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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勞动力转移及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中国农村的主要现状，而对家中长辈进行照料势必会加重农村妇女的劳动负担。而已婚妇女照料老人可能会压缩其闲暇时间，不利于个人发展。为研究照料长辈与农村妇女劳动时间分配的关系，笔者展开此次研究。
关键词：照料长辈;农村妇女;劳动时间;个人发展
一、引言
据最新的人口数据统计预测[1]，中国人口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将由2010年的10.8%上升到在2030年的25.3%，甚至到2050年这一比重还会继续上涨，已超过美、日等大部分发达国家。与之相对的社会老龄化的趋势，也将增加我国已婚妇女照料长辈的时间[2]。而农村在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下，其劳动力转移使农村妇女较早地需要独自面对照料长辈的困境[3]。如能对农村妇女劳动时间在当前条件下所受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或可预测未来老龄化社会中已婚妇女照料长辈的情况，并提前做出应对方案。为此笔者拟实证研究照料长辈对农村妇女劳动时间分配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照料长辈对人类的福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人力和社会资本投资的贡献，照料在创造和维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4-6]。但是仍未摆脱“父系氏族”社会性质的农村，对长辈的照料被视为女性角色的应有责任[7]。而在很大程度上，女性对照料长辈所做的贡献很少得到认可，社会政策的制定也往往忽视了她们需要被支持的心理。如果女性独自承担照料长辈的责任，却并未相应减少工作时间，这就意味着女性可支配的自由时间被压缩。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有偿劳动和无偿照护劳动的性别分工是社会性质所致[6]。在许多情况下，一些非经济因素，如社会传统和文化规范，比经济因素对人们的时间分布有更重要的影响[8-9]。由于社会传统和文化规范规定了严格的性别分工，照料儿童和老人以及家务劳动被视为妇女的责任。因此，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不会因为她们参与劳动力时长而减轻[10]。
近年来，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文献研究很多，但大多集中在老年人的福利状况上，而对这一现状影响承担养老责任的妇女程度知之甚少[11]。儒家社会时期，对男人的服从、对孩子的照料和对岳父岳母的照料是女性的主要美德。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儿子女儿以及女婿照料父母已成为一种常态[12-14]。然而，中国农村妇女依然未摆脱无偿照料父母的难题。刘兰[15]研究了照料父母对中国城市已婚妇女劳动供给的影响，这是国际文献中在该问题上第一篇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研究。本文将视野从城市转向农村，利用2006-2009-2011年CHNS数据来研究照料父母对中国农村已婚妇女劳动时间分配的影响因素，从而为已婚妇女在即将到来的高“老龄化”中国社会中，如何合理安排照料长辈的时间，提供相关的科学依据。
三、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疾病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共同建立的CHNS数据库，并并用如下函数模型对农村妇女的劳动时间分配进行研究：
FHours = α1PCare + β1LCare + γ1X + u1 ①
OHours = α2PCare + β2LCare + γ2X + u2 ②
以上希腊字母均表示未知参数，而下标符号表示误差项。其中公式①为农村妇女每日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公式②指代非农劳动的时间。并将妇女及配偶的年龄、非劳动所得财产、家庭人口年龄状况以及当地有偿照料的工资环境等作为变量带入上述公式中的X。
该模型的主要度量问题是潜在的内生照料交付时间问题。因为，在三个假设下，非正规照料可以被认为是外生的。这些假设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照料责任的分配与子女的就业状况无关;家庭必须满足丧失能力的父母的照料需要;家庭照料不可替代。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非正规照料提供者在照料责任和劳动力供给的决策过程中，这些假设是不现实的，因为在这些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已经完全侵蚀了传统的家庭照料观念，人们已经广泛接受机构照料服务作为家庭照料的替代品。如果这三个假设中有一个被违背，那么照料对劳动力供给的负面影响将被高估。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的内生问题可能并不严重，因为儒家孝道伦理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而农村制度性养老服务的发展相对落后。