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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5年11月10日上海《生活周刊》的《三个奇女子》始，大特写曾在中国新闻业上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在20世纪整个90年代，新闻大特写犹如横空出世的“黑马”，驰骋于大江南北。然而时至今日，大特写显然已风光不再。在很多曾经以大特写而闻名的媒体上，今天也鲜见大特写的身影。作为一种新闻文体，如此迅速地崛起，而又如此仓促地归于平静，这不能不说是媒介发展中的一种有趣的和值得关注的现象。文章以媒介生态学的视野对大特写的兴衰变化进行审视，希望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媒介生态学研究始于北美，有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之分。前者以麦克卢汉为代表，后者以波斯曼为中心。媒介生态理论引入我国后得到一定的发展，也形成一些代表性观点，如“媒介生态五大观念”、“媒介是条鱼”等。
大特写的崛起与式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媒介生态较之改革开放前发生巨大变化。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打开国门之后，人们获得物质发展的同时，也得以在思想上的多元并立，释放了思想精神上原有的束缚。在从禁锢封闭走向多元开放的突进中，出现了包括价值取向、精神诉求等新旧观念的冲撞。由此衍生的媒介生态要求媒介系统作相应的调整与之相适应。由于与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我国媒介系统走的是一条必要而谨慎的改革之路。媒介对环境变化的迟钝反应，使原有的报道形态无法承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形势和新问题以及诡谲多变的国际风云。大特写能在这一时期产生并得到发展与它适合了时代发展需要、满足人们对新问题新形势的解答与释疑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社会更全面、更深入地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与思想观念，所有制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等，进一步促成了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开始稳步前进。社会成员自由的空间变得更广阔，人们对个体利益的关注重于对社会关怀，崇尚对个性、自我的张扬与宣导，消解崇高、反权威反中心的逻各斯主义渐行，世俗化与平民化趋向日益加强。在此环境下，我国媒介系统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20世纪90年代出现并获得飞速发展的都市报就是新闻改革的产物。这种强调贴近老百姓，反映市民心声的报纸很快与摒弃传统“宏大主题”而聚焦于普通人物的悲喜聚散的大特写融合。大特写这只飞翔的“百灵鸟”终于在都市报这棵大树上放声歌唱，如鱼得水。
进入21世纪，世界政治环境总体的平稳发展，我国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进一步发展。人们在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狂热与躁动之后，社会整体归于平静与理性化。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治民生意识日渐浓厚，表层意义上，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日常生活节奏的加快，无暇于浏览长篇巨幅的报刊文章；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媒介在必将面对境外媒介集团的强大竞争压力的危机意识和具体的媒介机构的改组和媒介集团的发展；以及新世纪里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社会意识的深层次变化等因素，合力致使大特写日渐落寞。就媒介生态意义而言，大特写已逐渐适应不了新形势下媒介发展的需求，愈来愈由流行文体变为媒介生态系统中的“明日黄花”。
大特写式微的因素
对“注意力经济”的片面诠释加速了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是造成大特写近年落寞的主要因素。
国内媒介对“注意力经济”的片面诠释导致的“公地的悲剧”，以及由此带来的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公地的悲剧”①思想是美国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根于1968年提出的。这一理论所指向的是人类不应以牺牲环境来获取短期效益，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造成环境的破坏，最终的结果是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群体利益的丧失。
