述的历史”。其实，更精确的说法是，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的一门学科、一种方法。
崔永元磨破了嘴皮，几乎每天都要解释这件事情。“普及口述历史的特别少，公众不知道是什么。电视台做节目，叫口述历史。节目火了，但观众弄错了，以为口述历史就是纪录片。”
崔永元说：“口述历史源于美国，是世界各国广为应用的一种‘公众记忆’式的历史记录方式，在西方国家日臻成熟，而国内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南非把口述历史中心叫作人民记忆中心，新加坡正在做华人进入新加坡的历史和原住民在新加坡的发展研究……。
“不管是不是发达国家，GDP高还是低，对于一个文明国家来说，历史研究所是不能缺少的。不管是国家史、民族史还是家族史，都是财富。欧美发达国家呕心沥血，不一定研究本国，我见过英国人一辈子研究中国历史。”崔永元说。
中国大众熟悉和了解口述历史，学界认为，最早应该起源于已故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记录的张学良、李宗仁、胡适等人的口述历史作品。近年来，以口述历史为主体的大陆出版物也日渐增多，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堪称经典。
作为后来者，崔永元所做的口述历史散见于系列电视节目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电影传奇》、《我的长征》、《我的抗战》、《我的祖国》。
抑郁症一度是崔永元的标签。2001年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心理医生问崔永元有没有他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的事情，他凝神半天回答说是电影，“后半辈子放电影我都可以活下去”。这就是《电影传奇》的开端。
《电影传奇》中，让崔永元津津乐道的是对珠影导演王为一的采访，80多岁的老人眉飞色舞地讲了7个多小时，这是当时最长的一次采访，而现在口述历史采访一个人物的纪录已经达到85小时。那场采访，让崔永元意识到，以往“到了采访对象家里面，把摄像机一架，等人说完，打包抬腿就走的做法太功利了。”崔永元说，“很多采访对象还意犹未尽，而他们的讲述，或将成为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崔永元和他的团队更多地是在做抢救工作，那些承载历史的人物大多都很普通，但他们经历过第一现场。受访人多半已是耄耋老人，经历过很多运动，不敢张嘴，身体欠佳，下很大决心才能面对镜头说出一切。
“我们做资料收集，是在和时间赛跑。目前采访对象4000多位，受访者平均年龄85岁，最大的106岁，有1000多位已经离开。”比如谢晋，他在被采访后15天过世。
“老人们等不起。”崔永元说，如果采访不及时，一些传奇历史会因此消亡。
在崔永元看来，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当年接受的采访，侯宝林相声段子的炼成，这些存留至今的影像内容是“对历史的尊重和敬仰”。
公益，免费
崔永元曾笑称，如果能拍下孔子，也就没有于丹了。
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口述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是在个人感受中去体验和了解历史。
崔永元曾经带着自己的团队走访各国口述历史中心，2002年访问日本NHK电视台时，他对这个公共电视台保存和提取资料的能力大为惊讶，在那里，张学良的详尽影像记录唾手可得。
“你说找中国资料，不管是‘九·一八’还是‘一二·八’，它立马就能调出来。任意说出一個时间或者人名，它能调出所有相关资料。” 做一个口述历史博物馆的念头，最早就来自于在国外访问时的触动。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他同样发现了保存完整的中国文献和口述历史资料。参观过日本、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机构后，崔永元发现，“我们的‘口述历史库’甚至比不过人家的一个大学。”
有人说这只是技术手段的问题，但崔永元却不这么认为。“我在日本书店看过一整面墙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我们口述历史中心也接待过十几个国家的学者、记者。曾经有德国学者跟我说：‘如果你要看中国资料，可以来德国看。’我问有多少，他说有一鸟巢。”
让崔永元感到痛心的是口述历史在国内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做历史研究之前不要问自己研究它有什么用，本着这样的目标什么用都没有。”
有人觉得口述历史可以是一只潜力股，也并非没有前人可循。即使不拿资料直接卖钱，也可以自己出书、出片子。
崔永元告诉对方，你们最好去美国看看，去哥伦比亚大学看看，去美国国会图书馆看看。答案是，人家全是公益的，赔钱。
“现在很多人都掉钱眼里了”。崔永元想在中国开这个先例，公益，免费。
留一个与后人用心对话的机会
系列电视节目仅仅是这些年崔永元做口述历史很小的一部分，在其身后，一个积累多年的影像资料库正在成形。
2013年底，8400平方米的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将在中国传媒大学落成，该中心已投入2亿元人民币，这些钱大都来自十几个企业大户。担心有人会进行比较，崔永元不愿透露人名和数目。他做过很多关于孩子的慈善活動，理念是，“一千万个人的一元，好过一个人的一千万元”。
“我借钱、拉钱、募钱，除了偷钱”，说起10年间的集资，崔永元忍不住吐槽。截至2012年2月，研究中心收录了6大领域、约4000人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及图片、实物等；搜集整理了300万分钟以上的口述历史资料，30万件稀有历史实物。这些资料和成果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笔巨大财富。
媒体称，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博物馆的成立，填补了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地带。
崔永元10年收集到的所有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将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除了保存、归类整理及永久传承之外，还将免费向中国传媒大学师生及社会其他学术机构或个人开放。
“我们留下了一个千百年后还可以和后人用心对话的机会。”崔永元说。与其他博物馆不一样的地方是，其他的博物馆不让说话，不让吃东西，甚至不能喝水，而这个博物馆，崔永元透露，“能谈恋爱”。
2012年11月12日，崔永元的第一堂公选课——《口述历史研究》开课。本是研究生的课程，本科生也来蹭听，只能容纳400人的报告厅被挤满，连过道都被塞满。校方只好临时改变上课地点，转去1500人的报告厅，看到这么多人赶来听课，崔永元感慨“口述历史的春天到了。”
用生动的口述来拼凑一个历史的真相，或者说，所谓的历史真相，是崔永元的梦想。
“我到现在坚定地认为没有历史真相，历史永远没有真相。所有人能做的就是看谁更接近真相，大家做的都是这件事。口述历史是接近真相的一种方式，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我们现在是迷上了这个方式。”
他打趣道，“做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乐趣就是我差不多访了10000个人了，你跟10000个人过不一样的人生，就是别人活一辈子，你活10000辈子，你说你占了多大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