我们将考虑非正式照料内生性的可能性，并检验这种内生性偏见的存在。首先，我们假设照料提供的小时数是外生的。分别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方程（1）和方程（2），然后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两个劳动时间供给方程。照料提供时间的工具变量包括父母和岳父岳母照料需要的替代变量和其他家庭成员分担照料责任的替代变量，即父母和岳父岳母是否需要照料，父母和岳父岳母是否在世，以及夫妻兄弟姐妹的数量。如果这些变量影响照料时间的提供，但不直接影响劳动时间的提供，那么这些变量就是有效的工具变量。如果照料服务是外生的，那么2SLS估计方法不是最有效的。最后，我们将使用Tobit模型来估计方程（1）和（2）。
本文采用的CHNS数据来自中国健康和营养于2006，2009，2011年分别的调查结果。该数据调查每年均覆盖城乡近4000户和1.5万余人，跨越中国九个以上的省份。一项对52岁已婚妇女展开的关于家庭情况的调查问卷，对调查人群进行了筛选（在家中照料老人的已婚农村妇女），最终符合本次研究的样本数量为2142位女性，即约有17.85%的女性承担着照料长辈的责任。
由于调查已对农村已婚妇女的：（1）父母/公婆是否在世;（2）父母/公婆是否需要照料;（3）上周照料父母/公婆花了多少时间;（4）有几个兄弟姐妹;（5）丈夫有几个兄弟姐妹等问题有了详细的记录，本研究将对问题（3）进行计算农村已婚妇女照料父母或公婆的时间，并作为PCare和LCare的工具变量，而妇女每天从事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的时长作为因变量。而X则包括来自与个人、家庭或社会的外生变量。 三、實证结果
本次研究中的城乡两地的照料者每天进行的无偿劳动和有偿劳动均时如表1所示。其中每天照料长辈的闲暇时间比不照料要少0.79（照料父母）和1.59（照料公婆）小时。表2则给出了已婚妇女非农劳动时间供给方程的预估值。
结论
以上结果表明，照料长辈对农村妇女的农业劳动时间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就已婚非农劳动时间而言，照料公婆有着显著相关的负向作用。这些结果与前文预测相符合，农村已婚妇女不仅照料公婆，其劳动时间也没有相应的减少，在其劳动分配上，说明她们的总劳动时间被延长，其闲暇时间也更少。而照料长辈，对已婚妇女的影响只会越来越严重。
而在中国老龄化加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尽快推进农村和城市的社区养老服务，加大国民养老资源的自我积累，以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方式，稳定长辈的老年生活。
参考文献
[1]陈艳玫， 刘子锋， 李贤德， 等. 2015—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与老年人口预测[J].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018，，35（05）：45-48.
[2]黄枫. 人口老龄化视角下家庭照料与城镇女性就业关系研究[J]. 财经研究2012，（9）：17-27.
[3]凌文豪. 农村失能老人生活照料困境及出路——基于中国社会福利政策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11， 39（36）：22793-22795.
[4]王高霞. T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发展模式研究[D]. 安徽大学， 2017.
[5]周太彤. 上海老年人照料体系构建中的政府责任[J]. 社会福利， 2006，（7）：4-7.
[6]张善斌. 新加坡老年人照料之启迪[J]. 社会福利， 2006，（9）：56-57.
[7]夏辛萍. 光环还是枷锁——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女性老年照顾者的困境与出路[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7，37（24）：6266-6268.
[8]王琪延.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00，（4）：88-99.
[9]刘希平， 方格， 杨小冬. 国外有关学习时间分配决策能力的研究概述[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4）：524-535.
[10]梁亚丹. 职业女性家庭—工作角色冲突的影响因素研究[D]. 郑州大学，2017.
[11]马焱， 李龙. 老年照料与城镇女性发展——基于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分析[J]. 人口与发展， 2014， 20（6）：76-84.
[12]许琪. 儿子养老还是女儿养老：基于家庭内部的比较分析[J]. 社会， 2015， 35（4）：199-219.
[13]陈璐， 谢文婷. 农村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研究[J]. 人口学刊， 2019， 41（4）：84-93.
[14]王跃生. 城乡养老中的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以2010年七省区调查数据为基础[J]. 开放时代， 2012，（2）：102-121.