但“注意力经济”观点认为，“在信息时代，缺乏的并不是信息资源，而是受众的注意力”。“人的注意力是一种不可再生和扶植的准天然资源。在信息量剧增的环境下，围绕争夺注意力这种稀缺资源而进行的经济即是注意力经济”。②
“注意力经济”一介绍到国内，马上被媒体诠释得淋漓尽致。各媒介深知，在信息社会，竞争的就是受众的“眼球”，谁传播的内容和形式符合了受众胃口，谁就是竞争的强者。为了最大程度地吸引受众，各媒介竞相刊登大特写文章，有的报纸还规定每天一篇，有的甚至用重金购买特稿。一时间，不但记者写，自由撰稿人写、连搞文学的作家们也来赶这个热闹。无序竞争的战火一时之间硝烟滚滚。随着媒介对大特写的竞相仿效、膨胀，不少媒体放弃应有的价值操守甚至伦理的底线，过度煽情、媚俗，虚假报道，内容的千篇一律。良性的媒介生态环境的缺位折射出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各媒介不考虑其生态环境在大特写这块“公地”上过度“放牧”，是造成这一“公共草场”退化甚至消亡的主要因素。从理论上说，新闻是一种资源，有其开掘的无限性；但如果不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和特点，盲目乃至胡乱开掘，必将导致资源的枯竭。
这一媒介现象，对时下正如日中天的民生新闻报道来说也许是一种值得借鉴的事情。媒介在以报道民生新闻为主看点时，也应注意不要因为过度强调“注意力经济”效应，而无视对媒介生态环境的污染而致使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在民生新闻这块“公地”上演绎出与大特写一样的结局，那就不仅是媒介的悲哀，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现代新传媒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是造成大特写式微的又一因素。
信息时代，现代新传媒科技在传媒上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传播模式的变化。上世纪后半期，取得突飞猛进式发展的网络媒体深刻而彻底地改变了人们在传统媒介面前的被动和无奈，使传媒和读者在一个崭新的交流环境中达成了“共生”的状态。这种变化使新闻传媒更加趋向平民化、大众化。网络传媒从诞生到日益完善，能让受众及时、方便地找到所需要的信息资源。2006年3月，美国贝尔实验室成功实现每秒107GB的网络传输速度。③如果这一科技广泛应用于商业网络，则对我国目前的广播电视制播体制必将产生巨大影响。
当然，媒介生态学强调的是在系统中各媒介有序竞争、共栖、共荣。麦克卢汉在论述传播科技发展对媒介形态带来的影响时，把媒介生态的意义看成是各媒介的彼此扶持，而不是相互抵消。但是，网络对传统媒介的冲击带来的不仅是现实环境中各媒介形式的此消彼长，更带来传播理念的深刻转变。网络对重大新闻背景材料的庞大超链接，使得媒体无需大特写报道就能使读者得到所需的东西。与在自然界一样，作为生物赖以生存的各种环境资源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无限制地供给。这样，当生态链中产生了“冗余种”时，则意味着媒介市场的自然选择和人为淘汰，以维持应有的生态平衡。由此观之，大特写的式微，似乎又是合乎媒介生态发展规律的。
目前正在迅速发展的有“第五媒体”之称的手机媒体，无疑是对前四种媒体的有力挑战。手机媒体的崛起，必将带来媒介生态系统的又一次深刻的调整。而且随着我国的媒体产业化、商业化、集团化、股份化趋势，加之加入贸组织后所面临的境外媒介的竞争和发展机遇，特别是随着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媒体多元化、信息出口多样化、受众分散化，我国媒介的生态环境必将发生更为深远的转变。在媒介系统内、外部环境的调整中，在与整个世界文化产业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如何营造我国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此外，大特写的式微，还与社会意识观念的转变有关。
在社会发展中，虽说某种文体的被边缘化是很正常的事，我们也不必从大特写是否持久轰动来评价它的成败得失：让大特写回到媒介生态系统本身，从本体的维度来观照这一文体的内在流变也许更有意义。但是，对一种文体的诞生和消退的追问，我们不应该只作表象的浅尝辄止，因为现象的背后必然有更深层的动因存在。改革开放后，在急剧的社会变迁时期，传统价值观念系统逐渐丧失了其功能，而新的价值观念又未形成。在这种新旧价值观并存且相互冲突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很难根据原有的知识经验，合理而准确地选择和认同某一社会价值系统，从而使其陷入无以参照、归附和无所适从的境地。而一些媒介出于生存的压力，不能很好地承担起启迪心智、传播先进文化的责任；反而穷其所能上演了一出出“眼球争夺”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的“偶像崇拜”、“追星”热，对主流与崇高的无厘头消解，忽视更具社会意义的事件而陷入无穷尽的娱乐。社会转型期人的观念转变和媒介不计后果的破坏性竞争同样恶化了我们社会的精神生态。
就目前而言，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深层次呼吁和十七大再次提出的和谐社会观，无不表示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对精神家园建构的重视。（本文受钦州学院校级课题［2007XJ321］项目资助）
注释：
