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举制度为选拔机制的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现在已被人誉为一大发明，而且是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是否如此，且让学界争鸣。我只记得唐太宗李世民那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名言和《儒林外史》里科举出身的官僚们施政、审案时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古代的地方官吏所管的事情比现代要简单得多，没有外事，没有那么多的会议，无须天天发表讲话，也不用担心股市的涨落，不必操持形形色色的评比检查，为官所务无非是钱谷、刑名两桩大事。钱谷是朝廷开销、官吏俸禄之所出，政绩之所系，怠慢不得。刑名则是治民的要务，关系到社会的秩序与安定，也同样不能轻忽。但钱谷、刑名，毕竟都是实务，无论农桑、河工、贸易、漕运、司法、行政，总得明白其中窍要，懂得操作程序，才能办好。然而科举考试所训练的，却不是实务而是作文，在《儒林外史》所写的时代，是做八股文。做八股，在思想内容上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必须与圣贤（古圣和今圣）保持完全的一致，不许说圣贤没有说过的话，即便要变，也只是换一个说法，并无实质的不同；在形式上则要求格式一致，中规中矩，不许自作聪明，变换格式。总之，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不许创新，也无须创新。这样从小到大甚至到老，在子曰诗云、时文范本中泡大的人，一旦中举，当了官吏，他究竟有多少执政的本领是很可怀疑的。但是，从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最高利益出发，最高统治者或许认为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惟上之命是从的庸员，比之事事都要独立思考的能臣要可靠得多。至于思想，有天般聪明、金口玉言的皇上已经足够了。因此在这种选拔机制下，虽也出现过出类拔萃之辈，但大量的却是颟顸庸碌的昏虫。
　　范进中举的房师是广东高要县的县令汤奉。据范进说：“我这老师看文章是法眼。”这当然是自夸的手段。因为他是取在汤奉手里，汤奉的法眼看中了他，他自然就是俊才了。今天当学生的把自己的老师捧成泰山北斗，沿袭的依旧是老例。这种吹捧当不得真。但汤奉既然中了举，而且当上了广东高要县令，八股总是曾经做过的。他会不会做官呢？看样子不怎么在行。
　　比如，朝廷禁宰耕牛，那意思无非是要保护农业生产力。但禁宰耕牛未必连菜牛也不许宰，可汤奉的坚决贯彻竟弄到连衙门里也没得肉吃。当然，他是官，有钱，可以吃燕窝、虾圆儿，可老百姓呢？
　　高要是个回民聚居的地方，牛羊肉是主要的菜肴，回民们派代表送来五十斤牛肉，无非是宰了牛怕追究，送些来塞官府的嘴，来个“瞒上不瞒下”。但汤奉却听了张师陆那个光棍的主意，为了表示对皇上旨意的坚决贯彻，把回民代表重责三十大板，枷号示众，还把那送来的牛肉堆在沉重的长枷上面，枷了三天，枉害死了那老师傅一条性命，直闹到民众包围了县衙。但凡当官的，都应该知道，对于民意民怨民愤，必须谨慎应对，尤其涉及民族问题，更要有临深履薄的态度，万不可随意胡行，稍有不慎，就易酿成民变。但汤奉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足见糊涂。当然，民众也糊涂。中国的民众往往相信所谓民意的作用，以为民意所在可以左右官府，因此请愿之类代不乏人。但官僚体制是要维持体面的。官府的逻辑是，若因骚乱摘去县令乌纱，岂不长了“刁民”的志气，今后这政体如何维持?所以事情越是闹得不可开交，从官僚体制的总体利益出发就越是要维护官吏们的权威 ，哪怕他是个混账透顶的瘟官，也要保他下来，至少是暂时保他下来。高要民变后，按察司对汤奉说的话泄漏了天机：“论起来，这件事你汤老爷也忒孟浪了些。不过枷责就罢了，何必将牛肉堆在枷上？这个成何刑法？但此刁风也不可长，我这里少不得拿几个为头的来尽法处置。你且回衙门去办事，凡事须要斟酌些，不可任性。”闹事的发落了，汤奉的官也就这样保住了。
