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存在，所以她们的声音可以被听到。”这是纪录片《女人》开篇的一句话，这句话看上去如此顺理成章，却揭示出女性长久以来被遮蔽的命运。
　　果不其然，第一个出场的被访者就是一位曾遭遇性暴力和人口贩卖的女性，即使她后来打破了最长的“铁人三项”吉尼斯纪录，战胜了人类身體的极限，却依然在提到自己曾经受到的伤害时感到恐惧。这个人物统领了这部作品的调性，代表了作者眼中女性特质的集合：坚强、勇敢、美丽，即使被侮辱被损害也绝不妥协。
　　《女人》是一部特殊的作品，其主创扬·阿尔蒂斯-贝特朗（Yann Arthus-Bertrand）与阿娜塔莎·米科娃（Anastasia Mikova）花费三年时间，遍访50个国家，采访了2000名女性才得以完成这部纪录片。
　　尽管它没有什么情节，几乎都由女性面部特写和她们的话语拼接而成，但它产生了一般纪录片所不具有的力量——它让女性的形象和声音变得可见。尤其是在大银幕观看这样的作品，当两千张富有感染力的脸放大数十倍呈现给我们时，观众将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忽视她们的诉说。
　　“作为女人，我很骄傲，”《女人》里的女人们如是说。她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是生来就是女人，因此“成为女人”是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她们用自己坚定勇敢的声音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层次丰富的当代女性群像。
　　什么是女人？《女人》反复追问何为女性的意义，如果女人不是天生的，又是什么造就的？女人喜欢美好的事物，小时候会偷用母亲的化妆品，会感谢初潮的来临，会铭记情窦初开的时刻……电影的开篇，女人们总是对着镜头笑，她们感谢性别身份为自己带来独特的生命体验。但随着问题深入，大部分女性开始在镜头前坦承自己的痛苦，成长的每一步都带着泪水和伤痛。
　　两千个女人就是两千种困境，对大部分身处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这些困境的其中一部分内容是我们熟悉的，而另外一部分则远远超出想象。这部纪录片试图将全世界不同阶层、肤色、国家和民族的女性的命运放置在一起，既让我们意识到女性命运的隐秘连接，又让我们意识到不同女性的命运的巨大差异。
　　在印度，仅仅因为嫁妆不合心意，新娘就被新郎泼了硫酸;在非洲某些地方，女人像牲口一样被强奸和杀害;在部分中东地区，女人成为丈夫的私产，连面孔都不可以被人看到。而在那些所谓更文明、法制更健全的国家和地区，这些伤害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出现，它可以是职场上的性骚扰、是家庭暴力，也可能是被剥夺生育权。
　　《女人》展现的普遍伤痛让我们作为一种共同体紧密结合，它打破了一种“后女性主义”的幻觉，让我们意识到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了百年之后，依然存在着怎样的不平等。近年来，随着女性消费能力的提升，女性议题的可见度达到了某种空前的高度，但这不意味着女性地位根本上得到提高。当我们一边在消费的幻影里强调一种“自由选择”时，更多的女性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女人》提示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全世界的女性具有某种命运的一致性，不存在一种独立于他人的“自由”。
　　《女人》不是简单的女权主义说教，而是以图像的方式将观念镌刻在我们的内心。纪录片的后半段，几位女性脱掉了衣服展现自己的身体，她们身材各异，有的留下生育的痕迹，有的甚至失去乳房。这些身体全然不具有消费主义意义上的美感，却有一种吸引人的能力，只要看过它，就难以忘记。这种观看是具有挑战性的，也是具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