①加勒特·哈丁根［美］：《公地的悲剧》，《科学》，1968年，转引自美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三联书社，1994年版。
②支廷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搜狐IT，www．itsohu．com．
（作者单位：钦州学院中文系）
编校：施宇
媒介生态学研究始于北美，有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之分。前者以麦克卢汉为代表，后者以波斯曼为中心。媒介生态理论引入我国后得到一定的发展，也形成一些代表性观点，如“媒介生态五大观念”、“媒介是条鱼”等。
大特写的崛起与式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媒介生态较之改革开放前发生巨大变化。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打开国门之后，人们获得物质发展的同时，也得以在思想上的多元并立，释放了思想精神上原有的束缚。在从禁锢封闭走向多元开放的突进中，出现了包括价值取向、精神诉求等新旧观念的冲撞。由此衍生的媒介生态要求媒介系统作相应的调整与之相适应。由于与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我国媒介系统走的是一条必要而谨慎的改革之路。媒介对环境变化的迟钝反应，使原有的报道形态无法承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形势和新问题以及诡谲多变的国际风云。大特写能在这一时期产生并得到发展与它适合了时代发展需要、满足人们对新问题新形势的解答与释疑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社会更全面、更深入地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与思想观念，所有制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等，进一步促成了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开始稳步前进。社会成员自由的空间变得更广阔，人们对个体利益的关注重于对社会关怀，崇尚对个性、自我的张扬与宣导，消解崇高、反权威反中心的逻各斯主义渐行，世俗化与平民化趋向日益加强。在此环境下，我国媒介系统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20世纪90年代出现并获得飞速发展的都市报就是新闻改革的产物。这种强调贴近老百姓，反映市民心声的报纸很快与摒弃传统“宏大主题”而聚焦于普通人物的悲喜聚散的大特写融合。大特写这只飞翔的“百灵鸟”终于在都市报这棵大树上放声歌唱，如鱼得水。
进入21世纪，世界政治环境总体的平稳发展，我国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进一步发展。人们在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狂热与躁动之后，社会整体归于平静与理性化。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治民生意识日渐浓厚，表层意义上，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日常生活节奏的加快，无暇于浏览长篇巨幅的报刊文章；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媒介在必将面对境外媒介集团的强大竞争压力的危机意识和具体的媒介机构的改组和媒介集团的发展；以及新世纪里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社会意识的深层次变化等因素，合力致使大特写日渐落寞。就媒介生态意义而言，大特写已逐渐适应不了新形势下媒介发展的需求，愈来愈由流行文体变为媒介生态系统中的“明日黄花”。
大特写式微的因素
对“注意力经济”的片面诠释加速了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是造成大特写近年落寞的主要因素。
国内媒介对“注意力经济”的片面诠释导致的“公地的悲剧”，以及由此带来的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公地的悲剧”①思想是美国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根于1968年提出的。这一理论所指向的是人类不应以牺牲环境来获取短期效益，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造成环境的破坏，最终的结果是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群体利益的丧失。
但“注意力经济”观点认为，“在信息时代，缺乏的并不是信息资源，而是受众的注意力”。“人的注意力是一种不可再生和扶植的准天然资源。在信息量剧增的环境下，围绕争夺注意力这种稀缺资源而进行的经济即是注意力经济”。②