[15]Liu L， Chen G.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Care and Self-reported Health of Married Women in Urban China[J].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2010，16（05）：52-29.
关键词：照料长辈;农村妇女;劳动时间;个人发展
一、引言
据最新的人口数据统计预测[1]，中国人口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将由2010年的10.8%上升到在2030年的25.3%，甚至到2050年这一比重还会继续上涨，已超过美、日等大部分发达国家。与之相对的社会老龄化的趋势，也将增加我国已婚妇女照料长辈的时间[2]。而农村在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下，其劳动力转移使农村妇女较早地需要独自面对照料长辈的困境[3]。如能对农村妇女劳动时间在当前条件下所受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或可预测未来老龄化社会中已婚妇女照料长辈的情况，并提前做出应对方案。为此笔者拟实证研究照料长辈对农村妇女劳动时间分配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照料长辈对人类的福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人力和社会资本投资的贡献，照料在创造和维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4-6]。但是仍未摆脱“父系氏族”社会性质的农村，对长辈的照料被视为女性角色的应有责任[7]。而在很大程度上，女性对照料长辈所做的贡献很少得到认可，社会政策的制定也往往忽视了她们需要被支持的心理。如果女性独自承担照料长辈的责任，却并未相应减少工作时间，这就意味着女性可支配的自由时间被压缩。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有偿劳动和无偿照护劳动的性别分工是社会性质所致[6]。在许多情况下，一些非经济因素，如社会传统和文化规范，比经济因素对人们的时间分布有更重要的影响[8-9]。由于社会传统和文化规范规定了严格的性别分工，照料儿童和老人以及家务劳动被视为妇女的责任。因此，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不会因为她们参与劳动力时长而减轻[10]。
近年来，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文献研究很多，但大多集中在老年人的福利状况上，而对这一现状影响承担养老责任的妇女程度知之甚少[11]。儒家社会时期，对男人的服从、对孩子的照料和对岳父岳母的照料是女性的主要美德。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儿子女儿以及女婿照料父母已成为一种常态[12-14]。然而，中国农村妇女依然未摆脱无偿照料父母的难题。刘兰[15]研究了照料父母对中国城市已婚妇女劳动供给的影响，这是国际文献中在该问题上第一篇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研究。本文将视野从城市转向农村，利用2006-2009-2011年CHNS数据来研究照料父母对中国农村已婚妇女劳动时间分配的影响因素，从而为已婚妇女在即将到来的高“老龄化”中国社会中，如何合理安排照料长辈的时间，提供相关的科学依据。
三、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疾病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共同建立的CHNS数据库，并并用如下函数模型对农村妇女的劳动时间分配进行研究：
FHours = α1PCare + β1LCare + γ1X + u1 ①
OHours = α2PCare + β2LCare + γ2X + u2 ②
以上希腊字母均表示未知参数，而下标符号表示误差项。其中公式①为农村妇女每日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公式②指代非农劳动的时间。并将妇女及配偶的年龄、非劳动所得财产、家庭人口年龄状况以及当地有偿照料的工资环境等作为变量带入上述公式中的X。
该模型的主要度量问题是潜在的内生照料交付时间问题。因为，在三个假设下，非正规照料可以被认为是外生的。这些假设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照料责任的分配与子女的就业状况无关;家庭必须满足丧失能力的父母的照料需要;家庭照料不可替代。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非正规照料提供者在照料责任和劳动力供给的决策过程中，这些假设是不现实的，因为在这些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已经完全侵蚀了传统的家庭照料观念，人们已经广泛接受机构照料服务作为家庭照料的替代品。如果这三个假设中有一个被违背，那么照料对劳动力供给的负面影响将被高估。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的内生问题可能并不严重，因为儒家孝道伦理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而农村制度性养老服务的发展相对落后。我们将考虑非正式照料内生性的可能性，并检验这种内生性偏见的存在。首先，我们假设照料提供的小时数是外生的。分别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方程（1）和方程（2），然后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两个劳动时间供给方程。照料提供时间的工具变量包括父母和岳父岳母照料需要的替代变量和其他家庭成员分担照料责任的替代变量，即父母和岳父岳母是否需要照料，父母和岳父岳母是否在世，以及夫妻兄弟姐妹的数量。如果这些变量影响照料时间的提供，但不直接影响劳动时间的提供，那么这些变量就是有效的工具变量。如果照料服务是外生的，那么2SLS估计方法不是最有效的。最后，我们将使用Tobit模型来估计方程（1）和（2）。