　　靠八股选出来的瘟官，政事没有主意，贪墨之事却几乎个个在行。因为当初寒窗苦读，就是为了这书中的“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如果弄不到钱，当官也就没有意思了。蘧公孙的令岳鲁编修说得坦白：“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事。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里赔钱度日……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弄钱，也要手段。圣贤书读得昏头昏脑的人，就连弄钱的手段也要差一些的。比如高要，据严贡生说：“是广东出名县分，一岁之中，钱粮、耗羡、花、布、牛、驴、渔船、田房税，不下万金。”“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不过八千金。”这所谓万金、八千金，是指当官的能弄到的好处，就像今天有的贪官可以贪到数千万，有的则不过弄个数十万罢了。同“实有万金”的前任比起来，汤奉弄钱的本事也是要差上一截儿的。
　　同样是做八股出身的，有的人不以文章为务，有一些办事的手段，因而被称为“能员”或“干员”。荀玫同榜的进士王惠，中得进士时，已经须发皓然，但也许就因为历练得久，显得十分干练。他一中进士便借同乡、同年大拉关系——“你我都是天榜有名，将来同寅协恭，多少事业都要同做。”他替荀玫安排住房，替他料理母丧，处处透着精明，全没有一丝书卷气。因此很快就名声鹊起，保举当了南昌知府。但这样的干员，真正能干之处，也还是在弄钱。他在上任伊始，同前任交接时便大捞了一笔。
　　官员的交接，就如今天的离任审计，是一道关口。因为中饱私囊、贿赂上司、联络同僚，大抵都要动用官帑。官员在任时，没有人举报，没有人检查，亏空不易发现。待到换任时一审计，漏洞就要显现出来。如果调任时是升迁，而且有很硬的靠山，或者一经查处就会牵动甚大，后任官员为了讨好，为了未来的利益，为了不树敌过多，往往马马虎虎，一总兜了下来，以赢得升了官的前任和左右同僚的好感，将来总有借助之处。如果前任是退休或遭贬，后任就不愿背此包袱，老实不客气，来个仔细审计，弄不好还参上一本，以示自己办事的认真和清廉。这种时候，前任官员最为稳妥的办法就是以赔补国库损耗为名，送给后任一笔钱财——这也是官僚阶层中财产再分配的一个渠道——有钱大家赚，才能摆平。否则，一桩官场贪赃的丑闻就不免闹得沸沸扬扬。
　　王惠是聪明人，他用不着开口说话，只在前任蘧太守的公子面前对交接一事作出为难的样子，蘧公子便心知肚明，马上说：“老先生不必过费清心。家君在此数年，布衣蔬食，不过仍旧是儒生行径，历年所积俸余，约有两千余金，如此地仓谷、马匹、杂项之类，有什么缺少不敷处，悉将此项送与老先生任意填补。家君知道老先生数任京官，宦囊清苦，决不有累。”王惠聽他说得大方爽快，自然满心欢喜。蘧公子不愧是老谋深算的蘧太守的儿子，对王惠的来历、心理，摸得一清二楚，知道他一直没有放过外任，口胃不小，所以一上来马上“入港”答应送上两千金，让他“任意”使用。而蘧太守当然也决不止这一点“俸余”。这种前任给后任送钱的事，在那时是很普遍的事。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的父亲在湖北应城罢归之时，就碰到“代者苛责”，最后送了千金才算了事。这事记在朱筠所作《祭史孺人文》中。当然他是以此表彰史氏的节俭的。
　　在这样的一通交接之后，王惠会怎样为官，大约已不问可知了。王惠与蘧公子的一段对话，很可以代表这前后两任科举出身的官员不同的风格：
　　蘧公子说：“家君在这里无他好处，只落得个讼简刑清；所以这些幕宾先生，在衙门里，都也吟啸自若。还记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说道：‘闻得贵府衙门里有三种声息。’”
　　王太守道：“是哪三种？”
　　蘧公子道：“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
　　王太守大笑道：“这三样声息却也有趣得紧。”
　　蘧公子道：“将来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换三样声息。”
　　王太守道：“是哪三样？”
　　蘧公子道：“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
　　王太守并不知这话是讥诮他，正容答道：“而今你我替朝廷办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认真。”
　　一个是政事不理，吟诗唱曲；一个是苛政盘剥，贪得无厌。这两类官都是科举制度的产物。老百姓摊着这样的官吏，着实是三生倒霉。但是比较起来，前者还比后者好些，所以历来百姓对不管事的瘟官口碑要好一些——官闲民乐。如果一面贪得无厌，一面又花样百出，老百姓就更加苦不堪言了。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员主要管的是钱谷、刑名两件大事。而科举出身的官员对此二者大致都是懵里懵懂。以懵里懵懂之人，办懵里懵懂之事，那糊涂官司也就层出不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