“注意力经济”一介绍到国内，马上被媒体诠释得淋漓尽致。各媒介深知，在信息社会，竞争的就是受众的“眼球”，谁传播的内容和形式符合了受众胃口，谁就是竞争的强者。为了最大程度地吸引受众，各媒介竞相刊登大特写文章，有的报纸还规定每天一篇，有的甚至用重金购买特稿。一时间，不但记者写，自由撰稿人写、连搞文学的作家们也来赶这个热闹。无序竞争的战火一时之间硝烟滚滚。随着媒介对大特写的竞相仿效、膨胀，不少媒体放弃应有的价值操守甚至伦理的底线，过度煽情、媚俗，虚假报道，内容的千篇一律。良性的媒介生态环境的缺位折射出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各媒介不考虑其生态环境在大特写这块“公地”上过度“放牧”，是造成这一“公共草场”退化甚至消亡的主要因素。从理论上说，新闻是一种资源，有其开掘的无限性；但如果不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和特点，盲目乃至胡乱开掘，必将导致资源的枯竭。
这一媒介现象，对时下正如日中天的民生新闻报道来说也许是一种值得借鉴的事情。媒介在以报道民生新闻为主看点时，也应注意不要因为过度强调“注意力经济”效应，而无视对媒介生态环境的污染而致使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在民生新闻这块“公地”上演绎出与大特写一样的结局，那就不仅是媒介的悲哀，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现代新传媒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是造成大特写式微的又一因素。
信息时代，现代新传媒科技在传媒上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传播模式的变化。上世纪后半期，取得突飞猛进式发展的网络媒体深刻而彻底地改变了人们在传统媒介面前的被动和无奈，使传媒和读者在一个崭新的交流环境中达成了“共生”的状态。这种变化使新闻传媒更加趋向平民化、大众化。网络传媒从诞生到日益完善，能让受众及时、方便地找到所需要的信息资源。2006年3月，美国贝尔实验室成功实现每秒107GB的网络传输速度。③如果这一科技广泛应用于商业网络，则对我国目前的广播电视制播体制必将产生巨大影响。
当然，媒介生态学强调的是在系统中各媒介有序竞争、共栖、共荣。麦克卢汉在论述传播科技发展对媒介形态带来的影响时，把媒介生态的意义看成是各媒介的彼此扶持，而不是相互抵消。但是，网络对传统媒介的冲击带来的不仅是现实环境中各媒介形式的此消彼长，更带来传播理念的深刻转变。网络对重大新闻背景材料的庞大超链接，使得媒体无需大特写报道就能使读者得到所需的东西。与在自然界一样，作为生物赖以生存的各种环境资源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无限制地供给。这样，当生态链中产生了“冗余种”时，则意味着媒介市场的自然选择和人为淘汰，以维持应有的生态平衡。由此观之，大特写的式微，似乎又是合乎媒介生态发展规律的。
目前正在迅速发展的有“第五媒体”之称的手机媒体，无疑是对前四种媒体的有力挑战。手机媒体的崛起，必将带来媒介生态系统的又一次深刻的调整。而且随着我国的媒体产业化、商业化、集团化、股份化趋势，加之加入贸组织后所面临的境外媒介的竞争和发展机遇，特别是随着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媒体多元化、信息出口多样化、受众分散化，我国媒介的生态环境必将发生更为深远的转变。在媒介系统内、外部环境的调整中，在与整个世界文化产业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如何营造我国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此外，大特写的式微，还与社会意识观念的转变有关。
在社会发展中，虽说某种文体的被边缘化是很正常的事，我们也不必从大特写是否持久轰动来评价它的成败得失：让大特写回到媒介生态系统本身，从本体的维度来观照这一文体的内在流变也许更有意义。但是，对一种文体的诞生和消退的追问，我们不应该只作表象的浅尝辄止，因为现象的背后必然有更深层的动因存在。改革开放后，在急剧的社会变迁时期，传统价值观念系统逐渐丧失了其功能，而新的价值观念又未形成。在这种新旧价值观并存且相互冲突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很难根据原有的知识经验，合理而准确地选择和认同某一社会价值系统，从而使其陷入无以参照、归附和无所适从的境地。而一些媒介出于生存的压力，不能很好地承担起启迪心智、传播先进文化的责任；反而穷其所能上演了一出出“眼球争夺”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的“偶像崇拜”、“追星”热，对主流与崇高的无厘头消解，忽视更具社会意义的事件而陷入无穷尽的娱乐。社会转型期人的观念转变和媒介不计后果的破坏性竞争同样恶化了我们社会的精神生态。
就目前而言，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深层次呼吁和十七大再次提出的和谐社会观，无不表示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对精神家园建构的重视。（本文受钦州学院校级课题［2007XJ321］项目资助）
注释：
①加勒特·哈丁根［美］：《公地的悲剧》，《科学》，1968年，转引自美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三联书社，1994年版。
②支廷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搜狐IT，www．itsohu．com．
（作者单位：钦州学院中文系）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