本文采用的CHNS数据来自中国健康和营养于2006，2009，2011年分别的调查结果。该数据调查每年均覆盖城乡近4000户和1.5万余人，跨越中国九个以上的省份。一项对52岁已婚妇女展开的关于家庭情况的调查问卷，对调查人群进行了筛选（在家中照料老人的已婚农村妇女），最终符合本次研究的样本数量为2142位女性，即约有17.85%的女性承担着照料长辈的责任。
由于调查已对农村已婚妇女的：（1）父母/公婆是否在世;（2）父母/公婆是否需要照料;（3）上周照料父母/公婆花了多少时间;（4）有几个兄弟姐妹;（5）丈夫有几个兄弟姐妹等问题有了详细的记录，本研究将对问题（3）进行计算农村已婚妇女照料父母或公婆的时间，并作为PCare和LCare的工具变量，而妇女每天从事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的时长作为因变量。而X则包括来自与个人、家庭或社会的外生变量。 三、實证结果
本次研究中的城乡两地的照料者每天进行的无偿劳动和有偿劳动均时如表1所示。其中每天照料长辈的闲暇时间比不照料要少0.79（照料父母）和1.59（照料公婆）小时。表2则给出了已婚妇女非农劳动时间供给方程的预估值。
结论
以上结果表明，照料长辈对农村妇女的农业劳动时间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就已婚非农劳动时间而言，照料公婆有着显著相关的负向作用。这些结果与前文预测相符合，农村已婚妇女不仅照料公婆，其劳动时间也没有相应的减少，在其劳动分配上，说明她们的总劳动时间被延长，其闲暇时间也更少。而照料长辈，对已婚妇女的影响只会越来越严重。
而在中国老龄化加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尽快推进农村和城市的社区养老服务，加大国民养老资源的自我积累，以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方式，稳定长辈的老年生活。
参考文献
[1]陈艳玫， 刘子锋， 李贤德， 等. 2015—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与老年人口预测[J].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018，，35（05）：45-48.
[2]黄枫. 人口老龄化视角下家庭照料与城镇女性就业关系研究[J]. 财经研究2012，（9）：17-27.
[3]凌文豪. 农村失能老人生活照料困境及出路——基于中国社会福利政策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11， 39（36）：22793-22795.
[4]王高霞. T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发展模式研究[D]. 安徽大学， 2017.
[5]周太彤. 上海老年人照料体系构建中的政府责任[J]. 社会福利， 2006，（7）：4-7.
[6]张善斌. 新加坡老年人照料之启迪[J]. 社会福利， 2006，（9）：56-57.
[7]夏辛萍. 光环还是枷锁——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女性老年照顾者的困境与出路[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7，37（24）：6266-6268.
[8]王琪延.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00，（4）：88-99.
[9]刘希平， 方格， 杨小冬. 国外有关学习时间分配决策能力的研究概述[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4）：524-535.
[10]梁亚丹. 职业女性家庭—工作角色冲突的影响因素研究[D]. 郑州大学，2017.
[11]马焱， 李龙. 老年照料与城镇女性发展——基于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分析[J]. 人口与发展， 2014， 20（6）：76-84.
[12]许琪. 儿子养老还是女儿养老：基于家庭内部的比较分析[J]. 社会， 2015， 35（4）：199-219.
[13]陈璐， 谢文婷. 农村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研究[J]. 人口学刊， 2019， 41（4）：84-93.
[14]王跃生. 城乡养老中的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以2010年七省区调查数据为基础[J]. 开放时代， 2012，（2）：102-121.
[15]Liu L， Chen G.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Care and Self-reported Health of Married Women in Urban China[J].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2010，16（05）：52-29.